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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黄河边的中国》摘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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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河边的中国》摘要（2)   
燕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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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4/17
文章: 897

经验值: 0
文章标题: 《黄河边的中国》摘要（2) (528 reads)      时间: 2005-2-26 周六, 下午5:16
作者：燕南人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黄河边的中国》摘要(2)

士柏咨询网 提供 2002年3月18日

30、权力下放与制约减少

“近些年来，地方党政的权力大了。80年代中晚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是中央对地方的放权让利。但这个放到地方的权力，只受到来自上面的有限且低效的监督。加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地方政权与经济利益密切结合，启开了权钱交易的大门。各级党政部门的官员，利用土地批租、基建承包而贪污受贿。如今，各乡镇书记与乡镇长，通常在县城里有私家别墅，且县级主要官员在地市拥有自己的楼房、别墅。这不仅在驻马店各县乡如此，在整个河南也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若按他们的工资收入，哪能有能力购房、建别墅呢？仅此住房一项，就可以看出地方党政腐败达到多么普遍的程度了。”627

31、以权搞钱的主要途径

“一是利用土地批租与城镇基建项目。这个钱来得多、来得快且极隐蔽，还可以突显个人政绩。前几年，遂平县关王庙乡人均摊派80元，修一条公路。该乡5万人口，人均80元，共收款400万元，只建成一条200多米长的柏油马路。其中有多少百姓血汗钱落到乡、村干部与包工头的腰包，只有天知道了。据我所熟悉的包工头们说，承包工程的回扣率通常是10%到15%，甚至高达20%。这些年来，河南各市、县，甚至乡镇都在搞城镇标准化建设，硬化县乡公路。前些年搞什么开发区，这对地方官员来说，实在是三全其美的事。一是给他们搞摊派集资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二是通过拆屋建房、修路收取大量回扣。三是借以显示自己的政绩。驻马店某县进行城市标准化建设，据说县各常委分包一段马路，名曰常委责任制，其实是心照不宣的利益均沾。以权弄钱的第二条途径是频繁地调动干部。驻马店地委书记刘某，任职5年，调换过4次县局干部。每调换一次，官场风气败坏一次。故此5年来，驻马店官场风气每况愈下。县、局官员每调换一次，皆搅得人心惶惶。有的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有的为了求肥缺，有的为了官升一级，跑官、买官之风越刮越烈。民谣有云：‘要想富，调干部’，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实况实情实录。”628

32、找不到法律条文

“曹教授，我听过你的两次讲课，觉得你是一个敢讲真话、讲实话的大知识分子，我也十分坦率地告诉你吧，我在乡政府干了八年，为推行计划生育，为征粮派款，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犯法。”677

三、关于承包制

1、承认承包制的的缓慢与有限

承不承认内地广大农民的分散、落后性，承不承认承包制农业经济发展的缓慢性与有限性，这对地方政府与官员来说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只有承认这两个判断，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时才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做到量力而行，做到耐心而循序渐进。302……近十几年，内地各级地方政府与官员在“超常规，大跨度”的口号激励下，不断出台一些大而无当的经济发展计划。303

2、关于承包制

（几名县乡两级干部）他们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土地家庭承包制。如今全国上下都说集体化搞糟了，都说分田单干好。其实，这种说法既不客观也不公正。应该说，集体化与分田单干各有利弊。河南省直到19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单干，行政指令，一级一级压下来，非分不可，而且分得越彻底越好。多年来的集体积累，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还美其名曰“分光吃光，不留后遗症”。其实，最大的后遗症就在于，村集体一旦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村委就形不成一个健全的组织，有许多公共事务就办不成。村委组织的健全与否，关系十分重大，因为村委组织乃是党和政府与千百万农户的直接接触点，是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政权的一块基石。

