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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11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 特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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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11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 特辑 5   
所跟贴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11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 特辑 5 -- HGC - (1202 Byte) 2005-5-15 周日, 下午11:38 (745 reads)
H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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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文章标题: 金典戎: 东北沦共的一页痛史 (外一种) (388 reads)      时间: 2005-5-15 周日, 下午11:49

作者:HGC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11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 特辑 5




东北沦共的一页痛史
作者:金典戎



编者按:金典戎将军於抗战胜利之後,是随熊式辉接收东北首批由重庆飞赴长春的人,金氏那时是东北行营的交通处长。因为当时苏军既未撤退,行营其他人员亦多未出关履任。故在初期,只有少数几个人和盛气凌人的苏军打交道,金氏为其中主干之一。

这一篇文章的内容,完全是纪述金氏本人在东北那段时期的一切见闻和感想,而且是本着「对事不对人」的观点,据实直书,全文约二万余言,从本期起在本刊分节发表。




如果有人问我,假如我们的政府,不是在接收东北的时候,在政策和步骤方面,都犯了不可挽救的错误,是不是东北还不致那样轻易的沦入共党手中?

倘若对我发问的人,是态度严肃的话,那么,我也将用同样的态度,来答覆他这个问题。根据我个人的实际经验,如果不是我们政府接收大员,对共党集团的判断不明,和处置失常,这一不幸事件,是大致可以避免的,至少,是我们的失败,也不致会弄到那样的悲惨!


从宣传说起

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是一直的不同意我们政府的宣传人员,那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宣传手法。他们为了掩饰自己这一方面,因处置不当而引起的失败後果,每每对敌情方面,加以夸大的渲染。不是说敌人方面的武力如何的凶狠无敌;就是说敌人方面的计划如何的详尽周密。语意之间,好像是我们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命运,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一切是活该如此!

其实,共党集团里面的军政头子们,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并不见得高明到怎样的神机莫测,更没有我们宣传家口中所渲染的那样神秘,说穿了,他们不过是一群常人而已!可是,就因为这样,他们才发挥了「群」的作用。这也恰恰的符合了中国俗语所说的「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说法。

因为共产党徒的代表们知识有限,所以当他们同我们交手时,每每是「说了不算」;又因为他们缺乏独立自主的性格,凡事均须向上级请示,所以在他们同我们举行会谈时,又每每是「拖延时间」;再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脑海中充满了自卑感的关系,所以在把事情闹僵了的时候,他们又会突然的「改变态度」,而使问题「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突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坚强与主动

我不管是不是有人同意我这种说法?但我坚决的相信:我们以往的失败,不是因为共产党徒比我们高明,而是由於我们太不成了!不是共产党徒具备了种种成功因素,而是由於我们这一方面,早已具备了种种失败的条件。

英国有一句格言是:检讨过去,研究现在,策定将来。试问:我们政府现在执政诸公,有检讨过去的勇气否?有研究现在的决心否?有策定将来的远见否?

我认为同共产党徒打交道,为争取「先制之利」起见,至少是要把握住以下三种原则:第一、立场要坚定;第二、手法要主动;第三、态度要强硬。可惜的是,在自由世界这一面,永远的是把握不住这种原则,以致处处随伴着共党音乐在跳舞!

如果有人认为,若像我所说的这样去对付共产党徒,极易引起正面冲突的可能。那我将要郑重的告诉这些人:妥协不能换取和平,恐惧尤其是不能避免战争。共产党徒认识的就是力量,当军事优势掌握在自由世界手上的时候,它们无论受到任何打击,和遭受任何刺激,它们都不会轻易的发动战争;在相反的一面,当它们一旦自信有战胜自由世界把握的时候(或者是由於他们估计的错误),无论自由世界对它们如何的让步,战争都将无法避免!


对事不对人

为了证明我说法的无误,我打算把我在抗战胜利後,奉命参预接收东北的经过,在这里作一个概略的叙述。我也知道,我今天来谈这个问题,也许会牵连许多朋友在内。但我敢保证的说,我的一切看法,都是本着「对事不对人」的观点,即或我的论断与当时的情形,多少有一些出入的地方,那也该由我个人负责,不但与政府的政策无关,而且也与参预接收的其他朋友无关。

为明了这件事的失败真象起见,在未叙述东北接收经过以前,我打算先由中苏的一段「秘密外交」说起。因为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成败,是我们东北接收工作遭受挫折的主要关键。

当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东北接收工作正在春云初展的时候,在长春和重庆两地,曾先後发生过两次「秘密外交」谈判事件。直到後来接收工作逐步恶化之际,我才知道,那两次谈判的成败,关乎中苏邦交的变化很大,并且在不久的时间以後,也间接的证明了苏俄的决心全力扶植中共,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谈判没下文

