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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用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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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用人术 -- Anonymous - (2714 Byte) 2002-5-23 周四, 下午7:16 (17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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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29

经验值: 5282

标题: 笑蜀：冯雪峰覆辙追踪 (343 reads) 时间: 2002-5-23 周四, 下午7:24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冯雪峰覆辙追踪

笑蜀

有这样的提问：设若鲁迅不死，他在新中国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

最新资料披露，毛泽东早就自己回答过这个问题：1957年，毛主席前往上海小住，依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文化人士在反右中处境的估计。有人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对此十分认真，沉思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现在一些许多左派怀疑此则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毛泽东的这个回答大体不差。鲁迅设若不死，在新中国可能遭遇的命运，从鲁迅嫡传弟子的命运中不是很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吗？

冯雪峰就是这方面的“后车之鉴”。

一

冯雪峰与鲁迅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正因为如此，大约到了1929年10月间，冯雪峰就受组织委托，充当中共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人。1933年底，冯雪峰因在上海处境危险，组织上决定调他到中央苏区工作。这时冯雪峰妻子已临近产期，经不起旅途颠簸，只好暂时安顿在鲁迅家中。作为革命者的家属，冯雪峰妻小受到社会上某些人的歧视，又因为生活无着，往往被当作乞食者，遭到某些人的厌弃和白眼。但他们由此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所遭受的损害，都从鲁迅那里得到了补偿。冯雪峰走后，《鲁迅日记》中有关冯雪峰一家的记载，反常地、高频率地出现，表现了他们建立在共同理想基础上的友爱是多么深厚。1936年4月冯雪峰重返上海，因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已遭严重破坏，环境十分险恶，鲁迅家便又成了冯雪峰最安全的落脚点。在鲁迅逝世前的几个月里，鲁迅对冯雪峰表示了高度信任。而冯雪峰对鲁迅则表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并尽一切努力帮助鲁迅解除精神上的苦恼和身体上的疾病。直到鲁迅离开人世，为其操办隆重的殡葬事宜。

鲁迅一生热爱青年，有很多的忘年交。而在鲁迅所有的忘年交中，冯雪峰无疑是最能与鲁迅肝胆相照的一个。

二

以冯雪峰的成就、资历和声望，以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冯雪峰应该是前途无量。但出人意料的是，冯雪峰的晚景却极为凄凉。

凄凉的晚景始于俞平伯批判。1954年第18期《文艺报》奉命转载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转载时，主编冯雪峰执笔写了一段编者按，以示郑重。编者按主要是肯定李希凡、蓝翎文章的大方向，但也委婉地指出了文章在学理上的不足。殊不知这竟是大逆不道——两名“小人物”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解释《红楼梦》、激烈抨击俞平伯代表的新红学派，引起毛泽东的共鸣。对两名“小人物”的文章的任何客观剖析，因此都要触犯天条。在毛泽东看来，冯雪峰和他主编的《文艺报》不仅对两位“小人物”“求全责备”，而且在有意无意地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尖锐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里所说的“大人物”，主要就是指冯雪峰。毛泽东并亲自策划了一次特别行动——要江青找袁水拍，以个人名义写文章，向“压制小人物”的冯雪峰等文艺界负责人发难。和十多年后安排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样，安排袁水拍写炮打冯雪峰等文艺界负责人的文章也是极其隐秘的，文章见报前，《人民日报》其他人等一概不知，甚至连意识形态主管周扬都无从得知。事实上是毛泽东对冯雪峰等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毛泽东还为此文亲笔加了这样两句话：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一场狂飙从天而落。迫于强大压力，冯雪峰不得不写出《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根据上面下达的口径，承认自己“是立场上的错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12月8日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作出《<文艺报>的决议》，决定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免去冯雪峰《文艺报》主编职务。

事情闹到如此地步，毛泽东仍未息怒，仍不肯放过冯雪峰。

11月4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冯雪峰的检讨文章，14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这两篇文章毛泽东都读了而且都有批注。

