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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日本在中国 3 】「田中奏章」与「九一八」事变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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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日本在中国 3 】「田中奏章」与「九一八」事变特辑 -- HGC - (1206 Byte) 2005-1-25 周二, 上午5:35 (621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牛敬亭：「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反政府力量的坐大 (300 reads) 时间: 2005-1-25 周二, 上午5:46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日本在中国 3 】「田中奏章」与「九一八」事变特辑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反政府力量的坐大》原题为《日本少壮军人帮了毛泽东大忙》；以下发布内容是全文选录《春秋》杂志总第508期（1978年）同名内容。

■ ■ ■ ■ ■ ■ ■ ■ ■ ■ ■ ■ ■ ■ ■ ■ ■ ■

日本少壮军人帮了毛泽东大忙
作者：牛敬亭

〖一九三一年秋间，日本少壮军人在中国东北寻仇构衅，已野蛮至不可理喻的程度！日本政府当时对所谓「万宝山事件」、「中村震太郎事件」虽能冷静地打开僵局，寻有解决途径，但仍任令驻外军人，撕毁国际盟约，掀起远东事变，而无术制止！在当时，实为中国当局所不及料。〗

——信赖国联调停

「九一八」沈阳事变传至南京时，已是九月十九日下午。当时国民政府蒋主席因处理江西剿共军务，先两日乘兵舰赴九江，方在中途。国民党中央党部执委会乃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至夜深，决定如下三点：

一、由外交部对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向国际联盟提出声诉，并通知美国。

二、促蒋主席速返南京主持大计。

三、电劝广州方面所搞出的非常会议，撤销粤府组织，约集同志来南京，共赴国难。

蒋主席乘兵舰驶至湖口闻耗，立即改乘飞机赶回南京。廿一日在陵园官邸召集党政军首要，磋商应付方略，又作出四点决定：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攻粤部队，剿共计划，悉予停缓。

三、政治方面：推出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专程赴广州，磋商统一团结御侮办法。

四、民众方面：由国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作公理处断。

九月廿二日，蒋主席在南京市党部发表演说，仍指出：取暂持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明。

十月廿三日，蒋主席在国府纪念周上演说，亦强调说明拥护公理，抗御强敌之必要。

由是可知当日国民政府应付「九一八」事变，实不外「信赖国联，准备抵抗」八个字。但信赖与准备之限度至何止境，则非检读当年「特外委会」最机密之报告不能了悉。当时之「特种外交委员会」以戴传贤为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顾维钧为秘书长，蒋主席、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丁惟汾、颜惠庆等，皆为委员。每日午前七时开会，听取报告，处理公务，一切外交之方针，步骤之规划，皆於会中议定之；文电稿件亦於其中公同决定。

对外策略：

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本宣战。

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

第三、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惟至万不得已时，军事牺牲，亦所不恤；但必须筹划取得真实之牺牲代价。故对於锦州方面，如日本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俾中国不至瓦解而已。

第四、应尽力表示中国政府完全信任国联之调停，因具有三重利益：甲、对於国内可减少人民责备政府之心理。乙、不致伤各国之感情。丙、将来运用九国条约，对美较易说话。

对日外交除声诉国联请予调停外，本来尚有宣战、绝交，或直接交涉之三种途径可循。宣战一途，格於国力不能采用，当时除青年学生外，无人作此主张；绝交之议，孙科、陈友仁皆曾提及，但为汪精卫、陈铭枢、张继所反驳；直接交涉，胡汉民似为最早提议之一人，而宋子文则为最早试办之尝试者。宋子文与日使重光葵於「九一八」事变之翌日，即在上海密议，宋氏提出由中日政府各派高级委员三人，组织共同委员会，赴沈阳制止事变扩大，并就地觅取满蒙问题解决之办法。重光葵一日两电币原外相，建议同意。币原於九月二十日专电核准。而中国民气己经沸腾，国府顾虑低调外交将使青年群众更易接受共产党之指导，此议遂胎死腹中！

