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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角度看革命：历史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上)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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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角度看革命：历史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上) (ZT) -- peacemaker - (13204 Byte) 2004-12-07 周二, 下午11:37 (251 reads)

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76

经验值: 24408

标题: 换一个角度看革命：历史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下) (68 reads) 时间: 2004-12-07 周二, 下午11:40

作者：peacemaker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六、农民革命中的劳动价值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人应当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通过夺取并掌握国家政权来改造社会。但中国...人却主要是依靠农民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取得了成功。不少历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中国...人加在革命头上的一顶装饰帽，即使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毛泽东也会象刘邦和朱元璋那样，率领农民军扫平天下，成为一代开国帝王。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呢？
中国...人经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此找到了出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国人绝大多数是农民，要改造社会就必须利用农民的力量，而如何利用农民的力量，俄国人并没有经验。中国历史上那些利用农民力量的政治家如刘邦和朱元璋，都是直接利用农民起义这一客观条件。在没有农民起义条件下如何利用农民，中国...人也进行了艰苦的摸索。1926年毛泽东在湖南发动农民参加农会，组织起来对地主老财等富人实行专政，结果地主老财人人害怕，许多人甚至逃到省城长沙或者武汉、上海不敢回来。
...人充分认识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发动农民时的重要作用。《国际歌》的歌词中说，“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这就把问题简单地归纳为“谁养活谁”的问题。既然欧洲的...人可以利用“劳动价值论”鼓动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那么中国...人也可以利用劳动价值论鼓动农民向统治者造反。劳动价值论的创立者马克思是德国的哲学博士，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已经应用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的穷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剥夺地主、富人的财富，建设由“劳动者管理的国家和社会”。毛泽东把这一道理归纳得更为简单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贫苦农民应当造谁的反呢？当然是造地主、资本家和统治者的反。在...人看来，统治者和地主资本家都是劳动者身上的吸血鬼，都没有创造财富，所以劳动者完全有理由造反。为了鼓动农民造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就把历史上那些造秩序反的“贫民起义”领袖黄巢、李自成、洪秀全都推崇为英雄……
1927年以后毛泽东、朱德先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后又在江西、福建发动穷人进行土地革命，实行过几乎完全从肉体上消灭富人的政策，以此获得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到1934年，毛泽东创立的中央根据地曾经发展10万红军，控制几百万人口。这样的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利用了各派军阀内战的机会。蒋介石消灭了主要敌对派别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红军时，红军就被迫开始了战略大转移的所谓长征。
毛泽东从来没有被“理论”束缚住头脑。当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时，他甚至会暂时放弃他的“造反有理”论。例如在抗日战争中，为了笼络地主、富人让他们将钱财捐献给...，毛泽东就放弃了打倒地主、富农的政策，反过来还说服农民向地主交租交息，这就不再鼓动造反了。但当抗战胜利日本压力消除，没有理由再让地主自愿捐出土地和财产以后，...又适时地将政策扭转为打击甚至消灭富人。有的材料说，抗战胜利以后，在...控制的根据地，有不少农民开始自发地打倒富人，后来...适应了这一情况，又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但在这一问题上，究竟是先有...的政策还是先有农民的自发行动，本身倒无关紧要，因为...要获得农民的拥护从而利用农民力量打到国民党政权，也只有打倒富人这一途径，所以应当说打倒富人...精英和贫苦农民的共同“选择”。有人分析说，农民自发地打倒地主阶级，也是由...的基层干部鼓动起来的。对农民来说，分得地主阶级的财产使他们直接受益。直接“杀富济贫”在正常社会中是一种“恶行”。但由于...把“劳动价值论”提升为“造反有理”论，这就赋予贫苦农民的“恶行”以光明正大的意义，农民可以堂堂正正地参加打倒富人和推翻统治秩序的斗争。推翻统治秩序还可以彻底改变贫苦农民的政治地位，许多贫苦农民在革命胜利后当上了国家干部（官吏），这就同时满足了他们对地位、权力和受人尊重等高层次的“社会人”需要。
