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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朱学勤：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Ｗ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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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学勤：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ＷＴＯ   
湘山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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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朱学勤：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ＷＴＯ (592 reads)      时间: 2002-5-20 周一, 下午10:51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ＷＴＯ



南方周末　 　2001-11-29 10:30:02













□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　博导）

　　为迎接中国加入ＷＴＯ，最近本报与中山大学“马文辉科学哲学论坛”

联合举办了“ＷＴＯ与人文”讲座，邀请贺卫方、高毅、朱学勤、袁伟时四

位人文学者，谈论中国入世问题。

这些学者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和丰厚的学养，阐发了ＷＴＯ之于中国的更丰富

的内涵。虽属一家之言，却也发人深思。今天九、十版刊发的即是演讲的精

华（本报有删节），敬请读者垂注。

　　从１７９２年马嘎尔尼访华失败，到今天加入ＷＴＯ，竟然还是这８个

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为了选择一种优秀的制度，中国在２００多

年里走出了一个“之”字！

　　这一历史单元长达２１０年。我只能尝试以最简略的方式，交代我对这

一历史单元的基本理解，即：两个对子，四个国家，中国在这其间走过了一

个“之”字形。



两个对子的交接

　　所谓两个对子、四个国家，是从近代社会制度试验与政治文化的类型对

比而言：英美为一对，法俄为另一对，双峰对峙，二水长流。

　　我不认为从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２日邱吉尔致杜鲁门电报第一次说到“一

道铁幕在俄国那一边落下”，到１９８９年苏东巨变这一所谓的“冷战时代

”有多么了不起。除了意识形态符号上有一点独特色彩，它并不具有独立于

前后历史的内容，相反，我认为，所谓“冷战时代”只不过是上述历史单元

中一个距离我们最近的发展阶段。

　　与其关心那些意识形态符号，不如看一看另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内容：这

两个对子中的“传棒”与“接棒”，都是在战场上分别完成。１７８３年，

英国在战场上失败，却把政治传统的接力棒传给了它的对手美国，后者把前

者开辟的宪政方向推向深远，制度文明走得更远。

　　无独有偶，１８１２年，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拿破仑帝国，也是被沙俄

领头的反法联盟打败的。就在沙俄军队占领巴黎期间，哥萨克骑兵席天幕地

，放马香榭丽舍大街，这支军队中的青年军官则为法国革命的炫目色彩所激

动，寻访让．雅克．卢梭的浪漫遗迹，下马接受被占领国政治文化的洗礼。

再加上此前彼得大帝改革，强迫俄国脱亚入欧，实际上是脱亚入“法”。这

样的俄国在战场上打败了那样的法国，实际上是打败自己的精神之母，就此

接过后者在政治上的接力棒激进革命传统。１８１２年的胜利者回国不久，

果然发动俄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革命运动————１８２５年十二月党人起

义。此后前仆后继的俄国革命，基本上是法国革命的后延，都是把自己的事

业视为法国革命的接力赛。

　　世界历史如此相反相成，富于戏剧性，可能超过生活于这一历史单元内

所有文人的艺术想象之总和。马克思曾说：“只有世界史才是最伟大的诗人

。”诚哉斯言！

　　最早发现英法对峙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不是我，而是法国人托克维尔。

１５０年前，托克维尔就发现英法两国相互在暗中偷窥，悄悄较劲，他们之

间的分歧，将决定此后文明的命运。我只不过顺此思路，发现还有后来一幕

，即他们的接班人都是战场上的对手，他们是在战败时把手里的历史大棒传

给了胜利者。那么，这两根棒子有哪些不同呢？



两个对子的不同之处

　　通俗地说，问题可能从人性基本假设开始。英美这边要暗淡得多，具备

所谓“历史的幽暗意识”。他们至多只能想到这一步：“因为人性是邪恶的

，所以，民主是必需的；因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人心中

最为柔软的那一块，他们不敢碰，更不敢设想能去兜底翻，以道德运动或文

化革命刷新之，彻底改造之。他们至多只敢在制度层面用心，铺陈“繁文缛

节”，以监督掌权者人性之恶。

　　法俄这一边，有多少只浪漫的热眼，紧盯着人心中柔软的这一块，就有

多少只“看得见的手”伸进去大胆搅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最后都是“敢教灵魂换新天”。人性既能至善，人间也就能建天堂。

