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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成败之鉴·中国共产党派系谈荟 1 】徐善辅：中国共产党分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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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中国共产党派系谈荟 1 】徐善辅：中国共产党分裂史

H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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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成败之鉴·中国共产党派系谈荟 1 】徐善辅：中国共产党分裂史 (802 reads) 时间: 2004-12-25 周六, 下午1:53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中国共产党派系谈荟 1 】徐善辅：中国共产党分裂史

谨以此期发布作为贺耶诞暨西历新年特别发布。

〖HGC〗各成员敬祝福各位耶诞暨西历新年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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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HGC同仁编选、扫校并发布的“成败之鉴” 等系列历史
文献，虽纯以公益为目的，但并未取得著作权享有者任何形
式的使用许可。因此，我们敦请各位读者在未经著作权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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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C全体同仁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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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C所作系列发布之内容，除特别注明者外，均为HGC 成员协力完成数字化处理与制作发布。

◆本辑全部内容均为HGC 成员为“罕见奇谈”及“独立评论”专门提供的全球中文虚拟社区首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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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派系谈荟”系列是以编选、发布记述中国共产党自创立至在中国大陆颠覆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为止，围绕争夺党内权力而在中共内部形成的各派系消长及相互倾轧历史的回忆文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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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布内容是由〖HGC〗以《现代史料》第一集（上海：海天出版社，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初版）同名内容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原文标题为《共产党分裂史》。

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出版的《现代史料》一书，作者大多是向国民政府输诚或“自新”之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改组派”等反南京中央政府力量前成员。《现代史料》全书虽在某些历史事实论述上存在讹误与偏颇，但正如中国大陆易代后，在中共意识形态笼罩下编写出版的“全国政协”及各省政协“文史资料”一样，后人不能因其中充斥着意识形态偏颇，就全盘否认其的重要价值。另外，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内部派系甚多，《现代史料》某些作者的写作立场是基于中共内部不同派系，不尽受国民政府之意识形态影响，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早前为国民党内之反蒋人物者，所撰“文史资料”之态度相仿佛，明者当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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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分裂史

作者：徐善辅

■十六年前【HGC：指中华民国十六年西元1927年前】的分裂史

▲实际是一群土匪据马克斯的学说，资本主义发达了，无产阶级强大了，社会革命就会成功。由此可见共产党之发生及发展，是要在资本主义发达以后、才有可能。但中国是一个产业落后的国家，中国现在所患者是资本主义不发达，所以现在中国决不会有社会革命，因而不会有共产党发展的余地。所以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实际是一群土匪，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所以他干的，也不是什么社会革命的工作，而是杀人放火的勾当。

▲最初是研究团体共产党在十四年五卅运动以前，实际上还不是一个什么有力的政党，而不过是一个研究团体，是一个学术组织，那时共党在开会的时候，也不过是讨论一些理论问题，并没有牵涉到实际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内部的纠纷较少，但也不是绝无仅有。不过拿来与以后陈独秀被开除后的内部纠纷那样凶恶比起来，倒是小巫见大巫了。

▲戴季陶退而不出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件纠纷，是戴季陶的脱党问题。本来戴季陶是六个发起人中的一个，但是他参加发起共产党，事前未得中山先生的同意，中山先生知道之后，就把他痛骂了一顿，斥他不应不经党部同意，擅自发起其他政党。戴季陶不得已，只得退出共党。但退出共党，在他是极不愿意的事，所以他当时对陈独秀、李大钊、沈玄庐等痛哭流涕的说，他因环境关系，不能不暂时退出，但他声明他始终是共党的忠实朋友，所以他之退出，实际是『退而不出』。但他虽然如此说，可是一个初成立的党，即经此打击，所以要受不少影响，所以跟着戴季陶退出共产党的，大不乏人，这可说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的分裂。

