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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日本在中国 6 】台籍人在日据东北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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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日本在中国 6 】台籍人在日据东北特辑 -- HGC - (582 Byte) 2005-6-26 周日, 上午10:20 (860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黄顺记：东北求学与行医的回忆（外一种） (517 reads) 时间: 2005-6-26 周日, 上午10:25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日本在中国 6 】台籍人在日据东北特辑

东北求学与行医的回忆
黄顺记口述

长荣中学

我於公学校毕业後，进入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台南长荣中学就读。长荣中学的足球队很有名，是由英籍校长Edward Band所教导，他自己本身即是剑桥大学的选手。我就读长荣时，学校正好成立足球队，我立即加入，主踢後卫，为足球队队长。二年级时，长荣的足球队曾和台南中学（日本人）比赛，我们表现得很出色赢了这场比赛。有一次英国海军在高雄港上岸，亦曾到台南来和长荣足球队友谊赛，他们很会踢，都踢得很准，当然赢我们。加上他们都穿著鞋踢，而我们是打赤脚的，抢球时常被踢得很痛，因此隔年，校方就为我们队员购置鞋子。当时我很喜欢运动，不仅踢足球，也常打网球，跳箱、平衡木都会，偶尔也踢橄榄球。

我们毕业前，由校长领队带我们到香港、厦门、汕头毕业旅行，顺便和当地的中学举行友谊赛。我对当时的厦门、汕头印象不错，尤其对汕头印象特别好，觉得汕头市容相当乾净，厦门则较为脏乱。当时我们的民族意识皆已抬头，对於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均深感不满，因此很希望台湾重回祖国的怀抱，此次到祖国旅行，更刺激我们这种思想。至於香港，我的印象也很不错，香港是由英国人治理，大家民族意识强烈，都无法接受此事。

我们毕业旅行一共有十来天，回程途中碰到台风，差点翻船，我们只得到澎湖风柜避风，但无法上岸，直待风小後才得以回台。

满洲医科大学

（一）入学经过

我在长荣中学毕业後并没有马上再升学，因为我是家中长子，长辈们咸认为我不应外出，必须留在家里帮忙，因此在家乡的庄役场农业组合帮我找到一个书记的工作。後来因为叔叔在信用组合任组合长，就安排我到信用组合工作。三年後，我认为自己应该再念点书，因此一边做事一边存钱，并准备考试；其後我选择前住满洲，参加满洲医科大学考试。

满洲医科大学位於渖阳，为满洲唯一官立医学院，其程度和日本帝国大学相去无几，是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创设，其後满洲才有关东州立旅顺医专。我之所以选择报考满洲医科大学，主要是我一位长荣中学的前辈（学长）王大树（台南人）在满洲医科大学就读，他提供不少资讯给我；而且学校学费低廉，一年学费三十元，成绩优秀者尚有奖学金可以申请，因此我乃决定前往满洲。当我向家人提出此议时，曾遭到父亲极力反对，不过其後父亲仍给我学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让我前去。我先搭船到日本门司，再乘联络船到韩国釜山，然後换火车直达渖阳，前後共五天五夜。事後听说由大连直接搭火车到渖阳只要四天三夜。

（二）满洲医科大学

满洲医科大学创於一九一○年，原名南满医学堂，後改为满洲医科大学。分为学部、专门部两部，修学年限有七年、四年之分，七年制者是先读预科（高等学校），再读四年医科，不过医科部份都一起上课。

满洲医科大学是满铁株式会社设立的，教授都是日本很有名的学者，设备完全与日本的国立医科大学相同；该校的学生大部份是日本学生，亦兼收一部份中国学生。满洲医科大学一年录取五十人，我报考这年，参加会考的共有四、五个台湾人，不过只有三个考上，其余多是来自日本和上海的学生。

我於民国十八年（昭和四年）前往满洲，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曾经亲眼目睹。事变发生後，在满洲就读的中国学生、台籍学生因日本侵入，多逃回中国，我也因此逃往北平。当时我有一位表弟杨希荣（後改名熙荣），他晚我一年到满洲医科大学就读，读了一年後碰到「九一八事变」，即逃到上海，後来考上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後来单独迁至上海，更名上海医学院），即未再回满洲。杨希荣於此校毕业後，并未从事医学工作，反而活跃於政治。我则在北平待了一星期，发现北京医科的设备甚差，如解剖系，全校才一具尸体供教学，满洲医科大学则是每个学生一具教学尸体，因此衡量之下，我还是回满洲。

由北平回满洲的途中最危险，很多中国兵专挑台湾人下手，视台湾人为日本侦探。我穿著制服、坐火车回渖阳，没想到被带下车三次，有一次很幸运，碰到一位警察头子是奉天日本中学毕业的，听得懂日语，他听我们两、三个人交谈後，知道我们只是学生，才放我们回去。

在满洲医科大学就学期间，因我的成绩优秀，每年皆获得奖学金三百元日币，以此可以缴纳学费、宿舍费，并添购书籍及衣服、学用品等，对於一个学生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就学期间，我每年暑假都回台湾，因为当时搭车船的费用相当便宜。

我在满洲医科大学读的是四年制的专门部，和学部一样，在学期中也要实习，但毕业後则不用考医师执照，只需申请即可，拿的是日本医师执照。毕业时我们班只剩四十人，因为「九一八」後有些学生没再回来。

（三）九一八事变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我正好是满洲医科大学三年级学生。九月十八日夜半，奉天附属地向奉天城内（渖阳市内）军营及兵工厂发大炮攻击，日本兵同时包围东北兵营，实施占领东北兵营，日本奉天附属地内只准出，不准进；市内到处都有沙包围墙、及卫兵守卫著，宛然市内突然变成战场，但看不见有张学良的部队出现。听说此时奉天市都已经被日本兵占领了，少数留守东北兵营的张学良部队已经投降了。因为当时张学良的部队部驻扎在北平，留守奉天的很少。

「九一八事变」完全是日本关东军自导自演，并没有所谓「中村大尉被中国兵打死」的情事发生，那只是一个藉口、谎话。继奉天市被占领後不到一个月，全东三省都被占领，只剩下马占山部队在东北黑山县附近一带，与日本兵打游击战，最後还是被日本兵消灭了。

日本兵占领东三省一年多之後，就把前清皇帝溥仪请到长春，建立伪政府，名为满洲国，溥仪自号康德皇帝。日本在此施政十数年，直到日本投降之日为止。

开原开业

满洲医科大学毕业後，我并未回台湾开业，而是先在奉天（渖阳）赤十字病院服务，主诊皮肤科。皮肤科的内容五花八门，举凡性病、泌尿、疝气、膀胱切除等，需动手术者亦多，一天到晚都在开刀房。後来因为手术後必须常洗手，但我的手受到感染，不能常常浸水，不得不转到不用常动手术、也无需常洗手的小儿科。

在赤十字病院多年後，我才到开原市开业。当时大连有四、五个台籍医生开业，抚顺有粱宰去开业（他是台北医专最早毕业的学生，很早就到东北开业，其家族几乎都是医生，约有七、八个在抚顺开业），鞍山也有一个台湾人开业，但开原、四平则没有台湾人前去，所以我选择到开原开业，另一位台湾人杨毓奇则选择到四平开业。杨毓奇是杨希荣的堂兄弟，和我也有亲戚关系，其後他亦回台任彰化基督教医院第二任院长，曾被派到英国留学，後来移民南美巴西，日後又因经济不佳，迁往美国，今已逝世。