如果没有劳动价值论，我们很难设想...人如何能够理直气壮地发动农民造反。所以劳动价值论绝不是毛泽东戴在中国革命头上的一顶用以装饰的可有可无的帽子，它在中国革命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七、经济建设中的劳动价值论
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市场经济改革，这一情况迫使人们对传统的计划经济进行深层次反思。笔者正是在这一反思中,才由公有制联系到劳动价值论再联想到人性中“恶的倾向”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劳动价值论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谈一点意见。
按照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财富是地主、资本家“剥夺”工人、农民劳动成果积聚起来的。劳动者起来打倒他们，是对“剥夺者”的剥夺。但是剥夺“剥夺者”以后，仍然要实行社会化大生产，所以取得政权的劳动者就不能平均分配生产资料，而只有依靠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财产所有权，形成典型的公有制经济。可见，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公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由于生产资料已经为社会所有，所以只能按提供劳动的多少来分配产品（按劳分配）。至于这种体制能不能有效运行，苏联、中国几十年的经历都是最好的注解。
浅薄的历史学家往往把中国经济建设所走的弯路归咎于毛泽东本人治理国家的错误。他们认为，在打天下上毛泽东无疑是一位无可匹敌的大英雄，但他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导致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走了大弯路。还有人干脆认为，如果毛泽东在打下天下后立即退位或突患疾病死亡，由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领导经济建设，就能够避免几十年的折腾，使中国较早走入经济建设的正道。
但是问题首先在于，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正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环境要能够对人们的经济行为造成激励。而在缺乏激励的环境中，经济发展都会陷于停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普遍陷于停滞，就是由于其经济结构对人的活动缺乏有效的激励。
首先，按劳分配需要严格确定人们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而“计件工资”就是按劳分配的最好形式。但许多工作根本不便于计件，农业中能够实行“计件”的情况更少，于是大部分工作只能按照提供的劳动时间来计酬，结果就会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的现象。西方经济学家早就断定公有制无法对劳动者实行有效的激励措施；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看到，在公有制条件下，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是无法发挥的。但是至今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在为公有制辩护，他们认为公有制集体化生产可以实行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可以用农业集体化为例反驳这些观点。事实上，在传统“生产力”状况下，把农户组织成集体，就好象把一个个马铃薯装成一袋马铃薯一样（马克思对法国村落农民的比喻），并未使它们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这种用容器法或捆绑法扩大了的生产组织，很难发展什么“分工协作”。即使具体工作例如种菜、养牛、养.、做饭（大食堂时期）的“专业化”能够节省劳力，那么它也根本不能补偿因缺乏激励而对生产造成的危害。农民都很清楚，自己努力劳动所增加的成果摊到自己已经微乎其微，所以都不愿意努力工作。陈永贵在带领大寨农民“战天斗地”上确实做出了很大成就，但毛泽东提拔他当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以后，却无法让全国农民都象大寨农民那样“战天斗地”，历史上著名的农业区域在...统治下（农民）都陷于贫困。虽然我们的陈副总理看到这是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所致，但认识不到缺乏积极性的根源，结果在一次对关中地区干部的讲话中，竟然当面斥责“八百里秦川，养了八百万懒汉”！陈副总理这话说得也太离谱：你...不会实行激励农民的政策，怎能怪八百万农民都是懒汉呢？
其次，劳动价值论否认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这就无法激励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将它们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在现代经济中，资产的积累主要靠“经营”，而只依靠狭义的“劳动”则不可能发财治富。由于公有制经济不允许个人进行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这就堵塞了人们增加财富的正当渠道。对物质产权尚缺乏有效的保护，那就更不要指望对知识产权进行有效保护了。而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中，技术发明和创造也必然陷于停滞。总之，对个人的经济活动缺乏激励，整个经济陷于停滞就是必然的。