▲书生徒说而不行初期共产党的第二次分裂，是『书生派』的脱党。当时的所谓『书生派』，是陈望道、刘大白等一批人。陈望道以译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著名的，而刘大白则在学界略有微名，所以这班人，在共产党内，以名流自诩。本来共产党在那时还仅仅是一个文化团体，所以书生派自然极有力量。但是因这这班书生实在太浪漫，太不行了。所以当时的第三国际视察员波兰人毕可斯基以『此等同志，徒口说而不行，殊非布尔塞维克所应有之态度』。当时的中央为要拿金卢布来维持，所以对于国际视察员，视之若神明。以其批评书生派也，乃对书生派下极严厉之命令，对于刘大白且予以留党察看处分。那时书生派亦自知不容于共产党，故陈望道、刘大白辈所谓『书生派』，乃相率退出。陈、刘等之退出共党，尚有另一重要原因，即彼等要求赴俄游历，为第三国际俄人所拒，陈等乃退出。

当时的党尚系一文化团体性质，故书生派力量极大，书生派之脱党，对于党的损失极大。故此次书生派之脱党，较戴季陶之『退而不出』，其影响更大。戴季陶倒还是退而不出，书生派不仅是『退而且出』，而且退出后对共产党大肆攻击，故共产党一时有瓦解之概。

▲广东派内部分化在共产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候（一九二一年），内部又起了分化，那时陈公博等一部分广东党员被开除出党。原来在第一次全国大会时，广东代表团分裂成为两派，一派以谭平山为领导，主张拥护孙中山反对陈炯阴；一派以陈公博为代表，主张拥护陈炯明打倒孙中山。所以大会在国际代表越飞指导之下，通过了拥孙反陈的决议，于是陈公博辈的广东派，就开始捣乱会场，于是此派遂被开除出党。这可算是共党史上的小小分裂。

▲留俄派与湖南派在共党第三次大会时，留俄派与湖南派起了冲突。留俄派以瞿秋白为领袖，其余是彭述之辈；湖南派以毛泽东为领袖，其余是郭亮、夏曦辈。瞿秋白本不是留俄学生，不过因为他习谙俄文，而且曾数度赴俄，在共党中又有地位，故留俄生拥之为领袖。毛泽东为湖南人，湖南共党，大半经其一手提拔，故湖南共党，咸奉之为领袖，颇有实力。在三次大会上，两派因争中委，几乎打架，后由老头子独秀斡旋，给毛以中委了事，但已有不少湖南共党，因此冲突，脱党而去矣。

▲李大钊与张国焘同时在北方，共党内部亦发生冲突。北方共党首领，为有名之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氏。北方党务，即系由李负责。李曾任吴佩孚之高等顾问，官僚习气甚深，而且思想极其右倾，所以为北方一般急进共党所不满。北方急进共党的首领是张特立（国焘），他本是北大学生，因对工作努力之故，升为中委，在北方群众中颇有实力。国焘对李大钊之右倾及官僚主义，表示极度不满，而李大钊亦以张国焘遇事过于激烈，效列宁口吻，讥为左倾幼稚病，而又忌其有群众势力，故排斥甚力。李张两派，终于在北京大起冲突。后来也还是由独秀调停，将张国焘派住苏联考察，总算给了李大钊的面子，而事情也就这样了结了。

▲刘文崧背叛共党在五卅以前，共产党在北方铁路工人中，运动颇有成绩，而以京汉路之成绩为尤佳，二七屠杀，就是共党历史上有名的工人运动。京汉路上最有力的工人领袖是刘文崧，（即在十六年时任唐生智的铁道大队长的），在京汉路工人方面，刘文崧的权威，远过于陈独秀，甚至远过于列宁马克思。但是在二七屠杀以后，他受了吴佩孚的收买，脱离共党，以致共产党在京汉路上的基础，完全破坏无余。

▲沈定一开除党籍一九二五年春，正当上海二月罢工与青岛纱厂工人罢工之际，共党的发起人沈玄庐（定一）被开除出党了。沈玄庐是共党的发起人，历届共党的中委、尤其是在浙江方面，他是唯一的领袖——浙江著名共党，如宣中华、徐梅坤、华林辈均沈玄庐一手提拔之后辈。玄庐之在浙。其权力不亚平山之在粤，润之（毛泽东）之在湘。他之被开除出党，对于共党当然是一个极大损失。玄庐之所以要退出共党，是因为他受了戴季陶的收买，在浙江开始作反共运动之故。玄庐被开除以后，浙江共党退出者甚多，一时浙江党务，几陷于停顿状态。

