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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成败之鉴·中华民国学生运动 1 】昆明学潮与李闻血案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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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中华民国学生运动 1 】昆明学潮与李闻血案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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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中华民国学生运动 1 】昆明学潮与李闻血案特辑 -- HGC - (1160 Byte) 2005-1-07 周五, 上午10:41 (770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吴思珩：昆明学潮退思录 (321 reads) 时间: 2005-1-07 周五, 上午11:22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中华民国学生运动 1 】昆明学潮与李闻血案特辑

《昆明学潮退思录》标题为编选者所拟，原文为《口述历史》第8期（台北：中研院）内之《吴思珩先生访问纪录》内容，收入【成败之鉴·中华民国学生运动】系列的内容是对访问纪录《昆明学潮》的全文摘录。

吴思珩之简介，请参阅【成败之鉴】“徐蚌会战与戡乱战争”特辑1 的有关内容：
http://209.108.201.123/BBS_Data/1/500/80/7000/400/47631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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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珩先生访问纪录之

昆明学潮

㈠学潮的远因

⑴云南省政府的改组

今天我要谈的是民国卅四年十二月一日的昆明学潮，它又简称为「一二·一学生惨案，」。话从抗战胜利谈起。民国卅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第五军驻扎在昆明，当时军长邱清泉，副军长高吉人（现担任国防部参议），我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当时的制度是副军长兼政治部主任，军部政工的实际工作则由政治部副主任负责。

胜利初，云南省主席仍为龙云，他当了二十几年的军人，俨然有西南王之称。共匪极力想利用封建残存势力，想尽办法诋毁蒋委员长，破坏政府威信。政府是时仍在重庆，见云南封建残存势力与共匪交相呼应，觉得有必要采取断然措施，因而决心改组云南省政府。

卅四年十月间，政府以驻昆明之第五军为後盾，以李宗黄从重庆带来委员长决心改组的命令，在一夜之间不费枪弹而将省府拿下来。龙云此时虽在五华山区有一师之众反对改组，但兵力非第五军之敌，终於还是交卸职务（十月二日重庆在名义上发表龙云为参军长，几经劝驾而就任），新主席发表为卢汉（十月二日），而卢汉当时在河内，因以民政厅长身分的李宗黄暂代。这是第一件事情，另外云南省府改组後，我们所注意到的是西南联合大学的问题。

⑵西南联大的问题

昆明在当时的大专院校有四个，即西南联大、中法大、云南大、英专等，其中西南联大是共匪渗透最深的学府。早在民国卅三年抗战胜利之前，西南联大即有闻一多、李公朴，潘光旦等教授所领导的民主大同盟，平素对青年学生的言论颇为偏激，经常诋毁中央，破坏政府威信。当时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军校二期）为领袖最忠实的信徒，他感到未改组前的省政府，省党部（负责人褒承潘）、军队特别党部（书记长楼兆元）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高云裳）等，虽负责党团工作，但对云南反动势力皆不敢与之斗争，只有附和。第五军当时驻防在昆明以北的北较场，邱军长问我：「西南联大被共匪渗透，打著民主同盟的招牌，究竟有哪些教授，其思想言论到底激烈到什么程度，可否设法去了解他们？」研究结果，我和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先生接头，以邱军长出面邀请这几位教授参加座谈会，希望从座谈会中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去了解他们的态度。