倘若建设人间天堂的革命进程遭到阻抗，则阻力必来自最终根源人性中私心

之蒙蔽。

　　英国在革命前只有一个弱启蒙启蒙人的理性，是为了认识人之理性局限

，人之本性无奈；美国革命之前则几乎无启蒙，１７８７年宪法并不是来自

革命前的启蒙成果、国民性之改造，而是建立在承认并肯定社会各阶层利益

分殊，在此基础上摸索黄仁宇所谓“在数字化上的管理”。

　　而法国革命则不然，之前不仅有强启蒙，而且是长启蒙，启蒙是为了认

识理性之无限，人性之至善。这就注定英美革命不浪漫，无审美，充满妥协

，尤其是它那有限革命论，从不敢有革命崇拜：不得已政治革命，则尽可能

不触发社会革命，已经进入社会革命，则万万不能深入至文化革命，革灵魂

深处的命。英国革命以“宗教容忍法”结束，所谓“宗教容忍”，在那个时

代几乎是“精神自由”的同意语。美国革命则在宪法中规定人的精神状态是

公民的基本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彻头彻尾的政教分离，政不归咎于教，

教不归结于政。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

　　法俄则不在制度层面用力，而是绕过制度，直逼人性，从政治革命到社

会革命，最后一幕总要有文化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杀灵魂不刹戏

”。早在我们中国“文化革命”之前，他们已经搞过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

如公元１７９４年，法国人把他们的雅各宾专政的深入发展，即称为“共和

二年的文化革命”。断头台疯狂起落，罗伯斯庇尔论证说：“没有美德的恐

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本．拉丹应该感谢法国政治

文化，早在２００年前就准备好如此对称的理论表述，足够他今日受用。我

们所熟悉的“文化革命”各类剧目，两百年前的法国都已试过：包括改人名

、地名，甚至扑克纸上四个花牌的称呼，都有过革命化的改名。



世界１与世界２失之交臂

　　几乎与法国人轰轰烈烈搞文化革命的同时，英国人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

————即１７９２年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后者之历史意义，不

亚于前者，但是被法国革命的夺目烈焰遮蔽。马嘎尔尼访华，卑之无甚高论

，也就是今天我们讨论ＷＴＯ时耳熟能详的八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

。”乾隆拒绝这八个字，是因为外夷不肯行双膝下跪大礼，“大乖仰体天朝

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天朝体系和英国人开始搞的条约体系，是当时东西方两个“世界体系”

