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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团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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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子
加入时间: 2004/03/12
文章: 2453
经验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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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汉子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最近看到有网友说“入团”，勾起俺一段回忆。只不过，他说的是大学时的事，俺的故事是发生在高中时期。
读初中那阵儿，入团的事情，俺连想都没想过。一来因为班里团员极少，属于“稀有动物”；二是由于班干部和积极分子一大堆，明摆着，不论怎么排，也轮不到我头上。何况，那时班里同学年龄大的不少，包括我在内的年龄比较小的这一拨，好像都没想那么多那么远。
读高中以后，则是另外一番天地了。
首先是初中毕业那年，高中招生名额压缩，附近几个中学10个初中毕业班，只招一班高中生。而且，若与后来相比，那时升学还不太讲阶级路线。政治表现嘛，除非你受了处分，表现一般的，马马虎虎也都过得了关。可以想见，初中时那些多半来自小市民家庭的积极分子们，就如同秋风扫落叶般纷纷落榜，差不多都被刮到街道行业或乡下去了。而升到高中的呢，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出身，功课都很不错。无形之间，同学相互之间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也就是说，与以前相比，学习成绩和为人正派与否，在同学们的评价系统中所占据的地位凸显出来。更重要的是，我们那所中学的书记和校长，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因为自己或者配偶被拔了白旗、或犯了其他政治错误而发落到中学的高级干部，“政策水平”高（在那个时代，除了执行政策，还能要求他们什么呢？）。我们的女校长就是老北大法律系毕业生，她丈夫（10级，她本人12级）属于习仲勋线上的人，因受株连，她从报社副总编辑被放到了基层。书记也是个“老右倾”，13级，是我党最低的高级干部，不晓得62年搞“甄别”时为什么就没甄别到他头上。而且，由于学生少，高中老师一色清都是大学毕业生。譬如说，我们的物理老师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原本根红苗壮，又是党员，留苏预备生，只因“困难时期”为家乡父老说了几句公道话，苏联没去成，连党票也丢了。再如，俺们的语文老师也是老北大（49年以前）法律系毕业，58年反右补课时带了帽子，高级法院的法官没资格当了，于是被发配到中学当起了教书匠。还有三个数学老师（前后分别教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和平面解析几何）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一对儿是北师大毕业，男的是老毛同乡，湘潭人，据说是北师大学生合唱团的指挥，女的是浙江人，人长得很秀气，是跟随她未婚夫一起分配来的，两个人人都很好。另外一个是云南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瘦小异常，眼镜一圈又一圈，倒也显得精干。他的特点，用老毛的话来说，就是“专门与学生为敌”，出偏题怪题，每次考试都有近一半同学不及格，但他晓得变通，若不及格者过多，他就改变界限，视50分甚至45分为及格。生物老师也来自云南大学，一个典型的“川耗子”，热心肠，看女生时总是色迷迷的。外语老师人最好，温和而正派，对学生从来不说一句重话，但教课极认真。他本来是南洋一个左倾华侨富商子弟，新加坡排华时，他回国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俄语，毕业后给苏联专家当翻译，中苏关系破裂，老毛子走了，他便被分配到中学教英语和俄语。这么一来，学校便摆脱了初中时那种师资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恶劣状况，校风为之一变。班上打小报告的自然还有，但很少很少，而且为多数同学所不齿。基本上，只要你平时不犯大纪律，同学关系不是很差，功课好，那你的日子就可以过得很愉快。可以说，那几年是我求学生涯中最阳光灿烂的日子！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求学过程中，无论是上大学或读研究生，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一批好老师。
