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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HGC〗【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9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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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C〗【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9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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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C〗【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9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4 -- HGC - (1857 Byte) 2004-11-13 周六, 上午7:44 (895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董文琦：东北接收失败的回顾与反思 (416 reads) 时间: 2004-11-13 周六, 上午7:53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9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4

《董文琦：东北接收失败的回顾与反思》标题目编者所拟，内容选自《董文琦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中问答部分与“十一、东北失败检讨”，原文为繁体字。董文琦《董文琦先生访问纪录》一书中关于东北接收往事回忆的内容，因与HGC“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以往特辑中已收录、董文琦发表于《传记文学》杂志的《两任沈阳市长》一文的记述几同，为避免重复，不再收入，请参阅：

董文琦：《两任沈阳市长》
http://www.hjclub.com/Showtopic.asp?ID=515670&Parent=515661

董文琦：《亡友张莘夫四十周年祭》
http://www.hjclub.com/showtopic.asp?ID=515672&Parent=515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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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琦

东北接收失败的回顾与反思

[问]抗战胜利后，东北接收失败，牵动大局，一般认为时任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应负最大责任，洁忱先生当时担任沈阳市长，耳闻目舰，看法如何？

答：据我观察，熊式辉是一个谋略家，机智过人，城府甚深。我初次与他相见，是在民国二十五年我到江西考察水利，当时他任江西省主席，曾见面多次。他出身日本陆军大学，国民革命军北伐抵达上海时，他曾任上海警备司令。在江西剿共期间，他对剿共部队供需筹划甚为周备。在江西任省主席前后十年，建树亦多，因此受到蒋委员长赏识。抗战期间，曾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负责采购军品。返国后，在重庆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总裁由蒋委员长兼任），负责规划胜利后全国各项建设计画事宜。

抗战胜利后，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此之前，政府曾决定将原流亡在重庆南山之东北三省政府扩大组织，当时辽宁主席为万福麟、吉林主席为邹作华、黑龙江主席为马占山，政府并令他们积极准备前往东北接收。不料他们正在积极筹划，并已将省府厅处长人选呈报核示时，中央忽有将东北三省改为九省之议，一时议论纷纷，不知究竟。后闻系熊式辉受命出任东北行营主任后，即建议将东北三省改为九省，亦即将原伪满十八省两省并为一省，极不合经济与人口分布之原则。

东北九省确定后，势须另定各省主席及厅处长人选。俟各省主席及厅处长确定后，熊式辉又在设计局不断召集会议，商讨各省编制、预算及接收事宜。每次开会，中央各部会东北特派员均奉邀参加。我当时为东北水利特派员，应邀参加，亲见每次讨论均与政策大计无关。此时东北局势日在变化，而我们未能因变制宜，争取时间，殊为可惜。

这时，苏俄已於三十四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至二十日，即攻占沈阳，控制整个东北。同时，日本於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即通知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撤销对伪满之承认，同日下午，张景惠宣布满洲国解散。伪满解散后，东北顿成无政府状态，假定我政府能把握时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迅将万福麟等三位省主席送至东北，并畀予全权，令其因时制宜，维持地方治安，遏止中共觊觎，则以万等三人在九一八前均曾在东北任军政要职，东北人民对他们耳熟能详，知道他们回来，一定谒诚拥护，原伪满军队亦定愿为他们効命。果能如此，想东北局势定可改观。不幸，当局思不及此，反而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部署国军进驻东北事宜。这样一来，正触犯了苏俄大忌。当时，苏俄的基本政策在对抗美国，故一方面在东欧扶植傀儡政权，以为缓冲；一方面更竭力反对美国介入东北。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曾在长春公开宣称，东北问题为中苏两国的问题，不容第三者插手，如有第三者插手，苏俄定将其手切断，其意已至为明显。而美国则深恐东北为苏俄独占，故愿协助我政府运兵至东北，因此甚遭史达林之疑惧。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我们能及时收编伪满军队，维持地方治安，以消除苏俄之猜疑，实为唯一良策。但是熊式辉不此之图，惟知汲汲从事东北九省之区划与各省行政首长之人选，将大好时机轻易错过。一再蹉跎的结果，大局日非。到十月十二日，熊式辉才借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先生、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公权先生飞赴长春。此时，苏军进入东北已逾两月；在此期间，中共亦已派张学思由热河进入辽南、吕正操由华北进入辽西，其后苏俄又派飞机将林彪从延安接到哈尔滨。林彪一到哈尔滨，即大肆收编伪满军队，并接收由苏俄移交解缴日本七十万开东军之军火，势力急遽扩张。苏俄亦藉此为要胁，向我国要求东北经济合作。