⑶闻一多的思想

座谈会在卅三年十月间於北较场举行，军方除邱军长、我，还有罗友伦（军校七期，当时叫罗又伦，後来有一次总统下条子误为「友伦」以後自动从其误），宋长治（当时为军法处长，今为高雄市议员）共四人，教授有闻一多、冯友兰、杨西孟、潘光旦。座谈会以邱清泉为主席，讨论题目为反攻问题，当时日军正在攻打衡阳。座谈会中主席简单报告後，杨西孟以经济学专家立场发表很多对当前的财经问题看法。闻一多却不发一言，主席则无论如何要他发言，因为此会主要的目的就要了解他的思想态度。几经敦促後，他终於说道：「今天谈军事反攻问题，政治、经济各方面当然有关，但应以军事为首要，而在座则以主席为军事权威，在我发表意见之前，容我请教主席几个军事问题。」他随即问了四个很厉害的问题：「第一，衡阳是不是能守得住？第二，如果守不住，日军是不是继续前进？第三，如果继续前进则往哪一方向，是广西还是贵州？第四，如果往这个方向，则可能打到哪里？」对於这种问题，邱军长首先声明：「如果以我本身职务的立场，我是一个军长，为了军事的机密性，即使知道了，我也无法答覆你，但好在今天是一个学术性的座谈会，我姑且以研究问题的性质来谈谈。」他随即坦率地答覆：「第一，衡阳守不住！」当时衡阳是二０七师（方先觉）防守，邱军长以日我双方装备实力等著眼，说明我方守不住的理由。「第二，日人当然继续前进：第三，根据军事地理分析，继续前进以贵州之可能多於广西；第四，可能打到独山。」这是军长以军事眼光所作极为确切的结论。闻一多听完站起来，终於说：「今天我们各方面的专家都有，而军事方面只有主席是唯一的权威，现在听了主席的结论之後，我们谈反攻问题还谈什么呢！老实说，今天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部已经没有希望，都得重新改革，换句话说，就是要造反！我们唯一还存有一点点希望的只剩下军事，而今连军事都已没有希望，日本人一打，我们就没办法守，那我们还谈什么呢！那么，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全面的造反，全面的革命！」在一个革命的营地里，他叫著要革命、要造反，其思想言论之偏激已可想而知。在座其他人都以惊奇恐慌的神色看他，既然要「全面造反」了，座谈会也开不下去了。吃中饭的时间，年轻的罗友伦（时为上校团长）拿著一杯酒敬他：「闻先生，我敬你一杯酒，你刚才说得很对，今天我们青年必须走一条路，你是知名的学者，应该指导我们青年人，究竟我们应该走哪条路，请你告诉我们！」罗逼问他，闻一多一时张口结舌面红耳赤不知如何作答。他的目的当然不是走三民主义的路，最後不欢而散。

我补述这一段的目的，乃是要使後人了解西南联大当时师生的思想状况。当时西南联大的民主大同盟受了共党的渗透而成为其外围，从这个座谈会中他所发表的言论里，可以了解其激烈的程度，此後我们对西南联大闻一多这批人特别注意。照理，第五军只负防守昆明之责，军人不宜干政，但当时的省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云南省军队党部这些机构，都不敢正面拿出力量与匪斗争，邱军长热爱党国，认为以党员的身分，也必须尽己所能去与匪奋斗，西南联大及其教授乃是继省府改组後为我们所注意的一大问题。

㈡学潮的近因

学潮的序幕将要开展。抗战由於胜利得太突然，云南无法复员的军队有二千多，军官组成军官总队（又叫军官团）驻在北较场，以余诏为团长。打了八年的仗，胜利而一下子潦倒地退下来，当然满腹牢骚，因此管理得较严格，平素无法随便外出，但军官总队在以後的事件中还担任了要角。

卅四年十月初云南省府改组後，共匪积极利用龙云所遗留下来的封建残存势力，这批省府旧的班底由於遭受冷落，人人心怀不满，如民政厅长陆子安等是，当时打著民主大同盟的一批人就与他们勾结。十一月初，他们设计采取六个步骤来对抗政府：第一是罢课：第二罢市；第三罢工；第四抗租：第五抗税：第六不当兵。要达成此项计划，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发动青年，举行座谈会，要美国人退出国土。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是钱端升、闻一多这般人於十一月廿六日（按：据一般记载疑为廿五日）在云南大学礼堂举行座谈会，其目的首先要发动罢课。我跟邱军长报告，邱军长说：「你跟省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方面协调协调，看他们有没有办法。」结果经我一问，他们说：「要开座谈会，那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邱军长便说：「我们想办法使这个会开不成。」我说：「报告邱军长，好事情我不一定会，捣乱我有办法！」军长问什么办法，我说：「他们欢迎青年参加，我也带些人参加，使他们开不成，就是开成了，他们讲一套，我另讲一套，他们标榜言论自由，不能不让我讲。」军长说：「好吧！你就带些人去吧！」我於是带了一百三十个包括军事谍报员、情报参谋，连指导员等去。

