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杨侉子”外传（文革琐忆） |
 |
大汉子
加入时间: 2004/03/12
文章: 2453
经验值: 5
|
|
|
作者：大汉子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杨侉子”外传
“杨侉子”也是我读高中时来自外校的一个女同学。她是李大钊同乡，河北乐亭人；父母都在老家农村，她哥哥在军区工作。她是因为投奔她哥嫂，才到我们学校读书的。
乐亭人，在京津和东北一带的俗语中，过去通常被称为“老坦儿”。只因班上有几个山西人，而山西人管几乎所有与其语音和生活习惯相异者都叫“侉子”，所以在他们嘴里，“杨老坦儿”便被“杨侉子”所替代。偏偏许多男同学也觉得这后一种称呼更来劲，“杨侉子”作为她的“代号”，也就流传开来。不过她是“刀子嘴”，拗得象“杨三姐”，因此除了我们几个无法无天的小兄弟，多数同学惹她不起，当面都不敢这么叫她。但在背后，除了“杨侉子”，几乎没人理会她本来的名字。久而久之，她的本名反而被大家所忽略。几十年过去了，到如今，她留在我记忆中的所有一切，都只跟“杨侉子”这个符号联系在一起。
“侉子”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听的话，满含对外地人的歧视和排斥；用它来指称一个女同学，虽然未必一定含有歧视或贬低之意，但“奚落”的味道很浓。因为除了“口风相异”而外，“侉子”的意思与“土老帽儿”差不多。有道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西儿说京话”！其实杨侉子的普通话说得很不错，比那几个老西儿强多了。她个头中等，衣着虽朴素，却合体、简洁、大方，一点也不土气。可是没法子，谁叫她既是乐亭人，又是农村人，还遇上了这么一帮没正经的男同学呢？好在杨侉子心眼宽，年龄好像也比我们大一两岁，而且她也看得出，我们几个小兄弟是那种不论（读做lin4)的主儿，不管人前人后，甚至当着老师的面，也硬是要叫她“杨侉子”不可，她也无计可施。开头她还朝我们瞪眼睛，殊不知，她的眼睛，用那几个老西儿的话来说，是“大花眼”，双眼皮，又大又亮，一瞪起来就更大更亮，两道眉毛弯弯的，黑得象老鸹的羽毛，嘴唇总是鲜红如丹－－从医学角度看，那是脾胃功能特别健康的表征－－，配在一起特别耐看。因此，她越是瞪眼睛，我们就越是要把“杨侉子”这三个字叫得响亮。几次“较量”下来，她索性也就认了。
杨侉子是真正的红五类，又是军属，也是班里很少几个每月可得到8元助学金的学生之一。想来她哥哥官不大，很可能只是营职，虽然与地方相比工资不低，但可能孩子多，老家负担重，我猜她嫂子也是来自农村的随军家庭妇女，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他家的光景就比较惨淡了。
杨侉子是老团员，高三时补缺升了官，当上了团支部的组织委员，但俺对她的称呼照旧。杨侉子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那个深呀，真是没法儿比！她嗓子亮，也爱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是她的保留节目。每次唱这首歌，她都很动情，泪花闪烁，丰满的胸脯起伏着，象是要把乐曲的旋律画出来给你看。别人听她唱这支歌是否受感动，我不敢说，但我始终相信，她的歌声是从她心窝里飞出来的。不难想见，杨侉子看人看事，眼光有点“左”。不过她是真左，或者说，她的左是真诚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她为人正派，高中三年，从来没听说过她在党团组织或老师面前告过哪个同学的状，也从来没发现她在背后拨弄过是非或者搞什么小动作。而且，她确实听党的话，毛的话对她来说不仅是圣旨，甚至就是天经地义。毛说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她果真就有话说在当面，不仅批评别人，也时时批评自己；毛说批评是要治病救人，真没见她整过谁，她对被批评的同学也不怎么抱成见，只要被批评者“改正”了，她不仅肯定，而且由衷地高兴。她这种左，后来我在文革中的某些保守派身上也发现过，其标志就是能够忠实、或比较忠实地按照毛的教导和党的政策办事。