▲彭蔡吃醋闹意见在五卅运动开始时，工作的重要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但那时共产党的干部天天在闹着恋爱问题，例如张太雷拐走了王一知，施存统吃醋追到长沙去，又从长沙追到青岛去，闹得不可开交。而其中闹得最凶的是彭述之与蔡和森。原来蔡和森的爱人是向警宇，他们同是留法学生，是久共患难的同志，但不知怎样，向警宇又被彭述之吊上了膀子。彭述之不是没有爱人的，他的爱人，就是在环龙路四十四号上海执行部任干事的陈碧兰（比难），而且陈碧兰比向警宇肉感而且漂亮。但彭述之有陈犹嫌不足，又吊上了向警宇，于是与蔡和森大火并，又是老头子独秀调停，把蔡和森调到了北方。

■失败后的分裂

▲投机者大群脱党在十六年武汉政府分共以前，共产党是一个半在朝的党，所以官僚主义在共产党内特别发达。那时的共产党员，一方而负有革命的美名，一方面又得升官发财的机会，故谁都想投一下机，加入共产党来现一现，故那时新加入共产党的甚多。及至武汉反共以后，共产党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地盘，不仅无官可做，无钱可抓，无风头可出，而且有坐牢，杀头，枪毙的危险。于是投机者乃纷纷退出，中央日报及武汉民国日报上，登满了豆腐干大小的脱离共党的广告。据说那时脱离共党的，有一千余人之多，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施存统了。

▲施存统悲痛自白在汪精卫决定反共以后，武汉的共产党员，大多跑光了，独有施存统还留在武汉，当时一股人就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还不走。他含糊答应。及至庐山会议以后，汪精卫向共产党首先开刀，施存统乃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大文，题为『悲痛中的自白』，表示他脱离共产党，回到三民主义怀抱的真态度。施存统原是做文章的能手，而这篇有关生死祸福的文章，尤其是做得痛心流泪，其态度之真挚，表情之深刻，即铁石心肠人读之，亦为感动。施存统在共产党内，素有历史，所以他之退出，影响共党甚大，当时随施而脱离共党者，大不乏人。

▲沈雁冰牯岭骂共继施存统之后而脱离共党的，是沈雁冰。沈雁冰在共产党内，倒不算一个重要角龟，但他在社会上也略有虚名。他是一个聪明人，十六年武汉空气不佳的时候，就往庐山一跑。他在牯岭旅馆里眼见汪精卫巳在武汉胡乱杀人，如果不脱离共党，难保这颗小脑袋要与他分家，所以他不加思索地决定了脱离共党。但他不像施存统那样傻，不做那『流芳百世』的『悲痛中的自白』。他固然也是一样的反共，但他只在要人个人面前駡共，不形诸于笔墨，所以他就不像施存统那样的无地自存了。

▲陈启修出卖人头那时中央日报的总编辑陈启修，原是共产党员，武汉反共以后，他首先声明脱党，而且在顾孟余面前痛哭流泪地，请求他向汪精卫面前担保，但汪精卫还是有点不大相信，要他有所表白，陈启修不仅比施存统聪明，而且比沈雁冰聪明，他情知做文章反共，是没有多大效力，所以他就进一步，将他所知道的一批共产党员，开列名单，详填地址，交武汉街戍司令部按名逮捕，而且由他自己来证明。计由他开单捕获的，共有一十七人，这一十七人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于是『陈启修出卖人头』，就成了共产党分裂史中最有精彩的一幕了。

▲于树德不问世事这时国民党的一、二两届中央委员于树德，由武汉逃到上海，登报声明不过问政治，当然就是脱离共党了。

■谭平山派的脱党

▲平山在党的地位自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次的大分裂，就是谭平山派的脱党。谭平山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又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负最高责任的人：论历史，他固是共产党的元老，论地位，他不仅是共产党的领袖，而且还是国际的领袖——他是第三国际的干部委员。以他之历史与地位，从共产党中分裂出去，其影响之大，不言可知。所以自平山一派脱离后，中国共党之元气乃大伤。

