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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党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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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9/18
文章: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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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纳兰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党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六】
作者：王力雄教授
d. 经济主义的“拐点”
与毛时代要求人人成为政治人相反，现政权努力把全民塑造为经济人。现政权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于经济发展，其合法性的缺失也主要靠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来弥补。而其维系社会稳定的策略，则是把中国塑造成一个纯粹的经济社会，人人一心逐利，不关心政治，从而也就不会对权力形成挑战。
在我看来，无论是把人全当作政治人还是全当作经济人，都会导致失衡。前者恶果凡经历过毛时代的人都会记忆犹新；后者的坏处现在虽已放眼可见，但还没有完全暴露。“改革开放”是一个从前者向后者转换的过程。过程的前半部会以“矫枉过正”的积极效果为主，既放弃了“政治挂帅”，又没有走到“一切向钱看”的极端。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体会是利大于弊。然而随着发展，则会出现一个“拐点”，使经济人社会的弊病日益凸现：
一是一旦社会全部目标在于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就具有动物社会的性质。有足够的肉喂给狼群，控制局面（保持社会稳定繁荣）并不难，而当肉少狼多的时候，狼群就会起而争抢，相互攻击，寻找新的吞食目标，局面就容易失控。在政治挂帅的年代，经济与政治是分开的。经济出现问题，对政权稳定影响不大。“经济至上”的社会则不同，任何经济问题都会变成政治问题。那些平时看似只追逐利益不过问政治的人，一旦利益丧失，就会立刻成为激进的甚至非理性的政治反对者。
二是人对物质的追求没有止境。在尚未温饱之前，物质增加会给人满足感，在温饱之后，物质的增加不但不让人满足，反而更刺激人的贪心。物质主义作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也符合这条曲线——其在消灭贫困的阶段具有积极效果，到了追逐物欲的阶段则会变成负面效果。决定出现“拐点”的前提是人口与生态的关系。中国的生态不能提供13亿人满足贪欲的资源，因此人们要想在有限资源中追求无限欲望的满足，很大程度只能靠与他人进行争抢。那些争抢在个人水平上也许都是日常小事，但是广泛分布于社会的日常冲突，经过社会阶梯式的积累、富集和传递，最终就可能汇合成社会整体的紧张，直到演变成全面动荡。
三是当社会变成经济至上之后，就只能在追求效率的路上不断往下走。开始也会经过一个积极阶段——抛弃了绝对平均主义，又没有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体现了这种积极面。然而也会出现“拐点”，导致越来越多地丧失公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因为效率是经济的生命，公正却是效率的障碍。中国社会走到今天这种罔顾公正的状态，并非邓小平的本义，也非后来的当政者所能扭转。经济社会虽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民主国家因为存在多党竞争，以公正为宗旨的左派政党可以利用民选机制进行平衡，约束政权不向效率和资本过度倾斜（虽然效果并不理想）。而专制社会没有这种出自民主的平衡机制，要么“专”于毛泽东之“制”，要么“专”于邓小平之“制”，因此只要走上经济至上之路，结果必然远离公平。
今日社会的两极分化是从一个平等起点——毛时代的经济平等——开始的，是在一代人目睹下扩大到今天这种地步，因此中国百姓不会再像古代那样（那时人生下就看到长久固定的贫富之差）把这种贫富视为天命，而是充满愤怒和报复的冲动。不公正可能给社会造成的危险，比过去任何年代都要大。
e. 为什么国外与国内人眼中的中国不一样
近年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国外人士——包括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大都认为中国状况很好，且会越来越好，国内的看法却往往相反。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国外人除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印象深刻，到过中国的几乎都对财富增长和建设速度惊叹不已。那是亲眼所见，不能否认。然而需要把眼光伸展得远一点，看一看中国的财富是在按照什么样的方向聚敛和流动——那是一种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下层汲取到上层、从“面”上向“点”和“线”集中的方向。它既是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导致的趋势，也是国家资本主义催生的结果，同时专制政权对其官僚体系进行评价和激励的“政绩”要求，也在鞭策各级官吏不遗余力地制造着“看得见”的繁荣。
