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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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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的人 -- 草根 - (1164 Byte) 2005-5-02 周一, 上午2:16 (979 reads)

joewoo

加入时间: 2004/07/14
文章: 102

经验值: 495

标题: 还是第一此听到鲁迅有这么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孙子，找了点资料，和他爷爷长的 (392 reads) 时间: 2005-5-02 周一, 上午6:05

作者：joewoo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真象

鲁迅后代的“名人之累”：长孙为台湾女子退党

因为是鲁迅的后代，他们被社会各界格外地关注；因为是鲁迅的后代，他们在各个年代有不同的遭遇；因为是鲁迅的后代，他们似乎必须在鲁迅的模式中生活……鲁迅后人所受的“名人之累”，曾延续到他的第三代。

鲁迅的长孙名叫周令飞，生于1953年，性格颇有点像爷爷鲁迅，也许是“隔代遗传”吧。据周海婴说：他“修改极强，自己认准的事情，非要达到目的不可”。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不经大人同意，自己跑去报考一个解放军少年艺术学校；十六岁上中学时，年龄还不到参军标准，却硬是向军代表软缠硬磨地当了兵；几年后转业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恢复高考时，他虽然复习了几个月，但终因为参军过早、影响了学习，以致基础太差而没敢报考。到1979年前后，国家允许自费出国留学了，周令飞又动了继续学习的念头，通过朋友联络，向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报了名，打算先通过语言关，再进修别的专业。为此，他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

离今天较近而又影响较大的一件事，是周海婴因鲁迅稿酬问题状靠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件事从一个侧面，也使我们看到了鲁迅后人所受的这种“名人之累”。

事情的由来是，解放之后，许广平母子便将鲁迅著作出版的一切事宜委托国家出版总署处理，国家出版总署接受了这一委托后，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具体去执行。当时是冯雪峰任社长，按冯的意见，许广平应收下所有的版税，但许却表示要捐给国家。随着鲁迅著作的大量出版，版税的积累也越来越多，冯与出版社都希望这笔钱不要在他们的账面上继续挂下去，而许广平又坚决不收，于是又有设立“鲁迅文学奖”或降低鲁迅著作书价以惠读者等设想，但因种种原因，这些方案被一一否决。究竟怎么处理这件事？冯只好去请示周总理，总理的意思是，最好还是劝许大姐收下；但因许态度坚决，总理改而指示：以“鲁迅稿酬”名义将版税从出版社提出，悉数存入银行，以备许广平母子不时之需。问题才得以解决。后来，这笔钱在“文革”中周海婴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经周总理指示，曾提出三万元解了周家燃眉之急。1981年，因周家孩子去日本留学需要用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干预下，又付给他们二十七万元(为50年代出版鲁迅著作版税)。

但在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却与周海婴因鲁迅稿酬问题发生了纠纷，出版社说许广平母子早已放弃了鲁迅稿酬，而周海婴却认为他合法地享有父亲的版税，双方为此争执不下。周海婴以侵犯权益为由，将人民文学出版社告上了法庭。但一审二审，周海婴均败诉。这事本身且不说，是非终有公论，我这里想说的，是此事衍生出来的两个问题。

一是周海婴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争取和维护自己认为是正当的权益，足见他从自己这方面已经摆脱了“名人之累”，他不认为鲁迅是大家的“公物”——这也是鲁迅生前所拒绝的，也不因为是鲁迅的稿酬就做无谓的牺牲从而去维护什么“体面”，这是中国人最可宝贵的一种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二是从事件中一些人的说法和做法里，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周海婴所受的“名人之累”。当时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有些人说的：周海婴真让他父亲丢脸，竟为了钱去对簿公堂。

我也是赞成周海婴的。正如他所说：“别人的遗产可以合理合法地继承，为何唯独鲁迅的稿酬儿子不能拿？”而且还要做那么多委曲求全的事，这究竟是为了顾及谁的面子？我倒觉得，这正是个人权利得到社会保护、尊重，也正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以前，在读鲁迅先生写于去世之前一个月的名篇《死》时，一直不理解他似乎以遗嘱形式写下的“忘掉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这句话。通过以上事件，我一下觉得豁亮了许多。

(文/五味子摘自《中外书搞》)

周令飞：被误读的爱情

杨海鹏

周令飞像只栖息不定的候鸟，忽而台湾、忽而大陆，忽而日本。记者约了他
一年。见到他时，他不住地道歉，说自己太忙太忙。４６岁的人了，两鬓微霜，
还在为自己的艺术理想打拼。
“以前，在大陆和日本，人家介绍我时，总要加上个定语————鲁迅的孙
子。”周令飞说：“年轻时感觉有些轻飘。成人了，有了想法，知道别人敬你，
不过是因为鲁迅，真有些不好受。”
现在他可以释去重负了。他已是名闻台湾和日本的演出策划制作人，当一个
又一个国际奖颁给他时，他凭自己个人的能力，已创造了一个周令飞：“如果不
出去，不受苦，我还是‘鲁迅的孙子’，不会有现在这种创造的快乐。”
这快乐背后是１８年炼狱般的生存体验：从“红色文化圣裔”到“台湾的东
床快婿”再到台北贩卖爆米花的小贩……

