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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日本在中国 1 】济南惨案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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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日本在中国 1 】济南惨案特辑 -- HGC - (1501 Byte) 2004-12-30 周四, 上午11:20 (811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冰壶: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 (299 reads) 时间: 2004-12-30 周四, 上午11:28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日本在中国 1 】济南惨案特辑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原刊《春秋》杂志总第380期（1973年），由HGC 成员协力完成数字化处理与制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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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

作者：冰壶

<三四十年之前，我国无论南北各地，在每年印制的月份牌或日历上，隔不了十天半月，总会有着一些甚么纪念日；而这些纪念日被称作「国耻」或「国难」的，要比称为「国庆」的多得多！不知怎么会弄出那么多的「耻」和「难」来！在那段年月里，当个小学生也不易，三天五天就要为了这些「红白喜事」，去免费充当「跑龙套」，少不得要认真地摇旗呐喊一番，到晚上嘶哑着喉咙回家。>

五三惨案的几个疑点

进入五月，从月首至月尾，尽是这类日子，——由「五一」劳动节开始，过了「五三」有「五四」；「五四」过后又有「五八」马关条约；「五十」台湾沦陷；到了月底，再来一个「五卅」惨案，真是热闹！

「五三」是「济南惨案纪念日」，而在「五三」之后，此一惨案又延续发生了五月七日及五月十四日的重大事项，那是日军欺辱中国军人，和对济南从事大屠杀。生活在济南或山东各县的人们，对于这个纪念日，由于身历其境，所以特别剔骨铭心，不过对这个「五三」事件的成因，却也有着另一套独特的看法，与若干年来那些未成定论的「历史」纪载，显然是有着一些小小出入的。

约略而言，一般的纪载大概不外是：「民国十七年春，当国民革命军北伐顺利进军至济南时，北洋军阀与日本密约，以青岛及胶济铁路的若干权益给予日本，换取日本出兵阻挠国民革命军之北伐。日军遂以护侨为藉口，悍然出兵山东，并在济南设防，我方派出外交人员与之交涉，日军竟蛮横无理地将我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及其随从十余人，挖鼻割耳后，再行枪杀！我方惟恐引起外交纠纷，而致影响北伐，因此越过济南而北进平津，并派员继续与日方交涉，日军不理，竟又杀害我军民人等万余名，迨后，我军到达平津，日军始撤去」云云。

事实固然不离大概，然而其中却有几个非常简单的疑点，似乎是无从解答的：

（一）倘若日本出兵山东，真的是与北洋军阀订有「密约」，前来阻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那么，何以日军在济南大开一轮杀戒之后，根本不曾对国民革命军的继续向北进军加以阻挡？而且终于乖乖地退走了！

（二）如果说日军与北洋军阀有「密约」，「密约」的内容则是将青岛以及胶济铁路的许多好处给予日本，而日本方面则出兵对付国民革命军。——「密约」的内容既已获知了，那么；是那一个军阀与日本签的「秘密条约」呢？是张宗昌？是褚玉璞？是孙传芳？或是东北的张作霖？无论是张三或李四，总该有个姓名吧？但是却没有透露！

（三）在军阀方面而言，既已与日本有了「密约」，应当说是有了「盟友」，或者说是有了「靠山」，照情理应当是「有恃无恐」了，何以当日军进入济南时，军阀的部队竟先抛弃了济南以及整个山东？

基于上述的几个疑点，所以当时济南省城的老百姓，对于「五三」事件，颇有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之感！当时日军在山东境内横蛮无理确属实情，而我方所片面宣布的「日军与北洋军阀订有密约」之说，亦有人认为是北伐军事当局因面子关系，无法交待，不得不设法自圆其说而已！

山东人眼睛中的日侨商

至于该次「惨案」的经过实况，当时亲身目击者，至今仍大有人在，为使读者能对「五三」事件知其来龙去脉，就需要从那时日本侨民在山东的情景说起：

自从民国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参加了协约国的理由，藉口进攻德国在山东胶州湾的租借地，因此出兵山东，进驻了胶济铁路全线，并及龙口等几个港口。青岛的德国总督府以及驻军，由于其本土正在大战，无力东顾，所以一战而败。日军的表面目的虽已达到，但却不肯就此收兵，后经北洋政府与之谈判，直待袁世凯接受了日方所提出的二十一条后，始告退去。然而，却由该时起，日本的势力，就在山东开始生了根本。