那时我才三十一、二岁，年轻人有勇气而无智谋，现在回忆起来也很轻率。我所带的人每人身上带一把二十几发的驳壳枪，当天便衣，以我为首带到云大去（按：此次学生聚会疑似因故改於联大操场召开）。当时座谈会的主席是西南联大教授钱端升（钱原为国民党员，後脱离党，为联大名教授），在场有一千多人，他们的职业学生有限，发言者都是事先指定安排好了的。主席开场白之後要大家发表意见，我第一个举手，跑到讲台去，我曾在云大演讲过，和青年朋友很熟，底下的学生便大叫：「他是第五军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底下还有很多人举手要讲话，他们不要我讲，我偏要讲。正在拉拉扯扯之间，有人从背後突然给我一记耳光，随著，底下我的指导员看我挨了凑，便拔枪对空鸣枪，枪声一响，秩序於是大乱，男男女女到处跑。正在这个极紊乱的时候，钱端升用了两句有千钧之力的话稳定会场，转变会场情绪。他说：「青年朋友们！不要惊慌，我们要在枪声底下求得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真是镇压会场的名言，会场秩序被他稳定了，这两句话一直至今印象极深。年青人都喜欢表现勇气的，秩序冷静了一阵子，但最後女学生沉不住气还是跑。会终於没开成，但却帮助了他们，因为我的招牌被打出来了，给他们一个藉口：「军人来干涉我们！」

第二天终於趁机罢课，他们原先的计划便是罢课，而今目的果然达成。十一月廿七日开始罢，四个大学都罢，并且组织了罢课委员会，到昆明二十几所中学去把讲台上课的老师拉下来。接著，部份中学也跟著罢，看了没办法。到了廿八、九日，我们於是也成立了「反罢课委员会」，背後乃由第五军政治部负责，地点设在如安街七十二号，就是云南省军队党部负责人楼兆元（今国大代表）办公的地方。可是我们又错了，罢课委员会组织学生到中学去拉下老师不上课，到街头讲演，我们也组织人到街头演讲，搞不好又在街头打架。满街打架，街头大乱，商人赶紧关门，於是满街罢市，他们第二步骤又轻易达成了，事情越来越严重，学生见了穿军衣的就打，他们知道这是军队主持的。不巧，正在满街打时，军官总队的人也挨揍了，事件开始紧张。

㈢学潮的导火线

星期日，军官总队有八个人，还不知道城内已经闹了事，著军服进城，到昆华女中前挨了痛揍，八名军官鼻青眼肿地回营，换得来二千多名军官情绪激昂：「那还得了，我们抗战八年，不顾生死地奋斗，使这些公子哥儿在後方念书，现在居然还打我们！」二千多军官激动起来了，後来把事情弄清楚，是共党在组织罢课委员会，於是他们也参加反罢课委员会。原来我们和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先生接洽好十二月三日预定复课，但意外事件终於爆发。

㈣一二·一惨案的爆发

十二月一日，军官团里有三十几个人单独成一组，身怀手榴弹进城。当时军官团参加反罢课委员会的都经过我检查不准带武器的，这些人却不到七十二号报到，自己跑到西城即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所在地，见那里有五百多名学生在开会，主席是一个姓潘的美丽的女学生。这些军官虽然穿便衣进去，但军人无论怎么化装也看得出来，学生一看军人进来，就大喊：「国特来了！」学生丢了会不开，把这三十几个人关在里面，拿砖头、木棍打他们，军官想退退不下去，关在墙里，其中有一人警告学生：假如再上来就丢手榴弹。学生不听，於是三个手榴弹丢下去，中间有一个人脑筋灵活些，丢了手榴弹炸墙即逃，几百个学生中师范学院的学生炸死了八个人，昆明一二·一学生惨案便这样爆发了，这是上午九、十点钟的事。

