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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成败之鉴·中华民国学生运动 1 】昆明学潮与李闻血案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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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中华民国学生运动 1 】昆明学潮与李闻血案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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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中华民国学生运动 1 】昆明学潮与李闻血案特辑 -- HGC - (1160 Byte) 2005-1-07 周五, 上午10:41 (770 reads)

H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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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锺起凤：从如今的学潮回溯当年的学潮 (277 reads) 时间: 2005-1-07 周五, 上午11:13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中华民国学生运动 1 】昆明学潮与李闻血案特辑

《从如今的学潮回溯当年的学潮》原刊《春秋》杂志总第709期（1987年）。作者不但亲与当年学潮，且征引彼时原始文献多种，足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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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如今的学潮回溯当年的学潮
作者：锺起凤

〖自大陆各城市的大学生演出示威游行，并大夥儿在校园焚烧报纸之後，我们在电视里看到这些镜头，既为之血脉愤张；又为之心旌摇摇！

因为无论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若有数千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而又此起彼落，都将认为是大件事；何况在中国大陆已经将近四十年不见这般情景了！兹一旦连续出现这阵容滔滔的场面，叫人如梦如幻之余，又充满了新鲜与刺激之感！〗

将产生什么影响

大陆各地的大学生能结队上街游行示威，人人都会感到这是「好现象」，因为学生们「敢上街游行」与「不敢上街游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相信大家对此都能理解，用不着多说。

不过，海外关心国事的人们，多数皆不太躭心学生游行示威的事态会扩大，却对游行後所产生的影响，寄以较大之关切，诸如：

一、大学生们的游行示威行动，主要是争取民主，这对当前的改革派是否能助长声势？能否发生推动（加速）的作用？

二、相反地，这行动是否会给予顽固的保守派以口实，用以打击改革派，反而产生相反的效果？

但笔者个人则以为，大陆大学生之游行示威，争取民主是大前提，其间还附带有争取他们在校内的一切活动与行动的民主与自由，诸如由他们自行组织不受任何干预的「学生会」，即属其中之一。

总之，今天的国内大学生，虽有勇气上街游行、示威、烧报纸，相信他（她）们将不致搞出难以善後的局面。

他们都是第三代

中国人在近四十年来，因为受到毛浑东生前（尤其是晚年）一连串错误政策之累，已失落了一代，从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起，算起来现在的大学生已经是第三代了！中共的第一代，人才济济，可是岁月无情，已经老的老、死的死，仅余邓、胡、赵、李，……几位，抖擞老精神，在力图改革。至於第二代的人才（因为失落了），则犹如海底捞针，好不容易才捞到胡启立、李鹏，……等，有数的几位，亦即前此所谓的第二梯队人物，希望他们能承先启後。所以我奉劝如今北京的高层领导人，应多多珍护第三代，应曲意培育第三代，因为他（她）们绝不似当年的「红卫兵」，没有高高在上的毛主席，「红」既不可，「卫」亦不能！也绝不似抗战胜利後的各地大学生，因为政治情势的不同，争取的目的亦互异。若细心体察他（她）们游行示威的起因，似与心情苦闷，欠缺一份中心思想有关。

近阅报戴，方励之、刘雁宾、王若望，传已开除党籍，相信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时也「化」不起来，游行示威，亦将适可而止了。

写至此，笔者脑际却浮起重重旧景，从如今的学潮，不禁回想起当年的学潮。

学生运动发源地

笔者出身於从前昆明的「西南联大」，当时的「联大」，有学生运动发源地之称，在战後的那几年，笔者曾参与多次的游行示威，留有深刻的感受，曾想将这一段亲身经历作一有系统的记述，因忙於生活，始终未果，而今趁此机会，不妨了却这一心愿，且在下面慢慢道来：

笔者是抗战胜利那年才踏进大学门口的，自胜利之後，从复员开始，便一直闹着罢课、游行示威、逮捕、饥饿、直至大陆易手为止，我做学生的所谓「黄金时代」，就在这暗淡的四年期间渡过；对於当年的学生运动，笔者也曾多次亲身经历，时光荏苒，三十多年一幌就过去了，在此後这些年中，虽不再游行示威，但眼前儿女绕膝，却为生活而奔波；午夜梦廻，每空自惋惜当年的那一派豪兴！

