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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我党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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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我党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八】   
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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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9/18
文章: 706

经验值: 991
文章标题: 我党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八】 (487 reads)      时间: 2005-6-26 周日, 下午10:14
作者：纳兰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党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八】

王力雄教授： 专制将怎样崩溃

a.中国的崩溃可能不期而至


因为看不到能可以挑战当前政权的力量，人们往往就断定中国不会发生大变化，更无崩溃的可能。然而大变化不是一定都要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细微的积累同样可以导致崩溃。这种崩溃也许事先毫无兆头。就像当年有那么多研究苏联的机构和专家，全世界却几乎无人预测到苏联解体一样。

Al Gore在他的《EARTH IN THE BALANCE》一书中，介绍了美国物理学家Per Bak和Kan Chen所做的一个研究。他们让沙子一粒一粒落下，形成逐渐增高的一堆，借助慢速录象和计算机模仿精确地计算在沙堆顶部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多少沙粒移动。初始阶段，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即使落下一粒沙也可能导致整个沙堆发生坍塌。Bak和Chen由此提出一种“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的理论。沙堆达到“临界”时，每粒沙与其他沙粒就处于“一体性”状态。那时每粒新落下的沙都会产生一种“力波”，尽管微细，却能通过“一体性”的接触贯穿沙堆整体，将新落下沙粒的碰撞传给所有沙粒。那时沙堆的结构将随每粒沙落下逐渐变得脆弱。说不定哪一粒落下的沙就会导致沙堆整体发生结构性失衡——坍塌，也就是所说的崩溃。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摔伤了将军，输掉了战争，最后亡了国家。那国家当然不是因为马蹄钉亡的，用沙堆理论解释，就是那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处在超临界状态，马蹄钉断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中国也如同这样一个沙堆，各种变化和冲击不断落在上面，积累的结果迟早会使沙堆超过临界状态。而到了连马蹄钉都成为“不稳定因素”的时候，专制政权控制再严密，也无法防止崩溃的发生，因为它不可能给每一个马蹄钉都派上看守的兵。

镇压可以把崩溃往后拖，如同用铁锹不断拍打沙堆周边，可以使沙堆继续增高一样。但那种增高不会无限，最终还是要垮，而且堆得越高，坍塌越烈。试验表明坍塌过程将持续到沙堆重归临界状态。不过人类社会与沙堆有一个区别——组成沙堆的沙粒本身是没有能动性的，可以视为常数，因此沙堆的临界状态也是恒定的，坍塌不会愈演愈烈，达到恒定的临界值就会停止。而人是有能动性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变量，由成千上万这种变量组成的社会，平衡状态的临界值会随人的能动而变化。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人的能动性被法律、秩序整合在一起，可以极大地促进临界值提高。一旦社会发生崩溃，失去法律和秩序，人的能动性就会反过来成为推动崩溃的加速剂，社会平衡的临界值也就会随之锐减。

这种临界值的变化，使人类社会的崩溃存在着愈演愈烈的性质，最终的结局将非常惨烈。前面对崩溃导致死亡人数的计算，就是这种临界值变化的体现。之所以中国的政治变化不能以“打倒”方式去进行，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在“打倒”旧制度的同时，有可能引发整个社会进入愈演愈烈的崩溃。

不过，这也不能成为保守不变的理由。因为“超临界状态”对社会而言是无法保持的，崩溃迟早发生。拖得越晚，“超临界”的值越大，崩溃也就越严重。经验告诉我们，大系统有很强的自我维护能力，然而一垮就是兵败如山倒。不去自觉地进行政治改革，专制政权难逃此劫。

b. 没人愿意乱不是中国不会乱的保证


认为中国不会乱的人大都用这样的论据——没人愿意乱。我这时会想起在国内公路上经历的塞车。在行车不畅的路段，虽然都知道保持距离排队通过对大家最快，但因为不能保证别的司机都遵守规则，守规则的车会被不守规则的车“加塞”，于是个人理性就会合理地决定尽量往前挤。正是出于这种个人理性，没人愿意塞车导致了集体塞车。这是一个典型的“纳什均衡”。

