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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党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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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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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纳兰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党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五】
王力雄： 千年专制已到头
1. 穷途末路与回光返照
a. 中共的意识形态自杀症
统治依靠的基本力量一是强力，一是意识形态。强力顾及不到之处很多，意识形态却无孔不入，让人自觉服从。同时，意识形态还给当权者提供合法性，以及驾御精英、教化民众、裁判异端等。如果意识形态缺失或混乱，仅仅依靠强力统治是不会长久稳定的，今日中国就是这样。
一方面，中共不能公开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天道”——即共产党要带领民众消灭剥削压迫，实现理想世界。这关乎根本，共产党正是因为扮演了救民于水火的“恩人”角色，才可以不加解释地自命“领导一切”，理所当然地让其各级书记占据一把手之位，任意支取国库用于其党开销，各地党委无偿占有黄金地段房产（包括中南海），以及由人民纳税供养的军队必须听从共产党指挥等。若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贯穿下来的公理，它这一切宣称和占有都无法解释，也不会被接受。从这个角度，共产党只能充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的革命党，而不能变成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执政党。
然而在实践方面，今日中共早已背离其“天道”，变成了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世俗权力集团。其采纳的资本主义经济手段，与其宣称的“天道”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宣称要解放的社会主体——工农大众重新沦落底层；而马克思主义发誓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成了社会主人；中共自身则变成国际资本和国内工商界的同盟者与保护人。
对这种说与做之间不可调和的分裂，邓小平的策略是理论上以“不争论”回避，行动上则放任言行不一的机会主义。这种策略虽然最为简单易行，却也是最不负责。对社会的长远安定、包括对统治集团自身都不利。因为其在意识形态上继续尊奉马克思主义，国内外资本家即使从其相反行动中得到利益，却不会对其信任；而其在行动上与马克思主义背离，则会被底层民众视为叛卖，从此不再对其认同。这种口是心非使意识形态丧失真诚，也就失去对社会的说服和对统治的维护；这种分裂同时还造成，其作为合法性根据的意识形态同时又是对其自身行为的否定，等于是自己给反对者提供武器。目前中国每年多达几十万起的底层抗议活动，大都是以当政者的意识形态来反对当政者的行为，最终势必会延伸至否定当政者本身。
b. “三个代表”的机智与得不偿失
当政集团对意识形态进行重构的努力见于近年提出的“三个代表”。比起“不争论”，“三个代表”是一个超越，因为“不争论”本身不是意识形态，只是一个专制禁令，它可以回避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矛盾，却也无法利用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而在社会冲突日益激烈的今天，仅靠“稳定压倒一切”的权力意志缺乏说服力，不得不寻找能够把理论与现实统一起来的意识形态新框架。
“三个代表”可以摆脱马克思主义束缚，首先把共产党原本代表底层大众变成了代表全民，以此解决其与资产阶级联盟的矛盾；二是把共产党原本消灭剥削压迫的任务变成了发展生产力，以此为其放弃社会公平而追求经济效率找到说法；三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变成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不再受限于空想教条，可以“与时俱进”地走哪算哪。
相比简单粗糙的“稳定压倒一切”，“三个代表”机智得多，可以给现实的各种矛盾提供一种左右逢源的解释话语，并以此解除底层群众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以往官僚面对群众“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和质问时，往往理屈词穷，有了“三个代表”则可以理直气壮地打起“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旗号，否定显然不那么“先进”的工农；打起“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旗号，否定就具体事情而言只可能是局部的群众。
