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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调查也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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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调查也有发言权
杜导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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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没有调查也有发言权
(685 reads)
时间:
2002-5-18 周六, 上午8:47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没有调查也有发言权
1958年8月4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创人毛泽东先生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调研的形式之一种)。县委书记对他说:今年徐水粮食大丰收,平均单产达到2000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农村娃子出身的毛泽东听后,笑逐颜开地看着周围的人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啊?你们夏收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收11亿斤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他离开后的第二天,徐水县委接中共中央通知,该县已被列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试点。
现在证实了,当年的徐水县山药亩产只不过200斤多,全县86万亩耕地,全年产粮只2亿斤。
不难设想,诸如此类的调查研究得来的捷报,对一个处于持续顺境中的人会产生什么效果。浮夸风为毛泽东的狂热添油加柴,坚定了他快马加鞭进入共产主义的信念。使他把原定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战略目标一厢情愿地提前为“二到三年”。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如火如荼。于是,国家元气大伤,“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怎么减少的?饿死的。
没受欺骗影响的调查研究是否就能使决策走上正确的坦荡之途呢?“统购统销”左右了中国数亿农民的经济命运长达32年之久,这一政策的决策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分依靠调研的典范。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面对“粮食不稳,天下不稳”的严峻形势,命中财委拿出解决办法。接到最高指示,中财委几位负责人陈云,薄一波等哪敢有半点怠慢,把这项工作作为最高的政治任务“亲自拿在手上”。在7月下旬之前,由中财委和粮食部主要负责人员组成的精干班子对全国粮食购销工作中宏观微观方方面面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彻底调查,包括建国四年中粮食生产情况,增产情况,收购情况,库存情况,53年受灾情况,城市人口增长情况,粮食缺口预期等等。在此基础上拿出了8个预案。为了切实做到“实事求是”,主事的薄一波又亲到农村基层调查研究了数十天。在前期准备工作得到毛泽东认可后,1953年10月2日晚7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新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当时尚未完全俯首帖耳于毛泽东的“一言堂”,在会上又把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了一番。照说,这样的决策该是科学的,合理的,正确的,英明的吧?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如果32年中不实行“统购统销”,我国的农业商品经济高潮是否会早数十年来到呢?历史证明,“统购统销”不仅是禁锢我国农业发展速度的元凶,而且更是盘剥农民的祸首。它的强制推行是不得广大农民的人心的,即使在当年,也曾遭到全国农民普遍的强烈的反对。
发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命题的错误其实不难。195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这一规定赋予了每一个公民自由发表意见,观点,包括谬误的权利。《宪法》在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时,并没有限定这一权利止于“不了解情况”,说明“对没有调查研究过的事情发表意见”也是“可以”的,或者可认为是不违反《宪法》的。但是,由于这一命题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由于我们太崇拜毛泽东思想,太把毛泽东的话当成永远正确的“指导思想”,50余年来,竟没有一个人指出这个命题与《宪法》的不兼容。
近三百年的世界宪政史,《联合国人权宣言》,现代各国的《宪法》莫不把言论自由列为“人”与生俱来的一项基本人权,并赋予它不可剥夺的属性。这一属性从根子保证了(起码是理论上),人的发言权永远大于0,永远不可能小于0,即是说,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理由剥夺任何公民的发言权,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强迫他人讲违背自己意愿的话,都是绝对不允许的。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对他人的发言权裁定其有无,决定发言权有无的,只有生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与人的发言权是完全相等的。人的发言权与生俱来,这权利的大小却因人而异。一个人发言权的大小受许多因素影响。如:知识的多寡,知识对发言权的影响极其巨大,有的人可以在对事物本身并不熟悉的情形下,仅凭知识就作出比熟悉了解情况的人更合理的选择,一般来讲,知识多的发言权就较大,知识少的发言权就较小。地位的高低,包括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和社会荣誉性地位。地位高的发言权大,反之则小;年龄,身体,性格,疾病等不以公民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因素,身体健康,性格活泼,年龄适中的发言权大些,身体残疾,如聋,哑,行走不便等对个人行使发言权的消极影响是明显的,年龄太小,或者太老,对发言权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但都不意味着其发言权自动丧失;社会体制,民主政体下发言权较大,专制政体下发言权较小;在公众中、在媒介里的形象好坏,形象良好的发言权较大,差的发言权较小,形象完全丧失的,如坐牢等,也可严重限制公民的发言权,甚至导致其发言权事实上的丧失;对事物的了解程度,通过调查研究等途径,了解情况多的握有较大的发言权,了解少或不了解的发言权就比较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命题错就错在把局部当成全部,把一个衡量发言权大小的标准上升为对发言权的有无起决定作用的标准,用对发言权大小的判断代替了对发言权有无的判定。不仅如此,“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它还直接违背了构建现代文明大厦的核心支柱之一——言论自由。它的合法化使我们每个人面临一个巨大危险:言论自由可能因某些外在缘故而被剥夺;使政权面临一个巨大诱惑:有权以“没有调查,不了情况”为理由褫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对事情作深入了解仅仅只是扩大发言权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决定发言权有无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否定发言权的充分条件。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事实证明,把调查研究放在一切决策的基础的位置上,不仅不会引导权力走向“实事求是”,反而只会导致决策走向反面。因为,调查研究不仅是受调查研究者的水平,能力,勤奋程度,调查方法,特别是个人利益制约,而且还受被调查者对事物的看法,角度,知识,自身利害所左右。其中尤其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个人利益对调查结论影响最大。一方面,被调查者总是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另一方面,调查结果一旦与调查者的个人利益相冲突,就很难保证结果的公正,很难保证结果不被隐蔽,改头换面或缓和事态,从而使辛苦调查得到的信息失真。基于失真的信息所做出的决策,很可能根本就违反政策调整对象的意愿。这么多年来,从政治局常委、高级干部的调研,到各地各级的调研机关的日常工作,到底调研到多少真实情况?连毛泽东那么见微知著的政治家,也免不了被欺骗牵着鼻子走完后半生。
实现科学决策,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放开言论,给各种相互冲突的言论提供一个自由讨论的体制,让与政策利害攸关的当事人,利益相互对立的两方或多方公开辩论,方可得出相对公正合理的判断。试想一想,如果当年毛泽东先生不是蛮横地狂热地以自己意志为农民意志,而是真正按“人民当家作主”的立国宗旨办事,在大跃进前期出现问题后能顺应民意及时后撤,把粮食购销决策大权交给农民的代表去选择。那么58、59、60三年的“人祸”是否可以避免?我国现在的农业发展局面是否会与日本、韩国不相上下?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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