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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苏俄在中国 2 】鲍罗廷与中华民国内乱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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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苏俄在中国 2 】鲍罗廷与中华民国内乱特辑 -- HGC - (1202 Byte) 2005-1-04 周二, 下午11:05 (677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退职委员：鲍罗廷怎样利用汪精卫？ (外一种) (278 reads) 时间: 2005-1-04 周二, 下午11:22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苏俄在中国 2 】鲍罗廷与中华民国内乱特辑

本贴内容包括：

退职委员：鲍罗廷怎样利用汪精卫？

简又文：鲍罗廷过郑回俄记

其中，《鲍罗廷怎样利用汪精卫？》原刊《春秋》杂志总第229期（1967年）。建议一般读者在阅读本文时，同时参考【成败之鉴】马日铲共特辑有关内容，以利更全面地理解彼时情况。
http://www.hjclub.com/Showtopic.asp?ID=551888

《鲍罗廷过郑回俄记》作者简又文，即后来以太平天国史专家而传名的那位。原文刊总第229期（1967年）。

■ ■ ■ ■ ■ ■ ■ ■ ■ ■ ■ ■ ■ ■ ■ ■ ■ ■

鲍罗廷怎样利用汪精卫？
作者：退职委员

<春秋第二二六——七两期，曾连续刊露许克祥团长「马日事变回忆录」全文【HGC：即“成败之鉴”系列“马日铲共”特辑所收许克祥回忆。】，以当事人纪述当时事，不啻时下电影明星之随片登台，真人真事，有声有色，使此全世界共党第一次受到武装攻击时之史实，得以留传，弥足珍贵！

笔者当时适于役武汉，与汪精卫、唐生智诸氏颇有过从，惟往事成尘，早巳如梦如幻，今得读许团长大作，而曩年陈迹，又一一涌上心头，偶因技痒，爰就记忆所及，暨所保有之断简残篇资料撰成此文，试投春秋，狗尾续貂，不暇计也。>

陈独秀自承行动太幼稚

按民国十六年间，国民党中央已分裂为二：一个在南京，一个在武汉，即民国史上所谓的「宁汉分裂」是也。南京的中央，以蒋总司令为中心；武汉的中央，则以汪精卫为傀儡，实际则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及第三国际派来的鲁依所操纵，中国共产党则在其卵翼下求生存。鲍罗廷等手法高明，始终利用国民党左派为挡箭牌，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初期的「联俄、容共、农工」三大政策之下，极尽搞风搞雨之能事。当时长沙为共党在两湖（湖南、湖北）赤色恐怖的中心，亦为其势力的大本营，殊不料在长沙「马日事变」中，居然一败涂地。其所以迅速的崩溃，实有其远因与近因：就其远因而言，共党认为这是「农民运动进步得太快」而其行动又过于幼稚。即如当时共党之「湖南各团体代表请愿团」代表简传良向武汉国民党中央所作报告云：「这次长沙事变的远因，是农民运动进步得太快，又缺少经验，乃波及于军队之故。」

其时陈独秀对于此点，亦曾在武汉中央作出报告，据陈道：「湖南初期的农民运动，因缺少党的指挥，遂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行动，如捕人、罚欵、阻禁、企图均分土地等等，都流于过火。同时又举行宗教革命（如毁庙、毁祖宗牌位）、道德革命（如妇女解放）等，遂引起一般社会之惊恐；土豪劣绅复捏造许多事实在军队中宣传；反对土地改革及根本反对民众运动之右倾份子更从而张皇其词，使湖南出身的军官咸抱不安，对湖南农民运动多少都表示不满。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共党对于这次溃败，除了陈独秀所谓的「幼稚行动」之外，另据简传良的报告云：

「这次长沙事变的近因，则是谣言挑拨，说农民自卫军要夺取驻在长沙的唐生智所部第三十六军和第三十五军的枪械。两军听见了这个谣言，就同时戒备，在驻扎地点满布沙包，各商店也因之罢市。恰巧那几天长沙北门起了一次火警，农工纠察队去维持治安，和当地驻军又发生冲突，于是谣言更甚，加之夏斗寅在湖北叛变，长沙谣传武汉的国民政府已经解体，武汉秩序紊乱，汪委员（揩汪精卫）跑了，谭委员（指谭延闿）逃回湖南了，鲍顾问（指鲍罗廷）被枪毙了，人心越发摇摇不定。到了二十一日的晚上，农工纠察队就同长沙驻军发生冲突，事变于是掀起！」

汪精卫宣读唐生智来电

至于武汉方面，在事变前数日原已风闻许克祥团在长沙有异动之可能，武汉当局已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缓和湖南方面的情势，迨「马日事变」掀起后，鲍罗廷异常焦急，急欲与特别委员会五名特派员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汀及唐生智所指派的周鳌山、邓绍芬等赴湘，一面查办许克祥，一面查办农运行动过火。此事是经鲍罗廷亲自决定的。但一直到「马日事变」后的第四天，即五月廿四日夜间两点钟，在武汉的汪精卫才接到唐生智自河南前线打来的电报，表示唐本人对于这一事变的态度。第二天（廿五日），武汉当局始着手处理这一问题。据汪精卫当日在武汉中央报告时说：

