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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论衡·苏中共党关系 1 】「九一八」事变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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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论衡·苏中共党关系 1 】「九一八」事变前后 -- HGC - (437 Byte) 2005-6-24 周五, 下午12:39 (781 reads)

H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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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隐叟：共产国际的私生子毛泽东——江西苏维埃时代中苏共党关系珍秘 (342 reads) 时间: 2005-6-24 周五, 下午12:43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共党论衡·苏中共党关系 1 】

共产国际的私生子毛泽东——江西苏维埃时代中苏共党关系珍秘
作者：隐叟

北伐革命末期，蒋先生大举清党而演成国共分裂。此後，在中国共产党内亦分裂为两派：一派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主张以城市工人起义来夺取政权；另一派则主张以农民战争来夺取政权。双方经一段时期的明争暗斗，终於各走各路，毛泽东和他的一批志同道合者跑到江西井岗山去开创根据地，实现他们的「农民革命」的路线。从这时起，苏联对中共之态度即大为改变。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上井岗山，但直至一九三○年初才正式宣布江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至一九三四年「长征」开始後，此政权才告结束。在这段时期内，苏联对中共态度的大转变，影响了此後几十年的中苏共关系。

从中共四中全会说起

自一九三○年以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在此之前的十年中，史大林与托洛茨基皆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可以在中国很迅速地成功的。中国革命与苏联有切身关系，不仅可以使世界革命向前推展一步，而且使苏联在当时外交孤立的环境中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的盟友。因此，苏联在二十年代曾不遗余力地推展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第三国际的建立，主要也为了这个目标（见托洛茨基回忆录）。但是自一九三○年起，苏联突然松懈了此种努力，主要是因为苏联认为中共已走上了不正确的革命道路，因此对中共革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

在一九三一年初中共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成为苏联对华政策大转变的里程碑。本文就从这次会议谈起。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於一九三一年一月举行，距离一九三○年十月的三中全会前後不满四个月。四中全会在上海梵皇渡路的一所工人棚户内秘密举行，参加的有二十九人，包括向忠发，他自一九二八年以来担任中共总书记，但因他的知识水准极低（此人是中共历来领袖之中唯一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其他皆为知识分子），因此一向是有名无权的；陆长龙，他是当时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大部份党员都听他指挥，刘少奇及陈云当时皆是他手下的小工棍；瞿秋白，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推翻陈独秀的领导之後，一度担任领导人，但此时巳失势，且刚自莫斯科受训斥後归来；周恩来，他自一九二七年就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而毛泽东在当时只是个中央委员；一批以陈绍禹为首的刚自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受训归来的学生，其中有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

且看二十年後的评论

但是当时事实上的领袖李立三却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在三中全会受到批评後即被召赴莫斯科受检讨。另一中委张国焘亦未参加，他在四中全会结束後不久才从莫斯科归来。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岗山上，他们虽为中委，但已与中委会内的大部份委员发生了歧见。

要知道这次会议的真相，可以从一九五一年中共公布的官方党史中窥见一斑。这篇由胡乔木执笔的题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之党史中说：「一九三○年十月，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受到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纠正。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两同志为首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徵的一个新的左倾派别，又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衣，起来攻击三中全会没有纠正立三路线的『右』倾，并经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而取得了中央领导地位。」

在二十年後所作的这种评论，当然是加上了毛泽东的主观意见，并且故意贬低毛泽东之前的历任党领袖，并不足以代表当时党内的真实情况。事实上，根据共产国际的刊物在一九三一年初的报导，三中全会不仅没有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而且相反地是拥护李立三的领导。据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在莫斯抖出版的第六期「共产国际」杂志（Communist
International）上，登载着Kuchymov 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斗争」，这篇文章批评瞿秋白未能实现共产国际所交托的任务，共产国际要他在三中全会内推翻李立三，但李立三却在三中全会内获得了大多数委员的支持。直至三中全会举行後一个半月，即一九三○年十一月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发出一封激烈攻击李立三的信，才迫使李立三下台。关於此事，详载於Schwartz所著「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1920—1932」一书中。

返国学生集团的抬头

李立三下台後不久，就被召赴莫斯科受检讨，这一去，就是十五年。李立三走後，党内领导权呈现真空状态，因此，四中全会的仓促召集，主要是为了选举新领袖。但事实上，自李立三走後，领导权已落在「返国学生集团」手中，四中全会的召开只是使他们的领导正式化而已。所谓返国学生集团，在Schwartz的书中称为「廿八个布尔什维克」，这廿八人於一九三一年元旦後不久从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归来，共产国际特派他们前来协助陈绍禹夺取领导权，在这廿八人中，现尚生存的只有张闻天（洛甫）与王稼祥。