巧的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是俺的好哥们儿，与我是同年。他其实从来都不是什么积极分子，只因为他爸爸是市教育局的付局长，学校团总支书记打溜虚，拍他爸爸的马屁，在初三那年主动把他拉入团，一上高中就让他当上了支部书记。支部组织委员是来自外校的一个女生，比我们大一岁。她爸在军区，听说不是正团就是副师那一级的干部，蒙族。班里第一次集会时，她穿一件湖兰色短袖衫，下着花格裙子，辫子过腰，言语举止潇洒、飘逸、大方，显得很出众。后来还知道，她能歌善舞，体育也很棒，还是校学生会的副主席兼文体部长呢。我们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老实巴交，是个很厚道的人，父母都是小学教师。
高一上学期中秋节前夕，有一天，那个女组织委员突然给俺写了封信。班里立刻炸开了锅！实际上，她是在上晚自习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信交给俺的，信里无非是说，既然你各方面都不错，为什么不积极要求进步，靠拢团组织呢？小心别走上“白专道路”啊！云云。此外，她还说，支部书记跟她一起，要找我谈话，并且指定了谈话的时间和地点。放学路上，男同学们瞎起哄，都说她对我“有意思”，几个女生也在一旁嘁嘁喳喳。老实说，俺没看出什么“意思”来，只觉得她有点好为人师。当然，俺嘴上没言语，只是觉得被一个女生“教训”，心里有点不大服气。不过话说回来，她毕竟长得好看，身材匀称，一头秀发，皮肤白皙，一双丹凤眼明亮而妩媚，性格又活泼，所以，俺虽然毫无政治上受宠若惊的感觉，但总觉得有种莫明的期待油然而生。那几天，无论看什么听什么做什么，心里都喜滋滋的。
“约会”是在大操场一个角落的大树下，下午课结束后的文体活动时间。支书没怎么说话－－你想，他自小跟俺一起混，有啥好说的？于是，这女组织委员就成了“主角”。她说的，开头差不多都是些当时流行的话，话本身没趣，但声音悦耳，而且一笑就露出一排碎白米般的牙齿，一双丹凤眼也朝两鬓方向微微吊起，教人有点心神不定。好在渐渐地，三个人闲扯起来，挺投机，他们俩也好像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政治任务”。三个人说着笑着，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也没怎么说入团的事儿。
但舆论却在翻波涌浪，都传到读初一的我小妹耳朵里了。我因此有点不好意思，总躲着她。有时躲不过，打了照面，只好傻笑一下。但她却君子坦荡荡，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闲话都没听见似的。元旦前一个周末，她还邀请我跟团支书到军区礼堂去看演出，顺便到她家做客。这时我们才发现，她原来是个蒙汉混血儿。她妈妈是南方人，标致而文静，想来大概是解放军南下那段时期，组织上把这位江南美女分配给他爸爸的。他爸是个典型的老蒙古，人豪爽且好客，居然非要我们跟他一块喝酒，不喝不成。他的道理是：在学校你们要听老师的，老师不让你们喝酒，你们不喝是好学生。可是在我家，你们就得听我的，我让你们喝你们就喝，喝了才是好青年。他喝干酒，不吃菜，我哪里受得了？何况我天生就没有酒量，只要一小盅下肚，从头到脸到胸脯，全都“红得发紫”。可是那天没法子呀，不喝他不答应。我们还发现，她爸爸酒喝多了，管她叫另外一个名字。她这才告诉我们：原来她还有个蒙古名，叫阿拉坦其其格，意思是“金花”。团支书忽然也油滑起来，说：“难怪看《五朵金花》时，觉得有点眼熟呢！”
酒是喝了，戏却没看成：我醉了，没吐，但整个演出过程中一直迷迷糊糊，几乎什么也没听见。散场已是晚上10点多了，外边雪下得好大，虽然还说不上朔风怒吼，但我的脸已被风雪吹打得生疼。她要我们俩当晚就在她家歇息，明早再回城。可是我们事先没跟家里打招呼，家里不放心哪！临上车时，她忽然解下自己的围巾，踮起脚，在我脖子上绕了好几圈，还叮咛团支书路上好生照顾我。支书听了一楞，半开玩笑地说：“哎，你也太偏心眼了吧！啊？”这会儿我酒也醒了，急中生智，赶忙打圆场说：“你这团支书怎么就这点风格？别忘了，我是你们的统战对象，要带头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嘛！”话是这么说，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情，他当然也是心中有数，一路上连说了好几次：“今天你是主客，我是来作陪的。”我也不示弱：“搞清楚点，我才是舍命陪君子哪！自己醉得不省人事了，还硬挺着陪你们看了一场戏。再说了，吃了人家的饭，喝了人家的酒，咱不能出门就不认帐啊！”
许多年后，回想起这些情景，我才感到，与她相比，自己当初真TMD是个窝囊废！
时光荏苒，转眼读高二了，入团申请书俺还是没写。倒不是不想写，可问题是，写了就得交给依然是组织委员的她，这岂不是有点难为情吗？这期间，她的数理成绩越来越差，在班里的名次差不多得倒着数了。而她又是个很要强的人，自己当那么大的学生干部，成绩这么差劲，难免有点抬不起头来。说实在的，看她一天天蔫儿下去，有时我真想帮帮她。可是怎么个帮法呢？再说，她这种情况与偶尔落了课不同，“帮”也没用。高二下学期期中考试后，她突然不上学了。各种传说纷纷扬扬，多半都说她参加了文工团。有好事者跑来问我，我哪里晓得？不久，我接到她一封信，是寄到我家里的。赶紧拆开看，令人扫兴的是，她这次说的竟然是一通革命的大道理，什么革命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了，让我们在不同岗位上为党为祖国努力奋斗了，等等。－－切！你跟我说这些干吗？可是你别说，她惟独没有忘记的，还是我的“入团问题”。
