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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7)

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76

经验值: 24408

标题: 菊与刀(7) (150 reads) 时间: 2005-4-11 周一, 上午2:40

作者：peacemaker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四部分
第32节∶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3)
一位现住在美国的比较“现代”（Modern）日本妇女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她在东京时曾收留过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这个妇女由于得罪了婆婆，被迫与自己深爱的丈夫离别。当时，她身患疾病，心力交瘁，却从未说过自己丈夫半个“不”字。渐渐的，她把全部期望都倾注到了自己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可谁知孩子刚一出生，婆婆就带着自己唯命是从的儿子来要小孩。当然，按常理说这小孩是应该属于男方家的，婆婆也有权利把孩子带走。可哪知婆婆把小孩一带走后就立即送进了孤儿院。

上述的这些例子涉及到了孝道，也都提到了子女们是如何来偿还父母的“养育之恩”的。而在美国，这些都会被看作是外界对个人追求幸福权利的干扰。日本人之所以不把这看作是外界对他们生活的干扰，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打心底认为自己是欠父母“恩情”的。就如同美国的故事中都是描写一个特别正直诚实的人是在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之后才还清欠债一样，上面的这些例子实际反映了日本人将什么视为美德；反映了日本人是如何在证明自己的意志力足够坚强，以致可以承受任何磨难赢回自己的尊严。然而，无论这种磨难表面上显得是如何的崇高，其结果都是令人非常愤懑的。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缅甸，当人们谈到“最令人憎恨的事物”时，人们的答案是“火灾、洪水、小偷、官吏和坏人”；而在日本，人们的答案却是∶“地震、打雷、老人 (如一家之长和父亲等)”。

与中国所说的孝道不一样，日本人在“尽孝”时，不会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祖先，也不会后推到同一祖先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人概念中的祖先只包括当代的前辈先人。每年日本人都会对祖坟墓碑上的文字更新一遍，以便确认死者的身份。当后人无法记得先人的具体情况时，他也就不再是后辈“尽忠”的对象了，家里佛龛上也不会有他们的灵位了。日本重视的那些“尽孝”的对象只限于那些在脑海中还记忆犹新的先人。他们很注重现在。许多评论家都曾坦言∶和中国人比起来，日本人缺乏思辨的能力和抽象思维的能力，日本人的孝道观恰好印证了这种论点。然而，他们这种观点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把“孝尽”的义务仅限于活着的人之间。

不论在中国或日本，“尽孝”不仅仅指对父母和先人的服从和尊敬。在照顾子女这个问题上，西方人认为这主要源于母亲的本能和父亲先天的责任感，而东方人则认为这是在给祖先“尽孝”。日本人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他们认为∶对祖先 “尽孝”的最好办法就是像父母照顾自己一样精心地照顾自己的儿女。日语中没有特指“父亲对子女的义务”的专门词汇，因而这类义务全都包括在后辈对父母及对祖父母的“尽孝”范围之内。“尽孝”给一家之长规定了很多义务∶如抚养子女；让儿子或弟弟接受教育；管理财产；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亲戚及其他无数类似的责任。在日本，家庭的制度化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种种规定，严格限制了对其“尽孝”的人数。按照日本的这种规定，儿子死后，要由父母来抚养儿子的遗孀和子女。同样，万一女儿丧夫，父母们也要收养自己的女儿及其子女。但是，是否要收养丧偶的外甥女或佷女就不在“尽孝”的义务之内了。如果收养，那也完全是在履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义务。让自己的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精心的照料是在履行自己“尽孝”的义务，而若想抚养、教育自己的佷甥辈，习惯的作法是把他们过继为自己的养子，否则的话，那就不是叔伯辈应尽的“义务”了。

这种出于“尽孝”的考虑而对贫困的直系亲属所给予的援助是不要求对这些被援助者过分上心和尊敬的。一个寄人篱下的年轻寡妇经常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们吃的都是别人的冷饭剩菜。而且，那个家庭中的任何人谁都可以随便指使她，对于别人的一切决定她也必须绝对服从。她和她的子女们只不过是这家人的穷亲戚罢了。有时可能由于那个当家人的原因，他们的境况会稍微好点，但这并不意味着那家的家长必须善待她们。同样，兄弟之间也没有义务要互相关爱。当兄弟两人水火不相容时，人们通常只要求哥哥履行对弟弟的义务，并对他的这种行为给予赞赏。