这类人在文革中所遇到的最大困惑和最深苦恼，就是毛的指示与党的一贯政策不一致，甚至相抵牾。然而，一旦两者达到了统一，他们至少基本上会执行党的政策。而一般说来，造反派则不然，假左派就更不然。其间的“秘密”就在于：造反派几乎无不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而当初的假左派与现在的假右派一样，他们虽然口吐革命或改革的“莲花”，其实“唯利是图”才是他们真心信奉的金科玉律，为追求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往往是不择手段的。
不消说，杨侉子当年属于被组织上推荐报考所谓保密专业的对象。无奈她的学业介于中下和下上之间，因此，尽管我们那个班的升学率高达60％多，她还是落榜了。在落榜的同学中，有几个我是深为之惋惜的。他们没有考中，有的纯粹是因为政审不合格，也有人是因为临场失误所致，总之不是“命里注定”，就是流年不利，“非君之过也”。但对杨侉子落第，在我基本是不出所料。再说她一直左，平时只要一谈起入团这档子事，她开宗明义第一条，总忘不了提醒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同学，要端正自己对家庭的认识。可想而知，在有关的事情上，她对我的态度如何。因此，我对她的高考失败，好像没什么感觉似的。何况，这时我正陷入一次小小的社会伦理危机，哪有心思想她的事儿呢？
我记得很清楚，发榜那阵子，考中与落榜的同学之间划然出现了一条界限。这界限如同一道无形的天堑或鸿沟，无论你对落榜者奉献出多少无比真诚的同情、安慰和鼓励，都难以填平。而且，那还不止是得意与落拓之间的隔膜，也不止是可能的炫耀与嫉妒、傲慢与谦卑之间的强烈对比，而简直就是一种潜在的敌意，一种很可能在某一天发酵为“曾国藩－洪秀全”之间那种两军对垒的敌意。太可怕了！其他同学的心境如何我不晓得，反正我自己是既有侥幸，有兴奋，但同时也感到了一种从未经验过的失落和孤独。你想，本来是齐小就跟你一起打闹玩耍嬉戏的邻居和伙伴，如今哪怕依然是你住前院我住后院，但彼此见面居然都无所措手足，那个别扭，那个难受劲儿啊，真地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八月初一个下午，我正在家里闷得难忍难熬，季春（团支书）来找我去看杨侉子。老实说，我不大情愿：“去看杨侉子？跑那么远，别自讨没趣了吧。”季春把脸一沉，好像我骂了他家什么人似的，说：“不想去就别去，你骂人可不行！”－－吆嗬！较起真儿来了，还“不行”哩！
“你不也这么叫她吗？”我回敬他一句。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他为自己辩解。
我忽然想起，的确，“杨侉子”这三个字从他口头语中消失，已非三月五月，至少也有一年多了，只是我浑然不觉而已。但不管怎么说，看今天他这架势，似乎已然当起了杨侉子的“护花使者”。这让我不得不有所“警觉”。
“好好好，我成人之美，跟你一起去还不行？”他黝黑的脸上突然泛起一片油亮的紫色，那实际是“害羞”的红晕吧？
“杨侉。。。”。一见杨侉子的面，我又差点按平时的习惯称呼她。季春把脸向左侧一扭，很不高兴的样子。
杨侉子惨然一笑，说：“你高兴就叫吧。没关系，反正你都这么叫我三年了，以后想叫也叫不成了。”
她这么一说，我反倒有点歉疚。想想也是，人家那么大一个姑娘了，再怎么厚道，我老当着众人的面这样称呼人家，也让人家难为情啊！换个位置，要是有人也用这类话叫自己的姐姐妹妹或者自己心爱的姑娘，自己感受又如何呢？平时，也许是因为她在我眼里是位（政治上的）强者，觉得自己即便那样叫她也于她无损。可是她刚才那惨然一笑，却分明显示出她现在的挫折、失败和无奈。我开始为自己三年来对她那种“不正经”和不免带有奚落意味的称谓而深感羞愧。看起来，来杨家之前，季春之所以要就此提醒我，正是想到了“此一时”与“彼一时”的差别。我第一次发现，就为人处世而言，那时的季春比我成熟。我想，这与他三年来一直在班里当“第一把手”也不无关系吧？