基督山和红卫兵

文革初始，周令飞只有１３岁，是北京著名的高干子弟学校————景山中
学的初中生。
同学中将帅子女很多，肖华的女儿，罗瑞卿的儿子，与他相处不错，“我们
班上，算我爸官最小，只是广电部搞技术的科级干部，能进‘景山’，是沾爷爷
的光。”
很多同学都加入了红卫兵，但周令飞的父亲周海婴属于“技术官僚”，他无
缘加入，“人家不收我，我想造反也不让。”
他回到家里，“我父亲见外边那么乱，就索性把我们兄弟关进家里，熬时间
的办法，是全家读小说。”“我们家藏书多，所谓禁书也多，再加上朋友交换，
好书就不断了。”“而且很安全，没人敢抄鲁迅的家。”
《基督山恩仇记》，周令飞看了四遍，每次都是不同的版本。法国浪漫派小
说，最能打动正处在生理、心理发育中的少年的心弦。那时的孩子，都渴望苦难
，渴望成为英雄。“基督山伯爵”承受的苦难，和他不羁的意志，以及大功告成
，换得美人归的传奇人生，使周令飞充满绮丽的想像。
从气质上来说，他不同于祖父的尖刻和严厉。后来，他去东北当了兵，再后
来就是转业回京当摄影记者、美编，但对《基督山恩仇记》的偏爱，始终如故。

东京爱情故事

１９８１年，周令飞去了日本。这是周海婴先生和日本友人的安排。“文革
”耽误了大儿子的学业，让海婴先生始终无法释怀。那时，周令飞已二十有八，
在北京的美术出版社当摄影记者————一份人人称羡的工作。
那时他还没有结婚，但恋人像走马灯似地换。在北京，正值知青大返城，女
孩很多。他高大俊逸，家境又好，是女孩们的目标，而且身边还有“组织上关心
，热心人牵线”。
他一个也谈不成。“刚刚开始时，感觉都还不错，时间一长，就死缠着你让
帮调单位，搞一些紧俏货。”
周令飞是个精神化的人，对这些只有本能的厌恶。这时刚刚开放，人们物欲
狂热。“现在想想，她们那样，也很自然，中国那时像我家一样衣食无忧的，毕
竟是少数，生活很实际。”他心目中的恋人是像《基督山恩仇记》中那个小鸟依
人，与心爱的人同甘共苦的女主人公。
在东京，他遇见了她，一个小他４岁的台湾女孩。她叫张纯华，他们在同一
所语言学校读书。
他开始在中餐馆打工，供自己读书，“那时，我初步尝到了普通人生活的艰
辛。”“张纯华也是靠打工攒钱读书，当我知道她家是台湾有名的富商时，我很
吃惊。”
那时，他们已深深地相爱了。周令飞觉得她既传统又现代，有着北京那些前
女友们没有的品质。她有着传统中国女人的温柔贤淑，吃苦耐劳，“这种女孩，
经过一场文革，在大陆快要绝种了。”
障碍，是她是台湾人，而且家族是与国民党有些渊源的富商。
很多同在日本的人劝阻他，其中有他父亲的老相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因
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甚至还对周令飞动粗。
周令飞有着他祖父一般执拗的性格。在他携妻赴台时，他对追来采访的记者
们说：台湾、大陆都是中国，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有恋爱结婚的自由
，也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他想告诉大家，这是他的“个人事件”，不是“政治
事件”。
但他是鲁迅先生的孙子。日本媒体造谣，称他是“亡命”，台湾人跟进。“
其实‘亡命’一词，日语的理解，与中文之间差异很大，而台湾记者妙笔生花成
了‘投奔自由’，我成了叛逃者。”“一个小小的自费生，又非要员，何来叛逃
？”
台湾那时，也远没自由可言，绿岛关押着柏杨、雷震，国民党防民之口甚于
防川。“我是投奔爱情。”周令飞说。
让周令飞伤心的是：虽然国内官方从未给他一顶“帽子”，但有“美国之音
”的炒作，和国内几家报纸的外电转载，海峡对岸谣言纷起，其中一个流传颇广
的版本是，周令飞去台湾，是中了台湾“军情机关”的“美人计”，张纯华是“
妖娆的女特务”。
那阵儿，周家面对的压力非常大，周海婴夫妇路上碰见故旧，他们也避犹不
及，更何况打招呼。
两岸风云不定。周令飞的到来，使当地媒体如获至宝。“他们常问我，台湾
、大陆哪边好？我就说各有各的好。”
只在电台电视上，他敢说上两句。但“没说过一句他们想要的话。”“文字
记者，我怕，他们会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在你头上”。
新婚燕尔，十分幸福。岳父的“人人百货”是台北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他
在店里当协理，负责总务和企划。他岳父极盛时，曾经垄断过台湾中小学的校服
生产和供应。