学生运动在战後那动荡的几年中，可说不绝如缕，最先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十二月，率先产生了昆明的「一二、一」学生运动。

在未讲这次学生运动前，先有介绍一下当年学生运动的发源地——「西南联大」的必要。

从抗战内迁说起

自一九三七年芦沟桥抗日烽火初起，当时在北京的几间大学即预备内迁。北京西郊清华园的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城内沙滩的国立北京大学，天津六里台的私立南开大学等，奉教育部命内迁长沙，合并为「临时大学」。翌年（一九三八），因长沙常遭敌机的轰袭，加之战事节节失利，武汉告急，「临时大学」又奉命再迁昆明，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当时，一部份「临大」师生取道广州、香港，绕经越南海防而去昆明；一部份则搭乘其他的交通工具到昆明报到；更有一部份是从长沙经湘西步行几省而到昆明的。领队的就是当时清华的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他在数月的奔波中，连胡须也没有剃过一次。另外也有一些教授同行，如师范学院的黄志坚，名剧作家袁俊（即张骏祥，後为「联大」的外文系讲师，他的剧作「万世师表」中有一幕曾以这次长途步行为背景，写出沿途颠沛流离而又朝气勃勃的生活。）

校委会与教授会

大家陆续到达昆明後，因校舍不敷，文法学院一度曾设於云南南部的蒙自；蒙自这地方原甚荒僻，一下子来了这许多大学生，不但震动了这小城，并且也闹了不少笑话：

清华的一些学生，初到蒙自时，有的还着西装，当地警察少见多怪，甚至以为他们是中央大员，给他们立正敬礼。有些当地人对女学生的服装，常出粗言嘲笑，於是女生从宿舍到校上课，也需要校警沿途保护，以免为街头的顽童投石，过了一段时间，文法学院始从蒙自迁住昆明。

当时西南「联大」的组织也不同於其他大学，它是不设校长，而采用委员制的。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梅、蒋两人皆已在台湾病逝）及南开的校长张伯苓（一九五０年病逝天津）组成校务委员会，但这个校务委员会并不掌握学校大权，实际掌握学校大权的则是「教授会」；而「联大」当时教授阵容之强，可称无敌；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李卓敏博士，当时就在「联大」法学院任教。其後也人材辈出，如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博士就是当时「联大」的学生。

民主墙上的字句

尽管「联大」拥有全国第一流的教授，学生也可称得上集中了民族的英华；但，谁都知道当时「联大」的物质条件很差，校舍设备简陋，教职员过着清苦的生活，学生更有不少家在沦陷区的，经挤接济断绝，迫得除了上课外，要在校外兼职；较好一点的，在昆明市的中小学任教，有的甚至卖报来维持生活。学校虽有公费；但那点公费是很难维持生活的。正为这冷酷而无情的现实，使「联大」的师生对现状颇感不满。其时战事方殷，物价高涨，有的教授学生被迫要出卖自己的衣服用具，来维持食用，所以「联大」的「民主墙」（即学生用的布告栏）上，就出现了「荒年卖的伤心儿，不卖衣裳难活命」这样的字句。他们不再是「天之骄子」，而是在为生活挣扎。他们不满於现状，常用「文字」来表现他们对现实的批评；「民主墙」上每天都贴满了些既辛酸又尖锐的文字；当时，人们常称「西南联大」是「民主堡垒」，就是在这样情形下产生的。「联大」的教授，甚至校务委员，对学生是采放任政策的，谁都可以在「民主墙」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去批评学校甚至政府；但当时还不曾发明「大字报」这项称呼。

