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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一个沦陷区青年的自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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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个沦陷区青年的自述（上）   
六者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950

经验值: 816
文章标题: 一个沦陷区青年的自述（上） (871 reads)      时间: 2005-2-23 周三, 下午8:47
作者：六者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个沦陷区青年的自述作者：刘剑寒

一、被俘经过

民国三十一年初夏，我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想到後方去继续深造或从事教育工作，可是因为家住在江北，虽只是一水之隔，却阻断了不少消息和去後方的通路，我曾打算从上海乘船前去浙江温州，然後转赴云和、丽冰一带；谁知机缘不巧，在上海住了两个星期，刚好将一切手续办妥，预备购票启程时，报纸刊布出日舰封锁浙闽沿海的消息，连日奔波，功亏一篑，其後又曾想假道港越，乘滇越铁路火车前去昆明，终因路途遥远，旅费浩大而未果。只得折返已沦陷敌手的故乡，那一阵，心情的沉重和恶劣是可想而知的，後来，好不容易打听出三位中学时代的同学马勤铨、张国维和童致钧；那时候正服务於宜兴南界张渚前线的江苏省保安部队，经常在宜兴、武进、无锡三角地带作游击活动，经过通讯联系，他们都欢迎我去，并且说：「来罢，这里去後方非常方便，因为我们的部队随时会进山（那时称去张渚以南自由地区都称为进山）整补训练，包管你来了以後，不出三个月，便可以如愿以偿。」这带给我无限的兴奋和鼓励，经过短时间的筹划与准备，我再度拜别了慈母和兄长，独自奔向遥远的征途。在宜兴县属的和桥镇，会见了化装前来迎接我的两位同学，久别重逢的欢欣使我忘却了旅途的委屈和辛劳，欢聚了几天，他们便引导我到附近乡下拜访部队的团长——程维新，那时马君正担任他部下的连长，张君也主持著另一个收容救济难民的机构，童君则担任营辅导长，都是他的左右股肱，很赢得程氏的器重和信任，连到我也享受到种种的优待，恰巧团长夫人也是姓刘（好像叫做刘月英），说起来谊属同宗，更显得格外亲切。因此，程团长便要我暂时以中尉书记的名义以客卿的身份住在团部，随他行动，除却偶而帮他发布发布命令，斟酌斟酌文稿以外，生活倒是挺轻松愉快的，马，张、童三位还常常带一些家住附近的同学来看我，闲话同学时的往事，谈谈未来的愿望，有时还带我去他们亲友家盘桓流连，足迹走遍了宜兴境内的乡镇，像芳桥、周铁桥等处和滆湖（他们好像叫西太湖）附近的村落，就这样轻易打发掉两个月的光阴。

按照向例，这一支部队每隔三四个月一定要进山整训一趟，算时间该已到了继续前进的时候，但偏偏江南行署这时转来了第三战区长官部的一纸命令：要团长负责宜兴乡区国民兵训练事宜，部队暂缓进山，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得继续在四乡八镇流动，担负起组训的任务，我也因此被留了下来，谁知，这一次的躭留却带给团长和整个部队以新的命运，我也因此做了整整十个月的阶下之囚，在我的生命史上刊印了最初也是最最深刻的创痕。

原来宜兴、无锡，武进这一带日寇，早已把这一支部队列为心腹之患，必欲去之而後快，初则以名利相诱，要程氏接受伪军的番号，彼可以予以师长的地位；程氏不为所动，便暗中集结三县的兵力，待机予以毁灭性的打击。

是同年的六月三日，团长吩咐第三营的弟兄在闸口以东巡逻，他自己则率领团本部及一二两营回到和桥（是日寇驻点，也是他的出生地）附近的史家庄驻扎，预备第二天去他的父亲坟上扫墓。史家庄距离日寇驻点不过三公里，而且濒临运河。事实上确是冒险了一点，幕僚们也曾进尽忠言，希望他慎重考虑，免为敌人所乘，但个性倔强的他并未接受部下的忠告，依然独行其是。只承诺在祭扫父墓以後，便立刻下令开拔，谁知，日寇情报早已获悉，而且暗中部署妥当，日寇每到一处，便禁止村民出入，村民要想通消息都不可能。当时这一支部队的处境，早已与瓮中之鳖无异。

