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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问题：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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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主义与问题：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二） (436 reads) 时间: 2005-5-23 周一, 上午1:25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主义与问题：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二）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结出了果实。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如他们在二大的会议上的决议所说的，是共产主义第二国际的中国分部。在理论上，也不得不为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垄断，但也并非是全无创见。陈独秀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者，他对于马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有着更为独特的看法。

首先，陈独秀的思想体系是有很多的自由主义与三民主义水分的。他个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是通过孙中山于民生主义对马克思的吹捧开始的。而其个人与国民党关系也十分深厚，1904年陈独秀就参加了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反清秘密组织暗杀团和以后的光复会。自由、平等、博爱的自由主义情节，可以说是他与无产阶级专政仰者的最大不同。他更为中性，不讲求暴力，视角并不是只关注与偏持于一个阶级，而在于全社会的一种协调平等。也可以说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专政思想的理解是不完全的。

列宁有一篇文章是叫做《国家与革命》，是马氏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而在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所说，他对于这一思想并没有完全接受。他在文中说：

“我的结论是: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第一，否认了国家的消亡论点，认为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第二，他认为国家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是却是可以改造进化；第三，对于革命他认为是可用来打破专政者的垄断的，但是他绝对的反对要在其反建设时期也要用革命手段，而且作为革命者也是不可以包办的。这些观点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而他在《答蔡和森》一文中，又认为“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来征服自然的事，所以………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在这里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特点，以及对于马克思专政方法的天真浪漫化。

可以说，当时的社会主义对于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人，来说还是混合了当时西方的自由主义与实用主义以及人权思想的复合体。相应的，孙中山同样的对于马克思有这种天真的幻想。语出于对多党政治的向往，孙中山也为了当时的共和国的生存，为了解决当时工人与资方对立的现实。孙中山创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所谓新三民主义。

实际上，无论从深度与广度上来说“联俄、联共、扶助工农”都无法与“民族、民权、民生”相并提。把“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称之为新三民主义不准确的。之所以，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是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相关，这同他面对满清政府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四大纲领是同等性质，因此“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称为新纲领更加适合身分。

为了对这一性质加以说明，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环境可以帮助我们加深认识。当时的中国在政治上，是北强南弱的分裂格局，在黄埔军校的《国父创办本校之目的》中是这样来总结当时现实的：“国父认为以往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只有革命党之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而在当时的国际上，英美等列国对于国民政府大多持不认可的态度，在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国英、法、意、日等国在巴黎和会中也是同北洋政府对谈的。并在这一会议上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当年5月4日就爆发了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参加的“五四运动”。加上当时孙中山对这一运动的支持，也就失得在国民政府失去了，巴黎和会各国的支持。为了加强自己的生存能力，与打破军阀政府，孙中山不得提出“联俄”的政策，与新成立的而且被西方社会所共同排 “苏维埃”政权联合，以从中得到支持。而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并将缴获的孙中山联德、联俄三封密函，在香港加以公布，挑起海内外人士对孙中山的反对。这一行为更加强了孙中山，对于军阀的不信任。

1922年8月25日，马林作为苏俄使者越飞的代表，在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等陪同下，在上海法租界见到了孙中山，要求孙中山“不要单纯以武力收复广州”，而是“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还建议改组国民党，以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1923年一月，孙中山与苏俄全权大使越飞签定了《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联俄”政策的正势成功。这期间，中共党员都起到了桥梁作用。

据俄国相关资料显示，在1923年到1926年间，列宁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政府提供当时孙中山广州军政府大批精良枪械与经费。当时孙中山用这些支援成立国民党武装力量—黄埔军校。当时广州军政府的俄籍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与黄埔军校首任校长蒋介石有密切联系，后来蒋介石率军北伐时得到庞大军事援助也与此有关。同时，北伐的经费也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于当时俄罗斯。由此可见，“联俄”这一政策为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改造与生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而“联共”的政策，在孙中山来说是对于“联俄”政策的一种延深。1922年中共“二大”明确决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当时的共产国际与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也就是以列宁为中心的一个国际组织，这时的共产党正式成为了俄国利益的第一代理人。1922年12月23日，陈独秀在《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一文中，为苏俄利益加以辩护说：“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很知道俄国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由俄国共产党掌握政权的苏俄，是绝不会‘分略’的。所有反对苏俄的宣传或谣言，都不过是想离间中俄人民的感情的。”