「唐（生智）总指挥昨夜有一个电报来，是拍给谭组安同志【HGC，即谭延闿。】和本席转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内中包含有三个电报：其一是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张翼鹏于廿一日拍给唐总指挥的电报，说是十九、二十、廿一等日，长沙农工纠察队和驻防军队发生冲突，纠察队分三处抢夺第三十五军留守处的枪械，同时并揭出打倒三十五军的红旗，三十五军为自卫起见，乃将纠察队解散，秩序虽然恢复，情形仍很严重。本人（张自称）供职无状，未能事先预防，应请严加处分。其二是湖南省执行委员会廿二日拍给唐总指挥的电报，不外说湖南的农工运动，流弊太多，以后应设法消弭等语。其三是唐总指挥的复电，告诉他们三个办法：（一）驻长沙各军，暂时统归张代主席指挥；（二）召集长沙军界官长全体会议，讨论办法；（三）以全体会议署名，贴出如下各种标语：『拥护中央党部』，『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军事委员会』，『拥护联俄联共工农三大政策」，『拥护湖南省党部、省政府』，『拥护佛化农工商学兵联合起来一致革命』，『铲除造谣惑众的反动派』，『拥护第二次北伐』等。」

汪精卫接着又报告说：「唐总指挥在来电中表示，此次湘垣军民冲突，必有奸人挑拨离间，应请中央派员查明处理，并派出总指挥部秘书长邓绍芬随同中央特派员前往调查解释，以免再生误会，惹起纠纷。」

唐氏这次由河南前綫拍回的电报中，对于如何查办「马日事变」主角许克祥一事，根本不提，只说已请张代主席约束所部军队。似此情形，当时的武汉中央亦只能等待特别委员会到长沙调查拟定办法后再议。

陈公博报告赴岳州经过

接着鲍罗廷及五名特派员于五月廿五日正午十二时由武汉出发，直赴长沙，当晚到达岳州时，即由彭德怀密告，许克祥已拍来一逮捕与就地枪决之电，鲍等闻之惊骇万状，六人皆连夜逃回武汉。他们回武汉后，对于湖南问题却拟定了几项办法，其经过及内容是由陈公博向武汉中央报告的，陈在会议上报告说：

「上星期三（五月廿五日），中央政洽委员会派谭平山、彭泽湘、周鳌山、邓绍芬及本席五人组织特别委员会赴湘调查军队与农工之冲突，同行的有鲍顾问。吾等行抵蒲圻县时，有人说长沙已经无事，又有人说长沙情况仍不好，是不能去的。于是，吾等在蒲圻发出两电致岳州驻军周团长，周却复电欢迎特别委员会赴岳。当晚十二点半吾等到达岳州，在岳州又得到长沙不大好的消息，还主张谭平山、鲍顾问、邓绍芬先回，暂留周鳌山及本席二人在岳观望一下，嗣因在岳州无大作用，遂面请周团长将特别委员会的意思转达长沙。因当时须有一个决定，遂主张湖南省政府改组，军队不得再与人民冲突，制裁越轨军人，善后静候中央处理。」

陈公博报告后，总算勉强交差，至于特别委员会上项意见中所谓「制裁越轨军人」一点，目的在使长沙反共行动成为非法。这一办法，经武汉中央转知唐生智后，也获得唐生智的支持。唐乃派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赶湘执行。武汉中央也任命周斓为中央特派员。周斓行前，曾与汪精卫面谈数次。事后，据汪氏在中央报告云：

「长沙事件应有一个处置办法，今天（六月三日）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亦系中央特派员，曾面告本席，谓执行中央命令一层可以做到。制止军队、制止农协，应该同时进行。此次长沙冲突很厉害，农会与军队自相残杀，并闻何键军长的哥哥及某团长在事变混乱中均被杀。如只制止军队，不制止农会，亦属不好。目前处置，应制止军队，制止农会。因为不制止农会，则湖南人民更形恐慌；只制止农会，则军队将日渐刁难。」

鲍罗廷决定处置的办法

据笔者所知，当时周斓与汪精卫洽谈结果，对于特别委员会所提意见，除「湖南省政府暂维现状」外，其余各点决定办法如下：

（一）湖南省政府暂维现状，由武汉中央体察情形，决定改组办法。

（二）湖南省党部及农民协会、工会等均应改组，其改组办法由武汉中央决定之。

（三）长（沙）岳（州）一带部队，均归副军长周斓指挥，所有越轨行动之军人，由周斓查办。

（四）军队及农民武装团体，均应即行停止军事行动，如有不服制止者，当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之制裁。各部队之进止，须听周斓指挥，各农工武装团体应回原地，两方均绝对不得有寻仇报复举动。

（五）其他一切事宜，均归特别委员会办理。

上述处置办法，在表面上虽是出于所谓特别委员会的建议与唐生智的同意而经武汉中央所决定，但实际上皆是出自鲍罗廷的主张与中共的同意。虽然当时第三国际派来的代表鲁依极力主张采取暴动的手段，但鲍罗廷却坚决主张利用武汉中央及国民党左派为解决问题之幌子，以维持与左派的合作。当时鲍罗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此事，曾表示如下的意见，鲍说：

「现在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什麽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我们工农运动做得太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结果弄得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我们现在必须向国民党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的合作，尽量利用他们，才是中心问题，假若现在我们与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完全的失败，我们将变成甚麽也没有了。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便是指的与他们现在武汉的中央合作。国民党武汉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我们若离开他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若不是决裂便是政变。现在我们党内有此危险的倾向，我们应该攻击此一倾向（暗指鲁依）。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我们的胜利，便是土地革命。」