高三下学期了。有一天，俺老爸也跟俺说起了入团的事。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其缘起是，那天，俺们女校长找我老爸看病，顺便聊起了高考的事，并说希望我毕业前能争取加入团组织。我知道，校长是为我的升学和前途着想，老爸又何尝不是如此？于是我便找老朋友团支书商量。他说，组织上早就考虑过你，也找你谈过话。但你的臭架子太大！你总不能要组织上求你入团吧？我听他这么说，心里不禁打了个冷战，突然发现这小子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事要搁过去，我肯定立码一句话把他噎回去。可是现在此事干系重大，我不能再由着性子来。我忍了忍，对他说：“好，过去就算我不识抬举，行了吧？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吧？”他这时已经当了两年多支书，积累了不少经验，而且毕竟也快成年了，比过去老练得多。略加思考后，他对我说，你先写分申请书，简单点。我尽快跟团总支书记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在毕业前解决你的组织问题。
我照办了。
可是事情并不像我原来想得那么简单。开学没几个月，班里已经发展了两批，都没我的分。五四是第三批，据说也是毕业前最后一批，还是没有我。我的心凉透了。他这时再也不像从前那样隔三叉五就到我家来找我了，我对他也若即若离，彼此之间好像有点什么障碍似的。大约在五月中旬之末，他来找我，非常严肃地通知我：“组织上决定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但你首先应当向组织上讲清楚你父亲的历史问题，并且要有个深刻的认识。”停了停，他接着说：“按照组织原则，这话我本来不该对你说，你应当主动向组织上交待才对。可是我考虑到，你各方面都不错，而且你父亲的问题也早就审查清楚，不属于敌我矛盾，只要你自己有个明确的认识就可以了。所以，我今天才跟你说这些话。”
我理解、感激他的好心，也明白处在他那个位置上，作为朋友，能这样对待我，在当时实属难得。可是，我该怎么对组织上“认识”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呢？所谓认识，无非就是指责他、批判他，甚至辱骂他，此外还能是什么？可是想想老爸一个人肩扛着那么重的家庭负担，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和反右倾等等，他虽然都已平安无事地过来了，但其间他所受煎熬，识文断字的母亲最理解，我们弟兄姊妹又有谁不知道呢？是的，在同事当中，父亲的工资不低，但家里有五个孩子上学，他有多难啊！就在不久前的“困难时期”，说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父亲有那么一点“优待”，可是他何曾自己独享过一点？想起这些，要我批判父亲，我实在是张不开口啊！母亲对我说，要你认识，你就认识认识，爸爸妈妈不会怪你。我眼圈湿了。母亲叹了口气，便没再说什么。
－－反正到了，我还是没入上那个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对家父的历史问题缺乏正确认识。不仅当年中学的团总支这么说，后来大学毕业时，军、工宣队给我做毕业鉴定时也这么说。这个结论，想来至今还记载在我的个人档案里。
不过，我跟我们那个团支书之间的友谊，却一直保持下来。那一年，我俩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区别还是有：他的专业是保密的，而我则只能报考理工科的普通专业。至于后来，他在政治上的前途却并不顺利。因为文革前夕，他父亲已经出了政治问题，文革中又被打成了叛徒加走资派，党的大门对他关闭了。再后来，我到北京读书，听说他在某地当上了邮政电讯局长。年前我跟小妹通电话，小妹告诉我，他已经死了。闻之不禁黯然。
我当然还记得美丽而善良的阿拉坦其其格。我见她最后一面，是在1969年。那年夏天，中共九大已经开过，政治气氛稍微有些缓和。因为家母生病，我请假回去看望母亲。有一天，我正跟从乡下回来的小妹走在大街上，突然听到从身边驶过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小妹眼尖，一眼就认出来是她。我回头望去，可不是？她正从车窗口探出头来，一边朝我招手，一边呼喊呢。我使出浑身力气追赶哪趟车，等我跑到下一站，她已经在那里下车等着我了。看上去，她笑颜依旧，端正而挺拔的鼻子两边，一双丹凤眼和一排碎白米似的牙齿还是那么有魅力，但她的憔悴，却是任何笑容都掩盖不住的。我早已有种预感，注定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果然，当我问起她父母时，她忍不住哭了。两个老人都早已被整死，原因她没说，我也没问。令我感到震惊的是，那时她已成了新寡－－她丈夫，文工团的一个编舞，也被整死了。她这次回城，就是为了她父母和丈夫平反的事。在当时那个世界上，她只剩下两个亲人，一个是她的外祖母，一个是她的女儿，三个人也是分居两地，天各一方。在那种情况下，我能说什么呢？实际上，我确实也不记得自己都跟她说了些什么。因为即便在当时，我心里也明镜似的：自己说的无非都是些不得不说的废话，对她毫无意义的话。正如现在我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她看不到，我那位已死去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老朋友、老同学也看不到，因此对他们都毫无意义一样。
也许正如高行健所说，这世界本来就没有意义；而人生的意义，却没准恰好就是在这“没有意义”的世界的背景上编造出来的吧？当年令好几代青年梦寐以求的“入团”的意义，不就是这样吗？
作者：大汉子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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