不过这并非真地解决了意识形态的矛盾。邓小平虽然专横，还有对事实的尊重，至少他知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无法调和，不能同时被代表，于是只有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三个代表”则是要同时代表，同时姓资姓社。其如此自封的根据，不在于理论上有了出路，而仅仅因为“权力就是真理”。
“三个代表”拆掉了原本的障碍，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但同时带来新的问题。一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虽使行动更为自由，也使中共难以再利用过去的意识形态资源。口头上强说“三个代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际连过去批判的“修正主义”都不如。赫鲁晓夫当年搞的“全民党”，还有宣布苏联社会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前提，逻辑上可以和马克思主义相通。“三个代表”本质虽是“全民党”的老调重弹，却是在重新制造出一个资产阶级之后提出。即使加上了“与时俱进”的注脚，一个以“共产”命名的政党代表资本家（并且吸收资本家入党），也如挂着“素菜”招牌的饭馆卖牛排一样不合情理。企图同时代表矛盾的不同方面，结果只能成为一种指鹿为马。
二是“三个代表”虽然可以扩充周旋余地，却导致本来冲突的各方都能从同一锅杂烩里各取所需，都可利用“三个代表”为自己辩护和争利，却没有一个能驾御全局的逻辑架构进行裁判，结果不但不能消除矛盾，反而可能加剧冲突。当然当政者可以从中得到最大方便，只要随时根据情况转换所代表的对象，就能怎么做都有理。其实，什么都代表等于什么都不代表，最终只代表权力本身。这种方便的投机固然能给当政者带来好处，但也会同时失去面对长久的说服力和公信力，最后招致各方都把怨气集中于权力。
三是中共由此将会失去“革命党”的身份。以往号称为底层大众翻身解放时，中共有“领导一切”的理由，也可以把阶级斗争、防止复辟等作为坚持专制的根据，从而得以为所欲为地使用权力和支配社会资源。但是当其把代表性扩大到整个社会时（尽管只是名义的），性质上就变成了“执政党”。革命是不需要征得同意的，执政却需要征得同意。这时，所谓“三个代表”首先要解决“谁同意你代表”的问题，而共产党也要面对“凭什么你执政”的质疑。专制统治因此会比原来更缺乏合法性。
c. 政权有效性不等于合法性
所谓政权合法性，归根结底是当权者凭什么掌权，而别人凭什么服从的问题。合法性理论把合法性归纳为三种来源，一种是来自神意、宇宙秩序、绝对观念……如“君权神授”、“奉天承运”等；一种是来自人的契约，如公民选举、公民对宪法原则的同意等；还有一种是所谓对价值准则的反射式认同。
中国政权是没有社会契约基础的；作为最大的无神论社会，政权也没有宗教基础。毛泽东掌握政权靠的是第三种合法性来源：一是中国人在传统观念上对“打江山坐江山”的认同；二是毛以其“为人民服务”宗旨所交换的人民拥护。毛把人民放在至上位置。在他眼里，古代的王位继承是坏的，西方的选举也是假的，因为那些帝王、总统都是为个人利益。只有他是真正为人民。不仅他的夺权是为了“解放人民”，而且他的执政也在始终尝试把权力交给人民、由人民看管官僚集团（文化大革命是此种意图的集中体现）。世上哪个统治者会任由老百姓造官员的反呢？仅凭这一点，他就可以认为他有充分的合法性，而中国民众也的确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了这种合法性。
今天，中共打江山的一代已全部离位，毛曾试图给予人民的权力也被收回，官僚集团重新成为社会主人，施威于人民。不过当权者还得继续尊奉毛。因为既非民选，又非神授，当权者的合法性唯有系于对前任的继承——无论是“接班人”，还是“第×代”，或是“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都只能在前任基础上存在，否定前任就意味否定自己。正因为这一点，邓不敢否定毛，江不敢否定邓。胡锦涛所以能上台，保障也在邓的隔代指定。这种来自前任的合法性可不像民选，无法半途更换，只能沿着源头（开源者为毛）往下流。
然而权力继承传流下来，为人民服务却偷换成与官僚资本结盟，第三种合法性（价值认同）的来源对今日政权也随之丧失。这种结盟无法再变（除非放弃市场经济），当政集团的“爱民”姿态或是当政者个人的“亲民”表演，都只能被视为宣传与做秀。人民对此心如明镜——如今的中共已完全不是毛的中共。群众中怀念毛的思潮不能全部解释为愚昧，因为三种合法性来源，毛至少有其中之一，而现政权却是三者皆无。与其视为是群众对毛的怀念，不如视为是群众对当政者合法性的要求。
目前政权用以代替合法性的，是其基于现实的有效性——即此政权是眼前现实，别无选择，人们因此只有服从。有效性并不等于合法性。一个具有有效性但缺少合法性的政权是可以存在的，甚至能维持相当时间，然而前提是要取决于其有效性的程度。对仅仅基于有效性的政权，一是公众会无止境地要求其有效地承担一切责任和解决一切问题；二是一旦其有效性下降，社会不服从马上就会成正比地上升。合法性却是相反，它往往不是在有效性强的时候体现，而是在有效性不够的时候体现。“合法性的本质就在于它不管实行了怎样有偏差的政策而仍旧承认这个政权。”（Lucian W. Pye）有效性获得的是服从，合法性获得的却是忠诚。不言而喻，这二者对维系社会的效用不可同日而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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