是年十一月中旬，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中国准备实力收回东三省」。同月二十日，四全代会通过议决案，请蒋主席迅速北上保卫国土，收复失地。廿一日再作决议，授权国府采取一切必要防卫之手段。然其时锦州已被炸（十月八日）；日本已拒绝限期撤兵（十月卅日）；蛰居天津的清逊帝溥仪已被劫出关（十一月十二日）；国际联盟已决议派遣调查团来华调查（十一月廿一日）；「九一八」事变已大非本来面目。

十二月初旬，锦州告急，顾维钧拟设「锦州中立区」之方案虽已得中央核准，其时广州方面之陈济棠等人正以全力逼蒋主席下野，所以「特外委会」原定之「锦州抵抗方略」，与顾氏之「锦州中立区方案」，皆因中枢无人负责主持而无形葬送。蒋主席於三年後追论此事，犹致责备，
其言曰：

「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回却顾，坚持日方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候，也还有使日本止於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致造成此後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

当时和战两难窘局形成之因素，可从三方面分析之：其一、学生运动方面；其二、中共方面；其三、广州方面。

——学生请愿示威

自五四运动以来，学运团体每为国共争取领导之对象。民十三年（一九二四）国民党改组时，党中央设青年部，以邹鲁主其事，学运遂接受国民党之领导。民十四年（一九二五）五卅惨案爆发，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成立，共产党之恽代英鼓动学生参加工农运动，学运遂渗入中共之势力。此後「全国学联会」亦分亲共、反共两派。民十七年（一九二八）南京国府成立，禁止学生会，作「纵」的组织，中央党部以青年纯洁天真，不宜使参与政治斗争，因将学运指导置诸民众运动训练之外，学生会乃改为学生自治会，学运气氛，一时宁谧。济南惨案发生，各地学生自动排日，宗旨方法，完全对外。到了民十八年夏间，上海租界发现共产党青年团，同时租界当局破获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及其分支部，牵涉十四间学校，学生因而被捕者十人。此时所谓「普罗文学」运动流行南北，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对於政府制定之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登记手续，皆认为太过烦苛，中共地下份子於是乘机渗透，由联盟而入於学运，藉此为其工作之掩蔽，学生团体内容遂更趋复杂。

「九一八」事变起後，全国青年激於爱国热忱，争作抗日救国运动，动机本甚纯洁。但历时稍久，中共之职业学生，与国家主义青年团之一部份分子立即加入，学运日标既由外交而转为内政，示威手段亦由对日宣战之请愿转为颠覆政府之煽动。综其八十余日之经过，可分四期：

第一期为请愿潮：由上海沪江大学开始。是年九月廿日，全国抗日救国会在该大学成立，参加学校达三十单位，代表人数约一百余人，推出五十人赴京请愿。九月廿一日，学生会要求对日宣战及军事训练，自制义勇军编制纲要。北京方面，由清华、燕京两大学开始。九月廿七日，北京各界发起民众抗日大会，游行示威，并决定分批南下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南京方面，由中央大学开始。九月廿八日中大学生纠集学生四千余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在群众情绪激动之下，捣毁外交部，殴伤王正廷。教育部事前（廿五日）曾向学生劝告，勿作罢课及轨外行动。中学生一部份接受此意，大学生则不听命。游行群众经蒋主席亲自接见抚慰後，始满意散去，未生事端。

第二期亦为请愿潮：以上海复旦大学为中心，参加学生数达四千，由周孝伯领队，数百人分乘火车到南京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及经济绝交。复旦大学师生中，有渗入共产党者，为政府所知，捕去四人。南京中大抗日会主席杨德尧亦因共党嫌疑被捕。学生情绪愈转激昂。上海学生到南京时，南京警备部队疑其有粤方政治背景，对待态度较严厉，学生大表不满。然复旦大学校园中确贴出有「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之各种口号，共党渗入学运显有证据。