牵着鼻子走通遇决议案

共党对国民党左派的让步，实为需要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为了迎合左派，乃以杜绝「幼稚行动」为由，企图恢复并扩大其农村政权，遂利用武汉中央及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席会议，通过关于「成立农村自治机关」的决议案如下：

「为整理及发展农村民众运动起见，应急速成立农村自治机关。但国民政府（揩武汉中央及汪精卫等一班傀儡）一面使农村民众已得之权益得到保障并得合法行使，一面严禁任意危及个人之自由及财产。但国民政府农政部所拟县区乡自治暂行条例草案尚未公布；即使公布，亦非短暂时间所能实行。为应付此过渡时期，应即设置县区乡自治筹备会，使在国民政府主管机关特派员指导之下，担任县区乡民会议及县区乡政务委员会之筹备，并代行县区乡民会议及县区乡政务委员之职权，以杜防民众之幼稚及不合于中央训令之行动。」此一决议案，自有其天花乱坠的大篇理由，把汪精卫等蒙在鼓里！

武汉方面所定处置长沙事件的办法，并无效果。当许克祥驱除长沙的共党份子及解散其团体后，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临时办公处，推定周荣光、李殿臣、许克祥、王东原、张敬兮五人为救党临时主席团。陈其祥为驻处常务委员。并邀仇鳌、彭国钧、萧翼鲲等讨论救党方式，决将今后党务交由真正国民党员主持。主席团并发布讨共党通电，要将共党一切暴行悉予涤除。五月廿九日又成立救党委员会，设清党、组织、宣传、农工、妇女、青年六股。到了六月二日，通告各县市党部，组织分会，厉行清党，规定所有党员均须重新登记。这一反共行动和组织，虽受到武汉中央的反对，却迅速地获得南京中央的支援。除由蒋总司令委许克祥为独立师师长外，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并派周震鳞、仇鳌、覃振、林友宇、刘岳峙、廖维藩、彭国钧、李毓尧、贺楚强、孙佐齐、吕振羽、陈廸光、萧汉藩、王凤喈等为湖南省清党委员会委员。

老史来训令十足打官腔

迨周斓由武昌抵达长沙后，长沙全市的国民党员于六月九日在教育会坪开欢迎周副军长大会，周斓偕仇鳌到会，大会决议公推周斓为湖南救党委员会委员，请周斓参加救党运动及奖励马日铲除暴徒的武装同志。周斓鉴于长沙军民反共情绪之激昂，实亦无法执行武汉中央的决定，他曾致电武汉当局。谓：「农民协会反对政府，请派兵剿灭。」唐生智对于长沙情势，有意不睬不理，武汉中央当时亦无奈之何！

当两湖反共事件的报告到达莫斯科后，史大林于六月一日曾给鲍罗廷和鲁依一项训令，要他们武装共产党员及农工，改组武汉国民党左派的中央，惩罚「残害工农的军官」。老史的这通训令内容如下：

「没有土地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指蒋总司令）的可怜玩具。反对过火行动是需要的，但不要使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地夺取土地。不应该脱离农民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促进它。不然，就会把事情搞坏。

「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会里几位元老（指汪精卫、谭延闿等）惧怕事变，遇事动摇与妥协。我们必须多多从下面吸收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会里去。他们勇敢的呼声会使元老们坚决起来，或者把他们抛掷出去。目前国民党的机构必须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务必一定加以刷新，而补充以从土地革命中提拔出来的新领袖，并用工会和农会的千百万会员扩大外围。不然，国民党就会有脱离实际生活和丧失一切威信的危险。

「必须消灭对不可靠将军们的依赖。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的军团，利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做指挥人员，并且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的可靠的军队。不然，就不能保证不垮台。这是困难的事情，但是没有其他的途径。

「要组织以非共产党员的著名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罚与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可只从事劝告。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罚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做革命的雅可宾党人，那末他们不论对于人民和对于革命都是会灭亡的。」

看罢这一通「训令」，可见当时史大林不可一世的气焰为何如！

对武汉中央采强硬态度

此时中共中央亦通过蔡和森所拟两湖决议案，决定要在两湖大搞暴动，准备以武力改组武汉左派的中央。此项决议案的内容大要如下：

「当时和森提出所拟之湖南、湖北的决定案（已在常委会通过），要求政治局讨论追认。关于湖南决议案的大要是：（一）坚决的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许克祥，向长沙取围攻封锁之势；（二）绝对不要相信和倚赖左派国民政府合法的解决，他是故意纵容许克祥的，即使有所谓合法解决之日，他不过是用法律手段来代替许克祥的暴烈手段，即合法的来取消我们的农民运动；（三）自动的没收土地，农民势力到那处即将那处的敌人杀尽，土地没收，并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四）在此反许（克祥）争斗中，应发展农军至五万以上；（五）在最短期间发展国民党群众至三十万以上，准备推翻现在代表土劣军阀的国民党中央。关于湖北的是：（一）积极号召全省农民群众，抵抗白色恐怖，向地主土劣军阀猛烈反攻；（二）积极利用省政权（已在我们之手）、县政权，扩大省防军及工党武力，尽量肃清各县一切敌人；（三）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及同志们的武装；（四）自动没收土地；（五）迅速准备广大群众势力推翻国民党土劣的中央机关，并改组之。」当时鲁依对于蔡和森所拟的两湖议决案表示完全同意，认为与国际来电（指老史的训令）相合。所以此时共党亦对国民党左派改取强硬态度。是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向武汉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削平湖南反革命」强硬行动办法。