由此推想，古人经“进学”而入仕，“进学”之学就包含着政治、行政和人事方面的训练；此外还有“宰相起于州郡”的说法，强调的是政治上的历练和经验积累；这些显然都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综观历史，除非发生改朝换代的“革命”，由于难免新桃旧符和正朔颜色之变，往往会跟着出现一种新人辈出的局面，“一步登天”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还可能成就某些人“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以及“将相宁有种乎？”的凌云之志，那叫做“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人”，也可以说是“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然而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在和平与改革的年代里，“平步青云”的总是特例，而且常常未必有什么好的结局。在这种意义上，过分强调“体制外”与“体制内”的分野和断裂，不仅是政治上不切事或不务实、不成熟的表现，恐怕也与古老过气的“洪秀全情结”和“黄巢梦想”的作祟有关吧？－－这是题外话。
由于内疚，我平日里的谈锋突然变迟钝了。季春因为心里“有鬼”，这时也显得特别尴尬和窝囊，只顾一个劲地闷头喝水。沉默和僵局，还是杨侉子打破的。她对我俩相当平静地说：“没考上，我心里是不好受，觉得对不起党和毛主席这么多年的培养。但毛主席不是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吗？再说，我跟你们不同，本来就来自农村，回乡没啥困难，我身板儿又结实，回去照样可以干好。你们就不必为我操心了。”这话要是说给现在的中学生听，大概没几个人会相信。但我和季春了解她，知道她心口一致，起码基本是一致的。
不过她运气还算好，到底并没有回老家去种地。因为刚好那时本地中学师资严重不足，她和我们班另外几个落榜的同学，被选送到一所师范学院的师资班去进修。这自然与她优越的“政治条件”有关。虽然那个进修班不发文凭，不给大专学历，但进修结束后，他们都被分配到郊区中学去当老师了。脚跟脚地，文革狂潮动地来，她在讲台上还没站稳呢。
文革初，我自己所受冲击，基本都是在以煽动血统论而驰名的“谭力夫讲话”广泛流传之后。其中对我打击最大的，是老红卫兵组织勒令取消了我的助学金。那当儿，家父的工资已被大幅度克扣，只能按家里人头领“生活费”了，而且还把我排除在外。这么一来，不就断绝了我的生路吗？好在那时我姐已经工作，听说这种情况后，每月都按时给我寄钱来。我知道，我姐自小就特别疼我，只要我目前这种情况不改变，她肯定会毫无怨言地一直这样供养我。可他们取消我的助学金，完全是无理且非法的，这叫人心有不甘哪！到那年十月，陈伯达发表批评血统论的讲话以后，我去找校财务处付处长L。她是给我们授课的S教授的妻子，虽然靠边站了，但并没有正式被罢官。他们两口子都是哈佛毕业，S教授学理，她学商，50年代初才回国－－记得S 教授作检查时，曾公开“交待”说，自57年反右以来，他一直觉得，自己这辈子所犯的最大错误和最令他感到悔恨的，就是当初不听妻子的话，不肯留在美国工作，而非要回来报效祖国不可。可见L不仅学养不凡，还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女性。她指点说，红卫兵组织又不是领导机关，你们班的生活委员不领你的助学金，你可以试试，自己到财务科去领。于是我就去找财务科的N科长，他果然照原数给我补发了。谢天谢地！总算从姐姐的肩上卸下了在当时已是很重的一个包袱。
得了这笔“意外之财”，我立即与季春联系，拉他一起回家看看。那是66年11月初，学校已经乱作一团，谁也管不着谁，正是可以自行其是的日子。
途中我曾问季春：“你们俩的关系，到何种程度了？”
“你问谁？”他好似明知故问。
“当然是问你。”
“我跟谁？”
“杨侉子！”我有点不耐烦了，高声地说。
“以后，你别再跟我提她！”
－－得，封口了。可是除了这个杨侉子，当时我跟他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话题呢？一路上，他知我知，彼此的心情都不轻松：他是沉重，我是七上八下。因为季春的弟弟曾经写信给他，讲述了他父亲文革以来的遭遇；而我小妹来信总是“报喜不报忧”，尽管实际已无喜可报。但不管怎么说，他对自己家里的变故基本是了解的，而我对父母的处境却几近于“两眼墨黑”，只能根据当时的一般形势来进行推测，而愈是如此就愈是不得安宁。