他们说，如果当时不采取强硬的行政命令，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各公社、各大队、各小队的实际情况与村、组农民的多数意愿，那就好了。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继续走集体化道路，就让他们继续搞下去；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分田单干，那么就分田单干。总之不必用行政指令强求一律，让两种体制有个竞争、有个比较该多好。就河南农业来说，在集体化时代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公社与大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麦亩产已近千斤，耕地基本上实行机械化，集体积累也比较多。像这样的大队，多数农民对分田单干的要求并不迫切，甚至没有这个要求。就从开封数县情况来看，如按原来的道路走下来，小麦亩产普遍达到目前的水平（平均亩产600-700斤），似乎并没有什么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农村没有贫富分化，干部比较廉洁，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当时几个公社合用一个派出所，每个公社只有一名公安干警，公社党政机构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哪有现在这样庞大？！

……就基层干部来说，整天忙于落实上面来的各项任务，头脑里却是茫然得很，没有一个方向，不知道整天忙碌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总觉得这样下去，说不定哪天会出大问题。448

3、承包制与水利

（中央党校经济学硕士，驻马店地委党校教员）曹说：“1980年前后推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实质上是‘三年自然灾害’后邓子恢搞的‘三自一包制’的翻版与延伸。这在当时可能是适合时宜的。但在实行了20余年的农业集体化后，集体经济发展了，集体化的经验也积累了不少。有人忘记了这个重要的‘时间差’，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刀切。无论各公社、各大队的集体积累状况如何，一概实行分田单干，流弊甚多。就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来说吧，如今成了制约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最难解决的头痛问题。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驻马店地区利用公社体制调集成千上万名劳动力，奋战近10年，建成了以板桥水库为中心的自流灌溉系统，使受益的确山县、遂平县、泌阳县、西平县、汝南县等五县的相当大区域内成为水稻种植区。水稻亩产高达800斤至1000斤。所以，凡受此水利系统之益的地区，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1975年，驻马店地区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冲毁了这一辛苦建成的自流灌溉系统。1976年、1977年，再次兴起农业学大寨高潮，集中人力物力修复这一水利工程，但未能恢复原来状态。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这一自流灌溉系统屡修屡毁。这个“毁”，可不是毁于天灾，而是人祸，毁于分田单干的小生产方式及农户的自私短见。由于灌溉渠道占地很多，沿渠农户不断地与渠道争土地。冬季筑起，春季又被扒掉。冬季是渠进地退，春季是地进渠毁。一条河渠一处开决，即成废渠，何况沿渠农户把它挖得千孔百缺。所以每年的冬季水利建设，徒具形式，且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好端端的一方高产水稻区，如今变成为小麦、玉米产区。两熟不及一熟。又如农业科技推广，分田单干后阻力甚大。各分散的农户成为独立的经济决策单元。且各农户的劳动力结构、经济状况与文化程度各不相同。这一户引用玉米良种，那一户为了省几个小钱，使用自留种。但玉米扬花，四处飘散，结果良种无效。今天这户打药除虫，虫飞到那一户的田里，明天那一户打药除虫，虫又飞回到这一户田里。再说，农业机械设备的闲置与浪费，实是惊人。如今经济条件稍好且人均耕地较多的村，几乎家家购置小手扶、抽水泵。”624-625

4、承包期30年不变

“虽然中央与省市一再要求我们延长土地的承包期限，前些年说是一定30年不动。这一政策的动机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十分困难。由于婚嫁、生育、死亡等诸多原因，家家人口及一村户数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每隔五六年或七八年，这个变动就很大了。那些新增人口的家庭，要求增配土地，一旦这种家庭在村组内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村组干部的家庭新增人口，那就必须进行一次耕地调整。我们乡政府对这种自发调整行为是无力干预的。”726