洙萍路暴动农民竟倒戈

汪精卫对中共的答覆是：「中央现已派人调查，对武人越轨行动，定要制裁；对农协幼稚，也要纠正。」同日，中共又发表一项「告全国农民群众书」，要农民起来暴动，书中有云：

「湖南农民是整个农民运动的先锋，应当反对大地主豪绅及反动的军阀，你们应当在乡村中建设民权自治政府及土地委员会，你们应把大地主资本家公司与基督教会的土地收归公有，你们应当破坏豪绅的政权，你们应当将豪劣所覇占的所谓公有田地，以及庙宇祠堂的田地拿回来，交与乡村自治政府中的土地委员会，你们应当武装起来与反动势力奋斗，而保持革命中所得之胜利，长沙的反动军阀应当推翻。……」

此时共党内部亦加紧实际行动。不久，共党在洙萍路（洙州至萍乡）集结一批武装农民，企图进攻长沙。并裹胁工人，勒缴矿警枪械。粤汉路湘鄂管理局乃据实报告武汉中央，内容略谓：

「洙萍路为武装农民所占领，交通断绝，安源萍乡等处有存煤一两万吨不能运出；又不准米粮入口，五六千工友看看有饿死之虞；武装农民并包围萍乡煤矿，要勒缴矿警的枪械，形势严重，请示办法。……」

当时武汉方面所获得的消息是：武装农民因胁廹洙萍路工人，而与工人发生冲突。汪精卫闻报曾讽刺的说：「在革命之中，农工也发生了冲突，可见得农民不能领导革命。」更意外的是，这批所谓「农军」结果竟在萍乡对共党倒戈，实行「捣乱各法团」，会合所谓「土豪劣绅乘机杀死共党负责同志多人」。

共党瞎胡闹孙科发议论

共党胁廹农工进行暴动的举动，完全陷于破产的境地。伹他们以往开口闭口就是几百万、几千万农民起来了。如今到那里去了呢？当时孙科在武汉中央对此曾大发议论，孙科说：

「他们（按指共党）口里嚷着湖南有两百万的农民起来了，起是起来了，但一下子就被军队压下去了。而且打破了联合战线，闹出很大的乱子。不伹没有新的政治经济的组织，连原有的旧组织也破坏无余。农民起来不到两三个月，湖南全省的税收就弄得乾乾净净，不但资产阶级不能立足，就是稍微有几亩田、有一碗饭吃的人也站不住。这种革命，除了共党同志之外，是多数人所反对的。所以湖南上次的事变发生，大家都举手加额，喊许克祥为『许青天』，祝许克祥为『救主』，可见民心之向背了。再者他们开口闭口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农民起来了，其实全是假的。这次萍乡煤矿有农民包围工人的事实发生，经调查之后，才知道那些农民原来是他们召集拢来要去围攻长沙省城的，伹农民忽然一旦觉悟，倒戈相向，闹得不能结束，还要政府派兵去弹压，可以证明共党同志的革命方法不能成功，只是闯出一些大乱于罢了！」

暴动既失败又搞另一套

共党的暴动计划既告失败，乃又不得不回到「左派中心问题」上，要求国民党左派和唐生智来替他们镇压湖南反共事件。共党又组织了一个「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市县党部及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于六月八日来到武汉中央请愿，因汪精卫等此时适赴郑州与冯玉祥会议，遂由共党份子于若愚接见。当汪精卫等由郑州回武汉时，这些「代表」再向汪等请愿。汪答复他们说：

「中央知道长沙马日事变是军队的错误居多；但同时农民协会也有错误。各位（指两位代表而言）的请求，大略可以做到。讨伐许克祥一点，刚才在军事委员会已经说过，许克祥的长官是唐（生智）总指挥，现在唐总指挥已自请处分。但中央能原谅他，不加处分，仍责成他根据中央历次的训令同决议全权办理此案，以谋一个根本的解决。请两位代表将中央这个意思转达各请愿团体。」

为了挽危局拉住汪精卫

这时汪精卫和唐生智等方自郑州归来，并班师回武汉，准备「东征」，进攻东南。在湖南问题上，已与共党获致协议。因为鲍罗廷决心拉住汪精卫并勾引唐生智「东征」。鲁依见势不佳，也回到所谓「左派中心问题」，想极力拉拢汪精卫来挽回一般的危局。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以为：许克祥事件，唐生智不是主谋，相信他回湖南或者有几分诚意解决许克祥。同时又认为汪精卫还是左派唯一的领袖，唐生智既还需要国民党这块招牌，便不能不屈就汪精卫一些主张。所以拉住汪精卫还是一切政治问题的中心。因此湖南问题，便由毛泽东出面来解决，他依照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意思，把共党在湖南杀人放火的勾当，推在「哥老会」的身上。汪精卫和唐生智也不愿去追究是非，在彼此让步下，终于获致一项解决之协议，当时曾由汪精卫在武汉中央报告协议经过情形如下：

