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ZT 文强口述自传 第五章 落难路上 |
 |
| 所跟贴 |
ZT 文强口述自传 第九章 脱离共产党 -- 诚灵 - (3387 Byte) 2005-2-27 周日, 上午8:32 (222 reads) |
诚灵
警告次数: 1
加入时间: 2004/10/08
文章: 1835
经验值: 27019
|
|
|
作者：诚灵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回到湖南老家那一天，天下着大雪。一到家，我的母亲就去世了，她才４７岁。父亲看到我：“你可回来了，家里境况很不好，你妈妈死了，一个妹妹也死了，还有个弟媳妇也死了，孙子也死了一个。你们回来了，多了两个人啊，我养活你们。”
过了几天，一天晚上，父亲问我了：“你好多年不跟家里通信了，现在忽然间跑回来了，你这么多年在哪里，干什么啊？我不了解，你向我说点真话吧。”
我就跟妻子商量，我说：“父亲的话很有道理，我准备跟他全讲真话。共产党里面我也没关系了，国民党那边也通缉我，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啊。”
我对父亲说：“今天您这样问我，我也不好再骗父亲了。国民党通缉我，要杀我，共产党是王明路线，我也活不成。”我向父亲坦白了。父亲望着我笑了笑，拿出一张报纸：“你看看报纸。”
“报纸上有什么？”
“你的事情哪，报纸上登啦。你的叔父拿回来一张四川的报纸，你看看，你是个共产党，还是共产党里面很重要的人物，你的名字是不是改了？改的叫‘文莱之’呵？你看看。”
“不错，这是我，不过现在我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了。”
“这样吧，我来安排，你的妻子是个大学生，是个外省人，我现在办了个女子学校，让她到这个学校代替我当校长，乡下人看到我的媳妇回来了，一下子就当了校长，不是有点地位了吗？乡下人哪，觉得她有地位了，人家就不多心了。”我妻子很感激，说：“你父亲为人很厚道。”她就当了校长。
父亲安排我走亲戚，说：“你去走亲戚，姑母姨母家去转转，转个把月两个月，看环境怎么样再说。”我们的亲戚都是门当户对的大地主官僚家庭。
过了一个多月，父亲把我接回来说：“乡下人对你的看法不错，你拿着我的信到城里去，找到我那些朋友，当个中学教员或者小学教员都可以，当记者也可以，拿着我的信，他们会安排的。”
这时，周敦琬的姐姐来信，要她到北平去，在中学当英文教员。周敦琬就到了北平。她临走时，我对她说：“我们两个要以共产党为友，不以共产党为敌。我们两个人来一个君子协定，不管你干什么，不管我干什么，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我拿着父亲的信到了县城里。找到我以前的中学同学，他说：“你回来的好，就在我们这里任职吧，你的程度我很晓得，当个中学教员没有问题。”我说：“随便你们怎么安排都行。只要有饭吃就行。”他说：“你是军人出身，给我教体育。”我说：“教体育就教体育吧。你们的课程，我都教得下来，你们缺什么，我都可以代理。”这里是湖南长沙的三里街，有个清真寺，在清真寺里办了个“敬信学校”，是个高级小学，我就在学校里当起了教员。
我没有那么多课，很闲在。这时，淞沪战争爆发了，十九路军在上海打日本。我写了篇稿子，哪个报纸都想要，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很有爱国思想。
我的小文章在报纸上一登，我在长沙就出名了。长沙《岳麓日报》的一位老先生跑到学校找我。他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教体育，我问：“你这位老先生找谁呀？”
他说：“我找一位没有见过面的人，他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长沙各报都登了。这个人现在有名了。”
我问：“他姓什么呵？”
“姓文，叫文浮生。”
“就是我。”那时我化了名了，叫做文浮生。
他把我看了一下，那时我只有２５岁。他很惊讶。
“看你那篇文章，起码三十多岁的人才写得出来呀。不晓得你这样年轻，就写得这样好的稿子。”
我把他请进屋，坐下谈了一阵，他说：“我想请你去报社当个特约记者，每个礼拜写一篇文章，写出来送给别的报也可以，但是，要先送给我这个报。”
我说：“那也可以。”
他问：“你在这里当个小学教员有多少钱呢？”
我说：“不是为了钱啦，我在这里当小学教员是尽义务，挣２０块钱。”
“太少了，你给我当特约记者，每个月给你６０块钱。”
“６０块钱？比这里还要多４０块钱。”
后来我就告诉我的那个中学同学：“我当个特约记者，你们这个钱不给我也可以啦，我有６０块钱啦。”
他很奇怪：“６０块钱？当个中学教员还拿不到６０块钱呢，待遇很高呀。”