四、农村现代化的出路

1、现代化没有出路

我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我期待于这部“记实”的，只是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恰如摄制若干照片。……在中原大地沿路几乎一切有墙的地方，差不多都写着诸如“大跨度，超常规，争一流”，“谁发财，谁光荣；谁贫穷，谁无用”之类的口号，一向“知足常乐”的村舍与村落也概无例外地卷入竞逐财富的攀比之中。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制定雄心勃勃的追赶计划，然而实际状况是日益庞大、逐渐凌驾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到处在与农民争食那块很难做大的老蛋糕，地方财政用于“吃饭”、“办公”尚且拮据，遑论“办事”。恰如陷入泥潭而高速运行的车轮，无法推动车身前进，徒耗能源而己。看来，单纯的赶超战略，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我们应该把注意的重心从“应该”如何转到“是怎样的”及“可能如何”方面来，并重新确立我们的“应该”——确定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目标。这是一个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前言，P3-4）

2、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这不是正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内最普遍的心愿吗？诚然，我们的现代化目标早已超出了这一要求，但黄河流域的广大人民是否切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准备好付出代价以达到这一超越传统的生活目标呢？13

3、高效政府

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农村放到“从传统向现代化发展”这一历史过程中加以思考的话，那么能否以及如何建设一个精简、廉洁且高效的地方政府，是关涉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我们这个依然是农民占多数的民族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根本性问题。17

4、三农现代化

如果拥有五六十亩土地的家庭农场能成为北方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的现代化问题便解决了。36

5、现代化中的“应该”

农民、农业、农村与地方政权之现状，应放在“传统与现代化”这一视角来加以透视，但当我们说“现代化”时，已在心目中确立了一个“应该”。……盲目从洋，其弊不在于媚外之嫌，而在于忘却民族的自我。单纯地模仿而激发出来的需要，往往并非一个民族最真实的需要，而且是注定实现不了的需要。我们在谈论“应该”时，更多地要认清我们民族的自我，认清占民族多数成员的最紧迫的要求，及这些要求在最近的将来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80-81

6、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涵义

在普遍被农民接受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基础上，考虑中国农业现代化——这里的“现代化”一词，只是“比现在更进一步”的意思——似乎只有三个方面：一是继续走稳产、高产的老路。除改良种子、发展高效低毒农药与高效化肥外，关键是加大对水利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问题是由谁来投入，由谁来实施，自集体组织解体后，这是当前农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二是要找到一个将千百万分散、狭小且雷同的家庭农场与国内、国际大市场联系起来的一种有效组织。问题同样是由谁来组织并支付组织成本？靠农户自己？靠中间商？靠公司加农户？靠政府？靠一种新型的合作组织？我们依然没有探索出一条有效的路子。三是尽可能地割断那些经济重心已经转入城市的“农民”与承包土地的联系。81-82

7、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任务

在我看来，将缺乏自我表达与自我组织的广大村民引导到能够自我表达与自我组织的现代公民之路上去，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任务。173-174

在我看来，从亲友私人网络型关系向非人情非网络的联合组织发展是中国农民进步的真正起点。180

8、建立三位一体的体系

一是要提高农副产品的产量。二是降低生产成本。三是能卖出一个好价钱。……要使千百万分散经营的农户同时解决上述三位一体的任务，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一个廉价且有效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体系以及将各农户提供的小宗农副产品集中加工与大量销售的体系。313……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市场而自发地形成。但这一过程十分缓慢，且有可能使农民处于被“中间商盘剥”的境地。二是通过农户间的各种自愿的联合以解决在各自生产与销售过程中的共同问题，但农民缺乏平等协商合作的经验与能力，因而无法达到自愿的联合。三是地方政府对原来的职能部门（如农技站、农机站、种子站、水利站、畜牧站、供销社等等）进行改造，使这些“对上负责”的政府衙门转变成为“对农户服务”的体系。314

9、确定民族自我

如此方能确定民族的自我，才能确知“现处何地”、“从何处而来”、“将欲何往”、“下几步能走多远”这四大问题，否则必然滋生“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甚至“拔苗助长”的无限弊病。就我而言“内外”“前后”皆一片茫然。孔子言其“四十而不惑”，我已近50岁，尚处“大惑”之中，实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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