在“囚徒悖论”的故事中，两个囚徒若共同抵赖所犯杀人罪，每人只能以偷盗罪被判一年监禁；如果一人坦白了杀人而另一人抵赖，坦白者判三个月，抵赖者判十年；假若两个人都坦白杀人，则各判五年。对两人最有利的显然是共同抵赖，但这种共同抵赖的合作前提是需要事先“共谋”——既包括串供，也包括相互信任。然而审问是隔离进行的，没有串供机会，两人也不能信任对方，因为一旦自己抵赖而对方坦白，对方只需坐三个月牢，诱惑很大，自己则要坐十年牢，损失更大。于是两人在这种非合作状况下的个人理性选择，结果只能是坦白。坦白至少不致于坐十年牢，而且万一对方选择了抵赖，自己则只被关三个月。两个囚徒的个人理性综合在一起，结果是每人各判五年，远坏于共同抵赖只判一年的结果，成为集体非理性。这个结局就是所谓的“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

在非合作的情况下，每个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却是对个人而言的损人不利己、对集体而言的共同不得利。这种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其实远比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的自发理性更为普遍。因此，把没人愿意乱当作中国不会乱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没人愿意乱只是个人理性，中国会不会乱却取决于集体理性。在无法“共谋”的情况下，实现集体理性的唯一可能是所有“局中人”都自觉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广义的共谋）。然而人性自利，在别的“局中人”都遵守原则时，自己破坏原则可以得到最多的好处，很难保证没有人不受诱惑。而只要有一个“局中人”破坏（或者是被怀疑破坏）了原则，就足以让其他“局中人”争相效法。在已经丧失了文化和道德之“共谋”的中国，有任何理由相信所有中国人都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

囚徒的故事只有两个“局中人”，无法“共谋”尚且导致了集体非理性。对中国会不会乱的问题，有着十三亿个“局中人”，每人都是独立的变量，又如何实现“共谋”？当变量多到一定程度，就进入所谓“混沌”，其发展走向将脱离任何单独变量的主导，也不会是变量的共性叠加，而将产生无法预料的结果。因此，十三亿中国人形成的最大混沌，会远远脱离没人愿意乱的主观愿望。

c. 动乱怎样在专制镇压下实现“串联”


中国的独特现象——广泛的局部不稳定（每年几十万起群体反抗）和全局的超稳定之所以并存，在于专制政权能够防止反抗力量的串联。只要局部反抗存在时间差，专制政权就可以利用现代交通的速度，迅速集中起针对局部的优势力量，将反抗镇压下去。今日政权掌握的武器、通讯、机动性等绝对优势，可以确保任何局部反抗都无成功可能。唯一可以改变力量对比的，是众多局部反抗能在同一时间起事，变成全局动荡，造成政权首尾难以兼顾，镇压力量分散为杯水车薪，优势也就化为乌有。然而局部反抗同时起事的前提是事先串联，在这一点上，专制政权把串联视为大忌一点也不奇怪。专制措施的很大一部分——不许组党结社、禁止民间办报、严控NGO、把持宗教组织、设立网络警察等，追根溯源都是为了防止在其体制外的串联。

当局除了防止行动和组织方面的串联，还着力切断思想的串联。思想具有更广泛的串联能力，可以把局部反抗的不同内容集合为共同目标，上升到对专制制度和统治集团的否定，成为联合行动和整合组织的基础。行动与组织的串联尚可一定程度在底层自发进行（如历史上的帮会组织），思想串联却离不开知识精英，因此当局在六四后采取多种措施吸纳知识精英，使其为统治者而不再为被统治者提供思想资源，成功地结成康晓光所说的精英同盟。同时阻断知识界异议人士与底层民众的沟通，基本做到让底层反抗失去思想灵魂，仅仅是就事论事，不成气候。