这两次的外交谈判,其重要性虽然如此重大,但在当时的新闻报导方面,却只是轻描淡写的作了如下的一个简单宣布:「苏维埃政府,已向我国提出有关东北经济问题的建议,我政府当局正予以慎重考虑中。」这当然是根据官方通讯社发布的消息,一种「等因奉此」的照例老文章。此後的发展如何,以及谈判的结局怎样?那更是消息杳然,一直的也没听到它的下文。

不但国人不知就里,大都忽略了这个新闻的重要性;就是笔者本人,当时身在东北,是亲身参预其事的人,也只知道此项交涉在重庆谈判陷於停顿,究竟详细经过情形如何?也不得而知。

直到当年十二月东北接收失败,所有去东北接收的人,不得不作「外交撤退」,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我回到了北平的时候,我才从我的一位老朋友——当时的内政部部长彭君颐先生口中,听到了这件「中苏经济谈判」失败的经过。


看中苏盟约

按当时的情形来说,我们一时之间,还看不出来它的影响究竟大到什么程度。不过到了今天,事实却摆在我们面前,痛定思痛之余,才使我们深深的体验到,当时参预其事的我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的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不能重视现实的作风,是如何的令人太息痛恨!

在叙述这件谈判的事实经过以前,我们先应该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回忆一下。当初这个条约的签订,是於一九四五年八月,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率领外交部长王世杰等,前往莫斯科签订的。

那个条约,在同年八月廿六日,由中苏两国政府同时公布。其主要内容为:

(一)中苏两国为共同维持远东和平,经商定共缔同盟友好绦约,为期廿五年。

(二)苏联承认东北仍为中国的领土。

(三)日本投降後,驻东北之苏军,当於三个月後开始撤退,全部主权,移交中国国民政府接收。

(四)旅顺、大连之租借期为廿五年,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

双方政府所公布之条款,大致如此,此外有无秘密条款,则不得而知。


苏节外生枝

谁知,当我们由重庆飞往东北进行接收的时候,苏方却节外生枝的,提出来「共同建设东北经济问题」的额外要求。这是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和苏方进行经济接收的当时,由苏联远东军总司今部政治部主任赵可罗夫,代表苏方提出来的。

它们提出这个建议的主要用意,是除了依照「中苏同盟友好条约」上面所规定的条款,重申对旅大的租借和中长路的共管外,更重要的是要求对於东北的经济,双方面平分春色。

我们推想当时的情况,也许是日本未投降时,由於我国政府为了要争取苏军在对日作战方面,和我们采取一致的行动,在口头上或者有过这样的允诺,因为苏方的赵可罗夫在提出这个建议的当时,一切都表现着是「旧事重提,胸有成竹」的神态。

双方参预谈判的人员,大致相等,地点是在长春苏联远东军总部举行。

自然,这时在重庆方面,也认为只要在不过份损害主权的原则之下,在经济方面,也不妨稍予让步,以期换取它们的顺利撤军。


初步的决定

我们从当时种种迹象观察,只要我们在此次经济会谈上,不与苏方闹到破裂的地步,在那个时候还看不出来它们有坚决卵翼中共政权的意向。

那次苏方提出的谈判原则是:凡东北方面可以列为国营的经济资源,都设立各种建设公司或矿厂,由中苏共同管理,以期利益均沾。

我方经过几次研究和考虑,认为此项原则,大致可以接受,但在利益方面,我方却坚持须较苏方稍为优厚的原则,以示主权在我之意。

双方经过数度磋商的结果,初步决定之内容,约如左述:

(一)在组织方面:设立各种建设公司,和各种矿厂的组织。

(二)在人事方面:(甲)如果我方担任董事长,苏方人员则担任总经理;反之,如由苏方担任董事长,则由我方人员担任总经理;(乙)其他一切人事,均设正副二级制度,由中苏双方人员分别担任;(丙)技术人员,均雇用苏方人员,不得延聘其他国家人士。

(三)在利润方面:我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苏方占百分之四十九。

综观全部协定内容,除在利润方面,由我方占有象征性的优势以外,其余各款,完全符合苏方的理想。

在东北方面,中苏双方就地商谈的初步协议,是如此拟定了;但是最後的审核承认,还要取决於重庆和莫斯科。


在渝开谈判

当我方把协定的草案,派专人送达重庆以後,便一直的未听到下文。

後来,我们知道,这项建议案送达重庆之後,最高当局经过缜密考虑,认为这件事相当重要,於是在原件上手批:「原则可行,交由王部长(世杰)翁部长(文灏)详加研究,并与苏大使进行谈判」。

那时王世杰是外交部长,翁文灏是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苏联驻华大使是彼得罗夫。

这时,翁文灏正在华北视察,为磋商此项问题,重庆当局特将其电召返渝。不料翁回到重庆之後,蒋先生已作「胜利巡视」,飞往贵州去了。临行之时,特留一长函交翁,嘱就经济观点,权衡利害得失,与王部长从事研究,并即与苏大使,进行商谈。