举行时事座谈会

造成「联大」这「民主堡垒」的另一客观原因是：其时，云南尚是龙云的天下，谁都知道，龙云对中央的关系是微妙的；「联大」师生所攻击的是中央，所以他也不闻不问。但在一九四五年秋，情况有变了！，一夜之间，云南发生「兵变」，中央掌握了云南，龙云被「邀请」到了重庆，请他出任军事参议院的院长。龙云的军队被「解决」了，由中央军将领关麟徵就任为昆明的驻军司令，李宗黄代理省长。云南遂为中央所统治，并且下了戒严令，其中甚至有「不准集会结社」的一条。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日本虽已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伹国共内战的阴影却笼罩着每个角落。十一月廿五日晚，「联大」的学生在新校舍举行了「时事座谈会」，参加的除「联大」学生外，并有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省立英专及一些中学生，为数约近三千人。事先，昆明的驻军司令曾有公函致「联大」的学生会，说昆明情形特殊，且有戒严令，要求取消这次座谈会；但学生却认为集会是人民的自由，何况又在校内集会，驻军无权干涉；最後并「请」驻军来「保卫」他们的集会。

驻军包围了校舍

是晚的会议进行得很热烈，许多教授都被邀演讲，一致指责内战；但其中也有人发言指责军队的，内容确对军方带有些侮辱性。最後是社会学系的费孝通教授发言。

就在这时，校外枪声突起，一时会场秩序大乱；费孝通大声要求维持秩序，不久枪声停止了，学生也恢复了平静，伹刚才的枪声显然激动了费孝通，他高声向大家说：「我们是在子弹下要求停止内战！」

相继又有许多学生上台发言，有的指责内战，有的指责昆明驻军对他们的侮辱。

本来，事情也不会扩大的，但散会後，却发现驻军却包围了「联大」的校舍，不准学生出入，以致「联大」以外的「云大」、「中法」等学生，只得在「联大」操场上过夜。

匪徒之说太离谱

翌日，昆明出版的「中央日报」刊有一段小消息，大意是说昨晚在「联大」新校舍附近发现有「匪徒」在「图谋不轨」，被驻军「围剿」达一小时，後「匪徒」因不敌而散去云云。这却激动了「联大」的学生，他们要求罢谍，向驻军司令关麟徵及代主席兼云南省党部秘书长李宗黄请愿，并且提出质问：

「昨夜驻军用机枪，甚至小钢炮射击「匪徒」达一小时之久，请问：「匪徒」是从那方来的？又逃到那方去？为什么不再追击？」

又问：「既然射击一小时，『匪徒』死伤若干？死者在那里？伤者又在那里？」

最後，并抗议「中央日报」实乃把他们称为「匪徒」，要求道歉。

三万多学生上街

当日（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在「联大」召集了「云大」、「中法」、「英专」及一些中学的代表开会，组成「反内战罢课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同胞书」；随即就发动了三万余大中学生到街头去宣传示威，对当地驻军，极尽辱骂之能事。同时，「联大」的一部份教授，也组成了「支持学生罢课」的另一「教授会」，他们虽没有到街头宣传；但事後闻一多曾说那天他是「对学生罢课，关怀之极」。

在以後的几天，学生还是到街头去宣传；但也有部份学生不愿荒废学业，要求恢复上课。也有一些学生，在政府的支持下，组成了「反罢课委员会」，刊登报章提出「严正主张」，要求恢复上课，并希同学「勿受阴谋份子利用」。昆明驻军也表示，愿保护学生上课。至二十八日，已罢课的学生，已有八成复课了；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二十八日「反罢课委员会」在开会时，突有「罢课委员会」的百余人冲入会场，提出质问：「你们究竟代表谁？」结果会议开不成，秩序大乱，双方差一点动武。

散兵游勇投炸弹

三十日，「联大」的街头宣传队忽被「武装流氓」所殴击，一些人受伤；同日，中法大学学生所贴的标语，被另一些「武装流氓」冲入撕毁；同日下午，云南大学的反内战标语又为「武装流氓」全部捣毁。本来快要平静的湖面，又涌起了波浪。

十二月一日上午，有一队「散兵游勇」欲冲云南大学，因云大有准备，他们未达目的而退。於是这批来历不明的人们，转攻「联大」拓东街的工学院宿舍，被捣毁後，又去袭击「联大」的师范学院；但校门紧闭，「散兵游勇」们在校门外未能得逞。校内的学生反而给予嘲笑，双方口角、漫骂一阵，不料这批「散兵游勇」被駡到恼羞成怒，竟向师范学院内投掷手榴弹，当时秩序大乱，有人死伤；於是，引起学生更大的愤怒，打开校门和「散兵游勇」直接发生了冲突。