▲开除平山的理由谭平山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间被开除的——日人著作，以为谭平山系八七会议所开除，实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是天经地义的。共产党开除谭平山，固然有其堂皇的理由，其实如果谭平山领导的贺叶南征军能够胜利，占领广州，在广州建立政权，『成则为王』，谭平山不仅不会被共产党开除，而且谭平山就可以成为中国列宁了。同样的理由，如毛泽东在『游击战争』中失败了，则他一定也会像谭平山那样被开除出党了，因为『败则为寇』的公律，是不容许他们存在的。至于平山被开除的理由，据共党中央开除平山之决议案上，是这样写的：『谭平山在国共合作之际，处处依顺国民党，完全成为一个尾巴主义者。在长沙马日事变之后，公然以农政部长之资格，斥农民运动为过火，又不经党之同意，自由行动向汪精卫辞农政部长职。及至离武汉以后，在九江召集活动分子大会，公然宣称我们可不必听中央命令云云。在革命委员会任内，不听前委指挥，一切设施不经前委通过，擅自行动。凡此种种，均可证明机会主义之谭平山，已公然叛党，故应将其开除出党』云云。

▲谭平山另组新党其实那时谭平山巳决心脱党，即使干部派不开除他，他也要自动脱离，因为他那时己看出共党之政治路线，实为『超时代』的，故他要另建一个实行『合时代』政策的党，那就是第三党。第三党自成立到没落，虽然没有什么成绩，但自从第三党成立后，共产党内的游离分子完全倾向第三党来了。所以使共产党受了极大的损失。

▲脱离共党的一群随着谭平山之开除而脱党的，无虑有三千余人，其中著名的，略举如下：叶挺，曾任新编第十一军二十四师长，广州暴动时任红军总司令，为共产党中最出名之军事人物，脱离其党后加入第三党。叶剑英，曾任第二师师长，四军参谋长，红军副总司合，脱离共产党后加入第三党。韩麟符，前国民党中委，为共党在北方之有权威领袖，脱离共党后加入第三党（但其后又复入共党）。吴明，贺龙之秘书长，脱离共党后加入第三党。彭泽民，国民党中委，中央海外部长，脱离共党后加入第三党，林祖烈，中委林祖涵之弟，程潜之婿，曾任九江关监督，脱离共党后加入第三党。章伯钧，总政治部宣传科长，脱离共产党与谭平山组织第三党。

▲各省干部的动摇但最重要者，还是各省干部人材的动摇，如江西之李小青，广东之王一龙，山东之王模，均系共党健者，亦均于此时脱离共党而入第三党。共产党经此分裂，基础动摇矣。

■取消派的形成

▲共党之致命打击自从谭平山一派脱党以后，共产党的元气巳大伤，伹共产党的中央却宣称像施存统、谭平山一班人之脱党，不仅不是共产党的损失，而且是表示共产党组织之益趋健全；因为这些份子，都是投机的反革命的，留在党内，反而坏事。这几句话，虽是强词夺理，但也有几分价值。的确的，谭平山派分裂出去另外形成第三党，倒不算是共产党的致命的打击。共产党的致命的打击，还是取消派的形成，及其从共产党内分裂出去。因为取消派的人，不像谭平山、施存统辈只想投机做官，而都是些有历史有群众的人，所以他们从共产党分裂出去，实是共产党的致命打击。

▲机会主义之失势取消派的内容，本来包含有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派，以及托洛斯基派等。而其所以形成，是起源于机会主义者的失势。原来所谓机会主义者，是指从前当权的陈独秀一派，亦名元老派。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也是唯一的最高领袖。从一九一九年共产党成立起，至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止，他总是担任着最高机关的最高职务——从中央委员长到中央总书记。他在共产党的历史，固然人所共知的『先有老头子后有共产党』，而他的地位，更是崇高无比。论资格，论地位，论权力，共产党内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并提，举例来说，李大钊当然也是老资格，但比起陈独秀，那是相差远了。共产党中人常说『李大钊是伟大的，不过比起陈独秀来，他是不足论的』。谭平山更没有资格比陈独秀了。至于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毛泽东辈，更是陈独秀的后辈了。在八七会议以前，共产党员之对于陈独秀，真是尊之若神明，他的话，没有不服从的，无如这人已经公开叛党。陈独秀既是如此了不起的一位人物，但八七会议以后，他的中央总书记的资格取消了，对于中央党务，他已没有过问之权。不但是他，其余如彭述之辈，亦均以机会主义之故而失势。这些机会主义者的失势，实是造成取消派的原因。