。世界２要求贸易自由，协定关税，世界１则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

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鸡同鸭讲，云里雾里。马嘎尔尼退让，但

只能以单腿下跪为限。也不知道是少跪了哪一条腿，总之是铩羽而归，而中

国则与当时正处于雏形的“ＷＴＯ”失之交臂。

　　乾隆“圣恩眷隆”，只看重使团中最小的一个成员１１岁的斯通，曾把

这个虬发碧眼的西崽唤上龙膝抚弄，惊异不已。４８年后，斯通参加英国议

会有关是否与中国开战的投票，毫不犹豫投下了赞成票。他的理由是：中国

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从此有了令中国屈辱不已的

鸦片战争。

　　清华大学历史系前主任蒋廷黻总结这一段历史，言简意赅：“１８４０

年以前是我们对人家不公正，１８４０年以后是人家对我们不公正。”世界

１和世界２，其实也如幼儿园里的跷跷板，总是一头高一头低，二百年摆不

平。



中国的“之”字形道路

　　中国因此而落后，因落后而追赶，所幸方向还没有选错。马嘎尔尼此一

事件，不亚于中国二十五史中的改朝换代。它给近代中国破题，是“之”字

形上面的那一点。“一点”之后的“一横”是徐继畲、林则徐开笔，所谓“

开笔”，也就是开眼正视而不是侧目俯视那个世界２。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

命，中国人基本上是以英美为师，曰船坚炮利，则以小农经济参加世界军备

竞赛，居然也能弄成“远东第一舰队”北洋水师；曰政制改塑，也能建立“

远东第一共和”“驱逐鞑虏，建立合众政府”。这两项成就，是那“一横”

里的基本内容，当时超过日本，今天也不逊于我们这些后辈。

　　这“一横”里也有隐患。隐患多多，首推政制老迈，虽改制亦难起步。

今日或可说其二：作为文化大国，这一国家的文化资源尤其是文学资源过剩

，自然向文学之外漫溢，以文化或者干脆以文学问政，不耐制度层面的积累

和坚持，将初创共和起步阶段的一时曲折归咎于人心蒙蔽，逐渐发生文化决

定论，产生文化革命的冲动。始作俑者可能要数梁启超，所谓以小说改造人

心，以人心改造政制，一害小说，二害人心，三害政制；继起者有胡适，“

新文化运动”把注意力从政制转向文化，悲情可悯，但也有糊涂处。

　　中国者，以文学思维问政之卢梭太多，以数学头脑研制宪政之汉密尔顿

太少。走到这个时候，它已经离法国的大门不远了。故而陈寅恪在那时就说

：“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

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见吴学昭：《吴

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１９９２年版第７页）

　　以文立国，中、法如出一辙。愿闻其详者，可参阅托克维尔名著《旧制

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一章，那一章起名也直白得可以：“到１８世纪中叶

，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一个很形而下的“原因”是：土壤里文化含量太高，文人过剩，除了谈

文化，什么都不会，于是只能在产生这一文化决定论的土壤上反噬文化，表

面上是呼唤文化革命，强化文化之重要，实际上是强化他们的文化优势。要

这么多文人离开文化话题，那就无异于让这么多人流离失所，谁也不忍心。

　　由此，中国一旦启蒙，必然是强启蒙、长启蒙，而且总是观念第一、人

性改造第一、文化革命第一，然后变成革命文化第一。将这一历史单元里中

国发生的灾难全部归咎于文人好谈文化，与基本史实不合。文人之外，还有

多少强暴因素插入？当有更多文章可说。但是，从今日可以总结的内部教训

而言，以大文化小文学干政，或虽不是文学青年，总不脱以文化论政，以文

学问政，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法俄革命，其领袖阶层中文学型小愤青之多

，令洛克、汉密尔顿咋舌，也与其灾难性后果成正比。但是若与中国相比，

则属小巫见大巫。

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

　　“一横”之下的那“一撇”，锐角急转弯，发生于１９１９年。这一年

巴黎和会上日本以退出国联为要挟，威尔逊为此所动，将山东从德国交给日

本，激起中国知识分子大转向，难辞其咎。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同时亦为苏俄

空言“撤销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所惑，则有其上述内部教训。两个国际

因素，加一个内部因素，使中国一个急转弯，从英美为师折向以俄为师。

　　这一“撇”之陡峻肃杀，以我之见，还不是别的，恰是从文化革命到“

文化革命”！毛泽东是一个天才的军事统帅、政治领袖。他在五四时期饱吸

文化革命的空气，晚年对人性改造有大胆播弄：“红雨随心翻作浪”，“六

亿神州尽舜尧”。至于“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催雨洒江天”，这个“世界

”，当然是上述“世界２”，这个“热风”，既与鲁迅某一杂文集同名，也

是他青年时代饱吸法俄政治文化的忠实比喻。

　　至于鲁迅，我不赞成以轻薄的语气谈论，而想以敬惜之情讨论。自谓心

与鲁迅相通的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说错。鲁迅骨气之

硬，硬到当今鲁学界无人望其项背。但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则是我无

论如何也难以同意的。国民性者，全体国人之性也。人性能改造，精神世界

里还有什么事务不可以搅动，不可以“改造”？“改造”一词，凡五十年代

过来之人当会有特殊惊悚，记忆犹新。但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人之“改造”