总而言之,蒋先生对於此事自始至终,均异常重视,原则上也大致同意,只是叫主管人员就细则上与苏方详谈,便可以决定。不仅我方对於此项问题,特别重视,即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也奉到了莫斯科的命令,饬对此项谈判,必须圆满达成。所以当双方开始进行会谈的时候,苏联方面出席的人员,除大使以外,其他重要馆员、高级武官、参赞、秘书等,均一律出席参加。


王世杰反对

为避免引起外方注意起见,双方在重庆谈判时,会谈地点是选定在重庆资源委员会属下的「中国植物油公司」二楼举行,关防极为严密。新闻界的朋友,在当时更无法获得任何消息。

我方在事先研究的结果,翁文灏的态度,还表示无可无不可的样子;但王世杰则坚决的提出反对的意见。究竟王世杰何以对这项谈判如此坚决反对,局外人虽然是无法洞悉其症结,但据当时熟知内幕的人透露,说王世杰似乎是了解苏方急欲达成这项协议的弱点,所以坚持必须苏大使撤回有关东北问题某项照会,谈判方可继续,否则,我方将放弃对东北经济问题的谈判。因为这样,所以王世杰当时坚持的态度,使苏大使也不得不为之愕然!

据说当时苏大使的答覆是:对某项有关东北总是的照会,可以从长考虑,但为顾虑国家体面,也坚决的表示不肯撤回之意。


局势起变化

双方坚持不下,几致演成破裂局面,连带着使东北经济谈判问题,亦在无形中搁置下来。从此以後,我们就再也听不到它的结局是怎样的了!

事後据熟悉苏联内幕的人士谈起,当时苏方对於那次经济谈判,原本抱有极高希望,不料事实演变的结果,竟落得这样的不欢而散。显然的,苏方当时的气焰,已近乎凌人的程度,而我方在抗战胜利之顷,在心情上也无形中会疏忽了冷静的应付。苏方自亦藉此表示其极端的不满,甚至摆出了异常愤怒的面孔!

此後,苏方接着而来的处置,便是命令苏军延期撤离东北,和把中共的干部,由山东半岛用帆船运抵旅顺大连,每次登陆的中共干部,大约是二三千人不等,然後再由旅大,向东北各地源源不断的运送,并将苏军从伪满手中缴收过来的军械,大量交付於中共之手。从那个时候起,东北的局势,已经在本质方面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了!





接收东北的重任,在抗战胜利前夕,中枢原属意张治中出马,後来东北行营主任一职,却落到熊式辉的头上,关於这种人事上的变化,当时曾有过种种不同的传说。

最不幸的是:当接收东北的重要人员分三批出发之前,行营参谋长何柱国突告双目失明,无法动程,有人说是苏俄使馆在饯别宴会中,酒内下毒所致,至今仍是一个疑案!



名利双收的好差事

我是一个不相信命运的人,但根据我个人以往处事的经验,有许多事又叫我不能不相信命运。

譬如一件事,不管你在事前计划得怎样周密、和安排的如何妥当,可是,在事实发展方面,却往往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就拿接收东北的工作来说吧,在一九四五年胜利的初期,人人都以为接收东北是一件最有前途的工作,就是我个人的想法,也不例外,至於蒋先生在当时,我想他也一定是这样的想法。这,可从他派遣蒋经国出任东北外交特派员一事中见之。

因为那时的蒋经国,年事尚轻,他的政治前途,可说是方兴未艾,如果接收东北问题,在外交上没有相当的把握,蒋先生是不会轻易的把这项荆棘满途的艰钜任务,叫他去贸然负荷的。当然,蒋经国的留俄关系,也是决定他出长东北外交任务的另一因素。

在那个时期,凡是被派到东北担任接收工作的人,都是一团高兴,认为那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差事。

尤其是东北的抚顺煤矿、鞍山钢铁、鸭绿江的水力发电厂,以及十五万公里的公路和一万五千公里的铁路交通网,特别令人向往!

在港口方面,大连、旅顺和葫芦岛,都是优良的不冻港。在粮食方面,东北出产的大豆、高梁,更是驰名世界,每年有大批的吨位出口。说到吃的方面,就更会使人为之垂涎三尺,我们那时候到东北接收,在季节方面,正赶上吃松花江的白鱼,和东北特品的白肉酸菜火锅。

基於以上种种,所以被派去东北的人,当然是非常高兴。


行营之内三大部门

那时,接收东北的最重要三大部门: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经济;另一个就是交通。

政治方面——在行营编制之内,设一个「政治委员会」,由行营主任熊式辉兼任主任委员;莫德惠、邹作华、万福麟、马占山、冯庸等为委员。

经济方面——在行营编制之内,设一个「经济委员会」,由张嘉璈担任主任委员;王家珍、张振鹭等为委员。

交通方面——在行营编制之内,设一个「交通处」。地位与其他厅处平行,但在责任方面,所管辖的范围,却异常的广泛,它的任务,包括整个东北九省的「路、电、邮、航」,我那时简单的替它统计了一下,在行营交通处管辖下的事业,铁路局大大小小的有十几处之多,公路局有三十几处,邮政局有几百处,航运局也有三十六处,至於飞机场和空运机构也有几十处,还未计算在内。