当时昆明南菁中学的历史教师于冉行经该校，上前劝阻，竟为「散兵游勇」骂为汉奸；于冉也曾服过军役，被骂为汉奸，心中不甘，愤而加入学生行列中，结果不幸为手榴弹炸死。此外联大师师范学院的学生潘琰（女、廿三岁）和李鲁连（男、十八岁）及工专的学生张昆华（男、十七岁）等，均被手榴弹所炸死。当时被称为「民主斗士」的闻一多，在事後曾为潘琰写过一篇「小传」用以追念。

发动公祭四烈士

是役也，这批散兵游勇掷了两枚手榴弹，死了四人，重伤者约三十人，其中「联大」学生缪祥烈受伤最重，把一条腿也炸去了。

当日，昆明中央社发出电讯曰：「十二月一日晨，有服装不整齐之人三十余，闯至联大师范学院，发生冲突，投手榴弹两枚，致该院学生四五人受重伤，七八人受轻伤，军政当局闻讯，即亲赴联大调查慰问。并召集联大各院学生听取报告，认为此项事件实为离奇，除慰勉该校学生外，并与该校当局商讨善後，对於手榴弹之来源，正在严密查究。现未复课之少数学校，正由教授及学生家长恳切劝导复课中，学生情绪已见安定」云云。

政府当局虽希望事件能早日安定，然而学生却不肯罢休，他们把死去的四人称为「四烈士」，把他们的尸体移到联大图书馆阅览室中，并发动全市大中学生及社会人士到联大公祭！

竟变成无头公案

同时，因为学生确是被手榴弹炸死的，昆明的教授也行动起来，召集会议，决定「罢教」（其实已罢课多天了，教授们也无法上课。」当时，教授之一以「大炮」闻名的「五四健将」傅斯年，特为此事走访昆明驻军司令关麟徵；据他事後告人，他对关麟徵只说了这样的话：「你杀死我的学生，比杀死我的儿子还要难过，我要你偿还血债。」後来，傅「大炮」又因压服学生复课，竟受到学生及其他教授们激烈的围剿。

昆明事件发生後，笔者那时只是联大师范学院的一个低年级学生，不过随着大家起哄，但我却认为当时左右各报对事件真相的报导均有歪曲，当时合众社有如下一槁，可说是客观的报导了：

合众社重庆五日电：「重庆国共两方报纸，发生极大笔战，互辩谁当负担本月（十二）一日在昆明残杀学生，致手榴弹两枚杀死四人伤十二人之罪。国军喉舌和平日报（按即扫荡报）开始攻击称：『共党独自残杀该等学生。』中共新华日报则宣称：『国民党特务杀害该等学生』。无党派之大公报则称：『该等学生为军阀所杀死』。」

到底是谁杀死学生的？结果却变成一椿无头公案！但据当时昆明军政当局所捕逮的凶手陈奇达、刘友治在昆明公开审讯时称：彼等为左派人士所雇，代价是三万元。关於他们的职业，据称：以前系兵士，现时失业。

朱经农专程飞滇

然而，昆明各大学的学生、教授及各界人士，都否认这次公审，他们筹备为「烈士」举行公祭、公殓、抬棺示威，并控告关麟徵、李宗黄。事件越闹越大，并有蔓延全国之势。重庆方面鉴於事态之严重，特於十二月七日派教育部常务次长朱经农专程飞滇处理，并携有国府蒋主席的「告昆明教育界书」一同前往。

朱经农抵昆明後，即到联大会见罢课的学生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了解事件经过，随即传达蒋主席的「告昆明教育界书」，希望能早日复课；但学生提出的仍是「严惩凶手」和「公祭死难四烈士」。朱氏当时表示，屠杀学生是不应该的，凶手是应由法律严惩，而且谁是真凶？也应有法律依据。

答允公祭四烈士

当日晚上，朱经农召集联大教授，共同劝告学生早日复课，切勿使事件蔓延，这个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仍得不到结论。

恰巧那时，梅贻琦已飞到北京去视察教育，以作清华大学复员的准备，後因昆明事发，又匆匆飞返昆明，协助朱经农解决学潮。那时，「罢课委员会」即派代表去见梅贻琦，陈述事件经过，又提出「严惩凶手和公祭四烈士」，并请求梅、朱两人能作公平解决。