我很高兴，马上写信给周敦琬，说你回来吧，我这里学校有２０块钱，再加上６０块钱，你不做事也有饭吃，你回来吧！她回信说还没有找到组织关系。
大概不到半个月，又来了一个人，西装革履，是《建设日报》的社长，他要请我到《建设日报》当副主编。
我说：“副主编？我没有干过这个事呀，什么叫做副主编呀？我不知道。你不要把我的能力估计过高，办不了事情会害了你们。再说我已经在《岳麓日报》搞事情，再搞恐怕忙了一点。”
他说：“你还是教你的书嘛，不用住到我们那里，你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注意一下我们报纸上的社论，给修改修改，有事情你就可以不来，我有事情出去也好有个人托付啊。”
我一想：“那也可以呵。可是我没有干过这事情呵。”
“报馆的事可以慢慢熟悉，你先试试看，你如果干得好，就请你当总编，你愿意干别的事也行。”我答应下来了，负责在报纸上写社论。
过了些日子，他又找我来了。“你的社论写得很好，给我们报纸添了光彩。每月给你１００块钱工资。”
“《岳麓日报》已经给我钱了。”
他说：“《岳麓日报》是《岳麓日报》，不要扯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大报，就照这个发吧。”
“《岳麓日报》给我６０块钱，你给我１００块钱，我一生没有拿过这样多的钱呀。”
我又给周敦琬写信，说你赶快回来，我忙得干不了了。现在我当副主编，每月又给我１００块钱。
周敦琬回来了。她挺有脑筋，说：“我们自己搞个通讯社吧。”还有人也这样劝我。有了这个想法，我就跟很多同学探讨这件事情。
有一天，我出去遇见一个姓谢的朋友，他是湖南大学的学生。他说认识国民党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冯运宾，此人在湖南很有实力。假如去找他，办个通讯社备案就容易了。姓谢的同学后来跟冯运宾一讲这事，冯说：“你讲的这个姓文的我不认识，倒是读过他的诗。这样吧，我的一个朋友办了一个通讯社，现在他正在上大学，没有时间搞，让姓文的去见见他吧。”
我和那个人见了面。他办了一个通讯社，叫“少年通讯社”。他正在读书，大学还差两年呢。
他说：“我没有时间发稿，如果再有两个月不发稿，通讯社就要被撤销了。就把这个通讯社送给你吧。”
我说：“主权还是归你，你什么时候要收回，我就还给你，等于是借给我。”
他说：“那也行啊。”
一搞通讯社我就忙了。我叫妻子不要教书了，给我当副社长，又请了几个青年人当记者，后来老家有个女孩儿来看我，写了篇文章，挺不错，也留下来当记者，还有个老弟也来了（这个老弟现在还在台湾）。通讯社里男男女女都是年轻人，是名副其实的少年通讯社。
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拍了一张风华正茂的照片。１９７５年，我特赦之后，当年的一个年轻记者已经去世了，他的弟弟找到我，说：“我哥哥临死的时候，交了一张照片给我，让我保存到底。‘文革’很乱，我就把照片放在桶里，用漆封好，在地下挖个洞埋起来。现在交还给你。”我一看，正是当年我们少年通讯社几个年轻记者一起照的那张照片。
少年通讯社搞了五年，在湖南就有点名气了。
湖南有势力的通讯社有八家，称为“八通”。“八通”联合在一起欺负其他的通讯社。其他的通讯社找到我说，你是少年通讯社社长，有主意，要把“八通”搞掉。我说暂时还不能，否则“八通”先把我们搞掉了。但我在考虑这件事。后来我提出搞一个“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我对其他的通讯社说：“你们不要急，我来筹划。至少拿过来四家大报，再拿过来几家小报，在长沙支持我们，就能够搞起来了。”
我的一个叔父是《全民日报》的社长，他说：“我支持你，我给你联络湖南的《大公报》，然后再联络几家，条件是要把那些名人摆在你的前面，你这个资格拿不出来呀。”我说“那更好啊。”一下子，拉过来六家大报，有《大公报》、《全民日报》、《民国日报》、《国民日报》、《建设报》等，小报拉来了十几家，我们成立了理事会，我当了理事长。在长沙召开“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成立大会的时候，冯运宾对我讲：“何键是家派，我们是野派。”
“八通”在湖南扰乱社会，扰乱正义，我想要对付他一下。我对记者们说：“我们要团结一致才有力量，然后我们对‘八通’ 发动进攻，只有进攻，才有胜利。”湖南有个律师会，律师蒋伦楷是个著名人物，从日本留学回来，很扶正义，在法律方面是湖南头一把交椅，是长沙律师会的会长（我离开湖南几年后，他就去世了）。黄兴的大儿子介绍我跟蒋伦楷见了面。过后，蒋伦楷对黄兴的大儿子说，你介绍的那个姓文的，很讲正义，不愧为文天祥之后，和我很谈得来。我知道蒋伦楷对我印象很好，就跑去对他说：“长沙记者工会是何键办的，是我们湖南的一个毒瘤，应该把它割掉。”