有人说,中国的交通事业,百分之八十在东北,这些话并非是夸大之词。

我对於交通,完全是外行,为什么熊式辉先生把这个责任,交给我去干呢?说起来是有一段内幕的,在未说到接收以前,我不能不在这里首先把它交代一下。


由张治中到熊式辉

原来,东北行营主任一职,蒋先生最初的意思,是派张治中的。後来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才改派熊式辉。有人说这是派系之争;也有人说这是「政学系」和「黄埔系」斗法的结果;更有人说是吴鼎昌和张岳军在背後支持的力量。此外,也有人说熊先生为了争取东北行营主任位置,经常的在夹袋中带着几种计划,等到同蒋先生谈到东北问题时,他每次都能立时拿出来一份合乎当时谈话情形的计划来被蒋先生称赞为「有心人」。所以,当後来考虑东北行营主任人选的时候,自然会想到他的身上。

以上种种说法,究竟那一种说法可靠,依我看各种因素都有,否则,问题绝不会有那样激剧的变化。


须从「青年军」说起

据我所知道这件事经过的原委是:在胜利前夕的政府当局,为了争取抗战的最後胜利,和培植未来的建国干部,曾号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蒋先生非常重视这个运动,故由他自兼青年军的最高统帅,由罗卓英将军任青年军训练总监,和兼任军官训练团教育长。在军官训练团和总监部之下,设有将官班、校尉官总队、女子服务总队以及政治部的各项组织。

先由黄维兼任将官班主任,由我以副主任名义主持其事,後来黄被调为「东南训练团」的教育长後,就由我承乏该项职务,和兼任训练总监部高参室主任。女子总队长是现任立法委员的陈逸云女士,政治部主任是蒋经国。

那时的青年军训练,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工作,尤其我所主持的将官班,差不多国内比较优秀一些的将官,都要调在那里受训,而且在受训之後,通常是降一级任用。


余易麟「泄露春光」

单说,当时将官班中有一位学员,名字叫余易麟,他原来是张治中部下的总务处处长。

有一天傍晚时分,我正在重庆复兴关我所居住的那所法国式的房屋前草地上散步,遥望重庆市区,万家灯火,因为那时已经知道日本快要投降了。我也正在想像着未来的远景,陡然间,一阵急剧的脚步声,从微风中送了过来。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本班的学员余易麟走来了。

那时,距离日本投降的日期,虽然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但我们从种种情报中,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胜利,业已在望。有许多人,已经在作着接收和复员的准备。余易麟是张治中的红人,我是知道的。但我还是没想到他是代表张治中来和我谈东北接收问题。

他一见我的面,就开门见山的对我说:「张先生昨日从主席官邸回来,曾经找到几位朋友大谈东北问题,特别叫我请老师也去谈一谈。」根据余易麟的口气,也许未来的东北行营主任,已经落在张治中身上。不过余易一当时又低声的告诉我:「目下这没有作正式的决定,但最高当局已经告诉张先生准备接收东北的资料了。」


张治中准备当主任

我和余易麟谈了一阵,遂约定了第二天的下午三点钟去看张治中。当我送走余易麟後,踏着月色走进屋里,这时心中也有着无限的感触,说不出来是喜悦还是惆怅,阔别了十四年的东北,真的要回去了吗?想起杜工部「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诗句,为之黯然不已。

嗣後,我和张治中经过数度深谈,代他拟订过接收东北计划,以及代张治中邀请过东北元老莫德惠先生等谈过话,又曾拟定过东北行营的「影子人事」。我那时被张指定的职务,是行营未来的参谋长。

但不料在日本投降之後,中枢所发表的东北行营主任任命,却是熊式辉而不是张治中。

张治中的「东北王」之梦,既然做醒了,一切计划他都成为泡影。殊不料我之要到东北去,似乎是命运注定了的。当熊式辉的任命发表之後,我经过当时国防研究院主任杜建时的介绍,和熊氏晤见了几次,在胜利伊始,需人孔亟的时候,我又被熊任命为东北行营的交通处处长之职。


何桂国双目突失明

我明知东北的交通工作,重要异常,恐怕不是我这样的外行所能胜任,当时曾极力表示谦辞,请改派其他任务。但熊先生却很恳切的表示说:「我非常希望你能帮我的忙,这本来已经太委屈你了,先干三个月,以後再调整吧!」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中枢已经决定去东北接收人员,分三批出发,第一批人员是何柱国(行营参谋长);蒋经国(外交特派员);莫德惠(那时莫柳老兼着一个东北宣抚使的名义);邹作华、冯庸、董彦平和一些外交特派员公署里面的人员。第二批人员是熊式辉和各省主席、各市市长等。第三批人员是各部门接收人员。整个的人数算在一起,计达六百多人。我当时被分配在第二批出发人员的行列之中。