国外人士到中国来，看到的是哪一部分中国呢？——是城市，而且是大城市或都市；接触的是上层，如果不懂中文，甚至只能和讲英语的中国人对话；即使他们有机会“下去”走动，也离不开观光点和交通干线。那么充斥他们视野的，诸如高工资、高消费、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公路桥梁日新月异……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正是在城市、上层、“点”和“线”上，不仅是当今中国的财富聚敛之地，是各级财政投入之地，也是层层官员大显“政绩”之地。要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有那么多饥饿、战乱与死亡，不也有灯红酒绿的上海，其繁荣被誉为远东的巴黎吗？
不错，城市、上层、“点”和“线”也都属于中国，然而那仅仅是中国的一小部分。更大的中国是在农村、在底层、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国土上。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有可能在那些地方深入下去，就会了解中国的总体状况到底怎样，也就会理解为什么有识之士总是忧心忡忡。而被社会发展越甩越远，被不断地吸光血液，同时集中了大部分社会矛盾的农村、底层和中国的广大地区，本应是我们国家得以立身的基础，可是，如果在那里分布的反而是贫穷、衰败和愤怒，从国外看到的中国哪怕再辉煌，也不过是建在流沙上的摩天大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轰然倒塌。
f. 专制政治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翅膀
导致中国经济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原因来自多方面，其中专制政治应该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举例说，中国经济大量吸收外资，2002年中国引进的外资数量达世界第一（527亿美元），占中国GDP的4％，是中国GDP年增长率8％的一半（尚不考虑虚报的GDP），足以见外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
为何在永远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眼里，中国成为乐土？资本如同水一样总往低处流——哪里没有民主法治的众多制约，只需打通权力；哪里不允许工人为自身权益斗争，可以尽量压低工人福利；哪里没有对环境保护的严刻要求，或者要求也是表面文章；哪里的政府不是维护本国人，而是专给外国资本开绿灯，资本当然就会往哪里去。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资本情有独钟之地，专制政治的“保驾护航”功不可没——只要当权者希望引进外资，就可以按照资本的意愿提供各种方便，而民众却没有表达意见和进行反对的可能。
资本在中国可以把成本压到最低，从而廉价地向世界倾销产品，把中国变成“全球制造中心”。然而这并非是值得骄傲的角色——付出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供给的是外国人。一棵生机勃勃的树长在地上不是GDP，把它砍倒了就成为GDP，把它卖到国外就成了出口额。即使眼下能够挣到一点钱，对一个已经处于生态危机边缘的社会，长期利弊孰轻孰重？
专制政治对经济的另一种拉动是靠财政投资——所谓的“上项目”。专制权力永远有建设大工程的动力，尤其是由工程师构成的决策核心。一方面其个人的纪念碑情结会物化于“世界之最”、“史无前例”一类工程；另一方面无论是为解决社会难题还是表现个人政绩，在其他方法难以推动经济的时候，政府投资就成了最方便的手段。而对于各层官僚，每一个“项目”都有众多获利机会与弄权可能，因此上下一心，相互配合。“上项目”成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权力集团最热衷的活动，整个中国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大工地。无疑，所有项目都会成为GDP，并且带动链条创造更多的GDP。然而这种GDP带来的好处只是一时。长远看，由于项目是被权力意志决定而非产生于社会需求，很多项目的结果都会是劳民伤财，破坏生态，没有效益，反而导致巨额财政负担甚至财政破产。这在中国基层政府项目中已是普遍现象。中央政府的大型项目，若干年后将会显露更严重的恶果。
中国的专制制度覆盖广泛，政权对银行的控制程度世界少有。这也是专制政治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其可任意调用居民存款，一方面作为上项目的资金，一方面可以填补以往造成的亏空。中国银行的几万亿元坏帐，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权力制造。而那几万亿元往外花时都算GDP，也都构成经济增长的百分点，造成的问题却被掩盖于黑箱。然而无论财政赤字还是银行坏帐，最终都不能因为被掩盖而消失，只是拖后而已。拖得时间愈久，未来的麻烦愈大。
除了以上所述，还有一个人人皆知的虚报数据，也应该算作专制政治对经济的独特“拉动”。
上述几方面加在一起，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到底能达到多少，恐怕不容易算得清。我相信占的比例不会小。但如果有人就此得出专制政治适于经济发展的结论，倒不让人同意。因为这就像农民讽刺的那种“拿盖房钱下饭馆”的败家子，头几年可以吃得满嘴流油，以后却会连安身之地都找不到。
g. 要在政治当中寻求中国经济的出路
如果政治和经济不保持同步发展，就像脚踩两条驶往不同方向的船，终会失去平衡。当中国从“短缺经济”变成“过剩经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两条船就开始驶往不同的方向。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的缺吃少穿和八十年代的能源、交通及原材料紧张是短缺经济的典型表现。相对而言，解决短缺经济比较简单，要的只是提高生产。生产多一点，短缺就缓解一点，社会也就改善一点。在政治方面，那时只需要配合增加生产的目的，进行类似“大包干”、“自主权”一类的调整就可以，不必触及根本。解决短缺经济这种相对简单的性质，使得经济改革先行的模式容易获得成功。生产发展了，即使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社会状况也会明显改善。甚至以专制政治的权威性，还可能比在民主政治下有更高效率。