▲反机会主义斗争所谓机会主义，在共产党内，已有长久的历史，但是反机会主义的胜利，直到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时才得到。其实共产党内的反机会主义，在五卅运动时就有了。那时陈独秀做中央总书记，彭述之做中央宣传部长，他们就是机会主义的至圣先师。那时中委之一的瞿秋白，对于机会主义有反对的态度，但是他的反对机会主义，实际上是成了对彭述之个人的斗争。那时因为他有反对彭述之的意见，彭述之就非法限制他的言论自由，因为述之是中央宣传部长，所以秋白的文章，他不肯发表；秋白要出席各处会议讲演报告，述之也不许他去。因此秋白愤极，诉诸独秀，独秀又袒护述之。时述之著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书，秋白乃写一『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与之争辩。但是当时机会主义的中央，却不许公布这一本书。而秋白本人，虽然对述之有见解不同之处，但对独秀却仍然是绝对的信任，所以他的反机会主义，结果就成了毫无结果。在第五次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武汉开）上，他完全与机会主义妥协了，所以第五次大会前，那种充满了冲突的空气，突然消灭。直至武汉政府失败，八七会议时，始有反机会主义之胜利。

▲八七会议后情形八七会议以后，陈独秀、彭述之等元老派失势了，中央干部另外换了一批人，那就是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辈的干部派。而瞿秋白则利用他的历史的关系，做了新干部的名义上的领袖——中央总书记——新干部对于陈独秀辈的元老派极力攻击，并且完全剥夺他们党内的发言权。在一九二七年底，有一次会决议派陈独秀赴莫斯科受训练，这完全是充军的办法，但陈独秀拒绝此项决议，不肯赴俄，乃益增新干部之恶感。

▲瞿秋白盲动失败瞿秋白利用其历史与地位关系，荣任中央总书记，鼓吹『无动不暴』主张，极力主张暴动，盖欲以极端之激烈行动，以挽救从前之极端妥协行为也。秋白为人，有『共产党内的×××』之讥，言其毫无主见，好出风头，徒供别人利用也。自陈独秀下台，彼上台以后，急欲有所表白，以建立『中国列宁』之权利，故亲赴湖南岳州，指挥两湖之秋收暴动。不幸两湖秋收暴动，一败涂地。而秋白间接主持之杭州暴动（暴而未动），无锡暴动（动而不暴），松江暴动（不暴不动）等，亦均完全失败，根据『败则为寇』之原则，秋白遂被加以『盲动主义』之罪名，而挤下台，派赴莫斯科充军，中央总书记一职，遂由向忠发担任。

▲李立三与陈独秀瞿秋白下台以后，继之而任中央总书记的是向忠发。向是一个有小阴谋无大才干的庸人。干部派之所以抬他来做领袖，无非因为他是工人出身，可以上骗国际，下欺群众但事实上大权全在宣传部长李立三的手中。李立三自诩他是共产党的『政治理论中心』，遇事专横，置向忠发于不顾，而向忠发也就完全成了李立三的傀儡。在陈独秀当权的时候，李立三屈居下僚，郁郁不得志，所以恨独秀入骨。及至独秀下台，而自己又上了台，自然不肯放松，对独秀分外刻薄，较瞿秋白当权时尤甚。不仅对独秀的任何意见，均置不理，而且对于独秀的每月三十元生活，五十元房租，亦时停不发，这自然是使老头子太难堪了。

▲陈独秀秘密组织独秀处此情形之下，自然觉得十分凄惨，分外难堪。环境逼迫他非另找出路不可，于是与彭述之，郑超麟，高语罕，陆沉，马玉夫，蔡正德辈，成立一种无名义之小组织，实行向干部派进攻。他们以自己作一个中央机关，分向各省各区共产党部中活动，而在上海方面的工人运动中，因为有马玉夫（他本是一个工人）的努力，居然颇有成绩。