出发的日子,是一天此一天近了,苏俄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特别举行了一次宴会,欢送我们这些去东北接收的人员。不料,那次宴罢归来,行营参谋长何柱国,双目突告失明。

熊式辉先生对於这件事非常焦急,但在人情方面,又不能马上撤换参谋长,於万分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乃把我从第二批出发的人员名单中,提了上来,以补何柱国的名额。提前於第一批出发。


酒内下毒的「疑案」

何柱国双目失明後,就住在重庆小龙坎的中央医院里,体魄依然健好,与常人无异,只是辩不清事物。经医生数度检查,也查不出来病源所在。当初,他还希望不久可以复明,後来经过数月的治疗,终不见效,於是才赴美就医,但也未见痊愈。何氏於回国後,一直住在杭州休养,大陆沦共以後,一度传说他以商人姿态出现,以後就不知所终了。

记得我们於飞东北之前,去探视他的病况时,他心中感触万分,面色青白,以未能看到胜利後的东北而引为大憾事。我们看到他那种可怜的神态,心情也非常沉重,实在找不出什么话来劝慰他,只有希望他早日痊愈,继续为国宣劳。

何柱国的病,有人说是那个苏俄宴会在酒中下毒所致,但那次的宴会,我也是参加者之一,而且还有很多人,从各种迹象看,似乎不能指出苏方一定有下毒的嫌疑。

也许是因为那天何柱国饮酒过多,引发了他的宿疾。苏俄现在虽然成了我们的死敌,我却不愿把这种没有证据的揣测之词,硬加在它们的身上。


我们第一批接收人员,分乘三架专机,以「品」字的队形,由北平直飞长春,第一个下飞机的是蒋经国。不料当晚在长春临时市政府的欢迎宴上,竟出现了一个冷酷的场面。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东北沦陷十四年後,重在长春升起,首次升旗礼是由莫德惠主持,参加的人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最令人难忘的,应该是东北同胞们那种亲切可爱的笑容啊!


由重庆飞到了北平

在抗战胜利初期的那一段日子里,朝野上下,谁不以为从此大地回春,前途充满无限美景。关於接收东北之大计,一切都照预定计划进行,九月三十日晨光熹微中,我们首批出发人员,陆续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重庆虽是多雾的山城,但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那天的天气却显得意外的晴朗。

因为我们是首批出发的人,所以那天到机场送行的也就特别多,陈诚、白崇禧、熊式辉、罗卓英,以及东北那些新任的省市首长们,都纷纷赶到机场欣然相送,在一片祝贺声中,真有说不尽的热闹!

专机於九时起飞,沿途未作停留,经过六小时航程,下午三时过後,即抵达北平南苑机场。当飞机抵北平上空时,遥望玉泉山白塔、万寿山排云殿、天坛祈年殿,……许许多多的景物,尽收眼底。当时每个人心中的愉快和兴奋,实在无法用文字加以形容!

飞机降落後,北平行营、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励志社北平分社等机构,均派人前来迎迓和招待。我同莫柳老(德惠——现任考试院长)、冯庸同乘一辆汽车进城,此时嗅着北平土地的气息,一草一木,都觉得亲切可爱。北平比重庆冷得多了,在秋风里,草木都已大半凋零,因为事前我们都加多了一点衣服,所以还不十分感到寒凉。

由南苑去北平城内的公路上,到处都看到了恹无生气的日本军人,零零星星,踯躅街头,我当时便很奇怪我政府为什么不把他们集中起来,这些日军,大都形容憔悴,看到国军车辆经过,纷纷举手敬礼,为状可恨亦复可怜。当晚,我们下榻於东城翠明庄招待所,这是日伪时期招待外宾的地方。


白山黑水别来无恙

我们在北平只逗留了两日,第三天的清晨,即分乘三架飞机,直飞长春。在我们飞机起飞以前,北平市各界,在南苑机场还特别举行了一个欢送的节目,仪式简单隆重,中外记者们更忙得不亦乐乎,盟军驻机场人员,也纷纷前来观礼。北平行营参谋长王鸿韶、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以及行营和战区长官部的各处处长等,无不赶到机场送行。

飞机八时三十分起飞之後,正碰上那天的气候非常好,碧空如洗,万里无云。专机沿着北宁铁路向东北飞行,起飞也不过三十分钟,便已越过天津。此後航程则右濒渤海之滨,浩瀚无涯,左临冀东原野,苍莽一片。好一派北国风光!

飞机九时卅分越过山海关,万里长城蜿蜒如带,东伸入海,时代虽然不同,看去仍旧雄伟壮观。关外的秋意更深,从飞机里向下俯瞰若干城市的图案,美观整齐,渖阳、鞍山、四平街等地,虽然烟囱林立,但已不见冒烟!再一会儿,眼底却是白茫茫的银色世界,看情形,关外已是零下的温度,早已降过雪了。我同蒋经国、莫德惠、邹作华诸先生等,还不觉得怎样,但一些南方籍贯的同仁们,在机上已经是冻得索索发抖了!