开原位於铁岭以北、四平以南，离抚顺较近。铁岭主产铁矿，开原则产大豆、高梁，生活水准尚属不错，主食多以大豆、高梁为主，也有小米、玉米，因不产稻米，所以白米较贵，开原的人口并非很多，约四、五万人。

我在开原开业，患者多是中国人，其次才是日本人，亦有朝鲜人、西伯利亚人。虽然这么多人种，但语言并未造成我的困扰，因为我幼年曾以闽南语学过汉文，後来再学国语，甚易领悟，而且现学现用，一周内即可交谈会话，毫无隔膜或障碍。

我在开原的博爱医院属於综合医院，每科都看，医院医生及护理人员一共一、二十人，雇有一台湾籍医生施锡卿（日本九州医专毕业）。台湾光复後他并未回台，仍留在东北，近年曾回台省亲两次，都来找过我，後因胃病，手术後只得留在当地静养，即难再回台。

满洲风土病中，传染病甚夥，多以虱子为媒介传染；回归热也很多，天花、霍乱、伤寒、赤痢也不少，主要因当地卫生环境不佳所致。

我开业十年後，三弟深智毕业於满洲医科大学後，就来开原接我的班，因此我得以回满洲医科大学再修博士学位。

四年後，民国三十五年四月，我通过博士论文考试，主论文题目是：〈硅酸曹达の连续的投与にょゐ家兔〉。副论文为：〈胸腺淋巴体质に就ぃて外三篇〉。指导教授为稗田宪太郎、副教授为井上一男。

我是家中长子，其下有五弟三妹，二弟奇东在家乡继承祖业，三弟深智毕业於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学，後考入渖阳满洲医科大学，期满毕业後在该校附属医院小儿科充当医员，後转到奉天市立传染病院小儿科服务多年；日後再到开原博爱医院担任副院长，其後在辽北省西安县城自行开业两年，光复後回台，於台中开设仁慈医院。

四弟雅帮，早年毕业於奉天南满中学，後留学日本九州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後渡满，在博爱医院充当副院长，日後则在邻县昌图站街自行开业两年，光复後回台，於台中开设博济医院。

五弟炳南，毕业於台中州立第一中学，後考入日本名古屋药学专科学校，毕业後任第一制药公司奉天分厂担任药剂师多年。光复返台，在彰化和美开设药厂，後栘至台中，药厂扩大，生产药品种类甚多，造福匪浅。

开原生活

我刚到东北时，因为年轻力壮，并不觉得冷。至於当地风土民情，我认为则和台湾没太多差别，毕竟都是中国人。其後我有机会畅游各地，亦深深体验到中国的伟大，中国由南至北，土地广大，人民优秀，气候又好，可谓为世界仅有。

在东北，我游过不少地方，如新京长春、奉天、锦州、大连、鞍山、哈尔滨、安东、吉林、齐齐哈尔、本溪湖，凡铁路所到之处，皆曾留下足迹。到齐齐哈尔是在念满洲医科大学时，因参加暑假救济团前往该地一个多月。记得当时正逢日本和义勇军战争，需派医生团前去应援，主要做救济穷人的服务工作，我们多在乡下活动，曾发现有传染病等地方疾病。同行的还有两名台湾同学，一位是台南新化人李德彰，他後来在锦州开业，可惜不到五年，因多发性筋炎的细菌续发败血症，卒於满洲医科大学附设医院。他早已结婚，在台湾当过教员後才去读书的，年龄较大，留有一子一女。

另一位台籍同班同学为彭春水，新竹人，满大毕业後曾担任军医，後升为哈尔滨军医大学教授兼耳鼻科主任，後被派到日本军医大学耳鼻科留学两年，日後再回东北哈尔滨军医大学继续任教至日本战败，光复後回台，於新竹开业。

至於关内，我只在「九一八」後去过北平、天津，主要是看有学校可念否，後因失望返回满洲後，即未再前往。至於朝鲜，我则只去过釜山，其余都是坐火车时经过多次，连汉城都没去过。

我於二十三岁在台湾结婚，生了大儿子後，才到满洲去读书，妻子和长子则留在台湾，直到我毕业、开业後，因为患者很多，生活大为改善，经济基础也告稳定，我才敢接他们前往满州。其後的小孩多在开原生育，共有五子三女（实为七子三女，四男治中於六岁时因肺炎病殁。後六年正治於二十七岁时因慢性肾炎、续发尿毒症去世。）

平时我在开原多以打网球为主要娱乐，过年期间台湾人聚会，偶尔会打打小牌。我是基督徒，开原礼拜堂有长老教会，我也常去，其牧师是位东北人，台湾光复後我要回台，他也和我前来台湾，住在我家。但因我也是刚回台，没办法给他太多照顾，後来就失去音讯。

当时东北在日本统治下，台湾人因属日本藉，所以待遇和日本人相同，也有配给粮食，但我们一直没改籍贯，仍是台湾籍；不论是面对中国人或日本人，我都公开声明自己是台湾人。

开原的台湾人并不多，而且都和我有关系，因为我在开原开业之後，线西的亲戚约有十来位前往开原找我，有的是逃避兵役前往，有的是去读书就学，也有去种田、种果树的，这些人都住在我处，我可以说是台湾同乡会的龙头。後来这些人都由我带领他们回台，只有我一位堂兄弟黄再的没回来，因为他娶满洲女子为妻，无法成行。黄再的亦为医生，记得他结婚时，对方以二十天地（天地为当地的计算单位，一天地相当於七分田）的土地为嫁妆，共产党进城後也就充公了。

我在当地买了很多土地、房子，我原来的想法是认为土地不会贬值，将来脱手容易，如果不打算留下来，亦可卖掉。所以赚的钱除寄回台湾置产外，也在当地买了土地，水田则雇请朝鲜人耕种。後来在战争末期还买了一座农场，买这座农场，我有被骗的感觉，这原是一位日本人经营的农场，约有两百多甲土地，养的近百头乳牛也一并卖我，共花我几十万元日币。我想乳牛可以生产牛奶，制成奶粉，这农场也很有将来性，是不错的打算。谁想我判断错误，虽知日本会败，但没料到共产党会进城，而且当时没见过共产党，不知其厉害，因此离开前，所有财产既卖不出去，又无法带走，损失甚钜。

日本投降

七七事变後，我即认为日本一定会输，因为日本人太过莽撞。

日本投降後，中国军即入开原，国民党找了三个开原百姓当代表，我是其中之一，後来他们知道我是台湾人，对我相当照顾。当时到东北接收的军队主要是四川军，这些军人由温暖的南方来到寒冷的北方，多半无法适应；而且在东北只能吃高梁，根本没有白米可吃，他们都不习惯，因此无法作战，眼见各地共产党军横行，也无可奈何，很多地方只能拱手让给共产党。