那时，联大的教授会，几乎天天在开会，朱、梅对他们作明确表示：「万事莫如复课急」。但当时即遭到一些「民主教授」们反对；闻一多、张奚若、费孝通诸人皆大发激愤之词，反对复课，一定要先「严惩凶手和公祭四烈士」。当时，联大的训导长查良钊曾代表学生向朱、梅两人转递对复课的意见书。消息传出，学生又组织了反对复课的纠察队，情绪又似一触即发了！最後，朱、梅两人曾向学生、教授作息事宁人的保证：「严惩凶手」可在两个月内去力争；同时又答应了他们「公祭四烈土」的要求。

四壁挂满了挽词

本来「四烈士」的尸体是放置在联大图书馆阅览室的。公祭那天，学生们大张旗鼓，发动全昆明的学生、市民参加，并且在热闹的街头设有路祭亭。他们要利用公祭的机会再来一次大示威游行，此时也收到不少校外人士所送来的带有极大刺激的挽词，高挂在联大图书馆的四壁，其中有署名「一群学生」的，写的是：

不实现联合政府，屠杀人民事件永无止境；

非放弃一党专政，镇压学生集会竟也枉然。

又：朱经农的老友，学者陶行知，也挽了一首新诗，兹录如下：

『…………

流吧！流成血的鸿沟，

让鸿沟里沸腾了血，

内战魔鬼过不去，

中国免於毁灭。

死吧，前仆後继的死吧！

让死尸楼梯样排列

自由神走得下来，

千古奇寃一齐雪。』

当日使人最注目的一副挽联是：

小百姓谈民主，含冤入地矣！

大人物核宪政，还政於民乎？

这副挽联是昆明民主同盟机关刊物「民主」杂志所送的。梅贻琦、朱经农也送了花圈，他们并被邀请出席了公祭会。在公祭时，那篇白话的祭文也是「控诉」政府的好文章，里面有句云：

「自由民主在那里？」

公祭前，联大及云大的合唱团在那里唱挽歌；本来，挽歌是哀伤的！他们如诉如泣在唱着：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

别再为祖国的明天而担忧……」

公祭之後即出殡

公祭开始时，群众气氛比较肃穆，陷入沉默的哀悼中；但如诉如泣的歌声渐渐把大家的情绪激动了，一变而呼出了慷慨激昂的反政府口号！合唱队跟着也唱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民主是那样？」这是一首具有煽动性的歌。由孙慎作曲；歌词有：

「民主是那样？民主是一杆枪，拿到手来自由幸福才能有保障。……」

这等於公开的与政府对抗！此外，还唱有讽刺政府的「茶馆小调」。

由於公祭会场秩序混乱，军队也曾一度出现，学生们见到军队，又是侮骂，形势颇为险恶，幸学校当局劝告军队撤离，当时，朱经农及梅贻琦也曾受到学生的侮辱。

公祭以後就是出殡了！这是经「罢课委员会」发动了全昆明大、中学生及社会人士参加的，所以，送殡的达三千余人。前面有一横幅，用墨笔大书「学生魂」三字。

第一个开路的是坐在黄包车上被炸断了一条腿的缪祥烈，接着是潘琰的棺木，跟着的是一群女生组成的挽歌队，再下是一队尼姑，然後是联大学生、中学生、社会人士；再次是云大学生。

第二队是于冉的棺木，以下是男生的挽歌队、和尚、云大学生、中学生、市民。

第三队是李鲁连的棺木，以下的男生挽歌队，联大学生，联大教职员、中学生、市民。

第四队是张昆华的棺木，下面是张的母亲（由女生扶住），女生挽歌队，和尚，中法大学的学生、中学生、社会人士，殿後又是联大的学生。

当送殡的队伍经过大街小巷时，沿途有军警保护，学生也沉默着，不再呼口号，只唱挽歌，市民都出来围观。联大校友会及民主报社等在昆明南升街等热闹地区都设有路祭台。

惟有提前放寒假

在游行的过程中，能维持良好秩序，主要是因罢课委员会的决议：「用沉默来抗议」。学生都没有喊出口号，也没有其他刺激的标语、旗帜，但是以四口棺材作为「沉默的抗议」毕竟是最讽刺的。