㈤善後问题

消息传来，十一点钟我们开紧急会议，关麟徵（云南省府改组後，第五集团军司令杜聿明即调东北，云南警备司令即以关氏接任）、李宗黄，邱清泉及我四人商讨善後。在无可奈何之中决定三项处理方针：㈠三天内破凶：㈡死者由警备总部负责善後；㈢伤者医药治疗费保证完全负责。关麟徵坐了一部一九四五年最新的Buick一起去联大慰问，关的新车不一会儿即被推倒焚烧，一行人被打了出来。关氏也带了一排人护卫，因严令不准开枪，才没惹大事。事到如今，复课已经没有希望，我於是建议提前放寒假。大家认为这个意见很明智，以为学生一旦放假回家就没事了，想不到事情反而又糟了。十二月三日放假，寒假一放，学生没书可读，陆子安（龙云时代当了一、二十年的民政厅长）幕後出钱收买学生。我们一向忽略封建残存势力，他们一肚子怨气，花钱收买学生与政府作对。学生不放假还好，一放假热闹极了。

㈥李公朴、闻一多之死

这事过後没几天，跟著李公朴在昆华路演讲，骂领袖、骂政府不顾青年。共匪想利用时机把事态扩大，不择手段，在他演讲後回到家门口，即被共匪打死。那时昆明学潮还未了案，惟恐事态继续扩大，我们那里还敢把李公朴打死呢？这是共匪想造成大乱而制造的血案。军官总队的肇事案里（昆明惨案）究竟有没有共匪混在内，我们不晓得，但闻一多、李公朴之死是共匪打的，一般以为是国民党的运用，其实都是共匪做的，二十几年来都没人知道。

㈦惨案的缉凶问题

昆明学生惨案发生後，为惩凶事带来很多问题。我们知道学生是军官总队打的，但投鼠忌器，想查也难查，军官总队长不承认，军官也不承认。事实上即使真查出来，他们也将自辩不是谋财害命，而且是出於义愤及自卫。为了避免万一发生变乱，想办也不敢办了，但缉凶问题在没办法中还是得想办法。

正巧在这个时候，部队从北较场移驻司令部，当时部队里有两个人被判了死刑，一个是姓吕的上尉（按：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页五四三中，此人姓刘，名友沼）另一姓陈的少校营长（按：同书所列姓名为陈奇达），前者盗卖三千套被服，後者偷窃二十几条枪，被判死刑，关在军法处（当时处长为宋长治）。那天在司令部开纪念周，要枪毙这两个人，主席邱清泉讲完话後即要执行，我当时灵机一动，跑上去说：「报告军长，请您下来一下，我有话跟您讲。」军长说：「等一下。」我说：「等一下就来不及了！」当时军长也只好下来，我说：「我们找了一个多礼拜找不到凶手，这不是现成的吗？」邱军长说：「呵！这个对！」当时我们的心情是杀两个人就算了，这是现成的。但要花一番工夫说服，我和宋长治当时就没有执行。