这造成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日益精致的统治技巧和不断加强的技术手段使得专制政权似乎可无限期维持，没有任何办法和能力破解。然而这如同烧着火的锅炉把所有出口焊死，纵然一时像光洁耀眼的奖杯，最终结果却只能爆炸。这不仅是一种形容，从串联角度可以进行分析。专制政权能切断社会在政治上的串联，却不能切断社会日常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的串联。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普及经济串联的过程。因此也就提供了这种可能——某个覆盖经济总体或人们共同生活的事件，突然成为动员整个社会的总号令，引发各处的积怨和反抗在同一时刻爆发。这在效果上相当于实现了共同起事的串联。在信息不畅的古代，这种串联往往被人人可见的彗星、日食或自然灾害引发；在政治动荡的年代，这种串联可以由政治人物的死亡（如周恩来、胡耀邦）、谣言或小道消息形成；在经济一体化日益紧密的今天，这种串联最可能通过金融危机、股市崩盘、大规模失业等实现。而这一类串联却是政治镇压无法防范的。相反，政治镇压的效率越高，社会越是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政治串联。

这种方式的串联虽能普及广泛，却是无法提升水平，几乎只能停留于闹事层次，盲目而无理性。由于压抑太久，爆发会形成一呼百应、百呼万应的局面，社会对权力体系的不服从连锁扩大，往往权力体系来不及反应就会陷入瘫痪乃至崩溃。而这种墙倒众人推的暴乱，恰恰不需要知识精英介入也可以发生。因此权力精英不会由于对知识精英的成功收买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

d. 有利歌舞升平 无利群起攻之


文革时期看似天下大乱，毛的统治却极其稳定。正是由于毛对这种稳定的信心，才敢于把中国抛入大乱。今天的中国看似相当稳定，却正是因为当政集团对不稳定的担心，才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比较毛时代和今天，可以看到一个区别。“大跃进”导致的经济危机饿死上千万人，对政权竟是波澜不惊。今日中国富了许多倍，但即使发生的经济危机小得多，也会带来致命后果。

造成不同的原因在于，毛时代政治高于一切，且能得到人民相当程度认同，因此经济只是局部问题，即使发生危机也不会影响政治稳定。今天则是经济高于一切，人民也不再相信被当作门面的意识形态。缺乏意识形态说服力的政权只能以有效性代替合法性，这时的经济危机就不再是局部问题，而正说明政权有效性的降低。一旦有效性降低，人民的服从随之而降——就构成了政治危机。

在经济改革顺利的前二十五年，经济发展被专制政权当作灵丹妙药，以此化解所有社会矛盾。这在一时相当有效，但也制造了一种以“贿赂”买“稳定”的局面——即通过不断给人们利益以换取服从，从而把服从和利益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利歌舞升平，无利群起攻之——可以说有利则稳，无利则不稳，而这“有利”和“无利”的一字之差，能使看似稳定的社会说变就变。

在这种情况下，当政集团保持稳定的主要方法，除了镇压以外，就是让中国的经济之车不停地疾驰下去，不能有任何停顿倒退，连速度慢都无法保持稳定，更不要说出现经济危机。然而经济发展是有规律和周期的，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发展。世界几乎每个曾被视为经济楷模的社会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危机，导致萧条或衰退，美国、日本是这样，东亚四小、巴西、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都曾有过同样经历，何以相信唯独中国经济就能永远疾驰下去？一个社会稳定还是不稳定，考验不是在顺利之时，更重要的是在挫折关头。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无论是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古典经济危机，还是以金融风暴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危机，或是以出口链条中断为特征的全球化经济危机，都已积累下众多爆炸性因素，随时可能引发。不管其中哪个危机，都会导致失业、犯罪一类的社会危机，或引发各地动乱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单独发生哪一个都已很难对付，一旦三重危机叠加，同时爆发，就是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挡中国的崩溃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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