冷落的长春飞机场

我们第一批出发人员所搭乘的三架飞机,在飞行途中,作「品」字队形,机身极为平稳,十二时卅五分到达长春上空——这是过去我国的东北重镇,伪满的京城,一个现代化的都市。

为了表示我们对东北同胞的慰问,我当时商请莫柳老及蒋经国先生的同意,在飞机抵达长春上空的时候,先在市区上空低飞一周,然後才徐徐降落。

蒋经国以外交特派员的身份,首先下机,我则搀扶着莫柳老第二批下机。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时环顾长春机场上的情形,除了苏俄的空军地勤人员从事活动以外,只看到了很多涂有「红星标帜」的苏俄飞机,一排一排的,在机场上停放着,还有就是持枪担任警卫的苏俄红军,在机场周围巡行,气象显得非常严肃!

这时,才看到一批苏俄将领,和长春临时市政府的科长以上的人员,从候机室那边远远的朝向飞机走釆,人数大约在百人左右。

奇怪得很,当地的民众团体,和东北的同胞们,反而对於我们的来临,似乎是毫无所知,後来,我们才知道这是由於苏军顾虑我们的安全问题,再三劝阻所致。

在介绍之下,才知道来欢迎我们的人员之中,有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来的代表——苏俄远东军总部参谋长,及长春苏军防守司令等,这些将预们都是勋章满胸,神气的了不得!

长春临时市政府方面,则有市长曹某及外事处处长王某等人,随来迎接,敷敷衍衍的稍事寒喧之後,我们这批接收大员,就由市政府人员引导之下,分乘若干辆汽车,驰往市区而去。


一个不愉快的宴会

是晚,临时市府还举行了一个宴会,对我们表示欢迎,邀请作陪的还是到机场欢迎我们的那批苏军将领们。这次的宴会,就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尴尬的场面。

不过临时市府礼堂里,为了这次宴会,还稍为布置了一下,在礼堂正面悬挂着国父孙中山先生和蒋主席及史大林的肖像。在礼堂两面,悬挂着两幅中苏国旗,处处都表现着有「喧宾夺主」的气息。

那位受苏军委派的临时市府市长曹某,居然首先举杯庆祝「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史大林大元帅万岁」後,再举杯庆祝「中华民国万岁」、「蒋主席万岁」。宴会的空气,因而显得异常的冷酷,大家除了吃以外,都默默无言,尽管室内温暖如春,灯红酒绿,但是在人们心坎里面,都感到不协调,似乎眼前横着有一道鸿沟,谁也兴奋不起来。我们第一天飞到东北的欢迎宴,便如此这般地草草终席。

次日凌晨,我们全体接收人员,都在临时住所「新京市公馆」门前集合,公推莫柳老领导,举行了一次庄严肃穆的「升旗典礼」,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国旗映日热泪夺眶

因为这是十四年以来,在东北第一次升起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也是我们抗战八年,民族血肉拼出来的代价,虽然长春的天气是那么冷,时间又是那么早,而我们每个人的心却热得不可名状,在升旗礼完成的时候,莫柳老还简单的说了几句话,此时的莫柳老,抚今追昔,痛定思痛,竟感动得声泪俱下,至於我们在场参加的人,无论你是铁石心肠,也都不禁热泪夺眶而出!这个伟大的动人场面,即在场观礼的苏俄联络官以及担任警卫的苏俄卫兵,也看得目瞪口呆,似乎大受感动之概。

这幅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是我们在重庆特制,携到长春来的,当国旗上升之後,朝暾照映,迎风招展,不但引得过往行人驻足而观,而且手舞足蹈,奔走相告,不一会,市民越聚越多,欢笑声和叹息声搅成一片,尤其那些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们,更引以为奇。这时,我就会听到一位老头儿告诉他身边的一个青年说:「孩子!这就是我们的国旗哪!你们要牢牢的记住。」


■■■■■以上全文未完,阅读全文请至析世鉴



长春俘虏营里八百廿名壮士
作者: 金典戎



我在本刊写「东北沦共的一页痛史」,已经连续刊载了七期,写至由长春作外交撤退为止,便不想再拖了。

兹承春秋编者又来索稿,愧无以应,乃再写此篇交卷,内容虽仍为当年接收东北之役的见闻录,但我却换了一个题目,因为此文已不是上一篇的连载续稿了。——笔者附识



八一三淞沪战役,在上海四行仓库,有国军第八十八师谢晋元所领导之「八百壮士」,义勇不屈,蜚声中外,为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留下有血有泪,可歌可泣的一页。

在长春,又有在中条山被俘的「八百二十壮士」,比前者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因为地方偏处边陲,消息传播不广,反而无声无嗅的,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南大营里发现俘虏

天地间事,每每是这样的有幸有不幸,但因为当时笔者身在东北,对於「八百二十壮士」,曾有一段接触经过,一切皆是亲身目击,义之所在,不容我不在此处作一番隆重的介绍。

那是我随熊式辉将军接收东北,飞到长春後不久,有一次我派林家训中将到长春南大营去视察,在无意中发觉了那里还有八百多名我国的俘虏,被苏军看管着,囚首垢面,疾病呻吟,度着不见天日的生活。

两个并肩作战的国家(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在击败了共同的敌人之後,还把盟军的「战俘」,从敌军手中接收过去,按「俘虏」的待遇,继续囚禁着,翻遍古今中外的战史,恐怕也无此先例吧!