㈧安排替凶

说服的工作开始，我告诉这两人：「假如承认你是凶手，死了也是为党国牺牲，身後一切家属生活费用全由我们负担。」我们答应他一切条件，只要他合作，这个姓吕的很慷慨一口答应说：「你要我怎么讲，我就怎么讲！」我答应给他家属法币二百万，他说：「我要什么钱呀！人都死了还谈钱干什么！」而那个姓陈的少校则有意思，他两百万不干，还价三百万，我们想起来也好笑，要死了还讨价还价。凶手说服了，我们像演话剧一样开始安排口供，当时审判长原定由关麟徵担任，我们料想缉凶问题解决，案大致可以了结。但事情又坏了，明天公审，今天重庆来令审判长改由卢汉担任，卢汉回来想再做手脚已经来不及了。原以为审判一完交付执行，事件总可平息，而今临阵换将，全盘皆乱。审判当天，西南联大学生、教授、法律专家都来了，这两个犯人刚上去，开口一两句话就不对头，这还有什么可审，没审完，马路上传单就印出来了，「凶手是假的！」当然是假的，假的怎么办呢？重庆又来电报改重庆覆审！这不得了，凶手怎会承认？解交重庆覆审，再经时日，他们为自己求生，当然会翻供，重庆派飞机来解两人去覆判，最主要的是美国人也在干涉，因为这个案子太大了（尤其对於此後李公朴、闻一多之死）。我们研究一个人的心理，推定凶手必然会翻洪，当晚一直到天亮，我都在邱军长家研究对策，还是想不出办法；最後还是我跟邱军长讲：「报告邱军长，我是失义之词，我们只有灭口，这个凶手不能到重庆，到重庆我俩都脱不了身！」军长考虑之後下条子，凶手关在二八七团（团长李本勤为驻防昆明警卫团）。邱军长说：「你去，这两个人关在二八七团，打掉！」我们把这两个人打掉，放在墙上，第二天拍照，发布消息：「越狱，格毙！」我们的理由是：凶手将解重庆，畏罪逃亡而遭格毙。（十二月十一日）

随後第五军奉命调南京，我还是当政治部主任，这两人的家眷大大小小都带在政治部三年，一方面替死者负责任，另方面不能让他们走，派人看住他们，不能和外人接近，这案子就这样了了，昆明一二·一事件实情如此。

这案子死了学生，死了李公朴、闻一多，我们这些人照理都要负责的，但关麟徵一肩挑起责任，他报告委员长一切由他负责，最後将关麟徵停职，（三十四年十二月九日）调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卅五年四月），以霍揆彰接任云南警备司令。关氏对这件事很能勇於负责。

㈨惨案的检讨

这一段检讨起来，我们有几点错误：

(1)我们对青年心理缺乏了解：现在我在党部为总干事（按：为中央党部第五组），主管青年运动，较能了解青年。青年不怕枪，我们带枪与学生为敌，他们当然罢课。再者，明知他们要罢课、要罢市，怎么能和他们在马路上打架？我们有决心、有勇气，但没有智谋。

(2)我们对地方民情缺乏了解：龙云下台之後，首府旧班底跟他二十几年，地方残存势力人人心怀不满，是很自然的。共匪利用他们，我们不仅不能利用他，而且使他们联合与我们对立，至少我们应当隔离阻止这些地方势力与匪结合，我们事先没有了解，因而疏於防范。我当时年轻，而邱军长又是军人，对昆明情况没有深入了解，也未曾进一步运用，徒使地方势力与匪结合，终而酿成大乱。

(3)当时军委会可能有共匪渗透：临阵换审判长的事，不是巧合，疑有共党的渗透。

(4)党员缺乏斗争经验：当时在西南联大教授中也有党员，如陈雪屏，查良钊等，但都不敢出头，国民党的同学都不敢说自己是国民党，他们干得轰轰烈烈，我们党员毫无斗争经验。这事我们彻底失败，这些学生也死得寃枉。

问：当时只用便衣军人，有没有运用国民党学生从事斗争？

答：学生参加的也有，但那时不如现在，现在我们还有知识青年党部，那时在学生中谁也不知谁是党员。反罢课委员会也有学生基於义愤来参加的，学生和军人的比例大约是一半一半，但学生没有党部，党籍不可查，他们也不承认。他们之所以基於义愤，是因为我们曾举一个例子：「要美国退出国土，不错！苏俄在东北是否也得赶出去呢？」苏俄占中国地方更多，要撤都撤，这点青年学生容易接受。