召集及主持四中全会的，既不是陈绍禹也不是向忠发，而是共产国际的俄籍代表密夫(Pavel Mif），他曾任莫斯科孙逸仙大学教育长，一九三○年後担任共产国际秘密派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在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开设一家旧书店以资掩护。由於他之亲临主持四中全会，使他的学生们未经任何阻挠而取得了中共的领导权。他在这次会议上指责瞿秋白未能在三中全会上罢免李立三的领导，并怒骂瞿秋白未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在事前交给他审阅。据Isaacs所著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一书第四○七页称，瞿秋白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懦弱荒谬的机会主义」，四中全会完全罢黜了瞿秋白所负的职务，此後他在上海过了两年卖文生活，一九三三年逃往江西苏维埃区投靠毛泽东，直至长征开始时，他因体弱多病而被遗留在江西，一九三五年三月被国民党逮捕，三个月後被枪毙。周恩来在四中全会上也受到密夫的批评，周恩来是参加四中全会的唯一在李立三当权期内的重要人物，他向密夫检讨了自己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但是他却比瞿秋白幸运，并未被密夫赶出政治局，因此当他在一九三二年初赴江西苏维埃区时，他的地位也比瞿秋白高得多。

在四中全会受到打击最惨的是陆长龙，他被控应对工人革命之失败负全责，因此被开除出党，但他心有不甘，另组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紧急委员会」与陈绍禹的「中央委员会」相对抗。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当他的「紧急委员会」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所屋子中集会时，由陈绍禹向英租界的巡捕房告密，与会的二十四名「紧急委员」被一网打尽，租界当局把这二十四人移交给国民党当局，三星期後被全体枪毙。

毛泽东不理共产国际

至一九三一年三月初，挂名的总书记向忠发也被陈绍禹出卖，遭国民党枪杀，於是「返国学生集团」就完全控制了中央委员会，只有在江西一隅之地的毛泽东集团不受这个党中央的控制，陈绍禹集团的领导权，一直保持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才被毛泽东正式推翻。

四中全会之所以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不仅是因为它改变了党的领导机构，而且是因为它是苏联最後一次直接干涉中共的内部党务。在这一点上，四中全会标志着莫斯科与中共关系的一个阶段之结束。自中共在二十年代初期酝酿成立时起，直至六届四中全会结束时止，中共的一切重要决策及党内领导权的改变，皆是直接受命於莫斯科的。在这段时期内，共产国际曾不断派遣代表前来中国监督中共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是伏丁斯基（Grigorii Voitinskii ），他在一九二○年春来到中国，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及读书会之类的组织联络，协助他们统一起来，在一九二一年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共第一届大会举行之後的一年中，由荷兰籍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aring）来华督导中共。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国共合作期内，共产国际先後派遣了鲍罗廷及印度籍的劳埃（M·N·Roy）来华协助中共，至於在军事上协助北伐军的加仑将军，并非共产国际代表，而且此人也并无权力。一九二七年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Besso Lominadze）到汉口，召集「八七会议」，推翻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同年冬季，德国籍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Heinz Neumann）到广州，协助张太雷与彭湃领导的暴动。这些只是较著名的一部份而已，此外尚有许多短期逗留的共产国际代表。密夫之来华，也完全是与上述这些人的身份相等，他虽不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最後一个代表，可是他却是最後一个能够对中共产生重大影响的共产国际代表。据蒋总统在他所著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罗明纳兹曾在一九三二或三三年再度来华，视察江西苏维埃区（见「苏俄在中国」英文版第六十四至六十五页），但这一情报可能有错，事实上罗明纳兹於一九三二至三四年在伦敦活动，而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Li Teh）的德国共产党党员於一九三三年至三九年担任着毛泽东的军事顾问，曾随「长征」队伍经过雪山草原而至陕北。但这人对中共并无任何影响力，只是史大林派来探测中共动向的间谍（见史诺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英文本第四一六页）。事实上，毛泽东之获得党内领导权，完全未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相反地，他是在击败了受共产国际所支持的陈绍禹集团之後中取得领导权的，他之不受及不愿受共产国际的控制，是理所当然的事。

史大林不甘自承失败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九三一年初的四中全会之後共产国际的势力在中共党内大退却？

最主要也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共产国际认为毛泽东路线永远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当毛泽东的「农民战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渐占主流地位之後，史大林就一心认定中共已经变质，不再是一个国际工人阶级的政党，因此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已告无望，乌合之众的赤贫农民决无法对抗正规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毛泽东不要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即使毛泽东要求共产国际支持他，史大林也不会同意。在此情况之下，共产国际当然没有必要再保持在中国的努力。