第三期为示威潮：以北大学生南下之示威团为中心。其时国际联盟根本无力制裁日本，已甚显著，故学生请愿情绪较激，人数亦加多。然北大示威团之组织与南下，本未得北大学生会之同意。此批人数虽仅二百人，而纪律整饬，组织周密，一望可知其实受中共职业学生之指导与训练。南京军警在该团抵步以前，已得北大学生会电告，否认该团有请愿之身份，故该团到南京，即受军警检查，搜得煽动宣传品多种，概予没收，限令该团即日北返。该团学生不服，暗中求援於中央大学，中大学生出面援助。十二月六日，该团由中大整队出发，游行示威，手持纸旗，上书共产党口号，沿途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全国无产阶级暴动起来」各口号。军警干涉，将学生一百八十五人移送孝陵卫，不准自由行动，因此南京中大学生亦与军警发生冲突。

第四期为示威潮之最高峰：其时日军迫近锦州，形势危急，国府虽有设置「中立区」计划；学生则表示反对，不同意直接交涉。请愿人数多至万余人，并要求国府：一、退出国联；二、对日宣战；三、恢复民众运动；四、以和平手段谋取南京、广州分裂之统一。蒋主席於十二月七日在军校广场中演说一小时，对所提四点，皆有切实答覆；又劝学生勿受共产党利用。国府乃再发「告学生书」。但此批学生散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所组织之示威团，又到南京。十二月十日下午，学生大游行，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口号，抗日目的转为反抗政府，於是军警奉令干涉，徐秀岑、江学乾两学生被捕。

上海学生闻讯，立即应援，集众三千人包围上海市政府，要求市长张群惩办制止游行之公安局长。被捕之徐秀岑、江学乾释放後，南京示威团又於十二月十五日整队示威，手持红旗，臂缠红布，纷涌至外交部，大事捣毁，伤职员多人；另一队三百余人，则赴中央党部，蔡元培、陈铭枢出见，学生拖拥蔡元培出，曾受微伤，幸得军警救出，当场夺得所持旗帜，上书「共产党万岁」。中央日报翌日将此旗帜以锌版印出，学生迁怒该报，於十七日涌至中央日报社，捣毁铅字版、卷筒机，高呼打倒卖国政府。卫戍司令部乃开始取缔，学生被拘捕者达六十五人。

但学生内部，并非一致。当北京各校南下请愿时，学生会已预防共党暗中鼓煽，北大示威团之行动，以及十二月十五、十七两日之南京示威游行，不特未得社会之同情，且亦为各校多数学生所不满。济南学生首欲离南京北返，而北大示威团竟加以监视，不令北归；中大学生五百廿八人，曾登报否认中大参加十五、十七两日之暴动。此风潮直至军警将北大示威团押送离南京後，始告平息。戴傅贤文存中曾记其事云：

「青年学生，一则多数盲目为爱国热情所冲动；一则为借事造乱之党徒所利用。罢课请愿，遍於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行政院，几於无办事之地方，人员无进出之隙路！」

——中共欣逢国难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前，中共红军已在江西瑞金、赤坪设立苏维埃中央政权根据地，朱德、毛泽东分掌军政，项英主持中央政治局，与⒈赣闽边区之彭德怀，⒉鄂豫皖边区之许继慎（後为张国焘），⒊川陕边区之徐向前、张国焘，⒋湘鄂西区之贺龙、周逸群，⒌广西左右江区之李明瑞、张云逸，⒍赣东区之方志敏，⒎鄂豫边区之蔡承逸，⒏陕甘边区之杜衡、刘子丹各红军相呼应。中共军队号称十个军，而其实力不足十万，编制分正式红军与地方部队；而地方部队中，则又分设有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红军补充团诸名目，枪枝不全，重武器尤缺。然因其熟悉地形，善用间谍与游击战术，遂使国军动用优势之兵员与火器，经三度之围剿，犹未能得手。此为一九三一年秋间之事。中共在井岗山时代，原与「水泊梁山」性质无异，徒以南京国府自完成北伐後，党争迭起，内讧时闻，一九二八年有讨桂之役，一九二九年有讨冯之役，一九三０年有讨伐阎冯中原大战之役，一九三一年又有广州非常会议自组粤府之役，剿共工作，因此多受牵制，红军遂至坐大！