第二天黎明，还只有四点钟光景，大家正在睡梦之中，只有伙夫们已起来埋锅造饭，并派人去附近市镇上买菜，就在他们划船前进约一千五百公尺左右，便在濒临运河的一座石桥上发现日寇的踪迹，连忙退了回来，报告团部，团长情知不妙，随即披衣起床，立刻下令将部队拉开，预备迎战，可是日寇早已掌握机先，信号弹凌空而起，追击炮、机关枪、枪榴弹，像连珠炮似的扫射过来。

这是我生平经历过的一次最惨烈的战争，一方面集合了无锡、武进、宜兴三县的日军，足足有两千多名，而且还有太湖海军为之支援，事前也早已有充分部署；一方面则不足千人，配备既差，变起仓卒，优劣之势早已形成，焉能逃避被歼的厄运。

还算程氏能持以镇静，首先率领主力向北冲击，企图突围，又吩咐团部一部份卫士保护他夫人和我以及电台人员等向东撤退，在程氏心意，认为这两处该是日寇部署较为单薄的地方，只要能冲出重围，整顿残余，予以补充训练，东山再起决无问题，而且闸口附近正有我第三营在（距和桥约十里光景），东去也不难取得联络，部署既定，立刻行动，这时前哨炮火已愈形猛烈，冲锋号四处了亮，喊杀声也嚷成一片，盖已进入短兵相接、肉搏冲刺阶段，庄上房屋也给敌炮毁损不少。

我们这一行刚走出史家庄，正想靠重机枪的掩护向东突围的时候，怱见前面不足一千公尺处，敌人已排山倒海冲了过来，重机枪手这时也中弹殉职，我们只好俯卧在稻田之中，拉开了驳壳枪的保险（我也承团长临时发了一支），预备作最後一拚，这时候，紧张恐惧的神经已不容许我多所思虑，除却为老母兄长祈祷祝福以外，恳求上帝保佑，只有听天由命而已。

朦胧中，彷佛敌人已踏上我的胸部，我在拼命挣扎想开枪射击而不可得，而敌人的刺刀却已刺向我的前额，正在这千钧一发生死交替的霎那，怱听得几声「XX，XX」唤我的声音，日寇因此退後一步，收回刺刀，平举著枪，对准我的胸膛，我抛弃了枪站起，一看左右两傍，同伴们早已个个高举双手，放弃抵抗，接受被俘的命运，团长夫人也是其中之一，刚才的几声呼唤，便是她发出来的，要不然我早已成为刺刀下的异乡孤魂了。

这时太阳已高高升起，枪声也由密而疏，似乎愈打愈远，逐渐移向北方，四面的日寇已逐渐合围，一队队的沿着村路集中到史家庄来，我们这一群俘虏，也在敌人枪尖威胁下鱼贯而入，沿途，只要风吹草动，藏匿在芦苇或灌木丛中的村民偶而给敌人发现，便砰的一声枪响，一个尸体便倒了下来，如此亲目所睹，不下十余人之多，日寇的残暴，於此可见一斑。

回到庄上，程夫人因系女眷，早已有两名日军和一名翻译带她去一处民房接受敌酋的询问，其余的则蹲坐在村前晒谷的广场上休息，不时从四面八方又带来三五成群的难友，总计在一百名以上，而日寇这时也正在另一座广场上整队集合，为数约一千五百人左右，其中太半为穿著草黄色制服的陆军，也有极少数穿著白衣服的水兵，其他在追击中的敌军尚未曾计算在内，由此可见他们动员之众，处心积虑之久，只可惜程氏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使好不容易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队伍，就这样轻易地瓦解，而他本人的生死存亡，也还得不到丝毫消息（後来听说成程氏虽身负重伤，但已突围返抵後方基地，以後如何便不得而知），写到这里，能不为之扼腕叹息！

太阳逐渐移向中天，枪声则由疏而远，渐至於恢复到一片沉寂，我们却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究将如何，过份紧张以後的神经，这时总算恢复了部份的清醒，连忙乘警戒监视的敌军不防备的刹那，将行囊里有关内行证件与照片悄悄地丢进屋角的阴沟里去，一面盘算著如何对答日寇或汉奸们的诘询，寻思脱险的方策，好在被俘的难友中，个个都是程氏的子弟兵，都剃了光头，穿著制服，只有我留著头发，穿的便装，口音也不尽相同，或许会给予我若干便利，寻思的结果，便决定自称为无锡德丰稻行的职员，因收帐前来史家庄王家，不幸卷入漩涡，致被俘获，只要询问我的不是俘获我的日寇，同伴们也不出卖我的话（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我内行的底细），我相信是可以瞒得过去的。