再说游行队伍安排，前後都是大学生，当中都是中学生和市民。这也看出他们的苦心，不想再与军队冲突，甚至预备到即使一旦发生冲突，大学生可以保护中学生及市民。

游行历四小时後回到联大的校园安葬，最後由闻一多教授演讲，大意是说这是昆明市的力量再一次的表现，是云南起义後，今日还是第一次。又说：四烈士的血不会白流的，因为人民已觉醒；并称「一二，一」那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最後他号召青年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散会後，已是夜深了，联大的教授会仍在开会，讨论复课问题，都以为公祭和游行後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了。不料罢课委员会的代表们却反悔，说不严惩凶手决不复课。面色铁青的朱经农当即向教授们表示：教育当局决不让步。如学生不复课时，即提前放寒假。

几经接触，学生总是不肯复课，於是「西南联大」在是年十二月中旬便提前放寒假了。

难为了大学教授

由於提前放了寒假，同时，教育部又通令内迁各大学，利用暑假做复员工作，因而一九四六年的暑假也提前在五月开始了。这使许多师生把目标转到准备复员中去。昆明的学潮，无形也告终了。

经昆明这次学潮後，有些教授的声誉提高了，得到学生的爱戴，如闻一多、费孝通、潘光旦等；但也有一些教授则被贬低了，如沈从文、傅斯年等。尤其是傅斯年，他因曾襄助朱经农逼使学生复课，某些学生曾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为标题，在民主墙上对他作人身的攻击，甚至劝他自杀。学生的这些舆论，也影响某些教授在後来的学生风潮中所处的立场，即不敢再公开的反对学生，有些投机者甚至要用拥护学生的主张来提高自己在学生中的威信。

滇学潮涌向全国

昆明的学生运动虽结束，但他却影响了全国各地的学生，诚如广州学生在二月五日的反内战大游行宣言中所说：「昆明死难四烈士的血迹终於给我们开辟了走向民主、自由、和平的道路。」

接着来的有南京的二千余学生游行示威，反对读党义；重庆有万余学生游行，表示他们对国是的意见。上海当然更不会沉默，早在胜利初期，柯灵和唐弢合编的「周刊」，郑振铎主编的「民主」这些刊物，就发表了不少反对政府的言论：在昆明事件中，它们都刊登了联大学生会及教授会的罢课和罢教宣言，要上海的学生用行动来作昆明学生的後援。电影演员石挥，曾写有「上海没有学生」一文，对上海学生的沉默，表示不满。但那时上海的一些大学，如交大、复旦、同济、暨南等尚未复员，留在上海的一些大学如沪江、圣约翰、东吴等，因学生出身不同，所以未能有所表现。但青年学生是敏感的、盲目的，又有的是充沛的精力，在被人煽动下，也会走上街头示威了。

上海又有大游行

那时，昆明死难者之一于冉的妹妹于瘦梅恰在上诲，她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廿三日在沪西玉佛寺举行了「于冉追悼会」，有不少民主人士参加，并作讲话，本来只准备在玉佛寺开过追悼会就了事，但在演讲中，柳亚子希望当时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有良好结果，能成立民主自由之中国，成立真正由孙中山先生创导之民主国家。马叙伦则仿章大炎的口吻提出：「争取民主，争取民主，必定要争取民主！」当时的「之江大学」教务长林汉达上台说：「我是传教的，耶稣说：我们只要相信，不疑惑，我们可以叫山离开这里，到海里去，山便到海里去了。同样的我们可以叫反民主离开这里，到海里去，他们便到海里去了；我们心里须相信我们有这种力量。」

这时，群众情绪激昂，要求会後游行。但已将下午一时，警备司令部负责人入场劝阻，惟群众坚持，并挑衅的说：我们有游行的自由。最後，上诲警备司令部人员乃答允游行，并派军警沿途保护。这次参加游行的有大中学生、职工约四千余人，由警备司令部巡查队前导，队伍自玉佛寺出发，经过戈登路、循静安寺路入南京路折入河南路、汉口路以迄外滩，途中高呼口号，队伍中甚多十余岁之中学生，以至声嘶力竭。游行所经之马路地上及墙壁均以粉笔写满标语，经过上海「和平日报」门前时，曾喊出：「拿出良心来讲话」的口号。游行达四小时，集合在外滩公园广场，唱「安息吧，死难的同学！」「民主在那里？」「民主颂」等歌曲。五时许始宣告散会。