▲李立三开除独秀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发生，李立三主持之中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等口号，独秀对此主张，不表同情，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中央，提出『反对国民党的误国政策』。干部派乃斥之为机会主义见解，对之痛加驳斥。独秀于此时，突致一哀的美顿书于中央，对干部派大施攻击，不仅是攻击政治主张，而且涉及组织及私人问题，如斥中央用『警察改策』对付异己。干部派对此乃不能再忍，将陈独秀开除党籍，同时被开除的，有李季、彭述之、郑超麟、陈比难、高语罕等。

▲新组织无产者社陈独秀在被开除以前，已与彭述之等有秘密组织，被开除以后，就将此秘密组织公开。在秘密组织的时候，本无一定名称，公开以后，即定名『无产者社』，发行『无产者』杂志一种，由独秀主编，斥干部派为官僚主义，斥朱毛为土匪。彭述之也发表了许多文章。在这里，他们已经表示出倾向托洛斯基的态度，在无产者第一期中，就引用了托洛斯基的两篇文章。

▲十月社与斗争社当时反干部派除独秀、述之等组织的『无产者社』外，复有刘仁静等组织的『十月社』，发行『十月杂志』一种；黄元鸣等组织的『斗争社』，发行『斗争』一种。十月社与斗争社，完全是奉托洛斯基为领袖，鼓吹一种极左倾的主张，较之陈独秀的右倾主张，大不相同。

▲混杂之我们的话当时被共产党开除的实在太多了，所以被开除分子的情形异常混乱。除了上述的无产者社，十月社。斗争社等组织外，陆一演又纠集一班被开除的人，发行一种刊物，定名『我们的话』，作为反对派的共同言论机关，对于史大林主义干部派大施攻击，而所攻击的，又集中于个人问题。

▲反对派的大团结一九二九年底，由『我们的话』发起，由各反对派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表示反对派的一致态度，其中提出在国际上反对现在史大林主义之机关主义领导，拥护革命的托洛斯基为领袖。在国内，提出『组织民主化』，及反对干部派机会主义领导的政治路线等。同时并特别提出对李立三等个人予以不可原宥的攻击。这个意见书的签名者，是包括各方面的反干部派人物的，如无产者社方面的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马玉夫，蔡正德；十月社方面的刘仁静，斗争社方面的黄元鸣，我们的话的陆一远等。多至一百数十人。

▲取消派正式形成这个意见发表以后，各方面反干部派分子大团结，正式成立『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亦名共产党反对派，即取消派），设中央于上海，发行机关杂志『火花』。该派正式形成以后，以无产者社在各派中势力最为雄厚，故陈独秀仍为中央总书记职。

▲纷纷加入取消派取消派形成之后，一般不得志于国民党，及不愿意参加干部派者，纷纷加入，以第三党及改组派分子为最多。计一九三０年五月一个月之内，在上海加入取消派者，多至三百余人。故陈独秀当时曾作豪语曰：三年之后，全党归我。

▲取消派每况愈下取消派在最初形成的时候，虽然加入者甚多，但此辈大率为游离的智识份子，既无群众，又无决心去干，故虽多而无用。而最困难者，厥维经济困难。盖共产党的经费来源，一向仰给苏俄第三国际，取消派既为国际所开除，自然拿不到金卢布，而此辈又均系腰无分文之穷汉，故经济之困难殊甚，以致任何工作，无法进行，而干部派之攻击，又极猛烈，故取消派乃每况愈下，降至今日，遂成为ＡＢ团社会民主党之附庸矣。

■立三路线与反立三路线

▲立三路线的内容在把陈独秀一派驱除出党之后，李立三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唯一倾袖了。那时李立三的权威真是无上的，最高的。但是不久，共产党内又掀起了反立三路线的风波，李立三又被挤下台了。所谓立三路线究竟是什么呢？且看李立三自己的供状（以下是李立三自己的话）。