开原也有共产党，最常见到的是共产党到处挂著「招兵牌」招收民兵，因为共产党都为投军者准备吃住，所以每天都有上百人、上千人去投军，有的还是日本训练的军人。这些招收的都是当地人，又都是训练过的，战斗力很强，中央军怎能敌呢？只要双方一碰上，中央军即溃散，毫无招架能力。不过中央军都在大城市活动，共军多在乡下招兵，双方碰上了是真打，双方打来打去，还真危险。

我看情况不对，早就想回台，但心里自忖：我回台湾，势必要携带家眷亲戚回来，虽然一路会很辛苦，但是只要能平安回到台湾，生活不会有问题，因为这十几年间我曾寄钱回台湾置产，多少也买了几十甲田，有一些依靠。而且此时我才四十一、二岁，如果回到台湾再开业、再奋斗，还会有将来，可以栽培小孩读大学。因此考虑结果，我决定回台湾。

当时有位中央军高参常到我处来找我，我告诉他：「我们这些在开原的台湾人商量的结果，想回台湾，请你帮忙想办法。」因为那时都是军队看管火车，只有军队有决定权，他也很爽快，真的帮我找了节火车车厢，载运全部想回台湾的人到奉天，沿路还派兵护送我们。算来中央军还蛮照顾、优待我们。

这些人除了我的家眷外，其余多是亲戚族人，一共有二、三十人，我把大小行李全都打理好，车厢刚好可容得下。可惜的是我那些带不回来又卖不出去的土地，因为钱一直贬值，土地根本没人要买，实在无法处理，也就只好割舍下。

烽火异乡

我带著浩浩荡荡一行人抵达奉天，然後再到锦州，本计划由锦州搭船回台湾，不过这时已没船可搭；等了一个多月，因为名义上我是领队，有义务安排大家的吃住。幸好後来我接洽到负责美国救济总署的人帮忙，救济总署负责所有路费、粮食，也帮忙买到车票，因而我们才转到天津。

到了天津，许多人又加入我们的行列，回台人数增加百来人，我也去找台湾同乡会设法。不久，有一艘英国船「和生轮」要回上海，我们随即搭到上海。在上海，又没船，我也是找台湾同乡会帮忙，已不记得接洽人是谁，好像其中有一个後来当台北市长的吴三连，他当时是天津同乡会会长，我是开原台湾同乡会会长，又任回台领队，有什么事都找他联络。

当时因为有救济总署可以帮忙，所以我都是先到救济总署领面粉、菜和金钱，虽然不多，总可以渡日；领了以後，赶紧请女人家煮饭、做菜、做馒头。当时因为美国的应援，台湾人均属难民，每人透过会长去申请，发有一张难民证，如果有人愿意到美国，可以以难民身分入境，可是我们都只想回家乡、回台湾。

我们在上海等了二十多天，才搭了艘一万吨左右的招商船回到台湾，此时回台人数已增加到八百余人。这一路的行程相当辛苦，前後共花了三个月时间，於民国三十五年八月一日抵达基隆。我的太太及九个儿女都跟我一路平安回来，堂兄弟则有三十多人回来。

在回来途中，还好我身上带有点钱，不过因为钱币一直贬值，在满洲换的法币，到上海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的价值。这其中有一件我至今仍觉遗憾的事是：我在离开开原之前，曾寄了两百万元到上海给表弟杨希荣，结果他不懂致富之道，不会买金子，倒将钱拿去存在银行。而此时币值一直贬，待我们来到上海时，只剩下白纸一张，没什么价值了。附带一提的是：杨希荣这时已是救济总署的官员，我也常透过他帮忙办些手续。

开业与退休

我由开原回到台湾以後，仍回线西居住，没多久，我就到台中买房子、开业，一直到退休都待在台中。期间我也在中国医药学院医学系当教授及系主任，直到八十三岁才退休。现在比较清闲有时间，我也曾想为自己写些东西，因此手边有一些手写的自传文章，可供你们的参考，并作为我一生的回顾。[按：黄先生已於民国八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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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东北求学与行医的回忆》，标题为HGC所拟，是以《口述历史》第6期收录之《黄顺先生访问纪录》中各同名节内容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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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行医见闻

卢昆山、李谨慎口述

【HGC：以下除原文注明口述者的段落外，均为卢昆山口述内容。】

欧清石律师处当助手

我的成绩不如二哥，台南第二中学毕业後未能考上理想学校，经吴秋微、高秀员夫妇（按：吴秋微为医师，澎湖人，在台南开业）的介绍，到欧清石律师处当助理。欧清石是马公人，本来当教员，以後赴日取得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学位，并考上司法官。他为人亲切有趣，某次我丢了钱，我说要赔偿，他连说不用；又常要替我做媒，有一次要将他的小姨子嫁给我，我心里嫌她太胖未答应，後来又要介绍一位客户给我认识，我也不喜欢。

刚到律师事务所时，一个月薪水三十五元，每半年升两元；我一共待了三年，每次领薪，我就拿十五元给大哥，大哥说：「这些留下来给你娶老婆。」犹记得第一次领到薪水，我马上做了一套西装来穿。当时做一件洋服需二十五元，也要不少钱。

在律师处时，偶而我会借自行车骑到法院，有时也到太平境教会与幼稚园老师打乒乓球，有一次还被欧太太看到，非常尴尬。

赴大连仁和医院

日据时期我的三姊夫简仁南，以甲状腺方面的研究拿到医学博士学位。由於姊夫在日本读书时曾参加文化协会，日本特务盯他盯得很紧，为了脱离这种不自由的环境，便到东北大连找博爱医院院长孟天成，并进入大连医院第一外科工作，当时侯全成、傅元煊也在第二外科服务。姊夫工作一段时日後，自行开设「仁和医院」。医院的规模日益扩张，业务繁忙，因此三姊特地由东北回来台湾，叫我不要再待在律师处，并说姊夫很希望我到大连当他的助手，问我愿不愿去大连？我想到东北看看也不错，便答应了。当时台湾人要到「满洲国」并不是很难，也不须特别办手续，不过能去的地方仅限於关东州一带，即锦州，旅顺，大连等地。

我到了大连後，先在姊夫的仁和医院当助手，姊夫并安排我到博爱医院学习X光操作技术，为期三个月。博爱医院是间综合医院，规模不小，院长孟天成，台湾台东人，在台湾拿到医科文凭後赴满洲开业，以後在奉天医科大学拿到脾病医学博士学位。孟院长很早即到了满洲，当时中国人都不相信西医，但孟院长的医术很高明，只要让他看看病人，就知道得了什么病，不过民智未开，许多病人都不愿意打针，孟院长聘请了三个日籍女医，分别负责小儿科、耳鼻科、妇科，每人月薪五十元，其中有一位还是他的女友。另外博爱医院也有所分院设在大连中国街，由其小舅叶英生负责。战後，东北沦陷，孟医生不幸被共产党抓去做事，其名下的财产均被没收。

以後我也到大连医院学了三个月的X光操作技术，大连医院也是所综合医院，是由日本人所创设，本院有五层楼，其中有地下室通到分院的传染病房室（专收传染病童），长达一百公尺。