这样直挨到下午五点钟光景，我们这一群方始在日寇的监视下，搭乘一艘行驶运河中的汽船（大家都被关闭在舱里），被送到了和桥镇上，一行又被驱赶到镇上惟一的公营当铺里，开始了我为期九个月的俘虏生活。

第二天，大家被叫出来问一下口供，由於人多的关系，每人问了不到五分钟，便给分成了两排，我便按照所想好的一套答覆，倒并没有遭受到诘责和吆喝，但却被编入留下的一排，另一排在问完以後便给带了出去，也不知带往何处，我因人地生疏，意兴阑珊，懒得和难友讲话，除却打盹以外，便是静坐寻思，再不就像老僧入定似的呆然默然，难友们却并不如此，照样的嘻笑怒骂，刺刺不休，有的在玩著象棋军棋，有的忙著向里面的工友或伪军们打听消息，空气里充满了嘈杂和纷扰，监视的敌军显得特别好讲话，只要不冲破栅栏，任凭你闹得震天价响，他也从不过问。

谈到消息，也每天不同，因人而异，有的说团长已经战死，部队完全瓦解；有的说得恰巧相反，说团长已经安全突围，只是身负重伤，现在正送回张渚後方基地治疗（应该是此说比较正确），过了几天，来了几个小汉奸头目向大家宣布：程氏已经向敌军接洽，愿意接受整编，你们不久便可获得释放，或者仍旧当兵，或者各安生业云云，只有这消息最足以使人兴奋，大家眼巴巴望著恢复自由的日子，但也不过说说而已，几天过去了，依旧刻板样的生活，丝毫没有释放的样子。

直到六月二十六日这一天凌晨，监视的敌军方始把大家从梦中唤醒，匆匆整理好队伍，带上随身的行囊，步出相处二十多天的当铺大门，但并没有让我们恢复自由，相反地用长绳缚著每个人的左腕，一个牵著一个步向来时的码头，那儿，两只汽船早巳在升火待发，一行只呼吸了十几分钟的新鲜空气，黎明前的太空还有著少许星光在闪耀，镇上的居民都还在沉睡之中，我们这不幸的一群又被驱赶进内舱，连门窗也紧闭起来，不久，汽船鼓轮前进，只有拍拍的引擎声和汩汩的流水互相酬答，戳破这大自然的沉寂，似乎在为这一群不幸者在倾诉哀歌。

近午时船抵武进，休息了半句钟光景，每个人发了一个饭团充饥，便又带往车站，进入铁棚车厢，依然关防严密，密不通风，然後汽笛一声，重又步上不可知的征途。

这谜底直到暮色苍茫时方始揭晓，原来日寇汉奸前几天安慰大家的都是谎言，一行被送进了黯无天日的南京老虎桥监狱——当时敌军的「支那派遣军南京俘虏收容总所」——那高大而坚厚的围墙，上面还盘绕著电网；那虎口似的铁门，两旁站立著面目狰狞的卫兵，粉碎了大家的期待与幻想，从此俘虏的身份已告确定，无疑将在其中消磨悠长的岁月，甚至被折磨至死！初进门时，谁都不免垂头丧气，长吁短叹，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处？当生命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时候，你还能去和人家去讲仁义信用吗？何况对方又是想灭亡我们国家消灭我们民族的敌人！

二、生活一斑

当我初跨进俘虏收容所大门的霎那，脑海里在苦思著生与死的问题，因为，照我幼稚的想法，两国交战的俘虏，总要等待战争结束後方能交换放回，我们抗战虽一定能赢得最後胜利，但这一天谁也不敢说什么时候方能到来？偌长时间中，我将忍辱偷生，抑是舍生取义，我不能不有所抉择，当然，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更何况我还只有二十几岁，对国家，对家庭，还未能略尽自己的责任，满腔的理想抱负也还未能实现！我又何尝愿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但孱弱的身躯，能经常受得了长期的压榨与折磨？倔强的个性，能经常予以抑制与委屈？与其受尽凌辱而死，又何如迅谋解脱！这些念头一再在我脑海里盘旋，理智与求生的欲望在猛烈的交战，最後，前者似乎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决定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决不再让敌人折磨蹂躏下去。