婆媳间的关系是最难处的、矛盾也是最多的。媳妇在这个家里永远都是外人。她必须熟悉婆婆的喜好，并学着按婆婆的意思来办事。在许多情况下，婆婆会毫无顾忌地说媳妇配不上自己的儿子，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在一定程度上是婆婆的妒忌心在作怪。但是，正像日本的谚语所说的那样∶“可恨的媳妇照样生出可爱的孙子”，因而“报恩”、“尽孝”的理论在婆媳间也是成立的。媳妇在表面上总是温顺贤良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温顺可爱的媳妇都会变成苛刻、唠叨、吹毛求疵的婆婆，与自己以前的婆婆完全一模一样。媳妇们年轻时是不敢顶嘴、从不反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是温顺贤良的人。到了晚年，就该是她们作威作福的时候了，她们把多年积压的怨气一股脑地全发泄到新媳妇头上。今天，大多数的日本姑娘们都不太愿意嫁给一家中的长子，因为她们不想和霸道的婆婆们生活在一起。

“尽孝”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得到家人的好感。在有些文化中，这种好感与爱是一些大户人家道德思想的基石。而在日本情况却有所不同。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指出的那样∶“日本人非常重视家庭这个整体，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大关心家庭中的个别成员，也不太重视联系家庭成员间的纽带。”当然，实际情况不一定完全如此，但这句话却描述了一种真实的情况。这里的关键在于“尽孝”和还债。年长者对后辈们身负巨大的责任，其中之一就是监督年轻人有没有作出必要的牺牲。即使晚辈们不愿意，也于事无补，他们必须绝对服从长辈的决定。否则，他们就没有很好地履行还债的义务。

第四部分
第33节∶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4)
“尽孝”时，日本最独特的一点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可以相当露骨的相互谩骂。这种现象在对天皇“尽忠”时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日本的政治家们精心安排，使天皇远离喧嚣的尘世生活，将天皇置于圣人的位置。只有这样，天皇才能动员全国上下，一致为国家效命。说天皇是国民之父是不够的，虽然父亲在家庭中承担对子女的一切义务，但却“很可能是个不太值得他人尊重的人”。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已经被神话成一种对品性高洁、一尘不染的圣父的崇拜。在明治改革初期，日本的政治家去西方各国考察后认为∶西方那些国家的历史实际上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的人民之间的冲突的历史，而这是与日本精神不相符合的。回国后，这些政治家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就写道∶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对国务大臣的一切行为均不负任何责任。”天皇只是日本国民团结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行使实际对国家管理权力的国家元首。天皇不行使行政权已有近七百年的历史了，因此，让天皇继续充当后台主角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明治政治家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全体日本国民心中树立起天皇至高无上的绝对崇高地位。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尽忠”主要指的是忠诚与世俗首领和将军。这一漫长的历史使明治政治重新定义“尽忠”的涵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将军既是最高大元帅又是最高执政者，其属下虽然也对他“尽忠”，但试图推翻其统治以至杀害其生命的阴谋仍是屡见不鲜。对将军的忠诚常常会与对封建君主的忠诚相冲突，而且对老百姓来说，对封建君主的忠诚往往要比对将军的忠诚显得更有紧迫性。毕竟，老百姓明天都要和自己的君主打交道。相形之下，对将军的忠诚就难免要淡得多。在动乱时期，武士们也经常会逼迫将军退位，然后拥护自己的封建主即位。一百年来，明治维新的先驱们打着“忠于天皇、推翻幕府”的口号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而天皇则常年深居九宫，因而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天皇的形象。明治维新运动就是这种拥王派的胜利，也就是从那时起，即1868年，“尽忠”的对象才从将军转到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天皇”身上。天皇继续隐居幕后，他仍是将权力下放给自己的 “臣下”，自己也不亲自管理政府或军队，也不亲自决定内政外交政策，仍然是由一批经过认真挑选的顾问来帮他执掌政务。真正的具有根本性变动的是在精神领域，“尽忠”的对象已经转移到了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神圣首领精神首领天皇身上。