▲根本的错误：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的对立从六月到九月，（按指一九三０年），中国有军阀混战和一般的政治经济危机互相联系着。同时又有革命的高涨。革命高涨第一个表现就是农民战争的发展，农业危机的深入，和苏维埃运动的扩大。一百县的苏维埃区域，扩大到三百县。小小的游击队变成十万的正式红军。工人运动亦渐渐的由经济斗争，进到政治斗争。如果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领导，那么革命运动可以有热烈的发展，可惜当时我的领导作了严重的错误，把错误的路线和国际的路线对立起来。

▲第二个错误：估计革命形势不正确我们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不了解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不平衡，我以为工农运动虽然形式上不同，但是他们的内容是相同的。因此我认为工人运动不但已经反对国民党，而且可以组织暴动，夺取政权。……我们的错误是……以为革命斗争是可以任其自然的，只要有客观的革命条件，只要有党的政治影响，主观的薄弱是不重要的，党的组织上的巩固亦是不重要的。巩固群众亦是不重要的等等。这都是机械的了解，这是客观的自然论，不管领导群众斗争的主观动力，是和马克斯主义完全相反的观点。

▲第三个错误：不了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以为一般的经济危机之下，群众革命斗争是到处一样的，假使一个地方已经有了直接革命的形势，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都有直接革命形势。当时我们以为不但要在南京组织暴动，并且可以在武汉天津北京广州等等大城市组织暴动。这是因为我们的意见认为一个地方有了革命的形势，可以直接发展成功革命的形势。

▲第四个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我不懂得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并且不懂得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我以为国际革命运动很快的就要高涨起来，一直向上发展，而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的应常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动力。中国革命运动的爆发，应当直接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这种估计是和准备南京武汉的暴动是相联系着的……我不懂得反对苏联战争危险，我以为苏联应当采取对于帝国主义的进攻政策。别方面，我过分的估量中国殖民地的地位。……我的错误是在中国翻印的托洛斯基。

▲第五个错误：是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提出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胜利直接就是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视点是半托洛斯基的观点。

李立三被挤下台后，由留俄学生陈绍禹、沈泽民等上台，而共党内部纠纷，从此愈形严重了。

■共产党的新反对派

▲何梦雄派的起源当李立三被挤下台以后，共产党的伪中央虽然以反立三路线相号召，但从前拥护立三路线的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等，还都留在中央任要职。其实反对立三路线最烈的，是何梦雄一派。在立三当权的时候，何梦雄反对甚烈，及至立三被挤下台，何仍郁郁不得志，连一江苏省委书记，亦求之而不得，故乃由秘密组织的小团体，公然成立临时中央，井组织各级党部，与干部派的中央对抗。

▲何梦雄派的人物何梦雄派的领袖，当然是何梦雄自己，他是湖南酃县人，在共党历史甚久，颇有能力。其余罗章龙（罗在共党历史亦极深，全国总工会及铁路总工会均在其手），林育南（在共党内极有势力），王克全（江苏省内势力甚大），戴晓云（ＣＹ中央总书记），韩麟符（北方共党领袖），王凤飞，（在上海各区有势力），杨国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陈郁（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孙哲一（铁总党团负责人），韩连会（中委兼顺直省书记），史文彬，强金保，萧道德，徐锡根，徐阑芝，袁乃祥，邱泮林，沈先宣，徐畏三，余飞等，均系共党中坚份子也。

▲何孟雄派的组织何孟雄派在立三路线时代，原有一种无名称之小组织，及李立三路线倒台，乃公然组织临时中央，于一九三０年一月初旬成立，临时中委二十七人，由何孟雄，罗章龙，王克全，王凤飞等，任常务委员，此外另成立江苏省委，顺直省委，山东省委，上海各区委等，俨然一新党矣。

▲何孟雄派的主张何孟雄派的主张，简列如下：（一）认为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已完全破坏，须重新干过；（二）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不是从前号召群众的中心口号；目前的中心口号是经济斗争；不是政治斗争；（三）反对伪四中全会；（四）反对国际代表米夫，请求第三国际撤回处分；（五）认为现中央全是李立三的忠实分子，应根本推翻，请求国际代表团停止中央职权；（六）请国际代表团召集全国紧急代表大会，以挽救目前危机；在紧急大会未召集前，中央职权，由国际代表团代理；（七）参加紧急会议分子应是一，苏区中委；二，六次大会选出的中委；三，各级党部的反立三路线积极份子；（八）应执行铁的纪律，以制裁李立三派及陈绍禹派之主要人物；（九）改造各省委区委机关，澈底肃清立三路线分子，引进反立三路线分子。