我在仁和医院的事务忙碌，又兼管总务，常常到了晚上九点半才能休息，有事时，半夜还得起床，以後又帮姊夫筹设X光分院，事情更多了。只有假日到西岗子信义会礼拜堂做礼拜，有外籍牧师主讲，讲的是标准国语。

我刚去东北时，不懂当地语言，有中国人打电话来，我只会说：「你找谁，请你等一等。」以後到中国人的礼拜堂，跟著读圣经，慢慢就学会中国话了。大陆人称我们为南方人，彼此相处和睦，而医生这一行也很受当地人的尊敬，台湾人不论和大陆人、日本人的感情都不错，不过来姊夫医院看病的以中国人居多。

大连在当时可说是非常进步的城市，人口有五十万人（台南才六万人），不但有公车还有电车，交通非常方便。

医学博士杜聪明也曾到东北找过三姊夫，他住在大连时，由我负责招待，我曾安排他到旅顺水源地，及日本人所设的博物馆等地参观，也带他到东北各地的医院参观，当时陈章哲有栋别墅，我也安排他到那边渡假。杜聪明的精力过人，他每天晚上都十二点才睡，三、四点就起床，吃得不多，但精神却很好，令我佩服。

回台相亲

我在东北待了三年後，算算已经二十六岁了，仍未娶妻，几经三姊敦促才回到台湾相亲，先後相了几次亲都没有成功，拖了两个多月，才和受惠牙科医师的小姨李谨慎小姐结缘。李小姐是澎湖人，小我两岁，虽未读公学校，但到台南神学院女子部学习护产知识，是助理护士。

婚後一星期即搭「乌罗尔丸」赴大连。当时台湾、大连两地交通便捷，由基隆出发到大连，船行仅需三天两夜即可到达。同时信件往返也很便捷，一星期即可收到。

就读哈尔滨医大

新婚回到大连即负责寺儿沟分院的工作，不久有位曾在仁和医院当助手後自行开业的姜某，因竞争不过，乃检举我不是正科医生并联络警察来突检。由於警察常来找麻烦，逼不得已，姊夫乃打电报给在台的杜聪明博士，请其推荐医生应援，并改请日医来代理分院事务，我又调回本院当总务及X光技术员。虽然工作和以前一样，但是心里总不舒坦，兴起习医的念头，又经傅元煊提起他有位亲戚杜庆祥学长在哈尔滨医大读书，如果我有决心，愿意去哈尔滨，他可以写介绍信。我心想，这总是个机会，於是决定动身到哈尔滨参加哈尔滨医大的入学考试。

哈尔滨医大入学考试结束，我顺道游了哈尔滨。哈尔滨有「东北上海」之称，街区分三处：中国街、日本街、外国街，其中外国街主要是苏俄人居所，马路宽大，有电影院，洋服店。同时杜学长介绍了两位本省人给我认识，一位经商，姓杨；另一位姓刘，刘的父亲是「满洲国」少将军医，刘也在医大读书，可惜成绩不好曾被留级。

回到大连後不久，接到哈尔滨医大的录取通知，非常兴奋，我已经二十八岁了，还能考上医大实在难得，这时接替我工作的洪医师（高县路竹乡人）也到了大连。

我将太太留在大连，独自一人先到哈尔滨，准备一切就绪後再接太太同住。到了哈尔滨，先到二姊夫黄受惠（牙医）所介绍的东尚牙科暂住，因每天往返上课，花在车上的时间实在太多，常常赶不及上课，加上功课繁重，於是搬到日本人宿舍住。本来是和两位韩国人同住，後来杜君说他太太将到抚顺天生医院任助产士，可与我交换房间，於是我便搬到他那间，并接太太前来。

哈尔滨医大是日本人接收旧哈尔滨医专改制成立的，教师大都为日本人，也有几位曾至日本留学、会日语的中国老师，上课都用日语。我那一届只有我一个台湾人，早一年的杜君也是他那一届唯一的台湾人，而低我一届的有两个台湾人，他们是在日本读书後与日本人一同考上的，其中杨宦奇仍在世，住在三重；另一位林维乔在毕业後回到台中开业。哈尔滨医大本来以中国人为多，以後日本人渐多，也有韩国人就学。我那一届有日人学生四十名，及由日本来满洲的开拓团学生七、八名，另有几位女同学。在课程方面，最初是基础医学、解剖药理、生理、英文、物理、化学、体育、军训、国民道德（训导长是退伍的陆军大佐）等科目，由於每月学费需一百二十元，我除将旧洋服、衬衣变卖外，还利用晚上教授日文（每月津贴五十元）以为贴补。三年级以後，开始上临床医学，内科、外科、皮肤科、小儿科、耳鼻科、眼科、妇产科、X光科、公共卫生等都要上，同时还需临床讲学。

在东北的医科大学中，除哈尔滨医大外，另有奉天医大、旅顺医大、长春医大，这都是「满洲国」时代新设的。三所医大以奉天医大规模最大。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我已是三年级生，农安县（约距哈尔滨两个小时的车程）附近发生鼠疫，医大三年级生被派为工作队（内分巡回队、策後队，我被编在巡回队内），行前接受实务讲习及军队的训练，由曾到军队受训的日人学长当班长、队长，另有些是日本开拓团的成员。当时全体睡在大火车里面，每天早点名、体操後，分配好各队职务後，到消毒场换服装，穿好大衣、胶皮长靴，戴好手套、口罩、帽子，坐上卡车前往各班地点做消毒扑灭的工作。鼠疫蔓延的情形非常严重，有时连房子都要烧了才可去除。下午五点归队，先用石炭酸水喷洒消毒後才能卸装，集合点名、吃过饭後即可休息。有时晚上有病理解剖报告，相当有趣。预防工作前後约一个月之久。

当我不在哈尔滨时，两位韩国同学亦不在家，家中突遭盗匪，幸内人勇敢应付才得以无事。我回到哈尔滨後，不久，外甥女梁许春菊和新婚夫婿梁炳元到哈尔滨观光，我还带他们到移民村参观。送他们离开後的那天，内人不幸流产，还好，一个月後又怀孕了。为调养身体，内人先行回大连由三姊照顾。以後产下一女美惠。大女儿出世四十天後我才把她接到哈尔滨。哈尔滨的气候相当严寒，五月天就下雪，有时低达摄氏零下四十度。由於天冷，小孩哭个不停，我都抱著她一边读书、一边取暖，当时我亦任邻长，除召开邻组会之外，仍须负责防空演习，灯火管制及分发配给券给各户。平时功课重，都利用假日有空时才去领配给物品，有时配给肉品，取回後用小火炉先将肉烤熟，要吃时再稍微加热即可食用。

由於我习医比别人晚，所以也比别人认真，遇有休假也都自动放弃，积极准备学校课业，因此我的成绩很不错。毕业前日本召募军医，厚生省还特地派专员来考试，我也去应试，当时日本学生都希望能取得军医官资格，如此即可不用服役。试毕取得医生资格，可进入内、外、皮肤科；且若被正式录用，月俸有一百五十元，足够生活。但是我觉得外甥女梁许春菊所介绍的鞍山天生医院的条件较好，每个月薪津多达六百元，加上鞍山一地比较暖和，故决定到鞍山发展。