当然，“尽忠”的对象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天皇身上，最重要的在于在日本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即皇室都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对此人们深信不疑。但这个传说中涉及的一些神学观点并没有西方人所想象的那么重要。实际上，即使是那些完全否定这种神学观点的知识分子也从未对必须忠于天皇这一事实提出过任何疑问。而至于那些认为天皇就是神仙下凡的一般老百姓，他们对这种传说中神学观点的理解也与西方人想像的不同。“神”()，也就是英文的“god”，在日语中最基本的涵义是“首领”的意思，即等级制的顶峰。与西方人不同，日本人认为在人与神之前并没有特别巨大的鸿沟，他们认为人在死后都将变成神。在封建时代，“尽忠”就是要对等级制中的首领表示忠诚，尽管这些人可能跟神没有任何联系。而后来“尽忠”的对象之所以能够很自然地转移到“天皇”的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日本的整个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尽管西方人一再指责日本皇位的继承规则与英国、德国的都不一样，说它只不过是一个骗局罢了，但这种指责是毫无用处的。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并且根据这一规则，日本的皇室血脉也“万世长存”了下来。与中国不同，日本在历史上没有经过三十六个王朝的改朝换代。它虽然经历了一些变迁，但日本的社会组织并没有瓦解，其基本轮廓还是一样的。在明治维新前的一百年间，反德川统治的势力也是利用这种“万世一系”的理论，而不是天皇的神裔理论来发动群众的。他们说，既然“尽忠”的对象是等级制中的最高者，那么在现存的等级制下就只能献给天皇。他们把天皇抬到了整个国家牧师的高度，但这种角色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要带上什么神学色彩。天皇的这种地位要比简单的神裔理论重要得多。

近代的日本作了种种努力，使这种“尽忠”的对象慢慢转向具体的人并且在这里特指天皇本人。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个天皇就是这种努力最直接的后果，在他长期的统治中，自然而然地成了日本国的国体象征。他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仅有的几次都伴有隆重的庆典仪式。当群众向天皇行跪拜礼的时候，顿时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于抬头正视天皇。二楼以上的所有窗户都全部紧闭，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从高处来俯窥天皇。他接见当地官员也纯粹是一些程序性的仪式。因为面见天皇只是少数“阁下”们的特权，当地执政官员平日是根本没有面见天皇的资格的。天皇一般不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布诏书。他所发的诏书的内容一般都是有关道德、节俭方面的，或者是某件事情解决后再次确认一下以便安抚民心。当天皇即将驾崩时，整个日本几乎就成了一座大寺院，所有的老百姓都跪拜在地为他虔诚地祈祷。

通过这种方式，天皇成了超越国内一切政治纠纷的象征。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热爱超越一切政党政治的纠纷一样，在日本天皇的地位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人有严格的升、降旗仪式，这种仪式对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然而，日本却充分利用人们对天皇这个最高象征的崇拜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人民可以敬爱天皇，天皇也可作出反应。老百姓听说天皇“关心国民”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了使陛下放心”，他们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日本的文化就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这里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在受训时如果不想犯重大的错误的话，他必须深刻提醒自己人的最高义务就是对天皇效忠报恩，而不是爱国。

第四部分
第34节∶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5)
“忠”在臣民与天皇的关系问题上构建了一种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直接向天皇效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各种敕令，又是经过天皇、大臣最后层层传到臣民们耳中的。“天皇御旨对人们忠诚的感召力和强制力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罗里(H.Lory)曾描述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次平时军事演习中，带队军官下令∶没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的军队训练非常强调能在极困难条件下行军的能力，军队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都没有休息一下。在那天的训练中，有二十多个人由于口渴和疲劳而中暑，五人死亡。最后将这些士兵的水壶打开一看，那里面的水一滴也未尝过。他们说∶ “在那种情况下，军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

在民政管理中的大部分，包括从丧葬到税收，都是国民“尽忠”的范围。税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员都是臣民尽忠的中介者。在日本人看来，遵守法律就是对“皇恩”最好的回报。这一点与美国的风俗习惯形成强烈的对照。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的法律－－从有关停车的尾灯标志到个人所得税，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都会在全国激起民愤。联邦法律更由于它对各洲的立法权的干涉而受到双重怀疑，因为人们都认为它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于国民的。因而人们为了维护、保全自己的自尊心，都会竭力反对这些法律。日本人觉得美国人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而美国人则认为日本人都是一帮缺乏民主观念的顺民。因而更切实际的说法是两国国民对彼此自尊心的认识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国，自尊心是与自己要干的事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报恩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风俗都各有各自的难处∶美国的难处在于，即使颁布一个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法规，也很难被民众广泛接受。而日本人的难处在于，人的一生都将处在一种报恩的阴影之下，这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将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也许，在某些场合，每个日本人都有自己既不触犯法律、又能回避苛求的办法。与美国人不同，日本人甚至还能容忍一些暴力行为和私人的复仇的行动。然而，尽管有好多人都可以举出这些例子，“尽忠”在日本还是占有支配性的统治地位的。

