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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党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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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9/18
文章: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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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纳兰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党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四】
王力雄：当政者自我改革的局限与前提
a. 中国为何走不了俄国人的路
改革既然是自上而下的行为，就只能由权力主导。即使是基层自发改革，也要有高层权力同意才能合法和普及。而如何让当政者接受改革，首先要考虑动力在哪。如果当政者没有内在动力，光靠从外部推，改革是不会真正进行下去的。
一般而言，当政者的改革动力有二——或是可以利用改革得到利益，或是可以通过改革避免危险。
先看前者。把当政集团视为一个利益环节结成的网链。能从改革获得好处的环节会支持改革，受到损失的则会反对改革。如果得好处的环节占多数，当政集团就有内生的改革动力，改革便能顺利进行；反之，多数环节受损，改革便很难推进。前25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成效彰著，便是因为当政集团普遍能从中得到好处。那么进行政治改革，当政集团又会怎样呢？
俄国是通过当政集团自我改革实现政治转型的。虽然政治改革使原有当权者不能再把政治权力据为私有，但是一方面他们控制的政治资源最多，即使在民主政治中也有掌权机会（如两任民选总统都是当年的苏共精英）；更有吸引力的是，政治改革能提供利用私有化进程巧取公有财产的机会，并在民主法治名义下使之变成合法私产。为此即使失去政治权力，换来的财产也足以使他们继续置身高层。况且民主制度把私有财产奉为神圣的性质，使拥有财产比拥有专制制度下的权力更安全，并能终生享有，遗传子孙。俄国的政治转型尽管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当政集团能从中捞取最多份额，因而有主动变革的动力，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却不一样。中国也有利用改革巧取公有财产的权势集团，也希望将其财富合法化，甚至可以呼吁实行宪政保护私产。然而区别在于，俄国是政治改革在先，权势集团从一开始就主导了民主和法治的演进，使之成为给其占取公产提供合法性的工具，因此尽管有诸多不公，其占有的财富在法律面前却是“白”的。而中国是经济改革在先，政治改革至今未动。从一时看，这可以给当政集团提供最大好处，既不必支付制度变迁成本，避免政治改革对其权力造成威胁，又能利用经济改革浑水摸鱼，把社会财富据为己有。然而从长期看，没有政治改革对合法性进行及时转变，始终打着马列旗号（尽管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占有的财富在法律面前只能是“黑”的。且这种“黑”再也改不了颜色，因为从法理上，法律不能追认以前的非法为合法；从政治上，民众也不会同意以前的非法不再追究。
曾经自鸣得意的经济改革先行说，现在开始显露原来看不到的方面——那虽会一时顺利，却导致政治改革越来越难启动的困境。因为后行的政治改革不但不能给当政集团利用经济改革捞到的好处带来合法，反而失去专制政治的保护，很多人马上就会面临法律的追查与民众清算。因此可以相信，从总体而言，中国当政集团将不会有出自利益追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动力。
b. 当政集团能否出“圣人”
这里用“圣人”之辞，只是因为谈的是当政集团自我改革，以此作为比喻。所谓“圣人”，含义首先在于能为更高原则牺牲自我。在“改革亡党，不改革亡国”的选择面前，能为人民幸福平安舍弃当政集团而救中国者，可称“圣人”。
当政集团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另一个动力来源——以改革避免危险，在中国目前政体下也无多大希望。王朝时代的江山是自家所有，皇位传给后代，所以只要是明事理的皇帝，都会有及早解决潜在危险的动力，避免把危险拖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毛泽东时代是终身掌权，有创造新世界的蓝图，因此也要保持“江山万代红”。今天变成了任期制，理论上是一种进步，但是因为专制制度本质未变，仅仅实行任期限制，则会导致出一种既非民主、反更不负责的短期化心态和行为。