最后，在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公有制经济中，行使财产所有权的人以权谋私“成本小而收益大”，这就激励了当权者“以权谋私”的恶行，于是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大量发生。不过就这一点来说，毛泽东时代却并不严重，只是到了邓小平和...当政时才演变得难以收拾。现在回想起来，正是由于毛泽东那不得要领的残酷手段，才使中国没有出现严重的腐败局面。
毛泽东的办法是发动一个接一个运动来治理腐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67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要让人们都变成大公无私的雷锋式的人物，也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人性”（经济人属性），这当然是办不到的；“批修”从字面上讲是要批判干部中的“修正主义”倾向，实际上就是批判那些想正确利用“人性”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干部。毛泽东后来把他们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不把他们彻底整跨就难以瞑目……但是这些政治运动都无法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实际上就是制度），结果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开创”出一条有效治理社会的道路来。
从毛泽东治理国家的努力看，应当说他充分认识到“公有制”和“人性”具有冲突的一面，他的悲剧是想通过改造人性来使它适应公有制经济，这种努力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他统治的几十年中，他总感到大多数干部都“跟不上”他的思想和步伐。1956年到1957年，周恩来认为制定的计划指标过高，于是提出反冒进，但1958年1月遭毛泽东严厉批判，只是因为周主动检讨并提出辞职，毛才没有把他拿掉；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大跃进对经济的折腾，敢于直言说了真话，结果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头目；1966年全面铺开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67年人们才明白目的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国家主席刘少奇竟然死于非命；1970年疑忌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借批陈伯达敲山震虎，此后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将林彪晾在一边，使林彪惶惶不可终日，于1971年9月仓皇外逃；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后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未点名批判邓小平），4月7日宣布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定性为“对抗性矛盾”（即敌我矛盾）。毛泽东对干部的实际态度远不象他说的那样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是“宁可将人整死，也不愿将人改造好”，这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他要整治的人能够改造好。既然认识到“个人”都难以改造好，他却力图改造百姓“群体”，他内心深处的这一矛盾确实令人惊奇。
叶利钦在苏联尚未解体时即说，十月革命使俄国走了大弯路。叶利钦本是苏共高层领导的成员，很快堕落到否定十月革命的地步，令正直的中国...人非常恼火。但是现在看来，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之处，反而正好表现出叶利钦先生非凡的历史视野。苏联解体不久，中国也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改革，这些重大变革都迫使人们对中国革命进行反思。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曾撰文谈到，劳动价值论对苏联、中国等国家危害最大，实际上也是否定了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笔者还听到一位不愿意张扬姓名的哲学工作者说，“马克思是个大喷壶，他把中国害苦了”。听到这话，笔者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是马克思把中国害苦了吗？诚然，是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剩余价值论）。但马克思只是一位科学探索者，他并没有任何权势，没有强迫也不能强迫任何人接受他的思想。林彪曾经说，马克思主义是从外面灌输进去的，如果不从外边灌输，即使你有再大的天才，再多的经验也无法创造出来。实际上，...人正是做了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灌输”给俄国和中国贫民的工作，“利用”马克思理论来发动贫民群众闹革命。从群体选择
角度看，是我们自己认为它很有用，非要接受并实行这一理论不可，怎么能责怪早在19世纪就已经去世了的马克思呢？