1945年8月14日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忠”在全世界显示了它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许多了解日本、对日本深有体会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是不可能投降的。他们说，幻想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和平地放下武器那简直是太过于天真。日军的许多武装部队还从未在局部性的战役中失败过，他们至今仍对自己发动的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确信无疑。在日本本土，到处都是誓死抵抗的顽固者。占领军先头部队的力量如果不是足够大的话，只要一进日本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时刻都有被残杀的危险。“在整个战争中，日本人什么时候都没怕过，他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然而，美国的分析家却没有考虑到“忠”的作用。只要天皇发了话，战争就结束了。在天皇还未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之前，顽强的反对者们还围住了皇宫，试图阻止天皇通过广播向众人宣布停战诏书。但一旦宣布了，所有的日本人就得无条件的全部接受。不论是满洲里、爪哇等地的前线司令官，还是本土上的顽强抵抗者们都立即停止了战争，准备结束战争。美军的军队在机场着陆后，受到了当地人们礼貌的欢迎。外国记者中有人这样写道∶“早晨着陆时自己还是手不离枪，中午时我就把枪收起来了，傍晚时我就悠载悠载地在街上闲逛采购日用品了。”“日本人现在是按天皇的旨意用和平的办法来使‘陛下安心’，而在一个星期前，他们使‘陛下安心’的方法还是∶誓死也要奋勇作战，即使是以竹竿为枪也要击退蛮夷呢!”

如果西方人能够理解支配人类行为的情绪是会经常变化的，那么他们也就不会觉得日本人的这种态度是不可思议的了。有些人说如果这样的话，日本民族除了自取灭亡将别无他路；而另一些人则说只有日本的自由主义者推翻现任政府，掌握政权，日本民族才能得救。这两种分析，从全力以赴、全民支持打赢战争的角度来看，还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如果以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来理解日本，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甚至在平安无事地占领日本几个月之后，有些西方人士还在预言，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在日本并没有发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说因为“日本人还不懂得自己已经被打败了”。这些都只是建立在西方的善恶标准之上的西方人的处世哲学。但是应该记住的一点是日本不是西方。它没有采用西方各国都会用的最后一招∶革命。它也没有用消极的态度来破坏占领军的占领行动。日本有日本自己的方法∶在战斗力还未彻底被摧毁以前，人们就把自己无条件投降看作是为了“尽忠”而必须付出的巨额代价。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最终他们还是获得了自己最珍视的东西。今天，日本人仍会趾高气扬地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这是一条要求我们投降的命令。但即使是投降，对天皇“尽忠”仍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的最高法律。

第四部分
第35节∶“情义最难接受”(1)
⊙在世界上各种价值观中，日本人的“情义”是最奇特的－－它是像利息一样不断增长的欠债、是不愿意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是人们背负的沉重心理负担、是深刻笼罩心头的阴影。

日语中有句古言∶“情义最难接受”。就如同一个人必须报答别人的恩情一样，人们也必须回报别人的“情义”。但是，“情义”所要求的义务和“恩情”所要求的义务是不一样的。在英文中很难找到一个与“情义”对等的词。并且迄今为止，尽管人类学家发现世界每种文化的道德价值观都是很奇特的，但日本文化中的“情义”显然是最奇特的一个。它是日本所特有的。尽管在具体的概念上有些不同，但“忠”与“孝”是日本和中国所共有的道德规范，这种普遍的道德观构建了东方各国家庭观的同质性和在价值观上天然的亲和力。而“情义”则既与中国儒教无关，也与东方的佛教无关。它是日本本土的东西，如果不了解日本人的“情义”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是很难搞清楚日本人的行为方式的。日本人在谈及自己行为的动机、对名誉的看法以及个人在本国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境地时，都会经常说到“情义”。

对西方人来讲，“情义”就是一大堆复杂义务的集合(参阅本书第81～82页表格)∶从报答恩人的恩情直到为先人复仇的义务。难怪日本人懒得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海书也很难对这个词有个确切的定义。有一本日语辞典是这样解释的(根据我的翻译)是∶“‘情义’就是正道；人做事应该遵循的规则；为了避免世人评论而做自己不太愿意做的事。”这当然无法使西方人领会这个词的要领，但“不愿意”这个语却至少指明了“情义”与“义务”的差别。不论“义务”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是如何的苛刻，但至少是个人对他的骨肉近亲、对国家的象征者所应负有的一种责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他爱国情感的体现。这种责任和义务之所以如此牢固，是因为他们是日本人与生俱来的。不论人们在履行这种“义务”时有多么的“不愿意”，但“义务”的定义中绝不会有“不愿意”做的意思。人们在报答“情义”时似乎内心充满了不快。当“情义”债主的日子是最不好过的。