政治改革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的周期也许远超过当政者任期。也就是说，危险可能不在现任当政者眼前，成果也不能由现任当政者收获，那么其何必要启动改革，在自己任期支付改革成本，承担社会冲击以及官僚集团的不满呢？其合理的选择应是只求自己任期的安稳，其进取的表现是尽可能去攫取和挥霍资源，为自己的任期增添盛世光彩。至于后面还会发生什么，已经与己无关。
其实今日当政者哪个不知中国政治迟早要改，越晚改越麻烦，危机也会越重？但所做只是想方设法把危机推后，只求不在自己任期爆发，就不考虑如何解决。然而拖到危机真在眼前爆发，再改又如何来得及？所以，能预见到政治改革所需周期，提前着手，不惜自己承担风险者，必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对历史负责的胸怀。
在权力集团整体没有改革动力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启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取决于能否出现这种“圣人”——其兴趣不在权力（权力只是“建功”手段），而在“改变历史”。这并非要求其真如“圣人”般无私，只是野心再大一点而已——追求“划时代”的永恒，而不甘心淹没于被历史飞快遗忘的芸芸弄权者；或者哪怕只是把谋私角度扩展一下——从政治改革中寻求权力斗争的法宝。这是迄今唯一尚未挖掘的资源，虽有风险，也有对善用者而言的诱人宝藏。
无疑，这需要兼备非凡的勇气和谋略——因为其所做之事是对专制政权的背叛，却又需要利用专制政权的资源，改革将受整个官僚阶层对抗，又必须通过官僚体系贯彻；面对乱不起的中国，其不能做一了百了的戈尔巴乔夫，只能学循序渐进的蒋经国。而在比台湾大百倍的大陆，对付比台湾总人口还多的官僚集团，需要的才干又何止于蒋？
这样的“圣人”简直是百年不遇呀！何以指望能在逆向淘汰人才的中共体制中出现？没错，这是奇迹。正因为是奇迹，能否产生以及如何产生就无法讨论，只能期望而已。命运不可寄托于奇迹，如果这种奇迹不能发生，当政集团自我改革就希望渺茫。中国的政治转型就得主要在体制外进行，难免承受更多曲折和更大动荡。
c. 高层当政者无法逾越的局限
中共六千多万党员中的普通党员和普通百姓一样，不属于当政集团，他们会拥护有利于人民的政治改革。当政集团分两部分：官僚阶层和高层当政者。前者会强烈地反对政治改革，后者多数也不例外，但是若在高层当政者中出现个别异数，却能起到不同一般的作用。
其实人的权力大了，多少都会萌生出“名垂青史”的愿望。最能给今日中国“划时代”的就是政治改革，这一点恐怕无人不知。政治改革中有资源，明白人也都看得出。然而“圣人”并非有心就能当，政改资源也非随便可以用。首先要有路。如果明摆着政治改革的结果只有社会失控和身败名裂，谁会去碰？反之，如果能够能够确保成功，乐于一试的当政者可能就会增加。
然而，由于专制体制难以逾越的局限，高层当政者自己找到这种路的可能性不大。一是他们所有时间都被日常政务占据，很少能从事超越性思考，新的政改之路却需要体系的构建，必须投入漫长时间和大量精力；二是他们几十年日复一日周旋于体制之内，难免不形成思维定势，失掉突破已知模式与秩序的创造性；三是中国的根本危机在于失去文化和生态整合，解决问题的出路因此不再只靠权力，首先要解决文化缺失和生态毁坏造成的困境，而中国高层当政者在用权方面虽然炉火纯青，却大多严重缺乏文化和生态方面的素质。
不错，高层当政者有条件招聘幕僚，但幕僚是以效忠换取赏赐的食客家臣，与主人结成同生共死荣辱不分的关系，如何指望那种幕僚去设想让主人放弃权力，同时让自己失去荫蔽的政治改革呢？
当政集团的局限性可以从中共自身理论的百孔千疮看出。无论高层当政者，还是其机构与幕僚，都没有能力去做出像样的修补，任中共的意识形态溃烂为谎言的代称和民众笑料。一个眼中只有权力的集团不会有精神创新的追求与活力，也无从开发出新的思想资源。创建新的思想体系、寻找新型政治道路所必须的自由立场、深厚哲学及人文积淀，都是今日当政集团所不具备，也是无法从其内部获得的。
所以，考虑中国的政治改革，一方面要看到最佳途径是当政者的自我改革，同时也需明白，仅靠当政者是完不成这种改革的。权力能够推动改革的进程，但是改革的灵魂——思想体系、深层关怀和体现变革理念的方案，都需要从另外的渠道而来。
d. 独立思想者的角色
独立思想者含义广泛，这里特指在体制外对中国政治转型进行思考的人士。“独立”是指不依附政权体制；“思想者”并非汉语词汇的“知识分子”（那多为“知识工匠”），而不拘来自社会任何阶层。
独立思想者并非是一个整体，他们可能互无联系，可能观点相左，甚至可能针锋相对。但他们集合在一起的作用，是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了一个不附属权力的思想资源。当政集团无法逾越的局限，只有在这个思想资源中才能突破。由此可以说，独立思想者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条件，没有他们存在，中国政治改革不会有真正进展。
独立思想者并非都要自创体系。他们专业不同，兴趣不同，关注对象分散于不同领域。不过他们的共同特点之一是“报忧不报喜”——批判现实，警告危机，甚至预言灾难。虽然谈论灾难不受欢迎。其发生作用的方式又是“预言的自我否定”——即危机可能被预言引起的防范避免，从而使预言沦为虚假，然而这种批判、警告和经常不兑现的预言，对保持社会清醒，促使当政者自我改革，却是必不可少的棒喝。