林家训中将回来把这种情形告诉给我,同时,他还主张应该赶快派外交组人员,向苏军司令部办理交涉,叫他们把这批被俘的国军,移交给我方接收。

我听罢之後,深以林家训将军的说法为然,立刻约同苏军派在我方的联络官,亲往南大营去视察实地情况。


囚首垢面五年有半

那次,担任守卫的苏军,经过苏军联络官的通知,对於我们的参观,倒没有作任何的留难,而且还由苏军的俘虏营管理员,陪同我们查看了一遍。

这些以前被日军俘虏过来的国军,分别住在几十间大屋子里面,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有的在屋子里面休息,有的正在打扫院子,有的在抬水煮饭,秩序倒是非常的良好。

他们听说是国军将领来看他们,面上都露出了极高兴的神色,看那样子,好似婴儿之望到慈母,目光灼灼,有说不出来的兴奋!

当时,我们双方由於格於环境,也不便有什么过份露骨的表示。我只好透过苏军管理员的关系,找来了其中两位负责任的官长,加以慰问。并且告诉他们,我们即将为他们安排新的住所,和改善他们的待遇,以及向苏军交涉,立即恢复他们的自由。

这些被俘的国军,是怎样来到长春的呢?说起来倒是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原来,在一九四一年日军扫荡中条山的时候,当时被俘的国军,本来很多,後来降的降,逃的逃、死的死、被遣送的也被遣送到别的地方去了。只有一批始终不肯屈辱降敌的国军,才被日军当做俘虏看待。把他们移来移去,始终不肯释放,到我们发现他们那天为止,屈指一算,已经五年有半了。


保卫中条山的往事

中条山位置在山西西南部,左临太行山,右濒黄河,在抗战初期的军事价值中,是陕东和豫西的国防屏障。那时,所有保卫中条山的部队,都属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卫立煌的战斗序列。

当中条山没有陷落以前,曾经有些风雅之士,还仿效唐人的旧句,赋诗以恭维卫立煌,其中有句云:「但得卫上将军在,敌人不敢窥中条。」及今想来,不觉有肉麻之感!

实际上,指挥部队的责任,卫立煌只是担负一个名义,大权都落在参谋长郭寄峤身上。那时,在郭氏的筹划下,举凡部队的配备,粮弹的供应,交通的保持,对於中条山的守军,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守中条山的部队,在核心阵地者,有曾万钟的第三军,陈牧农的九十三军,刘茂恩的十五军各部。外围则是一些「游击」和「挺进」的杂牌部队。总数约有七万人左右。

日军在扫荡中条山之初,倒是有一番缜密计划的:对於外围的杂牌部队,则使用怀柔政策,极力加以争取。并且喊出「不打杂牌军,只打中央军」的迷人口号,来松懈杂牌部队的作战意志。

对於核心部队,则派出大批的谍报汉奸人员,化装成小贩模样,渗入到中条山内部,把部队配备的情形,司令部的位置,交通的概况,完全调查得清清楚楚,以期在作战之际,按图索骥,一击而命中要害。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

日军最毒辣的一个办法,是首先断绝我後方的连络线,然後使用包围与困守的策略,用饥饿政策,廹使我军投降。

敌人这一策略,在我军前方将领百密一疏的情形下,果然是百发百中,中条山战事甫经开始,那些外围的杂牌部队,便纷纷投向敌人了。

外围的部队一瓦解,核心部队便和敌人开始作正式的接触。我军凭预先设置好的险要工事,迭予敌军以重创。最後廹使他们不得不避开正面,改用伞兵奇袭我军的各级司令部,以大部份的兵力,扼守着山口每个交通要道。

「大军不可一日无粮」,中条山的守军,在敌人的饥饿政策之下,先是战意开始消沉,接着便全部丧失了抵抗的意念。

这样,首当其冲的,是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敌人伞兵和内奸的袭击,陷入敌手,总司令唐淮源自戕殉国。

消息传出之後,前方将士们的士气,愈益涣散。至是,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率部首先突围,经敌人的拦腰截击,损失惨重!就是突围出去的一些部队,在偷渡黄河的时候,又被敌人的炮火击沉船只,葬身黄河!其他部队听到了这个消息,在困守中也再不敢作突围的打算。


高喊口号缴枪吃饭

最初,国军还在各级指挥官的分别掌握之下,咬紧牙关,苦守待援。无奈日复一日,消息全无,加以军粮不继,饥饿难当,人都饿得打晃了,那里还有什么作战能力!