当求生的意念消失以後，一切遭遇在我已无所萦怀了！

可是，我毕竟活了下来，而且直到今天，虽然频遭顿挫，还不曾全部消失我挣扎奋斗的勇气，这不能不归功於八十八师孤军团副团长上官志标的一夕谈话和帮忙我获得提早释放的两位台籍朋友，——遗憾的虽然我一直默默地在怀念祝福著他们，但只知道他们的日文名宇是广田和朝野芳雄，却不知道他们的中国名字。

原来上官志标那时候正担任收容所总代表的职务，——所谓总代表，等於学校里的学生自治会主席，或相当於目前大专院校学生活动中心总干事，负责内部管理协调之工作——我和他曾有过一面之缘，便是当我旅居上海，预备乘轮内渡时，他们正住在胶州公园，谢晋元团长被刺以後，我和几位青年朋友曾经一度去慰问过他们，彼此都留有若干印象，当我们这一批难友到达以後，他职责所在，不得不出来接收编队并作例行的讲话，大意是要大家不亢不卑，振作精神，努力求生，保重身体，并恪守所中规章，他说：「当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寇进入租界之初，我和团长雷雄以及全体孤军团弟兄，也曾考虑过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而且堆集了不少酒瓶石子，削好了许多木刀竹枪，预备和日寇拼命，虽不能同归於尽，至少也要换取相当代价而後牺牲，但後来一位地下工作同志悄悄地带给我们蒋委员长（总统蒋公当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指令：要我们『委曲求全，珍重自己，千万勿意气用事，要保留弟兄们有用之身，等待更适当更重要的报国机会。』领袖的指示，使我们感动得痛哭失声，这才改变了大家的主意，同时，因为日寇对他们的丰功伟绩也无限钦佩，虽要全团弟兄移居南京，却还能处处以礼相待，不敢过份压迫，这样才相安无事的住了下来。」他还说：「他之所以担任总代表的职务，也无非想以自己的声望地位，有时可以和日寇交涉，只要你们能记住我刚才所讲的原则：不亢不卑，不滋事，不怕事，日内瓦公约固然会保障我们俘虏的地位，我也将尽力负起维护正义与尊严的责任。」他这番义正词严情意恳切的讲话，重新鼓舞起大家求生的意志，事後，他因见我沉默寡言，意兴颓唐，又曾单独找我去恳谈一次，劝我无论如何要振作起来，保重身体，忍耐下去，还引用了孟子「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一段格言来勉励我，期许我，这才使我打消自杀的念头，答应他好好当心自己，挣扎求生。

同时，在生活安排上他也帮了我不少的忙，按照日寇管理俘虏的原则，所有一切都是采取自治的方式：最上级为总代表、副代表，尽可能挑选难友中阶级最高而最负人望的难友担任，负责协调管理全体难友的生活和工作，其下设总队部，有书记长一人、书记二人、翻译二人，另辖福利社、理发室、医务室、厨房等单位，难友则分为若干中队，每队设队长，副队长各一人和书记一人，可以不必做工，但前者须负带队监督防止难友逃跑等责任，後者则按日填报本队增减生病死亡人数与每日做工场所、名额并统计工资（按日寇规定，难友每工作一天，有一毛军票工资，官长加倍，当为全世界最低的工作酬劳），及缮写名册等工作。另有卫生一队、二队，按难友病情轻重编组而成，可以豁免部份或全部劳役，每队人数约一百名左右。我们抵达之初，大约有八十几名，因此便单独编成第六中队，由总代表指定一位曾任排长的中尉（他在日寇调查时居然自称上尉连长，可见即使是到生死边缘，也还是有人要浮名浮利的）担任队长，而另一位真的做到连长的（彼却自称只是少尉排副）担任副队长，提到书记时，众难友纷纷要我担任，我以此来生死已置之度外，遑论其他，正在推让时，为上官志标发现，他便硬性指定下来，并且悄悄告诉我：「你不要儍，看你这弱不禁风的样子（我那时因曾患咯血，很是瘦弱），做不到三天工，身体便会拖垮，如今既然有这个避免做工的机会，大家又推举你，你为什么还不答应？何况，这只是替难友服务呢？」我被他责备得无话可说，只得承诺下来，事实上，这确是我命运的转捩点，从此不但少吃了多少苦头，避免眼见多少惨剧加深刺激，而且生活起居，渐趋安定，身体也一天天康复壮健，事後寻思，焉能不深深感激上官志标的关切和爱护。