过剩经济是供大于求，从九十年代末期，中国已经成为生产过剩的社会。这时就变得复杂起来，再继续发展生产等于火上浇油；而减少生产，且不说各级官员（包括政府本身）的有效性与“政绩”都靠经济发展速度来维持，仅仅是社会每年需要安置的劳动力（包括下岗失业人口），如果不能继续扩大经济规模，也无法吸收，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隐患。
生产出的产品多于需求，又必须继续发展经济，在这种两难面前，解决途径只有两个：一是想办法扩大产品销路；二是扩大经济规模主要得靠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而非提供产品的第一和第二产业。
前一个途径，中国现在很大程度是靠出口（出口问题后面再谈），但是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无论何时都应把主要市场立足国内。那么扩大国内市场的产品销路，前提是国内消费者必须有钱。
中国八万亿元居民储蓄看似不少，且不说其中的72%属于8.9%的富人（何清涟），即使全部按人头分，每个中国人也才六千元。人们对这些钱的指望是养老、医疗、抚养和教育子女等，不是多了，而是太少。欧美国家人们习惯借钱超前消费，原因在于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必担心未来。而中国不仅是占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就是原本的国有企事业职工，也因为当年以低工资换取的高保障被废除而朝不保夕。因此尽管普遍眼前收入比过去高，人们却尽量储蓄而不消费。从这一点而论，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应该是促进社会消费的有效途径。
但是更有效的途径是让多数底层劳动者上升为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只有在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时候，才会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消费基础。而对一个只有权势集团和低收入劳动者的两极社会，经济“过剩”在本质上是不可解决的。前面说的扩大经济要依靠第三产业，前提也是需要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因为只有达到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状况，才能更多地购买服务、而不是只能把有限的收入用于购买生活必需的产品。
说到这，问题已经比较清楚，无论是建立社会保障，还是培育中产阶级，都是跟社会分配有关的问题。而分配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因而得到这样的结论也就是顺理成章——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出路，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解决。
h. “新中国”的中产阶级之沦落
今日中国有没有日益扩大的新生中产阶级，对此有不同说法。这里只从稳定社会的功能角度观察。中产阶级不是权势阶级，但他们从所在社会获得好处——教育良好、收入可靠，生活稳定，生老病死有保障，因此他们一般对社会秩序高度认同，是社会的稳定因素。
毛时代的国有企事业职工虽以今天标准衡量收入低下，但是从可靠，稳定，有保障的角度，都符合中产阶级特点，他们也的确构成了那个社会的稳定基础，因此被有些社会学家视为“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
而今，下岗、失业、丧失社会保障成为国有企事业职工相当一部分人的命运，原本的可靠稳定不再，饭碗朝不保夕，医疗失去保障，社会地位沦落底层，他们对当前社会也不再认同。
那么在中国走向自由经济的过程，是否产生了另一个新生的中产阶级呢？虽然人们收入普遍增加，但是把购买住房、子女教育、养老和医疗考虑进去，收入增加的幅度便要打很大折扣。尤其是在养老、医疗两方面有保障的人为数很小。一场病就得倾家荡产是大部分人面对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今日社会的中产阶级达不到毛时代的规模。
一方面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是原有的中产阶级沦落，新的中产阶级却未壮大，这种反差从侧面说明了改革以来社会分配存在的不公——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是被少数人攫取，而没有被多数人享用。
有人会问：在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存在一个人数可观的高消费群体，他们不是中产阶级又是什么呢？那其中确有一部分市场经济的成功者和工薪阶层的金领贵族、高级专业人士，包括一部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年轻人，但是从整个中国看，这种高消费阶层主要是由权势集团及其亲属构成的。中国官员众多，遍布整个社会，尤其集中在城市。如果有条件对中国的高消费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和追踪，会发现最高档的消费要么是直接的公款支付，要么是有求于权力的请客送礼，或者是来自当权者的贪污受贿，总之大多都会和权力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无疑，这个具有特权的集团是从当前社会秩序得到最大好处的，也是最为认同这个社会的。然而特权集团不是中产阶级，也不会发挥中产阶级对社会的稳定作用，因为中产阶级是不制造社会冲突的，只起稳定的作用，而特权集团却相反，他们恰恰是社会冲突的源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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