所幸那时革命的矛头已集中在走资派身上，对于许多普通家庭来说，恐怖风暴正处于间歇期。回家见父亲在按时上下班，按时回家，我久悬不下的一颗心才有了着落。最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母亲一直安然无恙，不曾受到任何一点触犯。但家里人都不愿意跟我详谈几个月前发生发生在父亲身上的那些事情。他们只告诉我，父亲被批斗了两次，但没有被关过“牛棚”。家里的“生活费”太少了，那是因为我在小学和初中时一个绰号叫“猪脑子”的朱姓同学、如今正走红发疯的群众组织头头，对大学生们的“助学金”特别敏感和反感，坚决反对把我也算作父亲的供养对象。据他说，这是因为在刘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大学生们不做工，不务农，反而白拿“工资”，“工资”甚至比学徒工还高。这是典型的“不劳而获”！－－照他这么说，他们卡我的脖子，似乎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要把我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中挽救并“解放”出来。－－真够伟大的！
这个“猪脑子”不只想“解放”我，还要杀向母校。这不是毫无缘由的。他这个人，自小就爱撩骚，却缺乏好勇斗狠的气概和本事，是男生当中几乎谁都可以欺负一把的受气包，女生眼里的窝囊废、小气鬼。他唯一的能耐，就是凭借他有个哥哥是解放军的小连长，打着“军属”的名义，屁大点事都要到老师那里去告状。可老师们偏偏也不待见他。因此，他在学校一混九年，始终就没混出个人样来，是名副其实的“人见人烦”的主儿。他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好不容易在医务系统找了个差事，想来在单位也没什么香饽饽吃。待血统论在文革中风行之际，因其父是摆摊卖瓜子儿糖葫芦的，他便自报“城市贫民”出身（其实当地从来没给市民定过成分），于是抖起来了，似乎成了双料的响当当红五类。这个时候回想过去那么多年，自己在学校受尽了同学的欺负和老师的白眼，升学也受挫，还险些被送到广阔的天地里去，他那口鸟气能不冲冠而起？可惜，回小学造反太小儿科，中学后来的情况他又不大了解。也许是“福至心灵”吧，这小子也学会“拉杆子”招兵买马了，首要的争取对象就是杨侉子他们那拨人。
“猪脑子”并不认识杨侉子，但杨侉子那拨人当中，有几个也是他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听说哥儿几个当初一拍即合，立马写好了炮轰母校中学党政领导的大字报，最后去找杨侉子签名。没成想，杨侉子硬是不签。她不是反对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她认为，说校领导违背党的阶级路线，甚至迫害工农子女，这不符合事实。咱没考上大学，不是校领导不支持，是自己努力不够，没学好。同时，她也不赞成在大字报中公开点两个同学的名字。其中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考上了师大的那位女同学，她父亲是摘帽右派，其父系大家族全都是基督徒。杨侉子说，这两个同学是有缺点，但你们说他俩是“修正主义苗子”，有什么根据？反正当初我是没看出来，至于后来他们在大学里表现如何，我不了解。你们现在给人家扣这么大帽子，到大学调查过吗？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没调查，这个字不能签。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猪脑子”等人便开始在老师和同学中大造舆论，说杨侉子是个“铁杆老保”。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们给杨扣上这么一顶政治帽子，当然首先是要表达对她的不满，但也还有其更深的心计，那就是拿这顶帽子去吓人，争取更多的同学和老师签名，以壮大自己的声势。这些事情我小妹听说了一些，但不怎么具体，详情是那位也被他们点了名的女同学讲给我的。