难友初到，休息了三天，大家睡的是两层统铺，只有队长、队副，书记有两张双层铁床和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吃的是一日两餐乾饭，黄豆、咸鱼蔬菜汤，虽谈不上好，但比之在宜兴时已大有进步，做工时还增加一顿，早上做好，由两位难友肩负出去，傍晚时再将空桶带了回来，所谓做工，据先来的难友告知：大都在南京城内外，如飞机场、招待所、日寇司令部等处，工作性质则大半为搬运砖石、洗擦窗户、肩负箱笼等，习惯了也还可以对付，通常出工时总是五十人一队，由队长、队副分别率领，另由「假鬼子」——难友对被日寇徵调出去的台籍同胞之别称——二至四人荷枪警戒，除却极少数个性暴戾甘心作日寇鹰犬者外，大部份对做工的难友都很客气，经常给予种种方便，如寄信，购买香烟等等，有的甚至於鼓励难友乘隙逃跑，情愿让自己返队後接受扣饷或鞭打的惩罚，这件事我虽然未能亲目所睹，但证诸以後我之获释得力於两位台籍青年同胞的帮助这一点看来是绝对可靠的。

客观地说：那一阵俘虏营生活还相当安定，日寇虽未能完全遵照旧内瓦公约来管理，却也相差无几。但随著日寇在太平洋战事的逆转，给养便越来越差，糙米中开始夹杂黄豆甘薯，蔬菜鱼乾的份量亦大为减少，但最使难友担心的并不在此，令人讨厌的管理本所的日寇队长异常凶蛮，一副仁丹胡子，贴在毫无笑容的验上，本来就令人生厌，他却偏偏喜欢夜郎自大，每天来巡视时总要吆喝咆哮一阵，找几个难友责骂责骂，好像非此不足以表示他的威风似的，难友们个个都对他咬牙切齿深切痛恨，但也无可奈何，听说这家伙并未受过几多教育，完全是行伍出身，怪不得这样蛮不讲理。

其次最使大家担心而不免畏惧的便是抽调去其他地区做工，听说以去鞠湖扛铁或裕溪口抬煤的最多。原来日寇为了剥削难友的劳力，每隔一两月总要抽调一部份难友前去，抽调的方式，既不是抽签，也不是一定根据进来先後，完全用一种最原始最主观的手法临时加以决定，那便是利用早晨难友出发做工以前或傍晚返回以後，打锣集合全体难友於後操场上，由他自己来一个个点名检查，只要是两颊稍有血色，或体型尚可膂力较大的，便给挑选出来，按照所需要的人数编成队伍，休息一两天，再在午夜或凌晨不声不响的送了出去。由於鞠湖、裕溪口两处的工作过份沉重，而且要从煤山或仓库一直扛到江边码头或船上为止，称一不慎，即易失足堕江，葬身鱼腹，而监视的日寇也远比南京的凶残，每天规定非扛满若干箩或往返多少次不可，因此难友们人人视之为畏途，称集合的锣声为「断命锣」，日寇队长手中的名册为「点鬼簿」，只要谁被倒霉点上，就等於已定期向鬼门关报到，事实上调出去的也从来没有回来过，其苦况与危险可想而知。

我们这一群抵达後不过一个多月，「断命锣」便响了起来，命运之神又在和难友们开玩笑了，因为我们都被俘不久，身体也还健康，所以一下子便给点中了五十多位，连同其他各队抽出的凑成百名，於三天後不知去向，我虽侥幸的成了漏网之鱼，但目击难友离去时的痛苦表情，焉能无动於衷，一掬同情之泪，何况彼此患难相共已经两三个月之久。