中共当时尚系共产国际之支部，而苏联则为共产国际之指导人，故苏联透过共产国际，对於中共之指示，中共在党纪上有不得不遵守之义务；更无论中共中央曾直接月得苏联七万元（美金）之津贴也。九一八事变起後，中国南北舆论界皆有国共应即消除内战共赴国难之呼吁；江西围剿红军之军队，亦己奉令停进，而中共则於九月二十日密令红军乘机反击，九月卅日竟宣布「国民党是中共永久之敌人」；但若详细分析中共之性质，与国共斗争之经历，则国共之不能合流，殆有其必然之结果。

九一八事变，自中国视之，自系日本对华之侵略；自苏联言之，则认为系日本侵苏之先兆；而自中共观之，则又可认为此将促使南京与广州方面之团结，乃合力剿共之先声。因各方看法有如此之不同，故当时史太林对於九一八事变之反应，认为第一、宜保苏联；第二、宜保中共。而国际共产党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所通过之六点指示中，曾明白指出：宜乘日本侵略之机会，扩大中国红军，推翻国民政府。说得尤其坦白！

当时中共奉到莫斯科指示之後，於九月廿二日作一决议，指出日本侵略东北，具有两种意义：一、此是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之信号；二、此是促成国民党团结，并力剿共之警钟。因此呼吁党中同志，要一面保卫苏联，一面推翻国民党统治。

中共自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四月被国民党清算後，其党员与组织，每受国府军警之捕杀或破获。因此，中共乃将整个组织转入地下；但为指挥便利起见，仍将中共党中央潜行迁回上海租界，冀藉带国主义者作护符。国民党方面，为应付此段局势计，乃在中央党部组织部内特设调查科，以徐恩曾为科长，选干员四十余人，使其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作暗斗。於是，中共长江局书记陈延年（陈独秀长子）、助手陈士炎先後被逮处死；中共中委兼组织部长陈乔年（陈独秀次子）、上海总团书记许白昊、中央局主持人项英亦被获。农运要角、海陆丰暴动主持人澎湃被捕，除顶英贿通捕房脱逃外，余皆处死。「九一八」事变之年，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被捕尤多，顾顺章（中共特务科长）、向忠发（中共总书记）、罗绮园、杨匏安（皆中共中委、农运要角」、杨子庄（江苏省军委）皆於是年先後被捕杀。北方局之河北省省委、市党委阮肃仙、潘闻友、廖划平等，则连同机关，一并遭捕获。其他失踪或自首者，更指不胜屈。

「九一八」事变前一年——民国十九年（一九三０），中共中央已拟在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纪念日），举行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先由在沪之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互济会、上海总工会、自由大同盟、反带大同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等八团体组织准备委员会，各苏区、各红军、各地工会均许派代表一人参加。此段准备工作，於一九三一年秋间粗见完备。「九一八」事变适发，中共中央乃乘国难严重及国府围剿军事停顿之时，於是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之叶坪地方，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改瑞金为瑞京，为新生共和国之首都。代表大会中，选出毛泽东、项英、张国焘等六十三人为中委；更选出毛泽东为中执委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并发出三种文告：

一、告全国工农劳苦大众书。

二、告全国工人与劳动民众书。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

第一种文告中，指出九一八事变之後，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南京、广东虽对立，但同为压迫反帝运动之政权，故惟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始能解放中国。

第二种文告中，声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与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同拥护苏联祖国。