「刚才在军事委员会同程潜、唐生智、谭延闿、毛泽东诸同志的讨论，现在特来综合报告一下：这次（长沙）的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得很详细，农民协会确有扰害军人家属的举动；但自五月廿一日那天晚上，则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农民协会为自卫而抵抗，并不是农民协会抢军队的枪械。至于农民协会为什麽要扰害军人的家属呢？从前不曾调查清楚。据毛泽东同志报告，才晓得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麽？也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作杀人放火的勾当。本席到河南去的时候，已听见有讨伐许克祥的呼声。一纸讨伐令本不难下，但要先决定是否应该用兵？而且许克祥是有管束的，是否还要问问他的长官呢？唐生智同志因为许克祥是他的部下，因为此事曾自请处分。但他统兵在外，与其加以处分，不如命他去收拾。今天（六月十三日）在军事委员会讨论甚久，认为我们对于长江下游同鄂西、鄂北各处，都在用兵；但有些地方是要用主要的兵力去对付，有些地方只消用一点的兵力去对付，有些地方简直是可以不必用兵力。讨论的结果，是对于湖南的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免得引起纠纷。唐生智同志并愿意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以和平的方法，实行改组农民协会及农政部所提出之乡村自治条例计划。毛泽东同志也承认不用武力的办法是对的。可否由中央训令唐生智同志，要他到湖南去根据中央历次的决议案解决这个纠纷。」

为了保地盘唐生智掉文

吴玉章对汪精卫上项报告表示赞同，即谓：「中央没有其他得力的人可派，就请唐同志去也可以。」因即决定：「湖南的事件，就训令唐生智同志遵照中央训令及决议案办理。」并通过：「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厅长张翼鹏呈请辞职，军事委员会同唐生智同志都主张以周斓代理。」

在共党要求唐生智回湘的呼声下，唐终于六月廿六日回到长沙。对于陈独秀所主张的「明令申斥许克祥等所组织的救党委员会是反叛行为及严令解散」与「申斥甘一日事变是反革命」等，唐既来电开除仇鳌、张敬兮等党籍，并将许克祥记过处分，等于宣布长沙反共事件是非法的了。但他鉴于军民的反共高潮，为保持他的两湖地盘，在众怒难犯的情势下，也不敢不把农工运动的错误指责一番。据鲁依的观祭，认为唐生智知道长沙反共事件来自南京的影响，他知道他的多数将领都倾向蒋总司令。因此他不敢反对他的将领们。所以他对反共将领不敢处分过重。故唐氏在「查办长沙事件」电文上只是这么说：

「生智奉令查办长沙事件，遵于宥（六月廿六）日驰抵湘垣，当即调查各方事实，核阅各县陈诉文电，备悉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中央明令保护军人家属，则视同具文。到处抽捐罚款，肆意侮辱，甚至加以杀害。日言农工商学兵大联合，则日事拆散联合战线，提倡阶级斗争，务使各不相容。投机份子更从而推波助澜，寻仇报复，致令真正农工无不备感痛苦。留省军人目覩恶化，身受压迫，乃作自决自卫之谋，藉宏救人救世之愿，马日事变因而发生。失意政客，闲散军人，以为有机可投，遂变本加厉，组会救党，藉机渔利，致有种种流言，致受敌人勾煽。基此事实详情，经即分别拟辩，务期平允。党部及各民众团体现因领导失人，举动太越常轨，自应执行中央命令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力谋纠正。政客仇鳌假名救党，意存投机，应予开除党籍，永不叙用。张敬兮语言荒谬，别有用心，亦应开除党籍，并褫军职。许克祥激于义愤，实误触纪律，惟略迹原心，应请从轻记过一次，留营效力。余与本案无甚关系，应请免予究议。所有情形，请察核示遵，俾资结束。再迭据各方呈报、尚有小数党团，惯犯中央命令，不但不停止活动，并有反抗到底之企图，可否以反革命罪从严究治，提高党权治权。……」

这一次惊天动地的马日事变，到此算是告一段落，不久汪精卫、唐生智也公开反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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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过郑回俄记
作者：简又文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国民党清共驱鲍之役，为中国现代史一大事。当鲍氏回俄路过郑州时，一迎一送兼翻译之责，均余任之。其间经过，多为时人所未知。兹篇由当年个人详细纪录中，摘要书出，或足为现代史料之补充，而不致被视作「明日黄花」也。

驱鲍之发动

冯玉祥氏之西北军于中华民国十六年五月卅日，克复郑州。六月七日，国民党军政领袖谭延闿、汪兆铭、孙科、徐谦、顾孟余、于右任、邓演达、唐生智等，由武汉到郑，与冯总司令会商。冯于十日到郑，即开联席会议。一连两日（十一、十二）议决今后军政大计多端。此外，对于党团前途发生大影响者，即是：南方诸领袖将共产党在两湖之跋扈凶暴实情，向冯详述，甚表不满，而尤以湖南军唐生智部将何健、刘兴等，恨共产党刺骨。时，冯早已厌恶共产党徒在陕西各处及本军中之胡闹与捣乱，尤恨其「直接行动」，随意杀人，惟格于国民党当时联共政策，一向隐忍不言，未便采取反共行动，以免蹈违反党纪，甚或「反革命」之罪名。（按：当时共产党与亲共的左派，对于反共同志均横加以此罪名而排挤或屏黜之。）至是始恍然明了共产党祸国殃民的罪行之普遍。后来，冯氏之澈底清共，盖肇源于此。