可是，真想不到，这一次变动又带给我新的幸运，照理，第六中队解散了，余下的难友补充到其他五队里去，我这个书记已无事可做，也得和一般难友一同外出做工，即使是上官志标认识我也是爱莫能助的，但事实往往又出於意料之外，由於那一阵难友进进出出人数太多，——因为是俘虏收容总所，所以每隔十天半月总会有一批新难友从别处送来，或者来自武汉，或者来自杭州，甚至於山西广东都有；而每隔一两个月，一定又有一批调离他去，这样来来去去，所内经常保持一千人左右，这样使得总队部的三位书记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临时到各中队去找人帮忙，而我，很自然的便成为最适当的人选，——记得那时候我已被改编入第四中队，——最初还只是临时调用性质，吃住都还在本队，一个月後，顾书记长乾脆和总代表讲明，请准在总队部编制内增加书记一人，而将我补了进去。

从此，不但我的生活水准升高一级，安全也多了一层保障，——因为尽管经常有难友被外调出去，总队部内部的人原则上总是不动的——又由於总代表们喜欢在饮食上讲究，向来便有小厨房的设置，每天马车送来给养，最新鲜可口的总是先送给小厨房的厨司，因此，不但一日改为三餐，而且早餐稀饭馒头，中晚餐四菜一汤，居然已与外面一般中等家庭的生活水准无异。同时，我也搬进了总队部办公室去住，那是一间宽大的屋子，与总副代表的卧室门当户对，里面安装了六张铁床，四位书记和两位翻译都住在一起，靠窗则放置了六副办公桌椅供办公用途，这样起居方便不少，当时总队部同仁中，算我年纪最小，大家都称我小书记而不名，又因为我从来不与人争吵计较，乐於为人帮忙，久而久之，几乎全部难友和管理本所的日寇都知道我这绰号，甚至给日寇队长也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四位书记中，顾咏升担任书记长的名义，他有著一副聪明的面孔，白净瘦削，大大的眼睛，灵活的头脑，口内还有著两颗金牙，是江苏常熟人氏，他不但字写得漂亮，而且算盘打得特别纯熟，的确是一位良好的幕僚人才，只可惜思想方面有些偏差，据说是从共军那儿俘获送来的，後来早我两个月获释，以後便不知何往？另两位一名陶淡如，籍贯苏州；另一位是化名吴明生的，江苏无锡人，则远较浑厚沉著，前者较工心计，落落寡合，後者相处既久，相知渐深，才知道我们还是师范学校先後同学，他那时早已献身抗战行列，而且受过特殊训练，成为戴雨农先生得力干部，负责京沪路一带秘密任务和忠救军联络事宜，他虽不过比我大三四岁，却显得理智明晰，头脑冷静，一举一动都非常老练，单从他被日军俘获两年，始终不知道他的本名和身份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很自然的我们成了最知己的患难弟兄，可说无话不谈，後来我侥幸获释以後，便曾郑重托过帮助我的两位台籍朋友予以照拂，并以爱护我的热诚来爱护他，同为他的恢复自由而努力，不到两个月，果然也脱离羁绊，回复自由，如今人还在台湾，我们也见过几次，回首前尘，恍如一梦，都不胜感慨系之；而对於广田和朝野芳雄两位，更不免寄予深深的感激与怀念。

总队部中，除却」上官志标总代表众望所归外，副代表舒佩珊，却不是为大家所喜爱的人物，虽然他官拜上校，身材魁梧，圆圆胖胖的面庞，脸上也经常挂著笑容，但由於他是自动向日寇投诚的，在难友心目中总觉得吾道不同，只是维持表面上的礼貌，不好意思说穿罢了，另一位翻译一名张XX，短小精悍，机智乖巧，一看就是个小人，据说是东洋铜匠出身，本来就是日寇的鹰犬，不知道为什么事得罪主子给关了进来，抑或本来就是卧底来的，另一位姓鲍，已忘其名字，武进县人，虽亦曾为伪方服务，却还有相当良知，较为难友所欢迎，其余的难友更是形形色色，除却大半在前线被俘的国军和游击部队将士以外，还有极少数匪伪军和特字号人物，甚至於「清乡区」内的顺民和少数富商巨贾都有，真所谓良莠不齐，薰蕕同器，其中之复杂一言难尽。