蒋伦楷问：“你有什么消息？”
“长沙有‘八通’，另外还有二十多个通讯社，一共三十多家通讯社，那‘八通’包揽一切，做尽了坏事，我们奈何不了它们。”
他说：“我们把其他的通讯社团结起来，这是一股力量，你们起来搞，打倒‘八通’，现在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
“现在长沙成立市政府筹备处，何键的一个侄子何元文是市政府筹备处处长，这个人受过新式教育，是回国留学生，他借何键的势力来做官，叫我跟他一道做事。我介绍你跟他见见面。”
我们的“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开始活动了。“八通”知道后说，“你们没有用的，谁能把我们扳倒啊？”他们是说大话，我们是办实事，我们把“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牌子挂在我住的屋子门口。牌子一挂出来，税务机关来了，还有一些大机关也来了，说我们是非法机关。
我问蒋伦楷：“他们说我们非法，怎么样才叫做合法？”
他说：“不要怕，我们去找何元文。”
何元文说：“你们‘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归市政府筹备处，全省的记者都要到你们这里来报到。”
“做得到吗？”我问。
“做得到的，你们已经正式成立了嘛。”何元文又说：“你是全省的，我是长沙市的，你比我大嘛，是一个省里的大机关咧。”他给我写了一封公函：长沙记者工会即日撤销，所有新闻机关的人事关系和一切事务归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管辖，他说：“把你们的大印盖起来。”
“八通”里一些人跑到我这儿来求我：“我们都是长沙人，高抬贵手。”我说：“这是大家的事，是市政府筹备处要撤销你们，又不是我要撤销你们，你们找政府嘛，找我有什么用呢？”很快，“八通”内部分裂了，只剩下“三通”了。
我又遇见了一件事。我在《岳麓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湖南各家报纸都要转载。文章的意思是说，湖南社团办事处到处转，每家每户都要出钱，商店里出的更多。
长沙社团办事处是怎么来的呢？还得从彭德怀打长沙说起，那时长沙是一座空城，城里没有队伍了，为了维持秩序，就成立了二十多个社团的联合办事处，而且武装起来。后来何键的兵来了，彭德怀撤走了。社团办事处在非常情况下成立，没有备案，是临时性的组织。但社团办事处权力很大，在长沙很有名，一切事情都包办。上海战争爆发后，他们借收爱国钱来发财。我在文章里写：“未曾抗日先伤股，不出钱的打屁股，打完之后再出钱。”这篇文章搞得全长沙都知道了，小孩子们到处唱。刘文焕问：“这是什么人搞的？”手下说这是文浮生写的文章。“文浮生是什么人啊？”手下答：“是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理事长。”
二十多个社团联名告到地方法院。我去找蒋伦楷：“又出问题了。我写了篇东西，有人告了我。法院要我出庭，我是被告啊。”
蒋伦楷说：“我还不太了解情况，一下子答复不出来，你把报纸和有关的材料给我，我研究研究。”
过了几天，蒋伦楷找我：“你是一个人出庭，他们是２４个人告你，出庭的势力比你大得多。咱们这样，跟二十多家通讯社联络，让他们派代表旁听，这样一来，你的人比他们更多。”
我没有把握：“这个官司打得赢吗？”
“打得赢”，他说，“你写得好，为民请命哪。法律不是空的，一要有人证，二要有物证，没有人证物证就是空官司，打不赢的。你回去把湖南登你这篇文章的报纸都找来，剪下来贴好，开庭的时候把证据送上去，不要多说话，只说是为民请命，希望依法处理。我替你辩护。”
“这些报纸哪里有呢？”
“我们这里有报纸，多找几个人，翻嘛。”
我把登我这篇文章的报纸找齐，把文章剪下来，贴了两大本。
开庭时，法官说：“被告文浮生，他们告你诽谤、造谣，侮辱了他们团体的名誉，侮辱了他们的人格，你有什么要申诉的吗？有人证物证没有？”
我说有，请允许我呈上来。我说我报道的都是事实。法官看了我剪贴的两大本，宣布暂时休庭。
继续开庭，法官说：“记者文浮生搜集的这些剪纸，一共有一百多篇，所写都是事实。原告是非法组织，敛财是事实。明天继续开庭，我们会依法办事。但是，对于你们这些社团，有两句话你们回去考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些原告弄得没有面子，心里嘀咕明天怎样宣判呢？
第二天，法庭宣布：文浮生无罪，文浮生代表新闻界为长沙人请命，做了一件好事，这样一宣布，旁听的记者都站起来鼓掌。