熊式辉到长春后，先向苏俄交涉国军由大连登陆，苏俄以大连为自由港而予拒绝；继又交涉由营口及葫芦岛登陆，复遭苏俄藉口两地不靖而拒绝。国军不得已，始由秦皇岛登陆，很快即进占锦州。此时，因苏军尚未撤退，国军不敢再向前推进，以免发生冲突。至次年三月中旬，苏军撤退，国军方向前进攻，一度攻抵松花江畔，复又遭马歇尔劝阻，未再前进。此时，熊式辉乃率东北行营人员由锦州进入沈阳，中央各部会接收人员及各省、市政府人员亦相继来到沈阳，沈阳顿成东北军政中心。惟熊式辉一行入沈后，置军事政务於不顾，镇日酬酢徵逐，颇失民心；而中共则加紧训练，不久，即有连续五次之攻势，致东北局势日趋恶化，终告溃败。检讨东北失败，原因固然很多，但我认为熊式辉应负最大责任：第一、他不应建议政府将东北三省改为九省，致一再延误接收时间，而予苏俄培植中共武力之时机；第二、即或必须改为九省，对省、市首长人选，亦应协调东北派系，均衡任用，不应多任用自己亲信人士，致遭东北人士攻击，因而演为派系之倾轧，甚至相互攻讦；第三、当中央接收人员抵达沈阳，争相抢夺，熊式辉身为东北政治最高负责人，不能严加制止，予地方人土极恶印象；第四，当国军进抵松花江畔时，东北土地约有三分之一，人口约有三分之二以上，在国军控制中，熊式辉即应以东北最高统帅身分严令各省、市积极招募壮丁，组织保安部队，维持地方治安。如此，国军即可集中兵力，积极整训，以防共军来犯。惜熊未能如此做，致兵力分散，复以军纪废弛，而无法防御共军大举进攻。

总之，熊式辉私心自用，处理东北之策略，已失先著，加以在时间上又一再延误，在沈阳时期，复未能整饬政风，争取民心，遂又将良好时机轻易断送。

大陆沦陷后，熊式辉置公谊私情於罔顾，不肯追随政府来台，到香港去炒股票，失败后再到曼谷开设纱厂，经营不善，又告倒闭。走投无路，才向政府申请来台定居。他到台湾后，居住台中，欲谋一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而不可得，悒郁而终。

[问]张公权先生於抗战胜利后，奉命出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与苏俄交涉接收东北经济事宜，遭致若干批评，毁誉参半。洁忱先生当时追随公权先生，亲历此事，您的看法如何？