第三种文告中，声称反对国际战争与国内内战；但对国民政府则仍应作战到底。

三种文告，皆将反日与反国民党之工作，等视齐观，故其仇视国民党与仇视日本无异，而有时且过之。张国焘虽在此次大会中当选为第二名之副主席，但他未到会，且於苏维埃全代会开幕之日，即在其所驻辖之鄂豫皖边区，召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大有与毛泽东分庭抗礼之意味。毛泽东在此会中，固曾确定其政治领袖之地位，然倘使是年无九一八事变发生，则国军在江西之三次围剿，绝不至半途而废，瑞金之会根本开不成，毛泽东之地位更何由得？

中共乘国军北调之时机，分遣红军，出赣南，攻闽西，彭德怀则攻赣州。一九三二年一月，红军则占上杭、武平。四月更占漳州。不及数月，苏区扩大至三十万方里。一九三二年秋间，国联调查团来华，查及此点，证出若使当时无九一八事变，国军必能於是年荡平中共之军队。

——广州意见多多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内部分裂正极剧烈。国民党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来，己非一次，然多半出自党外之离间与挑拨；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则纯出於党中之内讧。内讧原因，起於是年三月胡汉民幽居汤山事件。胡氏於四月虽返南京私寓，而广州之国民党执监委非常会议，则藉党中粤派诸元老之号召、与陈济棠实力之支持，於是年五月廿八日自组粤府，与南京相抗衡。粤方外交部长陈友仁，并於六月间亲往东京，与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密谈二次，谋以中国承认日本在我东北既得权益之条件，为广州国府委托「泰平组合」购买日本武器之交换。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粤军图窥湘赣，国军准备讨粤，皆是实情。但事变起後，蒋主席在途次即令讨粤部队停止前进；返南京後，又立遣陈铭枢、蔡元培、张继携亲笔函赴粤，劝粤中同志，取消粤府组织，一致对外。函内措词，甚为恳挚。其略云：

「最近东北横被侵略，师熸国蹇，危亡无日：……环顾国内，方激於意气之争，各走极端，悲哀曷极！当今同胞，涕泣相告，谓非举国同心戮力，无以救亡；吾辈共负革命使命，有何不可牺牲？……弟当国三年，愆尤丛集，过去之是非曲直，弟愿一人承之，惟望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

陈铭枢等三人持函南下，九月廿八日到香港，汪精卫、孙科、李文范自广州来港相会，双方当夜深谈，拟出宁粤双方合作基础如次：

一、蒋主席引咎，通电声明俟统一政府成立，即行下野。

二、粤府亦通电引咎，声明非统一无以救国，愿即取消粤府，并不以蒋主席之下野为条件。

三、通电双方同时发表，目下先彼此停止攻讦。

四、变更京沪卫戍组织，俾粤方同志安心赴南京，在总理陵前宣誓开会，议决统一政府办法。

陈铭枢等离京，蒋主席曾嘱以三原则提示粤方：

（一）如粤方自忖能负应付国难责任，则全体来南京，改组国府，南京同人无不相让。

（二）如粤方自忖不能担此重责，则粤府应即撤销，粤中同志应即来京共赴国难。

（三）粤方意在合作，则南京尤为欢迎，即请同志联袂来京面商参加政府办法。

今在港所商，虽不以蒋主席个人进退为合作条件，但蒋氏下野通电发出之後，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政府已成真空，应有如何办法足以内系人心，外维政统。於是，乃决定一面照粤方希望，即派陈铭枢率领十九路军卫戍京沪；一面电催粤中首要早日北来，蒋主席在电中并有「诸公朝到，下野通电即可夕发」之语。至此，粤方亦派出代表五人（汪精卫、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但声明须俟胡汉民离京抵沪後，即当启程。

胡汉民於十月十四日抵沪，到达後，电告粤方，谓：「国难至此，非各方各自觉悟已往之误失，无以求党内之团结；非党内有坚固之团结，亦不能集中国力以对外。」

粤方五代表於十月廿二日抵沪，蒋主席亦於十月廿三日来上海，在孙科寓中会晤汪、胡诸人，欢迎来京，共赴国难。谈次，并有「尊重前辈意见」之语。粤方先有在沪开会之请，由蔡元培来京转达，南京方面乃派代表五人（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赴沪与议。上海统一会议，遂以产生。

