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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我党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   
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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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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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我党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 (590 reads)      时间: 2005-6-24 周五, 下午10:32

作者:纳兰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党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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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看到本人偶像[老芦]的偶像[王力雄教授]的《第三条道路》一文,写得极好,文章很长,分段摘抄,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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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当政者自我改革是中国之幸



A、乱不起的中国

中国的政治改革:可控或失控,中国需要政治改革,没人对此有异议,分歧只在改革的具体内容。那么为何谈论多年却没有实质动作?通行看法是当政者只在口说,实际并不想改。

我同意当政者有这样的人,只想抓权得利,“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我也相信当政集团中存在有识之士,他们有对社会和未来的责任感,也有能看到历史趋势的眼光,以及洪水随时可能暴涨的紧迫。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都曾做过政治改革的努力,不能说都是虚假。然而至今除了表层变化,并未触及中国政治的实质,政治改革不是无法出台,就是半途而废。

仅把原因归于当政者的道德不能解释一切。不弄清如此原因,也就不能指望各方面都不比邓、胡、赵更强的后来者能启动政治改革,或者启动也会同样夭折。今天的当政者对政治改革采取回避态度,除了出于保守,也是没有看到如何避免前车之鉴的出路。

目前,在体制外呼吁政治改革的人士基本是照搬西方的体系。那体系是否适合中国,或怎样与中国的根基接合,虽有重重疑问,尚为下一步问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会不会“乱”。

正是怕乱的心理,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障碍之一。不解决这个问题,政治改革就不会被哪怕是再开明的当政者启动,也不会得到多数社会成员的响应。主张改革的人认为这种乱只是乱了当政集团,中国和人民却会从中得到好处。但是在我看来,更怕乱的不是当政者,正是中国和人民。

我把乱分为两种,一种是可控的乱,一种是失控的乱。可控的乱意味着社会还能保持整体秩序与协调,乱的只是局部。对这种乱不必特别担心,即使人民生活因此困难,但不会活不下去,国家一时衰败,但不会亡国,社会终能走出谷底,完成改革的过渡。

失控的乱则是崩溃状态,社会失去整体性整合,法律秩序荡然无存,国家和民族陷入灾难,即使最终重新稳定,也将是文明倒退、国土分裂、人民大批死亡。这种乱具有毁灭性,即使概率极小也不能掉以轻心,何况对中国而言,概率并非极小。

目前积极推进西式民主的人士只谈可控状态,对失控前景不予考虑,或只是简单否定。然而当政者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会认为可控状态能够不证自明。要解除各方面对政治改革的顾虑,靠的不是回避这个话题,而是要直面乱,重视乱,把乱当作必须下功夫研究的问题,把对乱的防范解决当作政治改革的起点,而对任何可能导致乱的政治改革,无论主义再好也要割爱。可以说,中国政治改革只能从乱切入——因为怕乱而改革,保证不乱才改革。找到能够避免失控之乱的改革途径,实为启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

b. 玻璃桶装散沙的稳定


中共曾经拥有“铁桶江山”,既不怕内部折腾,也不怕外部打击。毛时代的内部斗争和国际对抗几乎无休无止,却未曾感到政权恐慌。现在的中共因为失去了信仰粘结,“铁桶”变成了“玻璃桶”。从材料学的角度论,玻璃的硬度不比铁差,只是分子间的结合变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脆”。对这种“玻璃桶”,无论是来自内部的击打,还是来自外部的震荡,都容易造成破碎,且一碎就是粉碎。

想保持玻璃不碎,唯一的状态是稳定,因此政权把“稳定压倒一切”当作头等大事,一点也不奇怪。

为了避免来自内部的击打,当政者的做法是让桶里装的只有散沙,没有结成“块”的物体,也就是不允许存在政权以外的其他政治组织与民间整合。六四以来的当政集团于此卓有成效。今日中国除了政权体系外几乎皆在散沙状态,而散沙无论如何无法挑战桶,即使是玻璃桶,对散沙而言也强大无比。因此,中国目前这种前所未有的稳定,并非因为“桶”的坚固,只是因为散沙的无力。

如果启动西式民主的政治改革,随之出现的反对党、自由舆论、民间社会等,相当于把散沙凝聚为块状物体,并使其进入运动和冲突过程。那就难以避免“玻璃桶”在块状物体击打下破碎,这无疑是当政者最为担心的事,但也不能简单认为对中国而言就是好事。因为民主化进程若没有把大部分散沙凝聚起来,“玻璃桶”就突然破碎,结果会是散沙四处飞扬,也就是所谓“粉末化”的失控乱局。

那么反过来说,是否当政集团只要确保桶内装的总是散沙,就可以保证“玻璃桶”永远不碎呢?那也是幻想。因为一个政权只能做到国家内部是散沙,却不能做到让国家外部也是散沙。事实上,在中国这个“玻璃桶”的外部,国际社会“巨石”林立,遍布强大的实体和难以预测的能量。无论国家间的冲突、全球化的经济危机,还是SARS一类的灾难,都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震荡,使中国的“玻璃桶”暴露出脆弱。对此,刚覆灭的伊拉克的政权是典型例证。

因此,把内外安全结合在一起看,一个政权之“桶”对外的脆弱与对内的强大有着相反相成的关系。“桶”之所以变成“玻璃”,正是因为失去了内在凝聚力。一个社会越是能凝聚在一起,也就越有能力抵御外部震荡。即使政权之“桶”一时破碎,社会也能维系,民族仍会团结,且可以很快形成新的整合,避免落入整体崩溃。应该说,那才是真正稳定的状态,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所要达到的目标。

c. 中国社会的整合系于政权一身


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具有多重整合机制。从组织角度,政权只是其中一种整合,还会有宗教组织、民间组织、其他政党等。表面上这种多元并存会发生竞争,带来矛盾,但是从大局着眼,对保持稳定却必不可少。如在多党制社会,反对党在政权垮台时马上可以成为新的核心,担负起凝聚社会的职责,使权力能够和平有序地移交,从而保证不发生权力真空造成的社会失序。

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也是可以对整合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机制;还有完善的法治,良好运转的市场,以及服从宪法的国家化军队等,都会在社会的日常状态或危机关头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不同的整合机制或是同时运行,或是能够在某一机制失效之时,其他机制可以出来填补。

在目前中国,社会的整体性整合唯一只来自政权。其他的整合因素要么已被铲除,要么无法生长,都无法再担负整合社会的功能。毛时代消灭了绝大部分传统的整合机制,邓时代又瓦解了毛时代所培育的替代机制,而当今政权则把一切异己力量当作“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于是中国只剩一个完全依靠行政体系和镇压手段的一党政权,巨细无遗地看管十三亿人。

这种状态下的中国,对政权的任何不服从都是以卵击石,社会被政权的指挥棒随意指挥。然而这样的稳定却同时伴随着非常严重的风险——只要这个唯一的政权出了问题,丧失了功能,整个中国就会立刻落入整合的真空,失控和崩溃也就会随之发生。因此在我眼中,这种稳定恰恰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中共把中国变成了人质——只要中共亡,中国就得同归于尽,随之也就有了这种逻辑:不想让中国亡,就得让中共统治维持下去。

且不管这种人质关系的形成是处心积虑还是自然而然,却已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在当政者以怕乱为由回避政治改革之时,我们无法简单断言仅是出于对中共垮台的担心,因为中国的确也会被同样的原因带进险境。虽然这里存在着不言而喻的不公,但如同面对绑架首先考虑的是人质安全,而非对绑架者的义愤一样,我们现在的任务也首先是解决中国的生存,至少不能让中国落入险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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