答：张公权先生毕业於日本庆应大学财政系，返国后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理（经理为宋瀚章），旋擢升为中国银行总行总裁。至北伐告成，中国银行改组，出任总经理。他在中国银行前后二十四年，奠定了中国银行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并首创研究部门，培植了许多财经人才。中国银行在他主持下，於全国务大城市遍设分行，发行钞票，信用卓著，业务鼎盛，所吸纳之存款额几占全国务银行存款总数三分之一。同时，他又支持革命，热心国事，北伐期间，多次秘密接济国民革命军军费，对北伐之迅速成功，贡献厥伟。逮民国二十四年，宋子文任财政部长，为谋控制中国银行，将张公权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次年，出任铁道部长，抗战军兴，改任交通部长，至三十一年底去职。前后七年间，对国家交通建设，贡献至大，如湘桂铁路、川黔公路等重要路线均系在其任内完成。当其辞卸交通部长职务时，蒋委员长特函慰勉，颂扬备至，文曰：「公权吾兄勋鉴：溯自二十五年起，吾兄初掌路政，继综交通，先后七载，贤劳备至，匡助实多。尤以抗战以还，运事纷繁，交通业务，相需更切，所有路航邮电各部门之员司职工，在兄指导之下，精神奋发，尽瘁奉公，且多躬冒险艰，迅赴机宜，裨助军事，良非浅鲜，每深佩慰。中央此次允足下卸去部务，聘任行政院顾问，追念同寅之谊，益弥眷念勋勤之思。惟冀珍卫之余，随时抒陈卓见，以匡不逮为幸。即颂台祺。蒋中正启。（三十一年）十二月八日」。

张先生辞职后，旋赴美考察经济，并为战后中美合作推动经济建设事宜积极擘划。及抗战胜利，返国担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长春铁路理事长。我在抗战前即久仰张先生大名，然始终无缘识荆，直到胜利后，经由卢作孚介绍，才结识张先生。卢作孚与张公权先生渊源颇深，他在抗战前，创办民生公司，发展内河航运，成效卓著。张公权任交通部长时，把他拉进交通部任次长；及张先生辞职，卢作孚与之同进退，重回民生公司。民国三十一年，我主持嘉陵江航道整治工程，改善嘉陵江航运，对民生公司裨益甚大，因而认识了卢作孚，彼此交往甚密，我每次到重庆，卢作孚必定邀我至民生公司与各部经理共进午餐。

民国三十四年九月间，张公权先生自美返国出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想找一个无派系背景的东北人帮忙，卢作孚便向他推荐了我，并亲至北碚找我，邀我一同去见张公权。这时，我已发表为东北水利特派员，接收后即将成立东北水利总局；返回故乡兴办水利之夙愿既偿，实不愿另作他想。但卢作孚一再声称：你回东北办水利，亦需经济委员会协助，不妨先与张公权谈谈。我受他热诚感动，同时也想了解到东北后，水利建设事宜应如何与经济委员会配合，遂同车共赴重庆。由於张先生甫自美归国，且身兼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及长春铁路理事长二要职，求见的人极多，几於门限为穿；俟客人均走后，张先生特地留我长谈。他首先称许我对水利建设的贡献，次即谈及经济委员会的组织。他说，中央有关经济各部门，经委会均设立一处，凡中央各部会特派员均兼任该会处长，以资配合，故希望我兼任水利处长。我以此事与我初衷无违，并可藉此与经委会密切配合，即慨然允诺。这乃是我第一次亲接謦欬，对他的学者风范与诚恳态度，留下深刻印象。我辞返后，即接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薛笃弼电话，说是张公权请我兼任经委会主任秘书。事出突然，使我大为惊异。次日又去见张先生，他表示希望我以主任秘书职位代表他对外联系各部会，对内协调各处室，为其分劳。我婉辞不获，只好在九月底到经委会重庆办公处展开工作，代他接见客人，甄选人才，并向有关部会洽商公务，处理各项事务，虽工作极为繁忙，然心情甚为愉快。至十月十二日，张公权飞赴长春，将在重庆应办各项事务交我全权处理。在这段期间，我从他学到不少待人处事的道理，真是获益匪浅。另一方面，我也感於他开诚布公的光明态度，故愿殚精竭虑，极力匡助，凡所知所闻，莫不向他提供意见。例如，在九一八前曾任中东铁路督办，对中东铁路情况十分熟悉的东北耆宿莫德惠先生，抗战胜利后，很愿到新改组的长春铁路任职。我便把他的情形向张先生报告，张先生说，他曾向当局推荐莫德惠先生为长春铁路副监事长（监事长为俄人），但尚未蒙核定。我又说，我们回东北接收，首须安定东北人心，莫先生为东北耆宿，在地方上夙具声望，如投置不用，反大量援用外省人士，易遭东北人士反感，此事还要请张先生向中央力争。他深以为然，经向政府力争，终得顺利解决。由此事，可见张公权先生实具从善如流的雅量。