我那时就在想，表面看来，杨侉子和“猪脑子”们虽然都被划归“红五类”，原则上，他们也都是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但他们各自心中的毛主席却不大一样！这其间明显存在个人如何选择的问题。也因之，他们在当地的社会舆论中被分别称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不容否认，“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当时确实表征着截然对立的两种政治倾向。然而对于个人来说，“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罢，正如所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官与民等等一样，终归都不过是一些符号，空洞的符号而已。只有个人和家庭才是真实的存在。因此，最重要的，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归根结底，还是个人与家庭。而个人是需要分别看待和具体研究的，无论你给一个人戴什么样的帽子，作怎样的社会范畴划分，往往都与真实的他或她相距甚远。
我跟季春到家不久，学农的“二小”和常常以及学林的“柳堡的故事”（即我在《入团记》中提到的支部宣传委员）也回家了。这三个与季春一样，都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老同学老朋友。二小他爸在市委组织部工作，级别和地位比季春爸高些。他爸爸老好人一个，据说是市里唯一没受冲击的领导干部。他妈不识字，人前人后都唤他的小名，同学们也就一直跟着这么称呼他。常常家原来做买卖，还没到公私合营呢，他家的店铺就倒闭了，他爸后来在一家运输公司当会计。二小家房子宽大，他父母也都随和，我们五个就是在他家聚会的。说话间，精明的常常提起了那张大字报。二小的脸突然红了。“柳堡的故事”估计我已经知情，他和常常索性就把事情摊开了。说起来，还不是“猪脑子”那拨人亲自找他们在大字报上签名的，直接找他们的是医学院的郭大麻子和师大中文系的“甄士隐”。
郭大麻子家原来是饮食业的小资本家，开着几个卖烧饼、糕点、酒和酱肉的店铺。他的脸局部有点坑坑洼洼，人开朗，短跑二级运动员，手脚特麻利，生平志向就是要当“郭一刀”，为人做事常在“无主见”与“投机”之间。“甄士隐”父母原来好像都是中学教师，但我们高中毕业前夕，他父亲调报社工作了。他喜读红楼，姓甄，因此得了这么个外号。他死追同班女生“许大马棒”三年，结果是“三年苦心尘与土”。“许大马棒”嫌他才不出众，加之其貌不扬。直到高考落榜了，“许大马棒”对他依然是待理不理的。我回家那几日听说，可怜的“许大马棒”一家已经被扫地出门，赶到乡下去了。向来心比天高的她，复考进大学的美梦已彻底幻灭，终于低下了骄傲的头，居然主动找上甄家的门来。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会儿的“甄士隐”，虽然旧情难舍，不“忍心”一口回绝她，架子却端得蛮大，支支吾吾，总也没句准话。
平心而论，我与郭和甄之间，原本就没好没坏。他们给我贴大字报，我无所谓。再说了，看看“甄士隐”现在如何对待自己心仪久之的“许大马棒”，他的作为还值得我计较吗？只是我猜不透，他们干吗要跟自己一直鄙夷不屑的“猪脑子”混在一起，与那些当初对他们很负责、很友善的老师过不去。俗话不是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吗？你有能耐，尽管在大学里闹，到市里甚至中央去折腾，在自己家门口逞什么威风？