，并不是新名词，而是从五四以来就年年讲、天天讲、日日讲的惯用词。就

这样习焉不察，积非成是，为整个社会接受，这确实需要启蒙。两人都是以

改造国民性为己任，而且都是因改造不成黯然西去。



如何走出那一“捺”

　　１９７６年打倒“四人帮”，结束了向左转弯那一大“撇”，开始了一

“撇”之下的这一“捺”，我们今天还生活在这一“捺”里。如果说，１９

７６年的“一举粉碎”，是在内政上结束那一“撇”，那么１９７９年的对

越战争，则是在对外关系上结束那一“撇”。那场战争从其他角度看去，可

以讨论处甚多，但从今天我们所涉的角度看去，这一仗实在是非同小可，可

惜至今还不在历史学家的视野。是否能这样说，没有这一仗，就没有此后的

中美关系，没有世界２与世界１的重新弥缝？

　　此后的中美关系，也就是中国与世界２，风雨飘摇，摇而未拔。我们今

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一“捺”，确实反映汉字的美学特征，逶迤多姿，“捺”

出了那么多曲折波动。打引号的“文化革命”结束了，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

还没有结束。君不见，各种改造国民性的运动还时有冲动？各种来自法国的

后现代文化小时令还在遮蔽应有的体制改变？更有多少文学青年，满怀多少

文学愤怒，正在文学之外频频涌动？他们的情绪，就是他们的主义。

　　中国政府首席谈判官龙永图曾在电视里慨叹，他为了中国加入ＷＴＯ，

谈了１５年，头发都谈白了。ＷＴＯ是应该加入的，而加入的方式与时机，

也应该容得下各种可商可议。中国的启蒙也是需要的，但首先需要启蒙的，

可能是哪一块软地方不能“启蒙”，启“不能启”之“蒙”，启“启蒙者”

之“蒙”。而在一个民族的历史视野里，１５年也不算太长，漫长的是１７

９２年以来的２１０年。从马嘎尔尼访华失败，到今天加入ＷＴＯ，竟然还

是这八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中国实在是一个磨炼人类耐心的好

地方。

　　２１０年过去了，有一个官员谈白了黑发头，有一个民族等白了少年头

。为了选择一种优秀的制度，中国在两个对子、四个国家中走过了一个“之

”字形！她能不能成为第五个国家，不结对，也能开出自己独特的制度试验

呢？那就不是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轮回了，恐怕首先是一个

制度方向的选择，走完今天这一“捺”。

朱学勤　　　　　　　　　　　　　　本报摄影记者　王景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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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 湘山居士 发表日期: 2001-11-30 20:56:55



朱学勤先生是我一向敬仰的学者，对我影响颇深。此文仍不改其犀利，有震聋发聩之效。但有一点我难以苟同，即他将毛泽东与鲁迅先生并列，批判他们“共同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我认为，首先，这样的并列是有欠考虑的。把毛所犯的错误归结到鲁迅先生的身上，是否妥当？鲁迅先生并非不可批评，但这样的批评恐怕难以令人心服。其次，改造国民性的命题是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我认为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照朱先生的看法，国民性根本无法改造，那么中国的未来将会怎样呢？中国的现代化能顺利实现吗？恐怕只能得出一种宿命的结论了。人为的建构诚然是危险的，但存在难道就真是合理的？我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过于执迷于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了，桔逾淮成枳，以朱先生的学识本不该如此草率的。我认为，中国的启蒙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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