我并不关心这些，每天例行工作之余，偶而和难友们下两局棋，或者看看伪报副刊和小说杂志，有时也哼哼满江红和苏武牧羊等歌曲，偶而还学习几句日语，预备作必要时应付之用，想不到却因此结识了几位台籍青年朋友，後来之所以破例获得释放，还全靠他们的吹嘘和帮忙，充份表现了血浓於水的同胞爱，人生遭际，又岂是始料所能及！

原来被日寇征调出来的台籍青年，除却一大部份开赴前线充当炮灰以外，还有若千智识水准较高的，便给留用在高级队部和办公室里，名为军属，他们并没有晋升机会，而且即使是一个下等兵身份的日寇，也可以对他们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甚至於打骂他们都不能还手，但他们所掌管的，却一样有著最重要而繁琐的工作，在每一组织里形成不可或缺的一环，由於现实的刺激，待遇的不平，在他们的心理和意识里，早已有著「我们原是炎黄遗胄，堂堂中华民族的儿女，不应该认贼做父，压迫自己同胞」的观念，因此，厌战的情绪异常高涨，即使迫於环境和顾虑家人的安全，不敢公然反抗，但在行动上终还是容易表现出来，消极方面：如意志消沉、酗酒、及时行乐；积极方面：则尽可能结交祖国朋友，搜寻祖国的小说典籍以增加了解认识，并尽力帮助在苦难中的同胞等等，他们真的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一群，随处都可以找出这样的事例，其中之一是，在管理本所的日寇队部，便有一位名叫「オガ」的台籍青年，他原是在医学院肄业的学生，中途被日寇征调出来，来到南京，看到祖国河山是这样的雄伟壮丽，历史文物是这样的悠久丰硕，而且同胞又是一个个和蔼可亲，丝毫没有可与为敌的理由；再从祖国旧小说中获知：中华民族是如何的讲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美德，可是他无法摆脱日寇的压制，个性又比较内向，只好每天借酒浇愁，往往喝得酩酊大醉，来到所里狂歌当哭，藉以发泄他苦闷的情绪，因为他脸上有著特殊标记（右颊下凹进去一块），而且来此次数很多，所以难友们都认识他，叉如助我一臂使我早日脱离虎口的两位台籍青年，那该是另一种态度的代表了。

广田是一个瘦长个子，朝野芳雄却是矮胖身材，两人都只有二十一二岁光景，都是管理南京俘虏收容总所的日寇部队——好像称为森部队——公室里的职员，一个负责人事，一个大概是会计方面的工作，我们结识的开端，原是极自然随便的，因为他们在处理本身业务过程中，常会发现一些问题，如编造人事卡片时难友的姓名籍贯，计算工资时的日数和地点等等，免不了时常要来向我们讨教，既来之则安之，一般年青人的心理，总希望利用公务之暇，多谈个一个半个小时，由於上官志标是闽西上杭人氏，言语上既无隔阂，他们心存祖国，情感思想也容易沟通，往往有许多关於日寇的动态和对付难友的措施，便是从这些场合无意中打听出来的，有时兴之所至，他们在下班以後，也常常喜欢到所里来找我们聊天，或者找我教他们几句国语或一两首流行歌曲（如秋水伊人、木兰从军、送君等），我有时也请教他们几句日语或日文上的生字，就这样渐渐由生疏而熟悉，在当时我的心理：环境如斯，一味沉默或避之惟恐不及反容易招致怀疑，他们既不以俘虏视我，虚心结纳，又何必拒人千里，而不虚与委蛇，但由於内心的戒慎恐惧和言语身份上的隔阂，却从来没有想成为莫逆之交或存丝毫借助於他们的希望，所以连他们的中国姓名、家庭状况，个人志趣和对於世局的观感也从来不敢过问，说起来实不应该，尽管表面上不得不应付周旋，内心却还是处处提防著的，谁知道他们却真的赤诚相待，爱护我帮助我不遗余力呢！

这是我毕生对他们觉得内疚的地方，我之所以在三十七年秋天便从上海前来台湾，一方面为了家乡红祸蔓延，无法安身；一方面也带有寻找他们的动机，可是因为不知他们中国姓名户籍，虽经多方探听，依然毫无眉目，时间一久，只得放弃希望，惟有在每年我脱险回复自由的日子，为他们默祷祝福而已。

（待续）

作者：六者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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