关于冯雪峰的检讨文章，毛泽东的批注是写在11月14日《南方日报》的转载上面的。其中有这样几条内容。1.冯文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2.冯文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毛泽东批道：“一点没失去，敏感得很。”3.冯文说：“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柢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毛泽东批道：“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4.冯文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画了竖线，并分别写道：“应该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5.冯文最后说：“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这几行旁边画了竖线，并写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毛泽东读黎之文章的批注，主要有这样几条。1.黎文批评《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最后一句文字旁边画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写道：“这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2.黎文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打了个问号，写道：“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3.黎文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他们钻在冷冰冰的公式主义的套子里，对新鲜事物和新鲜的思想缺乏热情。”毛泽东批道：“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4.黎文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与“老大作风”旁分别画了竖线，并写道：“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无论是冯雪峰，还是冯雪峰的批评者黎之，都把问题定性为工作方法上的错误，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否认的。毛泽东对冯雪峰问题有他自己的理解。即认为冯雪峰问题不是工作方法问题，而是政治立场问题，冯雪峰已经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积极主动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所以，对冯雪峰的斗争在一定意义上说已经是对敌斗争。无论是冯雪峰还是冯雪峰的批评者黎之，都没有这样的“高瞻远瞩”，他们的文章因此都无法令毛泽东满意。

既然毛泽东如此定位，冯雪峰的悲剧也就不可能到此为止。

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宣布：冯雪峰是文艺界的反党分子。就在这篇报道见报的第二天，冯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了主管单位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书面通知：“你处月日报来的冯雪峰的材料，报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据了解内情的人说，这个通知是一个打印好的通用件，“冯雪峰”和“列为右派骨干分子”的字样是用圆珠笔填写的。令人诧异的是通知中提及报材料的具体时间都是空白，而这并非发出单位漏填，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收到过什么“报来的冯雪峰的材料”。实际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关于冯雪峰的材料是在收到这个通知的很长一段时间才奉命补报的，直到四个月之后的1958年1月，才补齐了一切手续。由此不难看出，把冯雪峰打成右派，完全由上层领导一手包办，而且是那样的迫不及待。次年3月21日，冯雪峰被开除出党并被撤消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委等职务，仅保留作协理事和文联委员两个虚衔，行政级别由文艺一级降为四级。

中共文艺元老冯雪峰就这样遭到歼灭性打击，跌落命运低谷。

三

谈到冯雪峰的悲剧，人们往往归因于冯氏与周扬等“四条汉子”的个人恩怨。“四条汉子”当然要对冯雪峰的悲剧负责，但以冯雪峰的地位、资历和声望，不是“四条汉子”说打倒就能打倒的。如果毛泽东不把冯雪峰划入另册，周扬等“四条汉子”岂敢轻举妄动。所以，根本原因还在最高决策层，周扬们不过是趁机公报私仇。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非要把冯雪峰划入另册不可呢？

就个人感情而言，毛泽东与冯雪峰，较之与毛泽东与周扬等“四条汉子”，其实亲近得多。早在1925年，毛泽东和冯雪峰已经开始了神交——毛泽东托人捎信，请冯雪峰到广州去一起工作。冯雪峰因故未能成行，但著名共产党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的大名，他是知道的。他牢牢记住了这位未曾谋面的革命家对他表示的友谊和关切。1933年冯雪峰转移到中央苏区，此时毛泽东已因博古等人排斥而失去军权，处于政治低谷。冯雪峰并不避嫌，主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从此两人来往频繁，无话不谈。据冯雪峰生前向他的家属说，中央党校杀了猪，他就请毛泽东来会餐；发了津贴，两人就一起下小馆子。谈得最多的是鲁迅。由于冯雪峰的介绍，毛泽东对鲁迅才有了深切了解。长征途中，在毛泽东的直接影响下，冯雪峰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遵义会议时，反张国焘斗争中，他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毛泽东因此对冯雪峰非常器重。毛泽东还多次向冯雪峰谈到杨开慧和失落在上海的两个孩子。这件事，冯雪峰一直铭记在心，耿耿不忘。1936年4月重返上海，他四处奔波，打听两个孩子的下落，终于在牧师董健吾家里找到了两个孩子。托人把他们带出国，经巴黎转往苏联。两个孩子从此完全结束弃儿生涯，受到了正常教育。

冯雪峰与毛泽东，论公是战友，论私是患难知交。当冯雪峰与毛泽东在江西结交时，当冯雪峰与毛泽东并肩长征时，当冯雪峰与毛泽东在陕北窑洞促膝长谈时，周扬们与毛泽东从无直接过往。即使在1937年周扬转赴延安后，与毛泽东也不过是一般工作关系。就与毛泽东的个人感情而言，冯雪峰所拥有的优势无疑是周扬等“四条汉子”难以企及的。更何况毛泽东对鲁迅推崇备至，冯雪峰则是鲁迅最亲密的战友，是冯雪峰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了鲁迅，是冯雪峰在毛泽东思想和鲁迅精神之间编织了纽带；周扬等“四条汉子”与鲁迅则向来隔膜乃至针锋相对。所以，如果在冯雪峰和周扬等“四条汉子”之间只能选择其一，无论从何种角度，毛泽东所选择的都应该是冯雪峰。