最近几年，由于社会上出现贫富悬殊现象，一些老百姓开始怀念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时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些学者想以现在经济上出现的问题反证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却是大成问题的。诚然，苏联、中国前期经济建设都取得了不小成就。但是，社会由战乱到稳定必然会产生“经济效益”，这并不是“公有制”的功劳；另一方面，苏联、中国前期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延式增长的结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曾经论证过，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长久维持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所以资源大国能够在错误的发展道路上维持得更为长久。苏联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就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很有关系。由于中国比苏联幅员要小，矿产资源也没有苏联丰富，所以工农业粗放型增长的空间肯定比苏联要小，维持的时间无疑还会短一些。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的折腾，又延缓了中国经济走到尽头的时间，使传统体制能够维持得较为长久。但是体制问题毕竟具有根本性。既然苏联没有类似毛泽东那样的折腾，反而有赫鲁晓夫以及柯西金的改革，经济仍然陷于停滞状态，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停滞与具体政策没有多大关系。从微观经济学原理看，公有制完全是无效（率）的。我们可以借用《三国演义》中描述关羽败走麦城时的一句话来表示公有制经济停滞的趋势，这就是“纵子牙再生，亦无计可施也”。
虽说如此，但苏联、中国公有制经济的转轨，也与领导人的更替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建立领导人正常更替的制度，结果中国和苏联的改革，也就与年迈领导人因自然死亡而退出历史舞台联系了起来。毛泽东比勃列日涅夫早去世7年，结果中国正好比苏联早开始改革7年。有人干脆说，如果毛泽东也象邓小平那样活到93岁高寿，那么被毛泽东人为制造的社会各阶层的分裂还会再延续10年，知识青年也不得不在农村再“接受再教育”10年，“黑五类”子女也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再挣扎10年，中国的改革也会相应推迟10年！
20世纪发达国家的正面经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面教训已经使人们充分认识到，除了私有财产权明确的市场经济以外，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另外的能够使国民经济稳定繁荣的道路。
八、毛泽东悲喜剧
从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就陷入了战乱状态。新中国的建立结束长期战乱，将国家（大陆）完全整治为一体，这无疑是毛泽东最大的功劳。所以，假如历史截止到1949年为最后结局，那么毛泽东无疑是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拥护的最伟大的英雄。
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后去世，他成为历史人物至今又28年了。但是现在，当人们最终认识到毛泽东为中国建立的经济、政治制度使中国走了几十年弯路才艰难迈入市场经济，还不知道要再过多少年才能使经济、政治制度完全走向正规以后，我们对1949年的选择又有什么感想呢？
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是一出伟大的悲喜剧。前期革命时是喜剧，后期建设中是悲剧。作为中国革命的导演兼主角，他很好地利用了客观环境，把亿万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从而发挥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但在导演这段喜剧时，他毕竟是利用了人性中潜藏的那种破坏社会秩序的“恶的倾向”，此后又无法把这种恶的倾向纳入社会正常运行的轨道，结果成为他后半生悲剧的根源。在他生命即将终结之时，很少有人满意他的统治，社会各阶层都憋了一肚子气，并且还“不敢怒不敢言”。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本来就对他恨之入骨，建国后又一直被压制近30年，他们的后代也遭歧视而被剥夺了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结果至少三代人对他产生仇恨；“翻身”的贫苦农民本来对他感恩戴德，但集体化却剥夺了他们发家治富的基础，“大食堂”又使他们差一点去见阎王（饿死的就更不必说了），此后十多年也长期填不饱肚子，诚实的农民一直对他的统治颇有怨言；知识分子在历朝历代都受人尊重，但在新中国却变成“臭老九”，许多人被整得死去活来，即使“变色龙”也终日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整到自己头上；“批修”和斗“走资派”的运动使许多干部住牛棚改造，一些干部被折磨而死，结果搞得人人自危；城镇“工人阶级”因子女被强行驱赶“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也从内心里怨恨他的统治。总之，从社会群体来看，没有一个阶层在他的统治下感到舒心愉快。
一些历史学家看到，有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作指导，中国国内局势不可能平稳，所以毛泽东本人的存在是中国政治动乱的一个根源。还有人指出，毛泽东在执政后还一直教导人们要“继续革命”，所以始终是一个革命者，毛泽东的悲剧就在于他终生未能完成从“革命者”向“执政者”的转变。平心而论，这些说法都是符合实际的。
九、结论：外生变量、群体选择与世界大势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中国革命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在内部结构长期变迁基础上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形态更替理论的伟大证明。
一些美国历史学家（1950年代）却认为，在中国革命中，“人为抉择”与“结构变迁”的要求是相互冲突的。中国...发动和领导的农民革命“违背”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趋势。
笔者根据“经济人选择史观”得出结论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并不具有自我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潜力。当代中国革命及其结局，是五大外生变量逐步掺入中国社会以后，人们在环境变化基础上“群体选择”（和斗争）的结果。