会蒋总司令中正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多人，因不满于鲍罗廷及共产党与左派之把持武汉政局，即于四月中旬（时，另一部由蒋统率之国民革命军已占领闽、浙，皖、苏、诸省），在南京组织中央党部及政府，与武汉方面分流。方武汉南军与西北军于五月下旬沿京汉、陇海线攻击奉军之际，蒋亦提师沿津浦线进攻孙传芳余部，克复郑州。六月十七日，乃电约冯前往商议军政党务。时，武汉方面诸人已南归，冯于十九日乘火车抵徐，与蒋、胡（汉民）、李（煜灜、石曾）、吴（敬恒、稚晖）、李（烈钧）、张（人杰、静江）、蔡（元培）、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黄（郛、膺白）、钮（永建、惕生）诸人会晤。

冯在徐州，亦饫闻宁方诸同志表示对于苏俄代表鲍罗廷顾问及共产党之不满，与汉方同志如出一辙。在联席会议上，共同决议清党去鲍及贯彻北伐大计诸事。蒋、冯二人即于廿一日会衔发出联合北伐之通电。冯随而单独发电与汉方，请去鲍罗廷，电文有云：

「所有以前发现共产党对本党及国民革命破坏之阴谋与实据，先应设法矫正。至于鲍罗廷顾问，鼓动政潮，已失助成国民革命之本意，应送其回国。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必须统一，万不可分离，以为国民革命之障碍。」（按：原电系致唐生智者，见拙藏「冯玉祥自传」原稿下册。）

此电实是驱逐鲍罗廷的第一炮。发出后，冯遄返河南，进行第二步军政工作，积极准备第二次北伐。

西北军清党

回到郑州，冯即实行徐州会议所共同决议之清党运动。首先将军中所有共产党徒驱逐。清党章程，系由徐谦（季龙）手订，由冯核准施行者。徐向有极端左派亲共分子之称，此事外间鲜知真相，故不惮烦述于此。缘由广州到武汉后，徐亦日渐明见共产之专横凶暴，愤恨于心。冯出师至潼关，徐首先去电陈说一切。是时，冯军中共有共党五六十人，几全在政治部工作。冯下令：全军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一体到开封受训练及甄别，并订定对付共产党三种办法：一、自己报告是否共党；二、凡是共党，一概脱离政治部；三、如有共党仍欲继续国民革命工作者，须宣布脱离共党百誓忠于国民党。此大概是上言徐谦所拟之章程之一部份也。令既下，首先解职者为把持全军政治部之共党首领刘伯坚。另有四十余共党党员被查出。冯派兵以专车押送赴汉口。其余少数或自行离开军队，自觅去路，或则宣布脱离共党。尚有一二人，因言行过于激烈，干犯军纪，致被监禁者。全军清共运动，至为彻底。

武汉清党

是时，武汉方面各委员，自郑州回来后，即发现共党进一步图吞并国民党之大阴谋，因即厉行清党运动。先是，苏俄史太林把持之「第三国际」，为巩固及申张中国共产党势力计，密令鲍罗廷等，施行下列各条：一、排去国民党诸领袖，而代以共党；二、编练农军数万人为共党亲信军队；三、准农民直接占有田地。鲍固阴鸷深沉，素持稳健缓进政策，以为此数种办法如一旦施行，适足以惹起国民党全体之反感，必令共致党及俄人无立足地，遂不赞成，且力主不宜布。不意有第三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M．N．Roy或译鲁依），坚决主张服从「第三国际」命令，自行宣布此密令。其原文摘要如左：

「无土地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无土地革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将变成不可靠将领的玩物。我们很坚决的赞助从下级没收土地。（按：意谓不经上级机关——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

少数老国民党中央委员，在现在的情况下，发生恐慌了。他们态度动摇，想妥协。目下，在中央委员中，增加工农的领袖，已有必要。他们的勇敢声音，可以使老中央委员增加坚决的性质，或者将老委员代替了。国民党的构造，必须改变了；应当从土地革命中听产生的新领袖，纳入国民党的上级机关。

依靠不可靠的将领之现状，应消灭之；应当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组织新军队，以军校的学生担任指挥之责。这样子，在时机未晚之前，组织我们可靠的军队。否则不能保障胜利。」（上文录自徐谦：「鲍罗廷罪恶之罪恶」小册，页四～五，民十七年二月私印）。徐氏又云：事后「闻鲍乃逐罗易离汉，使其党暗杀之于途中，诡称遇匪」。（补注：原令译文详见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页三三八—三三九，民五二年台湾商务版。）

密令一宣布，武汉方面国民党诸委员如闻青天迅雷，霹雳一声，大受震惊，勃然愤怒。既恍然觉悟「第三国际」及史太林之阴谋毒计，图以并吞手段消灭国民党，深信不能继续施行联俄联共政策，乃决议驱逐鲍氏及所有俄顾问，并厉行清党运动。此实「天夺其魄」，事出意外，鲍氏竟被牺牲。假如罗易不宣布密令，鲍氏不致被驱逐，而国、共、两党之关系与此后时局之变化，又不知成为如何局面了。