原告那些人不服，还要上告。蒋伦楷对我说：“他们上告，告不赢。不过你也要釜底抽薪，马上写个东西，以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名义发出去。再去找何元文，这些社团也归他管。”我就打电话给何元文，说社团联合办事处是非法机关，何元文说：“撤销！”何元文一批，就把社团联合办事处撤销了。
这场官司打赢后，大家都想见见我。《妇女报》过去一直看不起我们少年通讯社，现在也要跟我见见面。妇女联合会里面都是些国民党元老的夫人，地位挺高，我一去，她们说：“真是少年英雄哪，你的官司打赢了，我们也敢说话了。”
这一年，日本派了兵舰到湖南示威，一直开到湘江里头，何键怕出事，就派了自己的一个机要秘书和一个报社的社长，给日本人送礼物，拍日本人的马屁。那天，有两个记者跑到我这里来说：“何键这家伙给日本人送礼拍马屁，我们湖南人向来是不怕外国人的，何键拍马屁，把湖南的省格也失掉了。”我说：“也失国格啊。”
他说：“你得站出来说话呀。”
我说：“我们要爱国嘛。你拿一支笔来，我们要代表湖南人，代表中国人出来说话。请你们两位动笔。”
“只有你写，我们还敢写啊。”
我就写下一个题目——“湖南当局的荒谬言论”。指责何键，但没点何键的名，只说湖南省当局不应该拍日本马屁，向我们的敌人送礼物，还说些不要人格不要省格的话。文章后面落的是我的笔名“文浮生”。
第二天，报纸上刚刚登出来，省政府就知道了。何键派他的秘书长易侍州，跑到我这里来了，他一进门就喊：“你们这里哪个是少年通讯社的社长，又兼《建设日报》的主编？”
“就是我。”
“噢？省主席特别派我来，你写的一篇文章污辱了我们的省主席，命令你明天更正这篇社论，如果不更正，后果由你自负。”
我就喊：“你这个秘书长我早就晓得，你和我们的何主席都是秀才出身，今天我听你这话呀，你跟何主席一点法律知识都没有。”
他一听就火了：“哎，你指责我跟何主席一点儿法律知识都没有，是什么道理呀？”
“社论代表我们报纸的立场，从来没有听说有更正报纸社论的，这些你都不懂哪？”
“你不要说我们没有法律知识，我们是没有研究。”他又说：“你这个态度不对呀。”
他站起来要走，我就上前送他，他把我一拉，拉到他近旁，说：“你这个话我回去不好答复我们的主席，请你当面答复他，你到省政府去一趟。”
我没办法了，去吧，就跟着到了省政府。他说：“你等一下，我进去报告。”一会儿他出来说：“主席请你进去。”我一进去，何键“啪”地在桌上拍了一下：“你就是那个报纸写社论的吧？”我说：“不错，是我。”他说：“让你更正，你不更正，还骂我们没有法律知识，你怎么是这种态度呢？”我说：“这种态度是我们报纸决定的，我是《建设日报》的主编，我的立场是代表报纸的立场。新闻可以更正，社论不能更正。”
何键说：“你想找麻烦？你现在回去，如果不更正的话，后果自负！”
我想：“要抓我？”我就回来了。我们那些同仁说：“啊呀，这个事好麻烦，那个家伙可厉害呀，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的。你暂时离开一下吧。”到了晚上，来了一伙人，把报社封掉了，臭鸡蛋砸了一屋，搞得一塌糊涂。那天晚上，我一口气跑了五十多里，跑到乡下见到父亲，把这个情况向父亲谈了，父亲出主意：“现在湖南的权力都抓在何键的手里，你过去是共产党，可能他还不晓得，他如果晓得你过去是共产党，你就活不了了。你就离开湖南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我又赶紧回到城里，买张火车票，准备到杭州去。
后来与我的新闻事业有关的事情是，几年以后，１９３５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难”大会，要各省选代表参加。这时我已经在国民党军统，忽然接到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信，说我已经被选为出席“国难会议”的代表。我回电报，说我现在另有职务，湖南我回不去了，南京也去不了，你们还是从常务理事会中另选人去吧。戴笠看到这封信问我：“你还在搞新闻工作吗？”我说没有，是他们推选我当“国难委员”。戴笠说：“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１９３８年，范长江跟着周恩来到了湖南，范长江说：“我在湖南新闻界没个立足的地方啊。”我在南京知道了这件事，就告诉我在湖南的新闻同仁：“你们把‘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这块招牌送给范长江吧。”范长江接受了，“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以后是范长江接手来搞了。
作者：诚灵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
|
| 返回顶端 |
|
 |
|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