“情义”可以划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种类。一种我暂且把它称为“对社会的情义”，字面的意思就是“报答情义”，也就是说报答自己同胞的恩情；另一类我把它称为“对名誉的情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的名誉不受任何外界玷污的责任。这点多少是模仿了德国人对“名誉”的作法。就如同“义务”是人们生而具之的责任一样， “对社会的情义”也大致描述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性关系。情义”概指人们对自己的亲戚家属应负的一切义务，而“义务”则只包括自己应对直系家属负有的义务。岳父、公公称作“情义”上的父亲，岳母、婆婆称作“情义”上的母亲。姐夫（妹夫）、嫂子（弟媳）也被称作“情义”上的兄弟、姐妹。不论是对自己配偶的兄弟姐妹，还是对自己兄弟姐妹的配偶，这种称呼都是恰当的。当然，在日本，婚姻也是一个家庭与另一个家庭之间的契约。由于“情义”的关系，这两个家庭终身都会保持这种契约关系，并履行契约性义务。在履行这种契约性义务时，最沉重的恐怕是报答父母双亲的情义，因为是他们安排这桩婚姻。尤其是年轻的儿媳妇感到婆婆的“情义”尤其沉重，因为恰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结婚后儿媳妇就要在一个陌生的家庭里开始她新的生活了。丈夫对岳父岳母的义务可能要不同一些，但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当岳父岳母有困难时，女婿必须借钱给他们，同时还要履行其他一些契约性的义务。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儿子成人后孝敬自己亲生母亲，这不能称为情义，因为这是出于对自己母亲的爱。”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情义”。然而，人们在履行那种由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情义”责任时却从没含糊过。不论代价多大，人们都是认真履行，以免遭到世人谴责说∶“这人是个无情无义的东西”。

如果丈夫是上门到女方家的，也就是人们平日说的“倒插门”，日本人对这种由婚姻产生的“情义关系”的看法就又不一样了。当一个家里只有女儿时，家长们就会为其中的一个女儿择婿入赘以延续“家门香火”。女婿要把自己原来的姓在原户籍中消掉，然后改从岳父的姓氏。结婚后他就到妻子的家里生活，在“情义”上要服从岳父岳母的指示，死后也要葬入岳父家的墓地。这些做法都和一般妇女出嫁给别家是一样的。之所以要为女儿择婿入赘也许不单单只是因为自家没有男孩，更多情况下它也是双方利益的相互需要，即所谓“政治联姻”。有时女方家虽然很穷，但“门第”很高，男方就带过来一笔钱，然后作为回报，男方就可以提高自己在等级制体系中的地位。有时女方家庭富裕，有能力培养女婿上学。于是女婿为了上学，就接受女方入赘的条件。还有时是女婿可能是女方父亲未来生意上的合作者，为了保险，就将女婿赘入女方家庭了。不管是哪种情况，入赘养子所承受的“情义”代价都是很沉重的。因为在日本，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别家的户口薄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在封建时代的日本，赘入女方的女婿为了证明自己是新家庭中的一员，在战争中必须为岳父竭力而战，即使是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在所不惜。在当代日本的“政治联姻”中，女方会竭其所能地用各种手段造成一种“情义”上的约束力，使女婿和岳父的事业以及这个家族的命运都联系了起来。尤其是在明治时代，这种事情有时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但是日本社会普遍上是对入赘的女婿没有什么好感的。日本的老古言常说∶“有米三旦，决不入赘。”日本人之所以这么说主要还是由于“情义”的缘故。他们决不会像美国人那样说∶“这不是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干的事!”。毕竟，人们在履行“情义”的责任时总是带着几分“不愿意”的，觉得“情义”让人很为难，因而“情义”是人们在日常交往中背负的沉重的心理负担。

第四部分
第36节∶“情义最难接受”(2)
不仅婚姻使人承担了“情义”的责任，甚至对伯父、伯母、外甥、佷女个人也应该承担“情义”的责任。中国和日本在家庭关系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异就是，日本并不把对上面提及的这些近亲的责任也列入孝道的范畴。在中国，上面提到的这些亲属，甚至比这还远的亲属也分享共同的资源。而在日本，这类亲属只是“情义”关系，跟他们只是“契约上”的关系。日本人指出，在日本普遍的现象是当有人向这些近亲寻求帮助时，这些近亲们救助他们决非是出于什么个人恩情，而主要是为了报答他们的共同祖先的恩情。虽然抚养小孩是父母们应尽的义务，但如果帮助抚养远房亲戚的小孩，并且不得不帮时，人们就会觉得说自己是被“情义”给套住了。