不过话说回来，多数参与其事的个人失去理智，以至忘记常识，原本就是群众运动得以彪兴的重要条件之一。尽管如此，在众多的参与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与“郭大麻子”和“甄士隐”相比，常常和“柳堡的故事”的政治头脑显然要清醒些，心胸也开阔些。他们都不在大字报上签名，那理由在当时是“高屋建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在那个时期，点名批判普通老师和学生，是转移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斗走资派这一大方向，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战略部属。他们这么说，“郭大麻子”和“甄士隐”还能有什么辙？显而易见，按当时的政治标准来衡量，常常和“柳堡的故事”的“路线觉悟”比杨侉子高多了，所以他们也绝不会象杨侉子那样，落一个“老保”的名声。但就其实，杨侉子说的是她的亲身感受，而非空洞的革命大道理，因此至少在这一点上，她比常常和“柳堡的故事”实在得多。
二天二小来看我。我明白，他是来“解释”或“道歉”的。他说，他当初根本就没看那张大字报，只听说是要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签了名。事后听别人议论，才知道那张大字报不仅点了校长书记和那么多老师的名，还把你也给牵掣进去了。我说：“我相信你。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必再说它了。”这是我的真心话，因为我了解他的为人。他还告诉我，他与常常和“柳堡的故事”现在是对立派，在学校几乎已经是势不两立了。常常昨天提起大字报的事，好像有点“挑拨”咱俩关系的意思。这个我倒没觉察，也不大相信。就对他说：“不会吧？过去多少年，我、季春、你，还有常常，咱们可一直都是兄弟般的朋友啊！”谈到杨侉子，他说，杨侉子不签名，可能是因为季春的关系，她知道你跟季春“穿一条裤子”。老实说，我不这么看。因为明摆着，季春的面子再大，杨侉子跟我之间到底隔着一层，怎能跟你我的关系相比？何况，那“许大马棒”又该如何解释呢？她这会儿是蔫得不能再蔫了，可是开头她不也跳得很欢，“甄士隐”一招手，她就“上船”了吗？我知道，她不是针对我，她嫉妒的是在她看来与她政治条件差不多，但考上了师大的那个女同学。因为是在我家里，二小是客人，所以我心里虽这么想，但话到嘴边又噎了回去。二小带给我最“惊人”的消息，是杨侉子虽然尚闺中待嫁，但已经有主儿了。这主儿不是季春，而是跟她一起读师资班的“吹破天”！我忽然想起回来路上季春跟我的那番对话，这才恍然大悟。
但是我不管这一套，怎么着，我也得拉着季春一起去看望一次杨侉子，同时也看个究竟。那时普通人家还没有电话，我跟季春是闯到杨侉子的宿舍的。晦气得紧，刚好“吹破天”也在。我了解，季春对杨侉子爱得很深，他当时内心的痛苦可以想见。不过季春毕竟是条汉子，他还能坐得住。他以他的沉默表现了他的尊严和特有的风度，除了见面寒暄和临走道别，说话不多。杨侉子最不自在，简直是无所措手足。只有“吹破天”一个人里外忙活，一方面似乎要以主人的姿态自居，同时又显得不那么自信。我判断，这“吹破天”可能还没有把杨侉子“搞定”。趁“吹破天”到外面的机会，我便单刀直入，问杨侉子：“跟老同学说句实话，你跟‘吹破天’定了没有？”杨侉子说：“还没有。”我一听：“糟糕”！麻烦就麻烦在这个“还”字上。这就是说，已经“差不离儿”了！季春也是个明白人，他能听不出这“还”字的意味来？于是我意识到，大局基本已定，除非季春自己做明快的选择，反正我是任何忙也帮不上了。你想，人家两个人毕竟在一个校园里，长年累月，既可以花前月下，也可以“耳鬓厮磨”，如今生米都快煮成熟饭了，你总不能釜底抽薪，让人家吃“夹生饭”吧？何况季春本人究竟怎么看怎么想呢？就算他有勇气去竞争，他有那个胸怀吗？这种事情，往往都是口头上说说容易，什么宽容啊大度啊如此等等，可要是真地轮到自己头上，特别是假如他是一个骄傲的男人，恐怕就绝不会象说起来那么轻松了。
看来“敌情”已清，当事人决策也费思量。本来，我还想让“吹破天”吹支曲子调整一下气氛呢。“吹破天”舌头灵，竹笛吹得好。一般业余吹笛子的，会“双吐”已经算很不错，而他则会“三吐”，“连吐”的功夫也过得去。可是想想事已至此，算了，还是别强作欢颜，干脆走人吧。
过了半年，杨侉子跟“吹破天”结婚了。又过了一年，“吹破天”患白血病，没几个月就死了。直到那时，季春还在大学里守身如玉呢。他忘不了杨侉子。可是，他会娶一个寡妇吗？
作者：大汉子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
|
| 返回顶端 |
|
 |
|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