在台北卖爆米花

一年后，张纯华为他养了个女儿，周令飞尝到了初为人父的喜悦。
那时，台湾开始修建地铁。本来是地下作业，但为减低成本，改成地上，“
人人百货”的进口被挡住了，生意锐减，苦苦支撑了半年，终告破产。
家里连住宅都抵押给银行，周令飞一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只好租房而居
，家具也全是旧的，是张纯华从兄弟姐妹处捡来的。
张纯华又怀孕了，夫妻俩没工作，釜中无米，只好做了人流————让周令
飞痛心疾首的是，婴儿已成形，是个儿子。
他开始找工作。一条街又一条街，一幢楼又一幢楼，但老板听说过他的事，
又是鲁迅先生的孙子，怕“树大招风”，他连一份小工也打不上。鲁迅先生的著
作在此时的台湾属于禁书，从海关带入要没收，甚至判刑。
“老板可能不知道鲁迅，但用大陆人，总是不放心。”周令飞说，晚上往家
走，黑暗中忍不住流泪。
张纯华没有怪罪过他。他们俩觅职不得，只好自行就业。他们买了台爆米花
机，将爆好的玉米花批发给摊贩，“台湾记者还要在我身上找料，写轻薄文章，
拿我消遣”。
又一年后，二女儿出世了。忙于生意的周令飞夫妇没有时间，只好让她进一
家条件很差的托儿所。８０年代中期的台湾，正值社会嬗变期，人心浅薄，“那
里的保育员嫌小孩吵闹，竟会给她吃安眠药”。
岳母发觉后，把外孙女抱了回去。周令飞对她非常感激，“她是道地的中国
慈母”。
他眼中淌出热泪。一个志存高远的男子汉，竟然无法给妻儿一点保障，令他
无地自容。他更感激张纯华，她就像她母亲的翻版，富不骄，败不馁。
大约８０年代中期，周海婴夫妇出访日本，回国途经香港，长子一家从台北
赶来看他们二老。周令飞说，那时，“我们一家真寒酸极了，跟小工差不多境遇
”。“但父亲带来了好消息，廖承志曾对他说过，我在台湾表现很好。北京上面
从未把我当什么叛逃者。”
基本上在这个时候，周令飞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麦当劳”入户台北，当
过美工懂装潢的他揽了不少活，家里也有了点积蓄。苦日子要捱出头了。
但他毕竟是个文化人，有些闲钱就想搞点文化。回大陆探亲，他带回的是资
料。他要写书，搞研究。

从舞台研究到舞台策划

在北京时，与海婴先生相交甚契的，演艺界的名伶不少。周令飞从小对京剧
称得上有所偏爱；当摄影记者时，剧照也是他最热爱的体裁。
回内地探亲，他看见的却是中国传统舞台艺术的凋零。他访问了不少戏曲界
的名宿名角，心里想的是能为它做些什么？
他尝试着写当时国内研究者没有写或者有些不屑的题目：建国后的中国舞台
艺术史。几次探亲归台，他带回了几十公斤的文字图片资料。
他倾尽积蓄，全心投入写作。积两年之功，５０万字的《梦幻狂想奏鸣曲—
———大陆舞台艺术４０年》一书完成，在《中国时报》连载后，由时报出版社
出版。
“写完这本书，我对几十年来国内传统舞台艺术的脉络理清楚了，也深入了
解了她的病灶所在。”他认为以后的问题，便是传统舞台艺术的出路问题。
中国文化的出路，正是中国人的世纪题目，也是曾经困扰过他祖父的题目。
文名既立，他进入了台北的文化圈子。他好动，发觉自己最大的特长是节目
策划。策划人在台湾和国外，是“总导演”，不仅是摇羽毛扇的人，“台湾的策
划，从策划书写作、资金筹措、演出安排，……样样都要亲手去做”。
９０年代初，他策划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中国古瓷精品展览。“这都是中国瓷
器精品中的精品。天价的古瓷基本上找全了。”
为了说服散居世界各地的收藏家，他花了一年多功夫，“随身带走价值几百
万美金的绝品，大功告成，真开心呀！”
从电视节目策划到展览策划，他又开始涉足“秀场演出”。有一档节目，他
在日本办，使台北到东京的航班爆满，“挣不到多少钱，但很有成就感”。
在他的梦想中，中国传统舞台艺术应该有自己的“秀场”，他想把它每一个
美丽的片段，都编织其中。
于是他回到上海，在西藏路凤阳路交叉口的临房内，他摆进了自己的工作台
。
一晃１８年了，人生如戏，人生如梦。在上海陌生的人群中，周令飞感慨万
端：这是他祖父待过的城市，到处都有鲁迅先生的痕迹。

（《南方周末》1999.4.16.）

老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