要苏军退出东北

是年二月间，因苏军停留东北不撤退，阻碍我方接收，加之工业接收专员张莘夫在东北为苏军杀害，也曾激起了学生运动。在二月廿三日，上海的苏联领事馆正庆祝红军节，招待中外官员时，就有圣约翰、光华、震旦、大夏等大学的数千大中学生在细雨霏霏中集合於外滩公园，整队走向外白渡桥苏联领事馆门前，高呼口号，要求：「苏军尊重条约精神」；「立即撤退东北苏军」；「打倒出卖祖国的任何政党」。并有代表演讲谓：「我们抗战八年的目的是甚么？就是为了东北领土的完整，今天我们要维护主权完整，要苏军立即撤出东北。」

其时，重庆也有学生示威，反对苏军继续停留东北，他们具呈政府，要求完全公布关於中苏东北谈判的经过，并号召各政党合作，以便应付局面。

廿五日，北京地区有二千余学生示威游行，喊出「苏联帝国主义」的口号。

「西南联大」，也於二月廿五日下午就东北问题举行扩大座谈会，到各校学生及市民约四千人，该校训导长查良钊、教授雷海宗、苏棠等均出席。雷海宗并发言说：「我国建国大部份资源在东北，丧失东北就谈不上建国。」查良钊也在邀请下发言，说要尽最大的努力与决心，争取领土完整。

对抗议苏军停留东北，全国各大学教授数千人也发表宣言，签名的不但有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等，也有民主人士储安平、吴世昌、吴恩裕等。

联大复员的一页

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五月四日，「西南联大」放暑假了，同时宣布联大结束。学生按照学系及志愿分配到清华、北大或南开。南开也由私立改为国立大学，仍由张伯苓任校长，清华的校长是梅贻琦，唯原北大的校长蒋梦麟已出任国府行政院秘书长，改聘卸任驻美大使胡适为校长。学生分批复员，大多由昆明经重庆，再沿长江到上海，然後北上。

「联大」的复员，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很重要的一页，它将意味着昆明已不再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了，今後的学运中心，将迁移到北京、上海和南京了，因为这三个地区集合着多数的大学，实际领导学生风潮的「学联」，也把重心工作放正北京、上海和南京。

李公朴、闻一多的被杀害，表面看起来，似与学潮无关，其实不然，尤其是闻一多，他是昆明学潮的领导者，在国际上已有地位，他的被杀，影响甚大，同时也说明当局对学潮的处理不当，以後才引起大患，笔者感到实有必要略为说一下他们的被杀的情形，也可反映一下那时候的政治形势。

这时「西南联大」的学生已复员，昆明当局错误的估计，学潮已平静了，不会再有甚麽乱子发生，因而才出现了李、闻被杀事件。

李公朴其人其行

李公朴早於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即在上海曾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人员，不久就离开军队赴美留学，他可以说是一个很艰苦的留学生，曾在餐室中洗盘碟，也曾在阿拉斯加的鱼类工厂做苦工，甚至行乞。在留学期间，曾给邹韬奋的「生活周报」写过不少的通讯，流露了他的爱国热忱。一九三一年回国後，帮史量才办申报补习学校，组织职业青年，并从事成人教育，他那时曾参加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的「人权保障大同盟」。一九三六年因呼吁团结抗日而被逮捕，是当时的「七君子」之一。抗战时获释，一度曾到山西工作，皖南事变後，由重庆迁居昆明，住在有「教授之家」之称的昆明市北门街，曾开设有北门书屋，北门出版社，和高寒（即楚图南）、曾昭抡、潘光旦等时有来往，因而加入「民盟」，并任「民盟」中委，对当时国府多作无情攻击。