共产国际势力之退出中国共产党，标志着史大林对华政策的全盘失败。但史大林是个从来不肯自承失败的人，因此，当共产国际势力正在退却之际，莫斯科却大肆渲染中国革命高潮的来到，似乎史大林的政策已经成功。一九三二年时，「共产国际」月刊宣布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工人罢工在一年内发生了一千二百十五次，至一九三三年，又宣称中国的罢工运动增加了三倍，有三十多万工人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罢工。至一九三四年，莫斯科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较一九三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苏维埃区域的面积扩大了一倍。至一九三五年秋季，曼纽斯基在「共产国际」月刊上著文称：「中国的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全国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已为期不远。」而事实上，中共当时正在「长征」中元气大伤，局处在几近蛮荒的陕北窑洞中躲避政府军的锋芒。

史大林唱高调有苦衷

莫斯科的这些宣传完全是夸大及捏造的，特别是关於政府区内的工人运动的描述，与事实恰好相反。上海「大公报」在一九五零年十一月至翌年二月连续发表中共工会领导之一陈少文著的「工人运动简史」一文，指出一九三一至三五年，正是「我国工人运动的最低潮」。共产国际之所以耍编造这些谎言，有许多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遗弃」工人阶级而完全依赖农工，史大林希望藉这些谎言来激起中国工人阶级的斗志，史大林已明知「中国革命」的前途已非常黯淡，却不愿因毛泽东的错误路线而使中国革命绝望。

苏联愈是夸大「中国革命」的成就，就愈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之无可奈何。这话怎讲？且看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後，中共党员大批大批地被捕被杀，「革命」力量大受打击，但苏联并未渲染中共之成就，却默默地协助中共重整旗鼓，因此有同年十二月的广州公社暴动之发生，当广州暴动失败後，共产国际仍舍不得就此罢手，不断地在中共内部进行改组革新，企图卷土重来。但当毛泽东路线抬头之後，史大林认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已无能为力，因此一方面大举退却，一方面则大放其马後炮，吹嘘中国「革命高潮」之来到。如果苏联对华政策没有改变的话，史大林决不会唱这些高调。

促成共产国际势力退出中共内部的另一主要因素，是苏联外交政策之改变。史大林以放弃对中共的支持，作为贯撤他的新外交政策之代价。苏联新外交政策之目标为与西方修好，因此必须表示它无意攫取中国，这就促成了共产国际势力在中国的大退却。而促成苏联采取这种新外交政策之原因，是日本之攫夺东三省及希特勒在德国之崛起，这两件事皆构成了对苏联的严重威胁，苏联必须与其他国家敦睦邦交以应付这种新局势。因此在一九三二年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九三三年与美国建立，一年後又加入了国际联盟，一九三五年与法国及捷克缔订军事同盟条约。为了在国际上之争取友谊及同情，莫斯科当然须修改其以前的政策，不得再或明或暗地支持外国的共党革命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史大林之所以要解散共产国际也正是这个原因，因当时苏联正亟需美国同情与支持。

毛泽东独搞农民革命

当日本在中国东北扩张而威胁苏联安全之际，史大林急於和南京当局取得谅解，而同时毛泽东的路线又不合他的心意，因此他乾脆地撤回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支持。这是三十年代初期共产国际势力在中国大退却的主要原因。

但这并不是说苏联不希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获得胜利。苏联对江西苏维埃区的一切动态仍是非常关切的（这在本文第三节中将加叙述），只是因为苏联本身的安全，不得不撤退共产国际的势力。当陈绍禹的「党中央」在一九三三年时无法再在上海或其他城市立足後，也撤退到江西苏维埃区，而江西苏区被政府军重重包围，区内又无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与共产国际已毫无连络，共产国际当然没有再派人员前来中团的必要。

反观当时的中共，也不想再受共产国际的橾纵，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江西苏维埃区不愿受共产国际操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江西苏区主要是由农民所构成的，在二十年代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中，曾一再强调城市工人起义的重要性，以致造成中共实力之大受损失，现在毛泽东从农民运动中找到了新出路，怎肯再让共产国际的低能领导来削弱他的实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三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所主张的农民革命路线，已成为中共的思想主流，毛泽东路线并非师承苏联，他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他不愿受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莫斯科当局之干涉。共产国际再要像控制以前在城市内的中共中央一样来控制毛泽东的中央，当然是要遭到抗拒的。

正是因为有这些客观的条件及主观的想法之存在，使共产国际的势力不得不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退却。至於这种退却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任何人都无法说出一个确切的日期，但我们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转摒点，这并不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任何要把共产国际势力赶出中国的决议，而是因为正如上文所述，这次会议是共产国际的重要政治代表在中国的最後一次出现。

共产国际的私生子毛泽东

■■■■■以上全文未完，阅读全文及近日其他更新，请至：

【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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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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