鞍山天生医院

鞍山天生医院是梁炳元姊夫杨澄海博士所开的，其妻梁金莲是梁炳元的大姊，彼此有姻亲关系，既经介绍，我便到鞍山天生医院任职。杨澄海先生，日姓福原，在日本取得医生文凭後即到东北发展，夫妻两人都是医生，他专看儿科，太太则看耳鼻科。他们在日本投降後很快就回台湾了。

医院的工作忙碌，每天求诊的病患有一百多人，出诊也在二十人次以上，对象都是日本人。白天门诊，下午四点後出诊，晚上轮流当值，只有假日可参加日本基督教会礼拜。不久外甥黄文生亦转到鞍山大信公司。

我在鞍山天生医院一共待了两年，其间长子出生。战时除实施配给制度外，也加强防空演习，当地医师都须参加救护队，我因是队员兼邻长，更是战战兢兢。由於鞍山为制铁工业区，不时有空袭，三姊认为鞍山很危险，劝我回大连，於是和内人商量後便辞职回到大连。

疏散瓦房店、军队入城

我回到大连後，空袭的情形更是严重，乃决定疏散至瓦房店开业，租了间店稍做整修，开设「慈爱医院」，内、外、小儿、皮肤、妇产科都看，同时找了一位药局生兼工友及一位助产士，开业不到两年日本投降，战争结束。这时日本军队都卸下军装，仅穿洋裤，集体到当地小学商议今後的行止。此时的日本人走起路来就没什么精神，有的没有工作，只好出来扫街；有些人则准备盘缠回日本。日本人深怕为敌国报复，将家当拿出来拍卖後，不少人先行回国，留下来的日本人则遭到悲惨的对待。

听说鞍山在苏联军刚入城时，有些苏联大兵胡来，将日本人太太抓去乱来，还叫人围观，在大连也有类似事情发生。苏联兵并占住城内的日人高级住宅，叫日本女人睡地上，他们睡床。逃得过一劫的女人都将头发剔掉，换起男装。苏联兵极为残酷，有一次进入三姊夫所开的医院，见一名患有胃肠病的女患者，即当场强暴那位患者，其同伴并持枪强迫先生在旁观看。姊夫的佣人看见後，急忙找宪兵解围，宪兵来後，苏联兵不但没事，还集体殴打佣工，毫无军纪可言。而在大连开牙科医院的二哥也被苏联的卡车撞死，享年仅三十七岁，实在令人痛惜。

瓦房店这边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去。苏俄兵来後，只要看见妇女都带走，无恶不作，又到处抢他们所喜欢的东西。某次，有人来叫我出诊，一同来到病人家中，发现两名苏联兵进入其屋内，强抢患者手表及金饰，并四处张望是否有贵重物品，病人吓得要死，多亏来叫我往诊的人头脑很好，将门反锁，跑去找宪兵，宪兵赶来後，便将那苏联兵抓走了。

经过一段混乱时期，在共军统治下，治安日趋好转，只要民众写悔过书，以後也没有乱枪杀的事情。但仍有不少日籍校长被拘禁、刑求，也游街，这些校长的为人清高持重，仍免不了遭受酷刑对待。

以後共军与国军作战，共军曾要求医师同仁齐聚到铁路医院慰劳伤者。当时我当医师代表，将伤者分成三批，重伤者入铁路医院，轻伤者即刻予以治疗，我并要求共军提供白米饭、卤蛋等，不然医生整天免费看病，又不给吃饭怎么可以。那天过後，共军又常要求医生去看病，但大家都忙并没有去，几天後，共军调我至前线救护，惊险万分。

当时我太太已怀孕数月，问共军：「你们要把我先生带到那里去？」但他们好像土匪，不予理会。而我被载走後，与我们同住的少年也跟著来，希望能带些消息回去，但我从九点一直忙到下午四点，根本无暇分身，太太当然只能乾著急，只好托一位载米粮赴前线的人打探情况。待忙得差不多时，有人叫我吃饭，我觉得必须脱身，就说：「我得回去！」他们说：「不可以回去，你回去病患怎么办？」我说：「我的助手很有经验，我将公事包留在这儿，里面有药剂、针剂，我的助手都能处理。我得先回去，不然村里有些肺炎患者没人照料是不行的，若有需要，我还会再来。」结果隔天，共军又退回瓦房店，还是叫我去看病。

当时因从前使用的纸币一律无效，一般患者来看病就拿玉米抵帐，而共军来後，我常义务替军队医护，实在很忙，有时连皮肤病也都要我看，他们看病都是不给钱的。

由於局势对共军不利，共军乃召集村人开会募款，说：「我们不像日本人是帝国主义，有事大家来商量。」我说：「我是出外人，又租房子住，你们的同志来看病我也都尽心尽力医治！」一个干部站起来说：「为自己辩解的都无效！」另有一名妇人起来说：「我是做小生意的，整天耗在这儿，不赚钱怎么生活，要吃什么？」他们回说：「你做生意是私事，现在谈的是公事，公事比较重要！」不理会她，隔天开了一张单子，须缴三千元，并说：「如果两天内不缴要抓去关！」

通常共军只要出去打仗，像今天带队出去，晚上枪声隆隆，隔天中午军队就会回来，可是那天早上非常安静，才知共军已经撤离了。我听到共军撤离的消息後，便到临时警察局及县政府，都只见两个年轻人拿个棍子站在门口，屋内一片零乱，没见到共军人影。

国军入城

共军约待了半年即撤走，而後国军入城，大家都非常高兴，到处充满欢笑及希望，挂起国旗竭诚欢迎，医师同仁也都到铁路医院慰问国军伤兵。几天後有位医官来找我，他说：「怕士兵四处乱来，如果得了病就不好。」希望由我负责做“检梅”（按：检查是否患了梅毒）的工作。我以不是公医为由婉拒此项任务，何况当时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设备。由於留在瓦房店的医师不多，国军对我非常客气，县长也请我去看病，另外军事科长也和我不错，他结婚时我也去参加了。

但是国军比共军好不到哪儿去，来看病或动小手术也是不给钱。有一早天尚未亮，军方就来叫门急诊，连忙赶去，那人伤痕累累，医了半天，才付了一百元，意思意思。有些得了性病的军人还是四处乱来，然後求诊。除此以外，由於国军缺乏医疗知识，常常发生医事纠纷，当时公安局（即警察局）局长常找我看病，某次，我帮他注射血管针，针头插入时须先抽些血再徐徐推入，他竟说我给他抽血，我连忙说：「要先抽点血才可以注射啊！」他听了我解释，笑一笑，了解後就没事了。他来给我看几次病，都用记帐的，从来也没付过钱。还有一位士兵经我注射後死亡，军方不查明原因即把我扣留，不让我回去，并派军医来，还好是我认识的军医，他看看之後说：「这不是因注射而死，而是心脏无法负荷而死亡。」於是才放我回去。

国军的秩序也不好，曾有强奸民女的事情发生。而且国军很喜欢占住民宅，有一对刚新婚不久的夫妇的民房被军官占住，另派一名勤务兵服务，该军官患有肺病，非常严重，时常吐痰，也找我去看病，我向他的队长说：「这个病人很严重，需送到鞍山大医院医疗才行！」就这样才离开民家。除了随意占民房，用人家的东西，借了不还，还四处抓猪杀来吃。比较起来，共军的秩序较好，也较不会乱来。