公权先生在东北的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研究规划东北经济接收事宜，其次与苏联交涉东北经济合作事宜，最后推动东北经济重建事宜。

先是，苏军进入东北后，即图控制东北经济，故提出中苏合作之要求，谋夺东北经济之控制权。据我所知，张先生与俄人交涉之初，苏方所提条件极为苛刻。他们声称东北工矿厂房，凡属日人所兴建者，皆应视为苏方之战利品，苏方即以这些战利品为股本，要求与我合作，成立一个中苏合办公司，东北一切电力、工业及矿业等设施，均应纳入合营之范围。察苏俄用意，一方面是控制东北经济，另一方面是使美国无法涉足。按照这样条件，东北蕴藏丰富之资源如铁、煤、镁及石油等，势将为俄人所攫夺，我国政府自然无法同意。后经公权先生与苏方一再交涉，并多次请示政府，函电往复，最后始拟定两项对策：㈠根据同盟国协议，战败国在各盟国领土内所有工业设施，悉归该盟国接收，故东北之日本工业设备，不能视为苏军之战利品。中国愿接受苏方投资，但不能用战利品字样，而改为对苏军之战费补偿，并将范围缩小一半，重工业由中苏合作，轻工业由中国自行经营，亦即在当时估计全部价值约为六十亿美元之工业设备中，苏方以三十八亿美元作为合作之股本，其余二十二亿美元迳交中国接收；㈡苏俄允将由东北劫持回俄之机器设备运回东北，作为投资股本，合作方式亦由设立一大规模公司改为分设若干不同种类之公司，如水泥公司、铁矿公司等。

当时，公权先生深知俄人狼子野心，其要求极不合理，但他鉴於俄人已实际控制东北，若不适度满足其要求，则其延缓撤兵，扶植中共，最后并将东北政权移交中共，则国家损失益为不赀。在权衡利弊下，不得不暂时牺牲若干权益，迅谋解决中苏争议，俾东北地方政权得以早日接收。他这项提议，经过多次交涉，终於为俄人所接受，仅待双方签字，即可成立协议。不意，在此紧要关头，重庆召开二中全会，与会委员闻知此事，多认既有中苏友好条约，即无经济合作必要，故纷纷表示反对，甚至诋斥张公权出卖国家、断送东北。而身负决策重任的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等人，事前均同意此事，此时却不敢挺身说明，以致迁延未决，严重贻误国家前途。平心而论，我国确无接受苏方要求之义务，然苏军盘踞东北，已属事实，我既无力与之抗衡，则应面对现实，忍痛牺牲，以争取宝贵时间，解决中共心腹大患。公权先生在这段期间，煞费苦心，处处以国家前途为念，不惜肩负举世交谤之罪名，其高瞻远瞩，忍辱为国之精神，令人敬佩。如当时政府当局能接受他的建议，我想东北局势可能有所改观。迄今思之，良可叹息。兹特节录张公权先生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所记日记一节，以见其苦心：「五月余苦心焦虑，奔走於渝长之间，冰天雪地，鸢飞空中，置性命於不顾而所得之结果如是。不知主管当局所持之政策，祸乎？福乎？加上二中全会一幕，国家主义派之偏狭见解，与附和者之利用以作私人斗争，造成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黑暗耶？光明耶？乃知国家大事，真是一发千钧。恐对於今日局势之负责者，尚沾沾自喜，认为得计，而未尝一加反省也。同时为苏方计，目前似得一听其指挥之政权，以遂其独霸东北之野心，然亦有若干不利之点：⑴苏方未履行中苏友好条约，东北问题尚属悬案，即使能向东北共产政权取得权利与地位，其权利与地位亦未能合法化；⑵国共两方继续作战，东北继续在战时状态之中，政治无法安定，经济岂能发展？⑶苏联之蔑视条约，不顾信义，阴谋侵略，将为世界舆论所指摘。有此三种顾虑，推测其今后所采政策，可能如下：⑴在国共两军相持不下之际，出而调停，按照政协决议，协商解决；⑵绝对与国民政府为敌，加强援助东北共产武力，阻止国军北上，并在关内煽动中共，使与政府破裂，全面作战，俾中央无法兼顾东北，乃至不得不与中共谋妥协。」