上海统一会议自十月廿七日开始，十一月四日结束，会议共六次。议题归纳，实只两类：一为政制改革；一为党务推行。在政制改革案中，虽列有军政制度（如设置国防委员会，腹地各省不驻军队），财政制度（如实行预算，设置财政委员会），地方制度（如均权共治）等，但中心目的，则在国府主席资格之限制（军人不得为国府主席），权责之剔除（主席不负实际政治权责），总司令职位之废弃，及军人不得出任五院院长等等（其时蒋主席正兼行政院院长）。

粤方主张，对人重於对事，其对人目标，除蒋主席外，尚有张学良。蒋氏虽愿下野，然抗日剿共诸大事，蒋主席去後谁可担当？则汪、胡诸氏皆不计及；张学良丧师失地，虽有可去之理由，但在锦州、热河、华北之奉军，尚有数十万，张去谁可指挥？粤方亦不理会。九一八事变起後，陈友仁曾告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谓：「日本除蒋去张之主张，与粤府毫无二致。」因此，当时重光葵曾电告币原外相谓：「粤府同人，志在倒蒋；蒋倒之後，粤府自掌中央政权，则将依照孙中山一九二五年神户演说大亚洲主义，与日本谋妥协。」

於是，京沪华北谣诼纷纷，陈调元、何应钦等既发拥蒋之通电，张学良亦於十月底秘密来南京，劝蒋主席勿退。十月卅日，上海统一会议虽通过政制改革案之原则，而十一月二日蒋主席在国府纪念周上报告沪会内情，则有「後辈失礼，咎在前辈」之公开表示。统一会议，不绝如缕！

此际，日本军队正逐步推进，北侵吉林、黑龙江；南窥锦州、热河。上海银行公会、市商会等，恐统一会议破裂，大局不可收拾，乃通电双方，呼吁团结；京沪调人，日夕奔走。京方卒对改革政制案让步，而要求粤方参加南京召开之四全代表大会，且谓陈铭枢部队业已卫戍中枢，粤方显要尽可放心南来。惟粤方内部意见重重，汪精卫、孙科均不能自立，於是有左列之调停案爆出：

一、南京与广州之中央党部各自定期召开四全代会。

二、双方在四全代会各选出中委二十四名，互相承认。

三、选出之中委，来南京合并举行一中全会，改革政制。

此案之滑稽，自甚明了。盖明明是各自召开，却偏说统一；明明是召开不全之会议，而偏说「全」会。然当时非如此无法收场，故此案仍能於十一月四日第六次会议中获得通过，统一会议乃告结束。

统一会议结束後，南京方面之四全代会於十一月十四日正式开幕。十九日第五次会中，蒋主席表示两事：（一）选举四中执监委员，尽量接受粤方名单。（二）个人决心北上，竭其智能，效命党国。会中报以热烈之同情，授以北上御侮之责任。

广州方面，孙科携回之上海会议议决案竟为粤方非常会议所拒；汪精卫所提议之第一、二、三届中委均得出席四全代会之主张，亦为粤府所反对。於是，宁粤之争，变为汪粤之争。因反对之人，多属胡派，於是胡汉民应邀赴粤调停，孙科愤而走港。

经胡汉民之调停，广州定十一月十八日召开四全代表大会，接受上海议决案，选出廿四名中委。而汪派中委，则已先期赴上海，由汪精卫主持，在上海大世界娱乐场中开会，自选九名中委，与宁粤相抗衡。此九名中委之溢额问题，直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南京召开一中命会时，始予承认，而由南京方面加选五名，广州方面加选四名以为补偿。时大公报对党中元老清算旧账，罔恤国难，曾深致谴责。

南京之四全代会於十一月廿三日闭幕；四全代会於十二月七日闭幕。结果，东北终於出现了一个「伪满洲国」，一直拖到七七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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