▲中央干部之狼狈自何孟雄派形成正式组织后，中央干部派乃大狼狈，因为何孟雄派都是在共产党内历史很久的分子，在实际工作极有势力与极有能力，非陈独秀、彭述之辈之腐朽的元老派可比。

▲何孟雄派的消灭一九三０年春间，何孟雄、罗章龙、林育南等，所有何孟雄派的领袖人物，全在上海被捕枪杀，计有二十六人之多。这二十六人可说是何孟雄派的生命，二十六人枪毙以后，何孟雄派也就无形消减了。因为何孟雄派分子虽多，但领导既去，群龙无首，而且经济异常困难，不投降干部派，简直不能生存，而干部派亦知何孟雄派已无能为，乃廉价收买，一场纠纷，就此了结，但共党损失已不小矣。

■干部派与实力派

▲现在的干部派现在的干部派的主要人物，严格的说还是些独秀时代与立三时代的老人物，换句话说，就是些机会主义与立三路线的信徒。这就是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黄平，徐特立，吴玉章，陈绍禹，沈泽民等，他们现都占着『党』『政』两方面的重要地位，例如秋白和国焘，都是中国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委员长是毛润之）秋白兼着人民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国焘兼着人民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在党一方面，秋白和国焘都是中央常务。其余周恩来以下几人，大都是党的中央委员、苏维埃的中央委员。虽然如此，但他们没有实力，而且，他们是受着实力派的压迫。

▲实力派的人物所谓实力派，并不是指有群众的倾袖、而是指有枪杆子的人物，这些人物是有名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旷纪勋等所谓红军将领。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除了所谓红军与苏维埃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了。这，自然要使红军苏维埃的领袖有无上的权威。而且自从一九三０年以来，共产党、共产青年团、赤色工会等全部经费，都是所谓中国苏维埃解来的（一九三０年以前，是苏俄第三国际供给的），这加重了实力派统治干部派的意义。

▲两派冲突原因这两派冲突的根本原因，倒不是什么政治路线，主张不同，而是简单的个人意气之争。因为干部派的人物，特别是张国焘、瞿秋白、周恩来辈，倚老卖老，以为讲共产革命列宁主义，唯我独尊，何物朱毛，敢小觊我？况且他们又是掌握着党中大权，又与第三国际接近，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故今日一训令，明日一通告，对于朱毛辈实力派，颇有不在跟中之概。而朱毛实力派，则因大权在握，势力雄厚，犹春秋之诸侯，已目无王室，平日作事，独断独行，不顾中央及国际意见，甚至对于国际代表，任意驱逐，此固使干部派十分难堪也。何况实力派中，除毛润之可称老资格以外，其余如朱德也，彭德怀也，旷纪勋也，都于党无深长历史，更不在瞿秋白、张国焘之眼下。彼此既如此意气用事，宜其不能免于冲突也。

▲土地问题争执但是为了个人的意见，究不好公然冲突，乃藉题于土地问题，开始接火。而土地问题中，特别是关于富农问题。据实力派的意见——也可说是毛润之个人意见，朱彭辈是根本不懂此道的——以为必须有一定数量以上的土地，以及每年生产与消费相抵有余的，始能称为富农。但是干部派则以为只要『曾雇过一天雇工在他土地上耕种过的，即是富农』。干部派根据这一见解，斥实力派对于富农见解是机会主义。但实力派的回答『有许多贫苦的雇农，在农忙的时候，也要请一、二个雇农来帮一天、二天的忙，这是常有的事。照中央的见解，这些都该归在富农之列。这样，整个的农村中，除了地主及乞丐以外，都是富农了，岂非笑话，事实上，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将这些贫苦的盲从雇农归在富农之列，纵然他曾经请过十个雇农来帮过忙，但是我们的中央却做出了这样可笑的结论。苏维埃区域的土地政策本来是很正确的，因此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照中央那么办，苏维埃政权早已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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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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