郑州舌战

鲍既被逐，不敢沿长江，经南京，赴上海，只得取道豫陕、甘，经外蒙古库伦一途而回国。遂由汉口乘专车一列，叫所有俄人及共党与亲共死党若干人以俱行，随带汽车数十辆及大量粮食。（闻汽车多辆系在上海定购，皆美国货，故美领事得事先忖测其行踪。）七月廿八日过郑州时，冯氏仍以礼待之。余当时在西北军为中央党部特派政治委员，兼任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是总部内唯一操英语者，故被任招待及传译之责。

冯于两日间邀鲍晤谈数次，均由由余任双方传译。所谈诸问题，极有趣味，且饶有史料价值，兹以当时个人纪录摘要叙述如下。

次日（廿九），第一次会晤之下，寒喧既毕，鲍先发言：「苏俄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之成功，而今则人人皆远我去。我失望之极，伤心之极了。」

冯答：「我国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不是共产革命。你们在两湖横行无忌，使铺夥打店东，佃户打地主，学生打师长，犹且焚杀抢掠，行同土匪。您须认罪！」

鲍言「连您也通电驱逐我，尤令我大大的失望。大约是环境迫您，旁人劝您，说我坏话，故尔如此。」

冯答：「武汉诸同志，汪、顾、徐、孙等来此，均说您们不是。我所以发电请您回国。」

鲍言：「起初，我们对您有很大的希望，期待您入豫之后，出兵由徐州攻南京，一举而打倒蒋介石，即推您为全国总司令。可惜我当时因病未能来郑州晤见而劝你。而今则机会已去了。但您何故要去徐州与蒋联合呢？」

冯答以理由甚多，请其猜猜。

鲍谓：「第一、因饷械之补充，须仰仗南方；第二、因杂派队伍及山西阎锡山之牵制，使您不敢助汉攻宁。是否即此理由？」

冯答：「你所猜的都对，不过尚有一要点，您所不知。蒋已联络了岳维峻（旧国民军二军），使其攻陕，袭吾后路。我举动稍一不慎，全军即被截为数段，蒋已叉着我的咽喉（言下，以手作势，自扼喉部）。我怎能不到徐州呢？」鲍乃表示了解。

翌日，鲍又谒冯，仍由余传译。是次谈话范围，多关于革命方法之讨论——不，其实是辩论。鲍明白表示意见，主强民众——农、工——直接行动，认为这才是彻底的革命方略。冯谓不然，驳之曰：「如果在军阀或专制政府之下，实行秘密革命工作，则此类行动，很为合理，藉以推翻他们。然而在革命政府之下，此事可以按轨道，而且必须按轨道，否则不特社会秩序破坏，兼是自己革自己的命了。」

鲍质问其有例具体例证。冯乃一一数出陕西党部及民众运动之胡闹行为，或随意杀人，甚有持铡刀杀人，铡至颈上则又缩手收回，致令其人饱受惊吓，宛转啼号，方被害死者。

鲍乃强辩，谓：「在革命时期，过火举动，在所难免。此辈冤死者，乃为革命不可免的牺牲；俟革命成功后，举国将以花圈纪念之。」

冯听了，有些儿焦急，亦有些儿忿恨，力驳云：「那是另一问题。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承认此类行动是对抑或不对——是非问题。」

鲍又问：「党怎样麽说？」

冯答：「最可痛的就是：党以为是对的。」

鲍似乎自鸣得意，欣然答曰：「既然党以为是对的，那末，一定是对的了。『党权高于一切！』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冯高声云：「然而并不是全党，或大多数都说是对的，不过那是少数几个执行委员的主张罢了。」

鲍即为之开解说：「那末，不成问题；少数应当服从多数啊。多数应惩罚那少数啊。」

冯展然而笑，面现得了全胜的颜色，答道：「对了，对了！那大多数就是国民党员，那少数就是共产党员啊。」

鲍劝冯攻武汉

好厉害的辩才！一步一步的紧迫，使鲍退到屋隅，无可转身；一层一层的逻辑，使其感到理亏辞穷，辩无可辩。我那时，看他一眼，见他面色骤变苍白，张口瞪眼，半响不能发一言。这场雄辩，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极为有趣。而称雄逞智，纵横一时的鲍罗廷（原是律师出身的犹太种人）竟为一个大兵出身，未曾受过学校教育的冯氏所难倒！此情此境，距今且四十年，仍深铭余脑中，不能忘也。

鲍既无可答辩，乃转问冯：「然则依您的办法，便应该怎做呢？」

冯很高兴的答道：「依国民党的办法，即是我所主张的办法。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应由革命政府依法惩治。社会种种的腐化、恶化，或农工之不平等待遇，应由革命政府订立法律裁制、改善、或创新。如是，革命乃有进步和成功之可言，而三民主义乃可实现。例如：兵工厂如何改良？农田怎样改革？只是立几条法律便可施行，又何必残民以逞呢？」

鲍驳覆谓：「如此，只是上层工作。要革命之成功，非从下层工作入手不可。」

冯则莞尔而笑，反驳曰：「中国还有宣统皇帝吗？还有贵族吗？还有专权独裁的总统吗？那真是上层阶级了。我们革命党人都是下层人物。我是泥工之子，无产阶级出身。我们执掌了革命政权，订定和厉行革命法律，以为大岁数同胞谋幸福。那还不是下层工作吗？」鲍亦无言以对。这是鲍氏在中国最后一次所打的败仗。