独立思想者的另一功能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建设”——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包括寻找中国政治转型的方向与路径。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会放弃终极正义，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善于从“能够怎样”入手而不浮夸于“应该怎样”的空谈，却又不把“能够”仅作为无可奈何的妥协，而是动态地推动“能够”不断进展，并在其中埋设下达到“应该”的脉络。
如何避开转型过程的险境，防止失控和乱局，这种思考对今日中国绝非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改革和社会前途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独立思想者充当了当政者能否成为“圣人”的前提。虽然有了这种思考不一定就会出“圣人”，但是没有这种思考则一定不会出“圣人”。
独立思想者不会把希望寄托给“圣人”，却会尽最大努力争取这种于国于民最有利的和平之路。从这个角度，独立思想者虽然不会成为“幕僚”、“智囊”、 “帝王师”，却不怕被当政者“利用”——因为思想实现的方式就是被利用。权力利用思想之时，也就是思想利用权力之日。
独立思想者不追随权力，也不追随群众。以往通过更换权力进行社会变革，人多势众最为有效，群众因此是需要依靠的对象。而今中国的困境深入到文化与生态层次，恰是在这些方面——道德丧失、信仰沦落、物欲横行、掠夺和破坏生态——群众本身即是危机本身。通过人多势众的方式解决这种危机，无异于南辕北辙。因此，保持对群众的批判和引导，找到使群众自我节制的方式，是独立思想者的另一个使命。
任何时代都有独立思想者存在，今日中国对这种角色的需求最为迫切。不过独立思想者能否发挥作用，还需要解决相互合作、以及影响权力的问题。
e. 思想前所未有的作用
权力体系，文化结构，生态底座是整合社会的三种基本机制。当前中国失去了文化结构与生态底座，社会唯系于政权整合。而这唯一的政权如立足流沙，没有多重整合机制共同支撑的稳固基础，因此眼下看似稳定的中国，实则离灾难只一步之遥——何时政权出问题，中国就面临崩溃危险。
以往中国没有出现过三种整合机制丧失两种的情况。只要有文化结构的支撑和生态底座的承托，就能给社会提供基本稳定，以及震荡时的缓冲，因此以往社会变革总是可以通过权力斗争与更替来实现，“历史规律”也总是以权力之间的“物竞天择”体现。在那样的时代，思想起不到决定作用，大多只是面对具体问题的“后知后觉”，或是在权力斗争中效力某方的工具。那时的社会变革不一定需要思想指导，完全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往下走，顶多代价大一些，曲折多一点。思想扮演的角色或是依附权力的策士，或是远离社会的隐士。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先知先觉”的思想主动引导历史的实验。然而当时的社会没有其介入仍可自行发展——这大概是马克思主义未获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却不同，由于只剩下政权整合，还似以往那样通过权力斗争进行社会变革，无法避免社会出现整合真空、从而引发社会崩溃的后果。因此今日变革的最好方式是当政者自我转变，在始终保持政权整合的状态下完成转型。这时，“先知先觉”的思想就有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因为权力的自我转变，前提就是摆脱盲目的“物竞天择”，事先就有明确目标和途径，清楚应该怎么转，以及知道如何控制……这些都只能是思想的产物。没有这些思想，也就不会有权力的自我转变。
当然，当政者中只有那种百年不遇的“圣人”可以事先了然自我转变的“一盘棋”。多数当政者并非如此，他们的需要只是就事论事，解决问题。但只要不是被虚假信息包围，以当政者拥有的信息优势，无疑比多数人更知道危机程度，也更清楚无能为力的困境。到了“形势比人强”、“有病乱投医”之时，他们就不得不打破原来的封闭去寻求其他思想资源。那时，只要有可以令其摆脱眼前困境的办法，就可能有得到接受与实施的机会。那肯定不是因为主义，而是因为方法的可行。从这个角度，思想需要增加一个切入点：从眼前问题入手，以方法的面目出现，靠着操作性的优良与安全吸引当政者接受——这将成为思想利用权力的另一条途径。
不过，这并不意味让思想沦为策论或折子。有生命力的思想一定是善于解决具体问题的，而且其思想一定可以贯穿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中。只要当政者接受了方法，在达到其所希望的稳定社会和摆脱危机之同时，社会也就被带上了伏设于方法中的轨道，不可逆转地驶向思想确定的方向——这就是思想对权力的引导。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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