首先，明朝中期从美洲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到清朝前期逐渐推广到全国各地，它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比原来多几倍的人口，造成更为严重的人口压力，成为中国革命得以发生的最基本也最深远的外生变量。
其次，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张是导致中国革命的一个最重大的外生变量，它迫使中国精英努力思考并力图改变国家贫弱挨打的处境，“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以及国共合作进行的统一战争（北伐战争），都是精英们为民族繁荣富强所作的努力。中国...领导的农民革命，尽管优先解决的是贫民生存问题，但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却是中国精英发动下层民众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最宏伟的运动。
第三，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也是一个对中国社会起了重要作用的外生变量。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为中国...人和工人、农民（当然最主要的是农民）提供了榜样的力量，坚定了革命者胜利的信心。
第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导致中国革命发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是使贫苦农民凝聚起来的精神动力，它把人性中固有的“恶的倾向”转变为堂堂正正的“造反有理”论，使贫苦农民可以理直气壮地打倒传统社会中社会秩序的代表。
最后，直接导致中国农民革命取得胜利的外生变量是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日本入侵引发的抗日战争为中国...“创造”了到华北的广阔地区建立组织、扩大影响的绝好机会。如果没有这一外生变量的作用，很难设想...能够发展势力，最后驱逐国民党政权。
新中国建设几十年所走的弯路，促使一些人开始思考，中国革命是不是历史的错误？这一问题使我们想到恩格斯关于历史所说的一句话，历史是许多力量按照平行四边形法则所形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那么每个力量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从人类行为原理来看，伟大的个人或许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当前利益，但作为群体的农民百姓却总是按照自己的当前利益行事的。即使历史哲学家提前几十年认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为人们指出长远的道路，人们仍然不会按照他们的指引而只会服从自身的利益。由于打土豪、分田地符合中国贫苦百姓当时的实际利益，而中国...就依靠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组织贫苦百姓推翻了国民党统治，那就没有任何理由指责他们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说到底，人都是“经济人”。从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开看，历史本身没有什么正确和错误之分。
中国革命是不是必然的？要回答这一问题，那就要看造成中国革命及其结局的“条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条件”和“原因”这两个概念难以区分），会不会有变化。我们所重视的条件就是“外生变量”。在前述五大外生变量（掺入中国社会并引起社会相应变化）的基础上，每一个“经济人”都要作出自己的选择，结果作为群体的穷人大都选择了由...所领导的革命或拥护革命，作为群体的富人阶层则大都站到国民党政府一边进行反抗，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都由其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很少有其它选择余地，结局是革命胜利而反抗失败。反观1949年（实际上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亿万人民已经决心在...带领下推翻国民党统治，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它，所以中国革命的结局完全是必然的。此后，由于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原理，新中国实行苏联一套经济、政治制度也是必然的。
结论：在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的传统中国社会早已发展到它的最大限度。历史上的朝代变迁，主要是人口自然增长和气候波动这两个“外生变量”作用的结果。明清以来社会结构的缓慢变化乃至重大变迁，则是在传统社会基础上由五大“外生变量”掺入引起的。高产作物的引进使人口增加从而使穷人潜力大增；西方扩张的压力使精英阶层奋斗自强；苏联榜样使部分精英（...人）找到了依靠穷人的道路；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造反有理”；日本侵略使穷人获得了在国民党和...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这五大外生变量缺少任意一个，中国革命要么不会发生，要么会有大不相同的结局。但由劳动价值论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的“恶的倾向”，导致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长期难以走入正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当今世界大势，..提出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就是对世界大势正确认识的结果。

作者：peacemaker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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