与婚姻产生的“情义”关系相比，大多数日本人更重视传统的“情义”关系，比如武士对他的君主及其同伴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的是一个高尚的人对其上级及同伴的忠诚。很多传统的文学作品中都歌颂这种“情义”的义务，将之视为武士的美德。在德川氏还未完全统一日本之前，人们认为这种德行甚至是比 “忠”更加崇高的美德，在那时是只对将军们才这样要求的。在十二世纪，源氏将军曾要求自己的一位大名交出藏在他处的一名藩主，那个大名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您如此这番责难我的“情义”使我感到非常愤慨，因此即使是冒着“不忠”的罪名，我也不会背叛情义。对于公务，我个人无能为力。但品行高尚的人都注重一个 “义”字，即使是怠慢了将军的权威，我也要竭力保留“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最后，他拒绝对“所尊敬者背信弃义”。这封信至今仍被保留了下来。在日本有很多历史故事都是描写古代日本武士崇高的德行的，这些故事一直流传至今。现在，通过对这些故事的润色、改编，他们渐渐地变成了能乐剧、歌舞伎和神乐舞蹈。

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二世纪一位名叫弁庆的豪杰的故事。他力大无敌，是一位没有主君，依靠自己力量谋生的武士。除了一身好武功外他实在没有其他资源可以利用。他曾寄宿在一家僧院，没想到所有的僧侣都对他诚惶诚恐。为了把自己装扮成一名封建武士的模样，他拦截所有过往的武士，收缴他们的刀剑，以筹备所需的行装。最后，他向一位貌似武艺平常的年轻领主挑战。没想到这回却遇上了劲敌，两人功夫不相上下。后来，他发现这位青年原来是源氏的后裔，正在积极谋划恢复他们家族的将军地位。这时，弁庆才发现原来这位青年就是大名鼎鼎的英雄源义经。出于“义”字，弁庆立即向源义经俯首称臣，并在战场上为源氏家族立下汗马功劳。但在最后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中，他们被迫率领家臣撤退。这群人化装成为一帮为建立寺院而在日本全国化缘的僧侣。为了免生怀疑，弁庆扮装成领队，而源义经则身着僧服装作普通僧侣。沿途每遇敌方布置的关卡，弁庆就拿出早已编造好的一卷寺院募捐簿出来念诵以求蒙混过关。然而，在最后时刻，尽管源义经身着微服，却无法掩饰他透露出的贵族气质，敌方对此很是怀疑。他们立即把大部队叫了过来。这时，为了消除敌方的怀疑，弁庆立即用了一个小计。他当面借口一点小事打了义经一耳光。敌方一见情况，疑团全消了。因为，从常理的角度来讲，如果这位和尚真是义经的话，家臣是绝不敢动手打他的。这是绝对违背 “情义”的。当时，正是弁庆的不敬行为才挽救了这一帮人的性命。一待他们到达安全地方，弁庆立即跪在义经脚下，请义经赐死。源义经也非常慷慨地赦免了他。

这些老故事中的“情义”发自内心的、没有遭到任何不满玷污的。那个时代对现代日本人来说简直就像白日做梦一样，离他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远了。这些故事告诉人们，在那个时代，“情义”没有丝毫“不愿意”的意思。如果“情义”与“忠”相冲突。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坚持“情义”。当时，“情义”是在封建制度的外衣下人们最珍视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最直接的联系。“有情有义”就意味着一个人要终身忠于君主而君主也要照顾好自己的下属。“报答情义”，就是要把生命献给对自己情深义重的君主。

当然，这只是一种幻想。在日本的封建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都表明在战争中，敌方的大名可以用金钱来收买武士的忠诚。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君主侮辱自己的家臣的话，家臣可以名正言顺地弃职而去，甚至与敌人勾结。这点我们在下一章中将提到。如同日本人津津乐道地谈到捐躯尽忠一样，在谈到报复和复仇时，日本人同样是兴致勃勃。两者都是一个“情义”问题。对君主尽忠是“情义”，而对侮辱自己名誉的人进行复仇同样也是“情义”。在日本，这是一块盾牌的两面。

作者：peacemaker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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