问：有没有进行找李、闻案的凶手？

答：进行找了，找不到，知道是共匪打的，那时西南联大共匪所渗透的学生，每人都有手枪的。

问：这个真象难以令人了解，一般人观念都认为是国民党打的，不是共党打的？

答：是呵！不过我可以说一点，当时国民党方面，政府、军队、李宗黄、关麟徵、邱清泉等等，都唯恐不赶快把案子缩小，怎么还敢打死人，把事态再行扩大？当时把学生打死的案子已够头痛了，只想怎么样了这个案子。对於闻一多、李公朴，我们知道他们左倾，心里不满，但是只想把这个已经造成的案子了掉，怎么还会打死人？找了两个凶手了案是没办法的办法，军官总队的学生，我们为了怕肇事都不敢深究，以免惹祸，怎会再去闯祸？这是不可能的事，共匪嫁祸国民党，是他们一贯的作法，这在下次我们还要提及。

问：闻一多死时，第五军在何处？闻似乎死在三十五年七月，离昆明学潮已半年多了，你以为如何？

答：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第五军奉命由昆明开往南京，徒步十数天经贵阳、长沙、岳阳，直到武昌才搭船往南京（三月初到达），中间在岳阳整训二星期。闻一多不是死在三十五年七月，他是死在三十五年元月，我们部队刚离开昆明，在贵阳时知道闻一多死，而李公朴则死在关麟徵任内，当时我们还在昆明，而闻一多则死在霍揆彰任内。我们和陈毅、粟裕的遭遇是在三十五年五月。闻一多的死期记不太清楚，但李公朴的死期记得较清楚，当时人家都谈关麟徵把「黑名单」移交给霍揆彰执行的。第五师离开昆明时，在霍揆彰任内，我们还有一师（二００师）留驻昆明，因为当时昆明情势还不稳。闻一多死绝不在七月，因为那时我们部队在贵阳时接到消息的。在贵阳街上当时还看到日本军队碰到我们满街行礼，部队三月中旬到达南京浦镇，我们的任务是卫戍南京。

问：为什么一般人会怀疑闻一多等人是国民党杀的？

答：闻一多是西南联大最知名的学者，也是美国人很尊重的教授。他的死在李公朴之後约十数日，在三十四年底或三十五年元月，下课回家时打死的，他没参加什么活动。一般人所以怀疑国民党，是因为第五军曾於十一月廿六日在北较场开座谈会，请西南联大教授，目标乃在於闻一多，闻在席上发表了很多偏激之论，要造反、要革命，曾使众人替他惊慌，事後闻一多的死，因之使人联想是第五军打的。闻一多确是当时第五军盯得很紧的一个人，这个我在政治部最清楚。当时外边传说有所谓「黑名单」，闻一多是第一名，李公朴第二名，还有楚图南和潘光旦等。为了解教授言论，我们有名单，目的是想约束他们的言论，但却还没有置之於死地的意念，尤其是打死了学生之後，更没有这个心情。

问：学生惨案的凶手有没有进行调查？

答：军官总队的缉凶我们极慎重，那三十几个人都查了，事前派了一团一营包围起来警戒，搜掉武器，搞了几个晚上，都查不出。实际上我们知道哪几个，但不敢办，他们一肚子怨气，不敢惹，总队中有没有共党渗透，这点我们则不晓得。

问：第五军调南京，与昆明学案有无关系？

答：有点关系，名义上是卫戍南京，当时陈毅已到江苏六合。关麟徵停职本来已经了案了，但百姓对军队还不太谅解，於是在三十五年年初第五军除二００师之外，皆调离昆明。

问：可否将民主大同盟的情形敍述一下？

答：民主大同盟事实上他们没有具体的组织，也并非共产党，他们在西南联大以社团名义，有一个《十日论坛》发表言论，共党利用他们的心理。他们对政府不满，要推翻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他们高唱的口号是「全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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