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理解,“冲突”或可分解为“dispute”,“clash of opinions”,“competition”等等。所有这些都预设一个前提:冲突双方的位置互为对等(mutual counterpart)。没有这一对等格局,很难谈得上“冲突”。此种“对等中的冲突”,其政治形态如施米特所看到的,即国会制度中的“商谈”。其目的在于达到一种相互一致,以此保证“对等中的冲突”的当事双方互为“平等”。在此,平等是首要的。“对等中的冲突”必然演化成“平等中的冲突”或“冲突中的平等”。“冲突因而演化成一种技艺或功能性手段,其目的是“agreement”(调解)的达成。“政治真理”据说可以出自这种“agreement”。这是一种“truthincommon”(共通的真理)——“我们大家的真理”,或谓“公共理性”。然而,若让施特劳斯来判认,出自“agreement”的真理不就是一种“契约”吗?不就是习俗(corventon)吗?不就是nomos(习惯法)吗?施特劳斯从来认定,“真理与nomos无缘,它卓然而立地(sirgularly)只属于“一个人”。
好了,我在前此的电邮里想说的是,在教条化的“施特劳斯”与“基督教”之间,无须做出什么选择,正如您在电邮回复中所指明的。选择皆基于erotic will(爱欲的意志),它目的论地关切着立场的明晰,姿态的固定,旗帜的鲜明,或“主义”的自我界定,一如信仰的宣示,无论其如何“在体的”,如何“生存论的”,其背后皆支撑以教义化的信纲,都表明其对确定性和解决的自以为拥有——自以为“是”。而哲思(philosophizing则基于eroticintellect(爱欲的理智),它与任何形式的目的论关切格格不入,因为在根本上,它无家可归。它只遵从自然的正确以及自然的“必须”(necessity)。在这一“necessity”面前,哲人成了奴隶,没有别的选择,他被迫(to be compelled)而哲思,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与自然的necessity构成真正强有力的或此或彼的选择。在此意义上,我说,遵从自然正确的“必须”的哲人沉思是一种没有冲突的生活德性:一如斯宾诺莎曾言——心灵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