日本军队虽已撤去，但日本的商业以及侨民却大量涌入山东。可是他们的涌进，并未引起山东人的反感，甚至也未引起注意，其原因乃在于：是时的日本侨商，多戴着一副有笑容的面具，大致上都能安份自约，很少恃着他们的法宝「领事裁判权」来欺凌当地人；所以山东土著，却能和他们平安相处。他们规规矩矩的作生意，虽然在生意之中，有些货品是见不得天日的毒品，不过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感到是件不法的坏事。他们经营的范围很广，各种工业如：纺织工业、轻级船厂、机器工业、铝矿、玻璃、造纸、小化工、棉业、罐头工业、渔业等等，应有尽有。同时他们也开办医院，甚至开设用中文教授的小学校等。至于日用百货、零售等小生意，更是到处都有。从那时起，如「大学眼药」、「老笃眼药」、「胃活」、「仁丹」、「太阳膏」、「藤井灵宝丹」等等的大字广告，就充塞了山东各城各镇的各个角落，甚至连人迹少到的穷乡僻壤都能看见到。

当时这些日侨，他们混在中国人当中，多能入境随俗，很快的就扮成了中国人的形态，在他们商店的招牌上，固然没有外国气息，而他们绝大多数都学习了当地话，有些有点地位的日侨领袖，竟会穿上中国式的长袍马褂，挤在山东当地的绅商之列，诸凡地方上的慈善事项，他们也和香港的一些慈善家一样，出钱出名，惟恐后人。尽管他们还正在售卖着：「芙蓉正膏」、「如意丹」、「轻快丸」以及「神妙散」等吗啡、海洛英的东西。伹在和尚庙里上缘簿，他们也能杂在当地的善男信女之间去进香贡献，所以，他们在山东的各地，本地人除了知道他们是「东洋人」之外，善良的民间，根本没有人把他们视为敌对。而他们也尽量和中国人拉交情，将那个根本不尽不实的「徐福入海求仙」古老故事，不惜大力夸张渲染，将日本说成是真真的中国人的同种同族，许多人们竟信以为真。至于那些贫穷的日侨，他们在山东各城市里，拉着他们国家的特产——东洋车（黄包车），在街头巷尾兜生意，态度既和气又谦逊，许多当地妇女，因此不再乘坐轿子，都改坐东洋车。别看他们身裁矮小，但跑起来可真快！不仅快，又舒服，而且价钱又较轿子低廉，所以连妇女小孩，都不讨厌东洋朋友。

军阀时代的山东情况

上述这些「善邻相处」的日子，在山东并不太短，一幌眼就是十多二十年，而在这期间的山东人，虽然已生活在民国的时代，但大体而言，在观念上却还和在大清时代差不多，人民向地方官缴粮纳税后，只要不杀人放火、作奸犯科，就能安居乐业。再就政府及政治环境而言，地方上的官员，虽然经常的随着北洋政府的人事调动而变换无常，但是这等变动，对于民间的生活并不发生重大的影响。不论是徐大总统、还是曹大总统；也不论是段执政或是吴大帅；他们的变动，人民可说毫无感觉。比较接近的官吏，则要算那些拥有庞大军队覇占在山东的人物了，如：五省巡阅使孙传芳、直鲁联军总司令褚玉璞、山东督军张宗昌等等，这些人才是山东人较为关心的；不过，对于这些人的变动，本地人却能够一视同仁的送往迎来。谁来了，地方上就欢迎谁，就向谁纳粮献捐。由于这些军队都是北方人，对于生活习惯与当地人无异，一般来说，他们都是能够与地方平安相处的；即如张宗昌时代的山东，就较后来要平安得多，那是由于在那一阶段里，当地的土匪已全部被肃清了。张宗昌等人虽然不是什么懂得政治的人物，但却懂得百姓是军费的来源；是所谓的：「衣食父母」。所以他们都能尽量去做到不令百姓讨厌。他们那些军队的特点，最值得一说的，乃是他们决不许军人随意进入民宅，他们的军营，水远是设在各种庙宇如：城隍庙、火神庙、龙王庙等处、以及城墙之上的碉楼、箭楼之中，不似后来的许多军队，动辄就住进了民居，混杂在老百姓的妇女儿童之间。所以，那时的军民关系，是相当融洽的。由于当时的武器还不很发达，一般都只是些单发子弹的步枪，甚至大刀还是重要配备，重武器也只是些山炮、臼炮等，所以那时虽然常常有战事，但作战通常是在旷野之中，偶有守城之战，双方也必先让百姓躲开，所以尽管打来打去，却极少伤及人民。某部败了，就撤走了，某部胜了，就开来了——当地的绅士总是会列队于城门外，将胜利者迎接进城，经过酒肉犒劳这些「劳苦功高」及「为民除害」的部队之后，他们也就安顿了下来，作了当地的「食客」，但也能为当地作些捉贼拿匪的工作，不能算白吃饭的。由于那时的民间尚未伤及元气，人们对于纳粮缴税，从不推拖，老百姓的观念是：只要人口得到平安，花点钱也是心甘情愿的。