返寓所突遭枪击

李公朴被杀那天晚上七时许，李氏因事与其夫人张曼筠外出，八时同到昆明戏院观剧，十时许出影院在轩屏街搭公共汽车回北门街寓所，於青云街下车，走入通大兴街的小巷时，就突被枪击，当时李夫人还以为是车胎爆裂声，但却见李氏已倒地呻吟於泥泞中，於是才大喊！但那时大兴街冷静异常，她正单独扶救中，适有云大学生数人行过，才协助送往北门外的云大医院，那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了，李氏神志仍清。伤在腹部，子弹由後腰射入，在左的腰射出，血未外流，至深夜伤势严重，并口吐鲜血，医院立即动手术，延至翌晨一时终告不治。在死前曾大駡「无耻」，并说：「我为民主而死。」

李公朴死後，「民盟」发表宣言，要求严惩凶手，并且更露骨的向政府侮骂，那篇宣言便是闻一多撰写的，内文说：「法西斯份子显然不是仇恨公朴，而是仇恨民主、仇恨和平；不是向公朴先生开枪，而是向民主宣战、向和平宣战！」

事隔不久，闻一多又被杀於昆明。

闻一多原习美术

闻一多，原籍湖北浠水，原来叫闻多，闻一多这名字这是他入清华後潘光旦给他起的，在五四运动时，他曾在清华的饭厅前贴了一首满江红词，表示出少年时代的爱国热情。留美时，入芝加哥大学，习美术，和粱实秋很友好，那时他完全是一个浪漫派的艺术家，不修边幅，课余写诗自娱。回国後曾在山东大学任教，後回到清华任中文系教授，著有新诗集：「死水」及「红烛」

在清华时，把自己关在书斋，不问世事。抗战後，流离於大後方，生活清苦。从这时起，和一些民主份子交往，常在学生面前或报刊上攻击政府，故被人给他起了一个俄式的名字叫做「闻一多夫」（还有一个则是罗隆基的「罗隆斯基」）。他因是「西南联大」的「一二、一」事件领导者，并且以此为光荣。在李公朴被刺後，他曾以「民盟」云南负责人的身份招待过一次昆明的工商界，对工商界的困难表示同情，当然大骂政府一通。

「西南联大」复员後，他又在「云大」演讲，要「云大」的学生保持昆明学生的「光荣传统」。他还曾出席李公扑追悼会，在会上说：「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并说：李公仆被杀，是全昆明的耻辱。

闻氏父子同罹难

闻一多的被杀，中央社曾发电讯云：「今日（是年七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三十分，联大教授闻一多借子闻义和，由府甫道民生周刊社外出，北向行进之际，突被一穿青色衣服及一穿灰色衣服之暴徒两人开枪狙击，闻氏父子当即应声倒地，岗警闻声，将受伤之闻氏父子送「云大」医院救治，闻一多腹部中弹多发，於送医院途中毙命。」

本来，闻一多是预备在七月十七日离昆明飞往重庆的，他的夫人和其他子女已先去重庆，住在「西南联大」招待站，谁知他却死在昆明。

这时，全国已风声鹤唳，传说邓初民、陶行知、沈钧儒、罗隆基等已上了黑名单。七月十九日，「民盟」有十一人到美国领事馆去避难。当时周恩来在上海曾发表谈话，说：「国民党或可将昆明的恐怖行动搬到南京、上海来。」作家茅盾也说：「革命者以牢狱为短期的休息，以死为长期的休息。」

乃国家之大不幸

闻一多的被刺，的确是震惊中外的，因他不单是民主斗士，而且还是一个著名学者，因此，全国各地，都为他开追悼会。七月廿四日，「西南联大」开追悼会，到会者六百多人，由梅贻琦主祭，雷海宗报告闻氏生前事略，教授黄钰生、马忠也发表谈话。

上海的清华校友会也在天蟾舞台开追悼会，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也以清华校友，湖北同乡的身份参加。

留在重庆等侯复员的清华教授，闻一多的生前好友冯一兰、汤用彤、金岳霖、叶企荪、冯至等三十多人也发表谈话，说：

「同人等留渝待机北飞，蒿目时艰，不胜忧戚。不意噩耗传来，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横死，闻一多先生一代道才，对中国学术贡献极大，深为国内外所景仰，现遭此不幸，同人等悲痛之深，无可言喻，国家法纪何在？学术尊严何在？闻先生之死，乃国家最大之不幸，希政府严惩凶手，追究主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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