而在“联共”的形式上，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为主，也是当时的共产国际的要求。1922年4月，马林结束访华离开中国之前，对中共中央说：“我曾向我们的同志建议放弃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放弃独立。与此相反，同志们必须统一他们在国民党中所采取的策略。”这并没有为中共中央所认同。马林回苏之后，列宁正在患病，第三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便和斯大林商量，他们都同意马林的意见，以此作为共产国际的决定，要中共执行。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名义通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和菲力浦同志（马林）紧密联系下进行。”原件打在马林的衬衣上，秘密带来中国进行传达贯彻。

孙中山及国民党之所以认同这种党内的合作形式原因有三。

第一，能通过国共两党的合作，团结正在兴起的工农力量，推进国民革命。

甲午战争之后，外资大量侵入，西方与日本对于清政府官营事业的打击，也为中国私有资本的大发展提供了空间，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至1901年，江苏、浙江等腰三角形13个省，雇佣500以上工人的厂矿有156家，工人24万余名，约占全国产业工人的总数的30—40%。产业工人的高度集中，政府的力量弱小而使工人权益无法得到保证。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为中国的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国际空间。但是，战争的结束西方资本又一次席卷中国，中国民族工业很快的进入萧条期。例如：在大战期间发展快速的面粉业，1921年虽出超750多万海关两，但与1920年相比，已大为滑坡。到了1922年更成为入超140多万海关两的局面。这些总的经济环境的恶化，更加深了工人的与资方的矛盾。

“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党要人戴季陶等担心“这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于工人本身也是利的”，因而“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中华工会”领导人陈家鼐在成立通电中说：“敝会同人，内察众情，外观大势，迎世界之潮流，应时势之需要，一本至诚，组织斯会。”并明确其目的为：“纯为发展工业，振兴国货，宽裕工界。”在1921年11月，上海在酝酿组织全市工会时，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会、工商友谊会、中华劳动联合会、电器工界联合会，同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上海机器、印刷、烟草、纺织等四大产业工会，发生了严重的对立。

为了解决阶层对抗与工人内部斗争，孙中山希望能通过党内合作的方式来进行调合。

第二，防备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及成为俄国的代理人。

对于共产党主张废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及共产党自称为第三国际的中国分支，国民党人及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是十分反对的。1920年12月，陈独秀入粤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被广东士绅联名请愿罢免他的职位，要求官厅驱逐出境。孙中山在于1923年11月给邓泽如等反对联共的人士批语道：中国共产党“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事党者，初欲抱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

第三，防止国民党腐化，方便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

辛亥革命后，不少官僚军阀混进党内，很多老党员蜕化变质，许多党组织形同虚设。孙中山认为“分子太为复杂”，“党务反不如前，几成了一盘散沙，把从前革命的精神都无形丧失了。”许多人“加入本党的目的都是在做官，所以党员的人格非常卑劣”，“党中缺乏组织……以为党员当绝对自由，一切联系之法，弃而不讲”。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方面有利于国民党吸入新鲜血液，焕发精神；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共产党的独立性，加强对于老党员们的自我警醒。

孙中山认为克服党内危机的出路在于改组政党，他说：“补救之策，厥惟重组本党，严格训练党员之思想与行动，使全体党员共负革命之责任。盖必先有健全之党员，方能组完全之党，有完全之党，方能建完全之国家也。”要“以俄为师”“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把国民党改组成为“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而引入直接为共产国际所领导的共产党，正可以达到个目标的最好助力。

而“扶助工农”一条。正是民生主义的一大目标之一，是为建立孙中山理想的大同社会一个必然步骤。这也是他统一中国目标，为北伐的成功，平稳后方一个必须条件。根椐当时的经济环境，以及资本家、地主同工农的对立，孙中山还在民主主义中加入了“节制资本”一条。

对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是支持的，但对于党内的合作这一形式在一开始是反对的。1922年4月6日，陈独秀亲自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维经斯基，陈述反对党团员加入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六点理由：“（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之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的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陈独秀当时的对于三民主义看法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

但也应该看到，陈独秀不认同党外合作形式，同样也不认为两党要刀兵相见。在1972年11月，陈独秀连续给中央写了三封信，反对共产党在各地的武装起义，特别是在农村中鼓动农民暴动。他认为1927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已经取得了胜利，国民党所建立的政权已经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它对中国的统治已趋于成熟，中国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占优势的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于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现时不应该去破坏中国的建设工作，而只能进行孙中山北上时提出的“国民会议”为中心合法斗争。

随着时局的变化，特别是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以及第三国际内部斗争的问题。以强硬态度的“立三路线”得到了苏俄的支持，而陈独秀成为了共产国际政策的牺牲品。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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