逃亡渖阳、辗转回台

国军入城半年，时局吃紧，有名中医朋友来访，劝我跟国军走，不然共军再次入城，我一定会遭殃。於是我和他随国军到渖阳，匆忙之间也未和内人商量，我到渖阳时已是五月中旬，暂时投靠渖阳中山医院张登财院长，并帮忙看内科。张太太度量狭小，唯恐我赖著不走，对我很不好；冬天张院长内弟回来，我搬往小客厅住，地铺冷得要命，有时睡梦中还梦到家小被共产党迫害，由於张医师患肠伤寒（窒扶斯），有一次小孩小学走路，快跌倒时，院长起身扶了一把，引起脑贫血，一倒不省人事，经我赶紧给他打了强心剂後才救回性命，自此张太太才对我好一点。当时张院长每月给我七百元，足够生活。

在中山医院看内科时，也曾和军人发生医疗纠纷。有一次，一位军人到我诊所，拿了处方就要跑，我问他：「怎可如此无理？」他说：「你医治我老婆，医得不好。」查明原因，原来他的太太刚生产，乳房肿大，我说：「你们不把奶给小孩吃，一定会胀大的，只要将奶汁抽出，就不会肿了。」他不理会，就说要告我，拿了处方就要走。又有一次，有名外省人来看病，我告诉他：「我无能为力，你得到大医院详细检查，照X光才行。」那人一听双眼圆瞪骂我：「你是什么医生，不会治吗？」後来又有一个外伤患者来给我包扎，又骂我：「你是什么医生，随便弄弄，护士也会啊！」我说：「我是内科，我可以拒绝看你的病（外科）！」在旁一位医生，是大本营主任陈诚的顾问，向患者说明：「卢先生是内科，他肯收留你又给你治疗，这样已经很好的了，你还想怎么样？」那人一直要我向他认错，说对不起，还要登报道歉，不然不放过我。

由於局势危急，我一直想回台湾，却苦无机会。

张院长大病痊愈後，计划搭专机回台，希望我能替他看管医院，我没答应，为此院长一家人对我印象不好。後来黄水盛医师（娶日本太太）请我到另一家医院帮忙，我答应了，但也只是暂时性，不到三个月医院就让给别人。我不得已乃想重回中山医院任职，但不被张家接受。以後又经黄医师的介绍，利用中午两小时的时间在某医院代诊，该医院并给我一间病房住。

以後听说有美援飞机空运面粉至东北，回程是空机，经当地人士要求，空机愿载运有意疏散至华北者，我得知後也去申请。

我从早上八点排队，买好点心耐心的等，一直等到下午五点才办好手续，当时机票须金元券三十七元，承办人叮咛我：「中秋节当天一早五点半出发，你要注意是坐那一班卡车与飞机，要准时哦！」当晚我怕来不及起床所以失眠，隔天果然起晚，赶到那儿，卡车已先走了，旁人说飞机还未离去，我赶紧搭了另一辆卡车到机场，果然看见同班机的同伴。飞机上没有椅子，大家席地而坐，仅用绳子绑住身体，两个小时後即到达北京郊外机场。到了北平，我去找黄永盛所介绍在北平开耳鼻喉科医院的台籍赵医师，他替我介绍旅馆，一日五元金元券，只供睡不供吃。待了几天，我搭火车到天津，找到渖阳中山医院邻居的住处。在渖阳时，这个邻居的老婆差点难产，经我接生後母子平安，他们离开渖阳时即叮嘱我，如果要回台湾，可以到天津他家暂住。所以後来我到天津就住在他家，早、晚餐都在他家解决，其他时间则在外面乱逛，有时看戏，参观天津街景。一次遇见张院长弟弟也想回台湾，便一起购买船票，不久由天津坐船经上海回到台湾，这时已经是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了。

此後我已无法和太太联系了，过去在渖阳时，有位朋友要到瓦房店，我托他告诉太太我的行踪，并请她放心，我以三千元向韩国人买的医疗机器也托他带回。当时我很想筹些路费给妻小，但是自身难保，於是作罢。

妻子辗转回台

（李谨慎主述）我们在瓦房店开医院，苏联军队刚进来时，村里的男人能跑的都跑走了，留下来的，有些也莫名其妙的被枪杀。以後由共军治理，镇内的日本医生及当地医生都被共军带走，铁路医院关闭，镇内医界空虚不安。共军在各处都搭起棚子，开起斗争大会，这些被斗争的人被命令坐在地上，被叫到名字时，就要坦白讲，讲到群众满意了才肯放人，不满意的话又将之扣留。

由於我们未曾改日本姓，所以光复初期虽然有人说我们是日本人、领日本配给，但是找我们看病的多为当地人，所以并未遭到当地人报复。有位改日姓的台湾人因为过去作风较霸，所以有外省人欲对他不利，他急急忙忙跑来找我先生，希望先生能去他家解围。

因为局势混乱，先生为了生命安全随著国军离开瓦房店，不久，共军第二次进村，当时村人正在教堂做礼拜，有人通知牧师「共产党入城！」牧师赶紧宣布散会，我带著三个小孩走在田埂路上，附近有位共军手上拿著枪，边走边喊：「要让你们自由！中国万岁！」我并不理会他，自走自的，事後，有人问我：「你怎么不怕？」我说：「我未做坏事，有什么好怕的。」最初苏俄兵与共军入城时，就以行配给制为由，随意侵入民宅随便拿东西，我有些东西也被搜刮了。後来我跟着到仓库，看看是否自我手中拿走的东西真的配给，人家就说我：「怎么这么大胆！不怕被杀？」

共军第二次入村後，发现我家有空房便要求让军官暂住，我也不敢反对。还好那名军官还算客气，有什麽事都叫侍卫兵去做，但我怕大儿子顽皮，一次，我对那军官说：「我的儿子还小，又顽皮，如果去你的房间，要将枪枝放高点，不要被他拿走了。」说来奇怪，儿子每次到他房间，就是盯著他的枪，不过不曾乱来就是了。有一次，那军官来敲我门，我吓了一跳，问他做什么？他说，他到下面买了鸡蛋，因侍卫兵不在，想向我借钱。我将钱给他，後来侍卫兵回来，他也马上拿钱来还我。

先生走後，我为了维生，医院的事务仍得继续运作，主要以接生为业，并请一位教会张传道娘当助手，当时瓦房店只有我们这一间医院，她得靠我们这间医院才敢替人接生。一般接生并不收钱，而足以收取几斗米代替，另外先生留下不少药品，认识的人如有需要，也会拿著处方来买药；再者，有些外伤患者也来找我敷药。记得有些人被八路军抓去打，伤痕累累，也叫我去治，有人吓唬我：「你去敷药，到时候被说是同党就槽了。」