南北军开火胜者为王

张宗昌等的部队，都是采用募兵制度的。招兵的时候，在城门口摆上枱桌，插上招兵的旗帜，对于来报名的人，却挑挑剔剔，甚为严格。他们是要挑选身材壮大、年轻力壮的，所以那时候想当个小兵也不容易。不似后来的军队，到处拉壮丁、拉民伕，弄得民不聊生，到处哭哭啼啼、怨声载道。

张宗昌等的时代，被后来的国民革命军替代了，可是山东人一直仍叫那一次北洋军和国民革命军的战争为：「南北军开火」。并不多研究什么革命军北伐，同时对于国民革命军也并不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好处。最现实的是：山东民间后来的生活，还比不上张宗昌时代。至于张宗昌等的「北洋军」所以很容易就垮掉了，其最大原因并不是他们的素质差，而是他们每一个部队都是独立、孤立、各自为政的，虽然同属北洋军，既有皖系、又有直系、更有奉系，并不合夥，每一部份最多是十万八万，而一般小股则仅是三万两万人，当然在遇上了三几十万团结在一起的大部队时，不要说打，就算吓，也该吓退了。尽管在事实上北洋军也打过几场硬仗。

民国十七年春，国民革命军沿着津浦线北进的部队，就号称是三十万众，以「泰山压顶」式的绝对优势进攻山东；但是当他们方过了徐州之后，就在山东边境上被北洋军孙传芳的两万人阻住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事，当时主攻的大将是冯玉祥部下的孙良诚将军，「两孙」火战了四十余日——这一仗虽然也叫「南北军开火」，但实际上却还是北方军队打北方军队（冯玉祥原是北洋军合夥人），真真的南方军队并未插手。战斗的结果是孙传芳输了，他的部队遂由兖州、曲阜、济宁一直向北撤至泰安。但当冯玉祥部进驻兖州时，孙传芳部和在济南一带的张宗昌部，竞相继弃守阵地，向黄河北岸的德州方面退去。

国民军十余万入济南

冯玉祥的大军既已攻克了兖州等地，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君临各城，略略的安抚一阵，遂又带着自己的队伍，开向了陇海线徐州以西地区去了，接替冯部所打下来的兖州、济宁、曲阜、邹县等地的部队，则是由徐州经鲁南等处而至的另一路国民革命军。这一路人马，个个都是赤脚穿草鞋，不论下雨天晴，都戴着一顶竹叶所作成的笠帽，有些大约是中下级军官，都背着一把油纸伞，到了驻地，就向民居中挤住，并且到处杀狗，他们的作法，也许不一定违犯军纪，但是却不受老百姓们的欢迎；完全不似宣传所说的：「王师所至，百姓扶老携幼，夹道相迎。」不仅本地人讨厌这路国民军，就是当地的外国侨民，也觉得他们不似军队。兖州这地方，是外国人最多的一个城市，而济宁还有一所德国人开办的大学级学院，所以，在过往驻山东的军队，为了避免外交麻烦，皆避免开入城中。而这时的国民军，究竟有没有损及日本的侨民？由于没有证明，不能乱说，但之后的半月间，日军就以「护侨」为名，开来了军队。照情况看来，必定是兖、济等地的日本侨民向其领事告了状。所以在该年四月间，此一路国民军由兖州进向泰安时，日本军队约有一千余人，就由塘沽开出，在山东的龙口登陆，数日间就占驻了胶济铁路线的潍县、坊子、张店、周村等车站，并且分兵三百余人开进了济南市的西关。