事实上恰恰相反。这是为什么？

对此，周扬本人有过最好的解释。晚年周扬在多种场合承认：在对文艺理解之深刻程度上，胡风是中国最高的，他自己远远不及。但他又说，他“一直是跟党走的，而胡风却是背离的……。”当着胡风的面他也讲：“对你我是很佩服的，我没有什么本事，但我一直是跟着党走的。”这些解释，其实同样适用于冯雪峰。周扬与毛泽东的个人感情不及冯雪峰，周扬与鲁迅的个人感情不及冯雪峰，周扬在文艺上的识见和成就也无法与冯雪峰同日而语。这些毛泽东早就心中有数，但在冯雪峰与周扬等的冲突中，毛泽东选择的却是周扬。个中原由，便是周扬所说的，他一直跟“党”走，而冯雪峰等则是“背离”的。实际上冯雪峰当然从来不曾与党“背离”，不过是作为鲁迅精神的传人，他太过执着地坚持了鲁迅精神——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因此，尽管他与毛泽东保持着深厚的个人友谊，但也决不盲从毛泽东的理论和言行，特别是在文艺理论方面，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见解。而这是犯大忌的——毛泽东固然推崇鲁迅，但毛泽东从来不认为鲁迅精神没有时空限制。在被奉为文艺界圭臬的那个著名的“讲话”中，毛泽东已经向鲁迅传人们发出了措辞严厉的警告。他专就艾青、罗烽等延安新知识分子“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主张作了一番评论，强调指出，鲁迅笔法之不能废除，是因为中国的反动派还存在，需要用匕首和投枪与中国的反动派作战。“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换句话说，鲁迅笔法只能用于对敌，如果反动派不存在，比如在根据地，比如在全国胜利之后，鲁迅笔法是否还适用，这就不言而喻。这实际上是说，鲁迅之所以成其为鲁迅，是因为鲁迅在国统区，是因为鲁迅面对的是国民党当局。在根据地，在全国胜利之后，谁也不要想再当鲁迅。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新知识分子“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他提醒那些新知识分子同志――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到了哪山唱哪山的歌。知识分子必须随着时空的转换而脱胎换骨。鲁迅传人们却无视时空的转换，依旧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整风运动中艾青、萧军等受冲击，其源盖出于此。但整风运动仅仅在根据地展开，国统区的“革命知识分子”——冯雪峰、胡风等等，尚未经受整风运动的洗礼，因而不知收敛——其实即便是经受了整风运动洗礼的艾青等延安新知识分子，也未见得收敛了多少，以至于毛泽东不能不在十多年之后，即1958年对他们发动一次“再批判”。建国初，中国知识分子被划作两种类型。一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即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一是“革命知识分子”，主要是党内知识分子。“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自然“非我族类”，但“革命知识分子”也并非都被当作自己人。如前所述，左翼文坛曾经两大阵营各据一方，一个阵营是冯雪峰、胡风所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另一个阵营是以周扬为首的一批党员作家。两大阵营的冲突没有随着全国胜利的到来而终止，反而因为权力分配格局的全面调整而更加激化。在建国初文坛权力分配过程中，最高决策者已经表现出倾向性——周扬“军团”虽然不仅“没有什么本事”、而且有“反鲁迅”的致命伤，但因为“一直是跟着党走的”，仍旧受到重用，在新中国文坛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周扬本人更成了新中国意识形态主管，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甚至是成了“党”在文艺界的化身。而以冯雪峰、胡风为代表的鲁迅“军团”则明显受到冷落，郁郁不得志。冯雪峰与毛泽东深厚的个人友谊在冯雪峰和周扬两大集团的对垒中完全不起作用。这毫不足为怪。当政治大局和个人情感如熊与鱼掌不可兼得时，毛泽东选择的从来只是前者。彭德怀是红军时代毛泽东两员主要战将中的一员（另一个是林彪），但这并不妨碍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罗瑞卿以毛泽东的“大警卫员”著称，绝对忠贞不二，但当毛泽东急需林彪支持文化大革命、而林彪则以打倒罗瑞卿为先决条件时，毛泽东毅然决然地终结了罗瑞卿的政治生命。所以，虽然战争年代毛泽东对冯雪峰关怀备至，譬如长征途中，每每弄到纸烟，毛泽东总要派人送一些给冯雪峰；1941年冯雪峰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在上饶集中营，毛泽东忧心如焚，竭力设法解救；重庆谈判中，毛泽东专门抽时间读冯雪峰作品并予以高度评价。但所有这些“旧情”，与建国初的政治大局比较，都显得无足轻重。于是，天下刚刚底定，曾为周扬上级的冯雪峰就变成了周扬的下级，以冯雪峰、胡风为代表的鲁迅“军团”，刚跨进新中国就被放在极度不利的位置上。