先生走後，有一位熟友常来问我先生的消息，我就跟他提起，有一次某单位到我店里提到先生在渖阳的事。事情是这样的，某个长官来到医院，大剌剌地迳往石坑上坐，也请我坐下，我说我站著就好。那人尚未向我问话，即跟旁边的部下说：「这个南方人很狡狯！」问我：「你丈夫在哪？」「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丢了，没有了！」「有人见他在渖阳。」「你看见了就信，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哪里去！」那人又跟旁人嘀咕：「这南方人头脑很好，很难骗。」又用红笔写我先生逃亡。我说：「你不要乱写，你写好我要看的！」我要让他知道我是不可欺负的。他在坑上四处望了望，问说：「有没有东西吃？」「没有，不赚钱就要饿死，没有东西！」他说：「你先生在渖阳，我们再三、四个月就要解放台湾了！」「我是老百姓，不管政事的。」我才不上他的当。他走时还直嘀咕我的头脑很好，很狡狯，不能骗。这些人不时就来问我丈夫在哪儿？我一慨说：「不知道！不清楚！」

平时我忙於医院事务，家务则请一位当地的奶蚂帮忙，奶妈对我很好，也多亏了她帮我带小孩及操持家务，我才能安心的替人接生。奶蚂唯一的缺点，也是当地人共同的毛病，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有时同样的东西只弄给我儿子吃，而不让我大女儿吃，有时大女儿向我抱怨，我便要求奶妈要一视同仁，她还觉得我奇怪得很，人家都是儿子好，我怎么不同。奶妈一生未嫁，养了一只描叫宝宝，平时晚上就叫那只猫陪她睡，把它当做亲生孩子般的照料，逢年过节，我给她的食物，她都不吃，而弄给猫咪吃。我离开瓦房店时，先介绍奶妈到另一处帮佣，并将库存的米粮都送给她，算是报答她帮了我这么多忙。

另外，我也请一位同是教会的少年人，他在学校未毕业时即来店里帮忙，也帮我带小孩，初时很乖巧，年长一些，共产党入城，受了共产思想的影响，有一天，我在楼下和人讲话，觉得房间有怪声，上楼一看，我的大衣箱内先生的衣物不见了，我喊他的名字，他不应，我到他面前对他说：「你怎么没问我，迳自把院长的衣服拿走了。」他说：「那是我的。」「谁说的，那是院长的衣物，你要明辨道理。别的有钱老板都是外省人，你这个老板是穷鬼，开这个医院还是向人借钱的，债务还尚未还清。」他一副不理睬样，旁边煮饭的奶妈说：「太太给他！」我说：「不要，为什么给他，那不是他的衣物，怎可以给他，也没跟我说一声，随便到房间拿，像小偷一样。」而且我的一串银钱也都不见了。後来他妈妈透过张传道先生来说，想请我吃饭，向我赔罪，我跟传道先生说：「吓死我，我才不敢去，去了给下毒药，吃了倒楣。」我也跟小孩叮咛：「他若拿什麽东西给你们吃，绝对不可以吃！」

後来想想瓦房店是不能再待下去了，便想回大连，於是到公安局申办要回去大连，公安局局长非但不理我，还令人把我拉出去。我气极了，旁人叫我带著三个小孩到市长室告局长，而且衣服不要穿得太好。我去找市长好几次，他都不在，有一次他终於在，我去见他，说起此事，他听完说：「你认不认识局长？」我说：「不认得，但旁边的人说他是局长。」我说：「局长很没礼数，叫小兵赶我出去，不替我办手续。」他一再问我：「认不认得局长？」并虚伪的笑著说：「我们的局长太不像话。」然後叫我改天再去找他。後来我再去，他并不见我。没办法，我写一封信到大连向三姊报告我这边的情形，於是姊夫派一位管家小于来接我，并要我带些西药走，我将一堆阿司匹灵放在身上，家务稍做整理，并买了些金子拜托传道先生娘替我将金子缝在衣服夹缝中，以防宵小觊觎。

小于带著我与三个小孩，一路上来到金州（近大连），有许多逃难的外省人聚集在金州城边，希望能往大连，还有些都等了好几个月，始终无法通过，要是有人大胆偷跑，苏联军就开枪，由於关卡所在地，一边是海，一边是子弹，冒然闯越，必死无疑。马车到了锦州後，小于叮咛我不管是谁问话都不要回话。小于对苏联兵说我是医师，士兵一知道我有阿司匹灵，急说：」我有淋病。」小于发给他们一些药做为贿赂，等了不久，高阶的军官来，士兵在旁就说我的好话，当场军官盖个官章就让我通过。旁人见状，有些哭著要我带他们过去，小于叫我不要理会，我们驾著马车扬长而去。说起来，金州一行真是幸运，这都是上帝的怜惜与爱护。

我到大连暂住在三姊家，等确定船期办好手续，才由大连坐货船往天津。到天津後，我知道有些仍滞留在天津的台湾兵开了一间很大的修车厂，便去投靠。这些台湾兵请了一个妇人替他们煮饭，通常白天我先到菜市场买菜，等那名妇人煮好饭後，我再接著煮。这一路上并未遇到任何危险，但我一个人独自带了三个小孩，又没其他大人同行，总是要很小心、很机敏，不管做什么我都很有把握，遇有麻烦即行解决。像在天津时，有一次我买好菜带小孩坐人力车，正好被警察看见，问我：「你不懂规矩吗？一个人只能带一个小孩坐车，你怎么带这么多。」我生气的反问他：「我是出外人，如依规定只带一个小孩，剩下的两个难道要丢掉吗，还是你要替我照顾？」话说完，不理他就走了。当时天津街道很乱，要过个街都非常麻烦。

一路上光是带小孩的衣物、用具就很辛苦，如尿桶、饭锅、碗碟筷子都要带在身边，一些相片、书都未带出来，只好寄放在张传道先生家。有些外省人很亲切，见我带三个小孩，都会主动帮我。我们在天津住了好一阵子，由於上海沦陷无法通行，只好搭船经韩国釜山到香港。途经韩国海域时，海水竟然划隔为淡水和咸水两处，真正感受到造物者的伟大。同船有位好心的韩国人，见我带三个小孩，就说回韩国後要替我打电报到台湾通知我的家人，我要给他钱他也不收。他下船後，果然在韩国替我打了电报，我先生也才知道我们仍然平安无事。航行期间，两个女儿与我一样会晕船，上船後只能躲在舱内，大儿子则活蹦乱跳，四处乱跑，一次不小心，小鞋子掉到海里，号啕大哭，非得安慰他，到香港再买新的给他才止住哭声。我们到了香港後，暂时住在旅馆，经由蔡爱礼（其大女儿是我二姊的媳妇，父亲蔡得义在台南开得义医院）医师的协助，办好手续即坐船回台湾。

到了基隆码头时，我们因没有身分无法下船，远远的看见先生和外甥许整备先生，小孩兴奋的大叫：「爸爸！爸爸！」叫了好多声他才听见。我连连向他抱怨：「我们没有身分无法下船，加上船上食物太差，已经有好几天没吃饭了。」好不容易下了船，坐车回到台北，住了几天即回台南老家。刚回到台湾有点不习惯，尤其某些外省人的恶习令人讨厌，一次我上火车，见一妇人用双手替先生占位子，我不理她迳往那人手上坐下，在旁的台湾人劝我：「你这样会惹事！」我才不管她，不久她先生上车，那名妇人对先生说：「我替你占了这个位子，却被这个太太坐去了。」他先生说：「她带小孩，给她坐是应该的。」我才不理他，反正我坐到她手麻了，自然就缩手了。当时我三十七岁，什么事都不怕，很勇敢，在大陆时有位太太也想跟我回来，他先生消遣她：「卢太太如果走路，你做狗爬也赶不上她。」