日军到达济南的时候，是四月十五日，当时到达济南的三百人住在二马路老槐树街一间日木各商行的联合仓库里，很少外出，当时的济南人也并未注意。到了四月二十四日，国民军就由泰安开到了济南，十余万人进入了济南城。东关、新东关、山水沟、普利门外、西关、商埠、千佛山校塲、伍氏牧塲以及党家庄、辛庄、段家店等处，一时人头涌涌，乱哄哄一片，皆驻扎了军队。整个济南市的街道上、市场上、公共汽车上、戏院、娱乐场所里，到处是人，由于语言上的麻烦，处处都有纠纷。

当时的这些军队，照他们自己的立场来说，那应当是最旺盛的一个时期，军队既有革命的意志，而人人又精神饱满，所以那时他们对于礼节，却是非常的认真，士兵们走在街上，遇见了军官，不仅要举手行礼，而且口中还要大声呼喊：「敬礼」。济南省城中，到处都是军队，所以「敬礼」、「敬礼」的喊声，此起彼落。然而，这些士兵眼里虽然时时留意着自己的长官，可惜他们的举动和行为，许多处却忽略了讨好当地的老百姓，而他们并不自知。

四千余日军耀武扬威

张宗昌的部队，是四月十五日撤退的，当时的济南市内，公安厅却没有动，警察总队的队长林长青、厅长寇光韶仍是照常的维持市面的秩序。由于警察们出来调解许多军民间的纠纷，而国民军竟将警察当作了「军阀」，常加拳打脚踢，致使许多警察不能执行任务。日军驻在老槐树街仓库的那三百余人，此时就分散开来，派到各日本商店的门前站岗，一个门口站一个，另外大约有十几个人组成一小队，则到各商店门口巡旭察看。

在那个时代的济南市，由于政治局面的常常变动，许多时候，民间团体皆要出来「维持」一下新旧交替时的真空局面；所以，当地的商会是很受民间信任的一个社团，而商会也确实的真能排解很多的纠纷和困难。然而，这一次，商会竟也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曾经准备出面向国民军接洽，但却找不到头绪，有谓司令部还在徐州，有说司令部已到了泰安。而已到济南的驻军，又对这些民间代表相当轻慢，所以商会碰了几次钉子后，也就停止活动了，——当时的商会会长是「时利和呢绒庄」的东主倪兆烱，是个干练的当地名流。

到了五月二日，日本另一部份军队突然开到了，他们乘胶济路火车，在未到达济南的前一站——历城，就下了车，马队和炮队走中间，左右两股步兵，分成三线开进济南。他们是由新东门进入，经水电池、按察司街直向布政司大街开进，全部约计三千人。他们在马路的中间整齐的列队走着，街道上的国民军皆闪到路旁，眼光光地看着他们通过，日军竟似目中无人般的毫不戒备，一直行经西关和商埠，就在四马路、纬一路和纬二路一带停下。在他们停下不久，日军的司令官和另一列车日军又开到了，这个日军头目，是「大日木临时山东派遣军第六师团长」，名字叫做昭田彦助。当日本的这四千多人全部到齐的时候，其中有三千多开往郊外，只剩下了一千人左右开始在商埠布阵，只见他们东一队、西一队的走来走去，个个荷枪实弹，面孔铁青，一副来找麻烦姿态！日本侨民的几辆汽车也临时被征用了，在车头上挂着膏药军旗，也在商埠里风驰电掣，耀武扬威！

五三惨案的真实情况

济南这个城，可以分为两部份：东部是古色古香的地区；西部则全是西式的、现代化的建筑。日军布防的地区就是西部份。当地人见日军布防，就有点慌张，商会派出代表去见福田彦助，他们是由日本侨商领袖长谷川以及下乡有寿等陪同前往的，福田竟很平和的向商会会长倪兆烔等说：他很感谢济南人和他们的侨民能够那么愉快的相处。继之，他说他们的军队绝对无意作战，但是他们的侨民已遭受了重大的损害，他们不能袖手旁观，要等到他们侨民的威胁解除，方能撤兵。福田的这些话，不知是真是假？也说不定他是存心分化济南的老百姓和国民军，所以才这么挑拨离间的说着。但是，这些话当时却很快在济南市内传遍了。

由于日军开来了四千多人，因此早到济南的那三百名日军，态度就强硬起来，他们依然在各侨民商店门前守卫，但对于从门前经过，或是向其内探看的国民军人员，就会毫不礼貌地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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