尽管如此，建国初的鲁迅“军团”毕竟还能作为一个“军团”而存在，毕竟还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因为建国初毛泽东主要致力于改造“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知识分子”无暇过多涉及。胡适批判之后，“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立场上、在学术思想上的“改造”似乎可以暂告段落，毛泽东马上将锋芒转向“革命知识分子”，鲁迅“军团”至此走到尽头，“胡风反党集团”则是第一批祭品。在毛泽东看来，解决“革命知识分子”问题，并不比解决“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问题轻松多少。那篇被奉为中国文艺界圭臬的著名讲话，最初见报时还有如下一段议论，令人读而色变，当事人胡乔木晚年回忆：

由于受当时猛烈进行的“抢救运动”的影响，讲话稿发表时，加进了一些不适当的言辞。如说，在中国，除了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汉奸文艺之外，还有一种“特务文艺”；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这些原来讲话所没有、同全文精神极不协调的不实之词，在建国后把《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完全删除了。

在书面上删除，不等于在观念上删除。毛泽东对“革命知识分子”队伍的“不纯”，始终是忧心忡忡（正因为如此，才又有了1948年东北根据地对萧军灭顶性的批判）。鲁迅“军团”则是“革命知识分子”中最放言无忌、最狂傲不羁的一群。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虽然也放言无忌、狂傲不羁，但他们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紧箍咒，只要有这个紧箍咒，他们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革命知识分子”中的“鲁迅军团”则不同，他们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共产党人甚至是资深共产党人，非但没戴紧箍咒反而有金字招牌，有恃无恐，决难轻易就范。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则是鲁迅“军团”桀骜不驯藐视天威的典型。在这种情况下，响鼓必须用重锤，必须把鲁迅“军团”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才能真正树立毛泽东在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权威，才能真正实现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统天下。持不同意见的党内知识分子遭受的政治打击因此更猛烈、更残酷，开除、撤职、流放乃至判重刑，这样的历史，“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反右之后才开始书写，持不同意见的党内知识分子反右之前就已经开始书写了。胡风、冯雪峰是鲁迅“军团”的代表性人物，“擒贼先擒王”，拿他们开刀是事理之必然。胡风、冯雪峰也就不能不“前仆后继”。

不过，周扬“军团”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虽然官场得志，看来似乎是不可一世，但他们实际上处境不妙——那段“反鲁迅”的历史，成了一柄达摩剑，高悬在他们的头顶，随时都可以落下来。这点他们有自知之明。文革前夕周扬动手术，几个部属到医院探视，那时周扬的心情已经十分沉重。他告诉部属：

“我身上有两个癌症。”

部属没听明白，周扬便给他们解释：他说的两个癌症，一个是生理意义上的癌症，一个是政治意义上的癌症。而政治意义上的癌症，指的就是那段“反鲁迅”的历史。文革初期，达摩剑终于从天而落，周扬主持的中宣部刚被打成阎王殿，那段“反鲁迅”的历史马上公诸于世，以证明周扬等确乎“死有余辜”。周扬“军团”也就不能不步胡风“反党集团”的后尘，成建制地到秦城监狱报到。虽然末日无可逃避，但在末日来临之前，周扬“军团”总还抱着侥幸心理，认定只要“一直跟着党走”，总可以将功折罪，得到最高决策者荫庇，而享受豁免权。于是兢兢业业，不敢稍有懈怠。周扬尤其如此，无论哪次政治批判运动，只要毛泽东一声令下，他莫不奋勇当先。以至到晚年，尽管他虔诚忏悔，尽管他想尽办法补救，仍旧有许多受害者不肯原谅他。一言以蔽之，周扬“集团”政治上的癌症，注定了他们除了做“驯服工具”，别无选择。相比于居功自傲藐视天威的鲁迅“军团”，用他们自然顺手得多。周扬“军团”的繁荣和鲁迅“军团”的覆没，这样一段看似不可理喻的历史曲折，就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1979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这时冯雪峰已作古两年，只能欣慰于九泉。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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