事隔四十多年同，我仍记得，我回到台湾後，身上仅剩五元港票。

回到台湾

民国三十七年，我在情势逼迫下先行回台，但回到台湾後时时刻刻挂念著东北的家人，幸好翌年即收到内人的信，就说住在香港蔡爱礼家，要入境证才能回台，於是我去警务处办入境证，申请出来後，赶紧寄到香港，好不容易妻小坐船回到台湾，我和许整备到基隆去等候，当时船已到了，旅客先後下船，就是不见妻小的踪影，後来才知道没有台湾的身分证不能下来，於是与整备去找宪兵。说起来，真是荒唐，由大陆逃难回台，那会有台湾的身分证。见到妻小真是高兴不已，一家人好不容易又在一起。在台北住了两天便回台南。

回台後，我的外甥黄文生，曾於大连仁和医院及鞍山大信公司就职，光复後先行回台，并在卫生处第三课医政股服务，他为我办妥医师证书，医师合格检复後，我即开设「慈爱医院」。但因为我长久在东北，基础不好，加上我所开业的地方为风化区，开业两年仍然没什么患者上门。後经外甥与卫生局长接洽介绍至高雄县湖内乡卫生所服务，大约两年。以後又经吕牧师介绍，得知埔里山地有美援经费开设的诊所，每个月待遇是两千六百元，包宿，也有车子接送，而过去在卫生所一个月还不到一千元，於是前去任职。我在埔里时，早上看门诊，下午会诊，隔一日下午有手术。不过後来因住在台南大姊家，正读国中的大儿子有脑出血的疾病，我心里挂念他，常请假回台南，以後便辞职。还好小孩身体复原，後来也考上北医药学系。

留滞大连的三姊夫

我们回台後，一直无法与三姊夫简仁南联系，直到最近，才经由日本打电话到大陆给姊姊，也才知道留在东北的姊夫（简仁南）已经过世了。当日本投降後，东北有台湾後援会，协助护送台湾人回台。除了我的三姊夫与抚顺天生医院院长梁宰博士之外，大部份台籍医生都在东北沦陷前後陆陆续续回到台湾。姊夫因所有的事业都在东北，放不下，无法回台。共产党夺得大陆政权後，先是接收了姊夫的医院，改成公立医院，并令姊夫在该医院负责外科医务。一开始共产党还算很重视姊夫，让他担任大连市卫生课长兼法医。百花齐放时期，姊夫发表文章，不为共产党接受，遭到批斗，下乡劳改了好几年，在不堪其苦之下吃药自杀。当时姊夫的产业中除先前遭接收的医院外，其他如员工宿舍、日本料理店、别墅、自用车也都遭到没收。

而三姊由医院保健员（护士长）退休，如今仍可领退休配给，三姊一直想回台湾，却无法回来。幸好，三姊的小孩都很争气，女儿在日本学医，并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嫁给孟院长的儿子。五年前曾回台湾。小儿子则到英国拿了博士学位，出国前，共产党当局对他说：「你是台湾人，你的月给不能超过在地人。」一个月只给他两百元人民币，待遇非常差。

在东北的台湾医生

我由鞍山回到大连时，在当地的台籍医师约有三十多人，每个月有亲睦会，轮流推派两个人主办，并请专人演讲医学知识。我很喜欢参加亲睦会，可以谈家乡的事，與纾解思乡情绪，而且大家都讲台湾话，日本人、中国人都听不懂，更可畅所欲言，我姊夫很喜欢哲学，有时也在会中大谈哲学理论。

我在东北共待了十四年，兹将所交往的台籍医生做个介绍。

（一）在大连开业者

除了仁和医院的三姊夫简仁南，博爱医院的孟天成之外，仍有不少台湾人如⒈傅元煊，客家人，本在大连医院第二外科服务，後自行开设大同医院，现居台中。 ⒉侯全成，也在大连医院第二外科服务，光复後任职台湾省政府委员，後来不幸车祸过世。⒊陈章哲，中部人，在台湾读完医专後赴东北发展，战後回台湾，卫生所主任退休，九十岁过世。⒋杨燧仁，娶日本太太，专看内科，为烟毒勒戒之专家。⒌赖雅徵，曾在三姊夫仁和医院服务，後到仁寿医院（大连满铁分院）外科，回台後，在台北铁路医院担任副院长及外科主任，太太梁金华为药剂师。⒍另有徐医师在大连自行开设医院，我和他比较不熟，他在日本取得学位後才到东北。

（二）哈尔滨

据我所知，在哈尔滨开业的台籍医生仅有东尚牙科的黄东尚，他是左营人，和我二姊夫黄受惠（也是牙医）很熟。

（三）鞍山

除鞍山医院院长杨澄海、粱金莲夫妇外，台南梁家有不少亲戚都在东北开业，像抚顺天生医院的梁宰，罗福狱（现在高雄开业）、外甥女婿梁炳元（已逝）等，另外鞍山博爱医院的张医师也是台湾人，张院长娘常来找我太太聊天，张医师後来回到台北，在邮政诊疗所工作，也赚了不少钱。

（四）渖阳

我到渖阳时已是光复後，所以认识的台籍医生较少，我投靠中山医院的张登财，他後来也回台北开业。他的二弟是妇科医生，其婚事还是我做媒的，另外就是黄永盛医师。

（五）锦州

我并未在锦州执业，但是我曾去过锦州，此事亦值得一提。我与在锦州开业的王大树颇熟，他的婚事也是我做媒，所以曾到锦州找过他。我对锦州的印象很差，一次搭二等车到锦州，人多得像什么似的，都不知如何挤上车的，我还看日本人拿个槌子敲旅客肩膀，旅客穿著大棉袄又不痛，也不闪躲。出到车站人山人海，下了车又不知往那里走才是出口，总之锦州车站是一片混乱。光复後，我又去了一次锦州，找王大树，但打电话给他都没人接，还好遇到陈章哲也到锦州找他（王为其女婿），我们一起到了王家，不得其门而入，经说出姓名後才有人出来开门，原来王大树当时不敢接电话，将电话拿起来了。王希望我来锦州看顾他的医院，还说要让我全权负责。我回说：「我才不敢，光是坐车到这儿就很辛苦！」并未答应。王大树在六十九岁时过世，太太与子、女婿目前均在加拿大。

虽然我所往来的对象多为台籍医师，但我知道，日据时期有不少台湾人到东北经商、从政，当时的外交部长谢介石也是台湾人，锦州一地的地方法院院长、医师会长（王大树）、卫生局长都是台湾人，中学（早我两年毕业）的前辈黄千里，他也在锦州当副市长[按：黄千里应为阜新市市长]。

■■■■■■■■■■■■■■■■■■■■【以上摘錄内容完】

以上《东北行医见闻》，标题为HGC所拟，是以《口述历史》第5期收录之《卢昆山、李谨慎夫妇访问纪录》中各同名节内容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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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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