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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刘亚洲：改革的核心是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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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亚洲：改革的核心是民主化   
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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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刘亚洲：改革的核心是民主化 (212 reads)      时间: 2004-11-24 周三, 下午11:33
作者：加人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如何理解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创新”
领袖是要解决课题的。江主席最近强调科技创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改革的动力已经到了一个极限。要把台海问题、国际问题和大陆政治与国家体制的整个走向联系起来看。武力消灭的是肉体。政治赢来的是民心。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民主化，尤其是党内民主化。
现在是个选票出政权的时代。作为一个领导人，只能因势利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因此，大陆内部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不仅如此，整个国家安全和稳定也有赖于此。国家是否安全，不光指对外防范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国家内部体制是否健全，政治是否合理稳定。安全性大小，是与国家体制的先进性成正比的：当国家具备进步的、不断良性发展的体制时，其安全性就会增强。哪怕暂时弱小，也会壮大；相反，强大的国家也会一夕消亡。苏联就是前车。新型安全观注重的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自身进取式而非简单防范式的安全。面对西方咄咄的攻势，我们应主动求变来对付裂变。
领袖是要解决课题的。毛泽东解决的课题是建立新中国。邓小平解决了两个课题：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胡耀邦也解决了课题：平反冤假错案。就连华国锋在其短暂的政治生涯中也解决了一个课题：粉碎“四人帮”。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政变，因此人民一直还记得他。这一代领袖的课题是什么呢？……
这一代领导人的课题应当是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本来是想在经济改革初有斩获之后便进行政治改革的。他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在八十年代就涉及过高层直选这个禁区话题。当然他说中国要搞高层直选需五十年后才行。这和他保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看来我们要真正摸透邓小平的心思，还要更下苦功才行。不幸的是，“”风暴陡起，打乱了他的战略布署……
邓小平把这个课题留给了江泽民主席。江主席接过这根接力棒。这些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风一阵紧一阵。江主席最近特别强调“三个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民主化开始的。这也许是另一次农村包围城市。中国的状况是，在民主意识特别是民主行动上，城市比农村差。自古以来中国农民要求民主的意识就强于知识分子。首先起来反抗封建专制的总是农民。有人用“草根民主”来形容农村的民主。而“草根民主”正是中国民主化的基础。当然，“草根民主”还是民主的原始阶段。农民有民主诉求而无民主习惯。路仍漫漫。有领导人讲：“中央一天到晚考虑十二亿人吃饱、穿暖问题。”这话不会获得很多人认同。人民不是领导养的宠物。就是双腿沾满泥巴的农民也想指手划脚，参政议政。他们也有这个权力。现在农村已经围困了城市。城市还在昏睡。
改革的动力已经到了一个极限。我们需要新的刺激点。中国今天一切弊端和问题，寻根问源，直指政治体制。政治改革的动力何来？这样的动力首先来自对历史的反思。反思的范围越大，改革的动力越大。我们批评日本对历史拒绝反思，而我们又做得如何？以文化大革命为顶点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从来就没有进行过象样的清算。老左派的人还在，新左派又在知识界产生了。反思是为了向深层次开拓，这就是从制度入手，从思维的改变入手。改革开放二十年了，今天我们还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表明理论思维未有多大进步。思想要解放。首先要有思想。没有思想，遑论解放思想。我们习惯说“是”，不习惯说“不”。这是由毛泽东造成的。当毛泽东思考时，他的人民习惯将自己头脑中相应的一部份关闭。人民不需要思考，因为领袖已经替你思考好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迫害思想不能消灭思想。行动是可以统一的，思想是不可统一的。行动统一不能保证思想统一。思想不统一并不妨碍行动的统一。承认思想不统一反而有利达成共识。非要统一只能形成说谎机制。思想不统一就要受到惩罚，人民就要想法对付。人民讨厌假话，又需要假话。大家都说假话，就不必担心假话被揭穿。在说谎运动中，说谎者不会受到谴责。相反，不说谎者反被看作异类。
我们现在只有臣民语言，没有公民语言。古代讲：“为民作主。”我讲：“由民作主。”一字之换，天壤之别。儒家精髓为：以德为本。西方文化精髓为：以法为本。孔子认为：人本善。西方哲学家认为：人本恶。中国古代，人民永远相信皇帝。现代西方，人民永远怀疑领袖。东方的人民怕政府。西方的政府怕人民。西方崇尚“苏格拉底式的智慧”。神对苏格拉底说：“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反问：“怎么可能？”于是他遍访圣贤。他发现那些圣贤均自视甚高，于是他醒悟：“神不错，我就是最聪明的人，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最聪明的人。”这个欧洲哲学史上的典故其实是西方政治之本：治国之道必须建立在对人性和道德怀疑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人性和道德肯定的基础上。西方领袖是作为一个阶级来统治的，而不是作为一个人来统治。因此，西方对领导人的要求并不特别高。个人作用被降到最低。一句话，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民主化，尤其是党内民主化。党内民主首先需要党的高层领导集团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不来自外部，而来自内部。刘吉说：“中国有批优秀人才在共产党内，所以共产党能领导。可是中国也有一批小人在共产党内，非把共产党搞垮不可。”列别德说：“一个国家只有百分之五的精英，还有百分之五的败类，剩下的百分之九十都是跟着跑的，不是跟着精英跑，就是跟着败类跑。”
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国际斗争的需要。今天美国狂放不可一世，处处挤压中国。中国屡次呼吁在世界上建立“公正合理的秩序”。这个秩序有三个要素：其一多样化。多极化就是多样化。力量强大的一方不能把它的意志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弱小的一方。其二宽容。要给对手一定的空间。主要是三个空间；思想空间，行动空间，议论空间。其三平等参与。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索取的这些东西，正是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界向政府索取的。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要么都苍白，要么都强有力。当今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实力强大到可以压制一切公理，也没有一个公理的道德权威强大到可以摧垮一切实力。中国要在新世纪不遭到西方的围堵，就必须改善自己的政治行为方式。以南联盟为例，一个经常对自己人民说“不”的政府，在国际社会里就经常被他人说“不”。一个在国内有太多“政治敌人”的政权，在国际上就会有更多的政治敌人。在这个日趋全球化、各国相互交往和依存度愈高的时代，一个国家国内的政治公正和国际政治公正是不可割裂的。毛泽东眼光独特。他观察中国过去百年的战争，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与外国打，每打必败，因为中国缺乏两样东西，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我们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毛泽东的智慧。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目政治体制改革。今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百多位厅局级领导干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现，这些中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三点六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其次是机关人事改革（百分之二十五），再次是国有企业改革（百分之十四点一），第四位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百分之九）。现在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时机。中国的经济基础已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上层建筑不变行吗？如不变，旧的上层建筑必会对新的经济基础形成反噬。有人鼓吹：经济开放，政治封闭。这不可能行得通。政治体制改革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会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中国的真正崛起取决于这一战。西方人讲：“中国老百姓是勤奋的，但在政治上懒惰而贪睡。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睡到现在。这中间曾经醒来过，可是上完厕所后又睡着了。”更有人用戴高乐形容巴西的语言来形容中国：“它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但它总是如此。”政治体制改革这一仗打好了，这些话就进了历史垃圾堆。这一仗打好，二十一世纪末期我们会与美国不相伯仲。如再不出意外，二十二世纪有可能会是中国人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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