冯再以谦虚态度，请教今后革命进行方略。

鲍谓：「前两月，我很希望您攻宁倒蒋，今则没用了。为今之计，您当急攻武汉。一得两湖之地，即可养兵十万，又有汉阳兵工厂以补充军械，则国民军（即冯军）势力尚可保持长久些儿。」冯闻而咋舌，支吾不答，但私谓余曰：「老鲍真凶呵！真凶啊！」（我当然不为其翻译此话。）冯自有充分理由，决不作南攻武汉之想，惟付之一笑而已。

鲍又对冯曰：「今后中国国民革命已走入歧途。结果，全国将变成新旧、大小、南北军阀混战的局面。您如练有十万精兵，加以政治训练，而趋向正确的政治目标，必可统一中国。」

最后，鲍尚劝冯与新派革命同志，如宋庆龄、邓演达等合作，另树一帜。又谓彼今虽怏怏回俄，但如有需要，可随时再请其来相助云云。冯均不置答。会谈遂告终止。

鲍罗廷回俄

鲍原意欲在郑州多住几天。但卅日黄昏，冯忽召我入总部，面谕转知鲍限其两小时内离郑西去，并担任沿途保护。随再令副官处长许骧云会同我办理此事。冯突然令鲍速去，不知究因何故。我想，也许他极力避免宁汉两方的疑忌，所以不欲他停留多日吧。

奉命之后，我初时不知如何是好。为冯设想，明知必须用外交手段，宛转措辞，「不出恶声」，免伤「和气」方能惬意。苦思一会，忽然「眉头一绉，计上心来」，与许氏会商后，即同赴车站，登上鲍氏的专车。我对他说：「适接铁路局来电，陇海、京汉、两铁路（东西、南北行、郑州为交叉点），均有列车到郑州，而您们的列车横亘站上，障碍交通，不便久停，可否通融？」老鲍究竟是个聪明人，闻而会意，即点头问我：「您们要我几时走呢？」我说：「当然愈快愈好，以便路局调度路轨。」鲍乾脆再问：「那末，一点钟内，可以吗？」我毫不着急的答：「不要忙，两点钟内吧。」鲍首肯，我完成任务。

当下，许先告辞，赶急准备鲍氏离郑事，如关照路局，备办礼物，报告冯氏，安排送别节目等。而我呢，则鲍似乎「依依不舍」，留我长谈。当时，在车内最惹我注意者即是见有一个中年的美国女作家史特期（Anna Louis Strong），对鲍极为恭敬，尽力巴结，至亲手为他扯风扇，并表示愿与其他同行人等轮班服务，自己每日扯二小时云。（其后直至今日，她为共党多写文章，大事宣传。）鲍氏对着我大发牢骚，愤愤而言：「中国人个性太强；中国所最需要者乃是不自私自利，悉心为公，而肯牺牲一切的领袖。」当时，他指名谩骂，我在外交立场不便正面答覆，只是摆出学者研究的面孔和态度，含笑而当面质问他：「您如此注重精神与道德，您们的唯物主义那里去了？」他面露苦笑而不答，却「顾左右而言他」。

少顷，他转把一顶「高帽」笠在我头上，用甜言蜜语引诱我说：「您年方少壮，有学问、有大志、有能干、大有可为，前程无限！可随我到苏俄去。我将造成您为中国革命领袖。」（按：「领袖！」「领袖！」当年有不少青年被共党或左派首领惯用这种「迷汤」引入歧途。）我答道：「多谢盛意！不过我现受军职，不能自由行动，必须请示于冯总司令、得其核准，方能奉陪。」遂暂告别。随向冯详细报告经过，兼及鲍之邀请赴俄事。冯答：「好呀！您就同他一齐去，沿途留心他的言论与行动，随时给我报告；到俄后考察几个月再回来吧！」我答以如果一定要我去，因我父母年老，身为独子，当先回粤省亲，然后再由海道赴海参威，转乘火车去。」冯说：「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乃作罢论。我做「中国革命领袖」的机会遂断送了，呵呵！

入夜后，鲍的列车升火待发。冯前在苏俄聘来的军事顾问，如乌斯曼诺夫、谢福林等，均随鲍回国，预先上车。（闻邓演达及共党数辈均同车而去，惟未见露面。）

我随冯氏及其他高级军官亲到车站「欢送」。冯双手递给他一个公文大封套，内有聘请鲍为「高等顾问」的聘任书，还口口声声的请他以后「不遗在远，多多指教」。随由许骧云送上大红绉纱一匹，算是冯的薄礼。一时，军乐大作，各人一一与鲍握手道别。机车汽笛呜呜，铁轮轧轧，列车缓缓开动。鲍罗廷果然走了。

在结束本篇之前，应把一个重要消息报导——这是事后冯氏告诉我的。当鲍氏由汉赴郑时，汪兆铭有密电与冯，请冯就地杀之。但冯不上当，不肯下手，并指出这是曹操假手刘表以杀祢衡，而刘表又假手黄祖杀之之手法。（此事已载冯著「我的生活」页七０四。）反而特派高级军官二人随军保护鲍氏，直送到库伦。

鲍氏列车向西行，至陇海铁路终点，乃转乘汽车入陕西、经甘肃，而穿过大沙漠，直到外蒙古库伦，转乘西伯利亚火车回俄。事后，闻于途间有一辆汽车失事翻车，乘客与物资有损失否，则不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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