这时候日军对付我军的办法相当「妙」,他并不用武力进攻,只在中条山各要路隘口,大锅煮肉,大锅造饭,以这种香味做为钓饵,来引诱饥饿的士兵们,缴械投降!并唆使那些汉奸,在阵前大声喊口号,他们高喊的口号是:「中日一体,弟兄们放下枪来吃饭吧!」

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惨境下,士兵们果然上了钓,「失节事小,饿死事大」,有些沉不住气的,便三三两两的,走下山去,一手缴枪,一手便端起饭荣,狼吞虎咽起来!

此例一开,骚动的情况,便无法控制,甚至有些部队,还自相火并,几万国军,不出两星期,便纷纷做了敌人的战利品!即使有些人坚持「最後五分钟」的原则,但在敌人扫荡战场的时候,还是力尽被俘了。

那些被俘的国军,大部份都被敌人改编为「和平救国」的伪军,走向了所谓「曲线救国」的道路。


五年折磨非复人形

彼时,只有一千多名国军,矢志忠良,宁死不肯投降,拒绝接受敌人的改编,这些人,当时倔强的情形,使敌人也不能不为之肃然起敬!

因此,这批国军,直到日本投降为止,始终过着俘虏的生活。这一千多名俘虏,就是我们在长春苏军俘虏营中所发现的那「八百二十名壮士」。

他们被俘之後,曾经辗转於新乡、石家庄、锦州、渖阳、哈尔滨各地,最後才来到了长春。其间经过死亡、失散,等到我们发现他们那个时候为止,已经只剩下八百二十人了。

我在视察俘虏营回来的当日,即在会报上,把这种情形向熊式辉将军提出报告。熊氏听了也深表关怀,立即同意了我的建议,把这批被俘的国军,从苏军手中接收过来,先给他们以保安队的名义,以後再对他们作妥善的安置。

之後,我还代表熊式辉到他们住的地方,表示慰问,和对他们讲了一次话。

五年多的折磨,这些忠贞的国军,那里还有一点人形!如果他们不是经过几天的休息,大家又理发、洗澡、换衣服,那简直活像一批鹄形鸠面的叫化子!就是这样,他们内心的喜悦,还是遮掩不了那副菜色的面孔,和病骨支离的衰弱体格!

当我讲完话之後,我体会到饱受苦难的人,都希望找一个机会发泄一下内心的积郁,遂给了他们一个一倾积愫的机会,问他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发表?



排长诉苦连长痛哭

报告:我有话说!我有话说!声音像春雷一般的响了起来。举起来的手臂,我数了数,至少也有几十条,由此可见他们心情的激越了!

先先後後,有好多人站起来讲话,大都报告他们五年多来的处境。有一个排长把他胳膊上的疤痕露出来说:「我和许多弟兄,叫敌人灌过凉水,受过电刑,架过飞饥——即把人吊在空中游荡——和被敌人用火筷烙熨过。这臂上的伤痕,就在那次留下来。」

又有一位连长说:「敌人逼廹我们,叫我们充当「皇协军」,替他们效力。但我们这一千多人,始终不屈,现在虽然好多人死去了,但我们活下来的,终究看到了国家的胜利。使我们仍旧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我觉得我们以前所受的苦难,已经有了代价,我们今後一定要继续为国家效力。」这位连长说到这里,不禁放声痛哭起来,连带着使全场的群众,都垂泪不已!这一场面,实在是太感人了,非身临其境者,一定无法体验这种滋味!


每人犒赏二百大元

讲完话之後,我又到他们的寝室去参观,说来可怜的很!他们除去官方所发给他们的东西外,一无所有。我斟酌当时情形,立即采取紧急措置,当场宣布代表蒋主席每个人犒赏他们当地纸币二百元,叫他们添置衣物,和诊治疾病。

那时伪满的币值很高,相当於银元的购买力,如果拿他们当普通士兵看待,每个人二百元的数目,显然是给多了一点,假使念及他们五年来所受的灾害,这个数目,实在不足以表示国家对他们轸念之意於万一。

是年末,我们奉命作外交撤退,由长春回到北平,有一天,我同熊式辉将军深夜长谈,提到了这件事,熊氏告诉我,某一位大员对於我这项措施,深致不满,好像是说我有意对那一批人示惠以虚耗国帑。

这句话未免引起我的感喟!我说:我们到东北去,是接收人心呢,还是接收物资?如果是接收人心,我代表主席向东北人民示惠,又有什么不对呢?熊氏当时也颇以我的意见为然。

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後来终至使我不得不离开东北行营交通处的职务。由此可见,误会对人的影响,是到了如何重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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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长春俘虏营里八百廿名壮士》,是以《春秋》杂志总第24期(中华民国四十七年)同名内容为发布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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