中苏交涉失败后，公权先生返回重庆。至苏军撤出东北，国军进占松花江以南地区，张先生奉命於三十五年五月重返沈阳，主持东北经济复员重建事宜。这时沈阳已为东北军政中心，进入东北国军数达五十万，军需供应，极为沉重，复以东北币制紊乱，伪满币、红军票、法币，平流并用，益增经济建设之困扰。张先生有鉴於此，首先着手整顿币制。他向中央建议，发行东北流通券，兑收原有各种纸币，以统一币制。为此，他又成立东北生产局及房地产管理局，分别接收管理各项轻工业（重工业由中央各部接收）及日人与伪满官吏之房产，作为流通券之发行准备基金。这项措施对於维持东北经济稳定，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同时，这种困难的工作，若非公权先生这样深谙财政经济之学理，并与中央有良好关系者主持，恐是无法成功的。另一方面，公权先生又将东北生产之黄豆，向农民价购，运销关内，以所得价款购进米面，以供军需民用。这些措施，虽遭到许多人批评，但他殚精竭虑，一心一意只为国家利益著想，将个人毁誉置之度外，力行不挫。当时我正担任沈阳市长，为平抑不断上涨的物价，镇日奔波，因须与张先生的经济措施密切配合，故几乎每天都要与他见面商议。见面既繁，对他的所作所为有极深刻的认识，也从他学到许多宝贵的处事经验。

至三十六年一月，公权先生离开东北，至南京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旋赴澳洲，再转美国定居。他一生虽均从事财经工作，并无蓄藏，后在美国史坦福大学教书，维持清苦生活。其后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曾请他暑假回国担任该所博士班客座教授，因而曾数度来台。他每次回来，我都陪他到中南部各地游览，彼此畅敍往事，不胜感慨。民国六十七年在美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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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琦

东北失败检讨

[前略]

东北沦陷后，社会人士议论纷纷，有人说：由於雅尔达密约美国出卖中国，强迫我与苏俄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而苏俄根据条约进军东北，侵占整个东北后，即违背条约规定，始则拆迁工厂，限制国军在东北港口登陆，继则扶植共党窃夺地方政权，并装备共军对抗国军，以致匪势日益坐大，终成燎原。有人说：由於马歇尔军调小组压迫国军停战，致使国军攻到松花江后即未能乘胜向北追击，予共军喘息坐大机会。有人说：由於熊式辉始误於将东北三省改为九省，贻误接收时机，盖日本投降时，东北即陷於无政府状态，熊却未能适时把握契机，利用原有之伪满地方机构执行政府命令维持地方治安；又再误於未能适时收编伪满军队，致使训练有素之伪军投向共党，使共军实力迅速增强。有人说：由於卫立煌未能遵照最高统帅命令，即时下令廖耀湘兵团从速西进援锦，复以廖耀湘又在援锦途中迂回逗留，延误戎机，致使锦州失陷，导致东北全部沦陷。

综合上述各方评论，东北失败实可分为外来因素与内在因素，外来因素固为主因，但人谋不臧之内在因素，亦应负大部责任：

第一，在军事方面，应主动时处处陷於被动：东北剿共初期，国军势如破竹，一举而克复四平街与长春，声势浩大。此后固因周恩来联合民盟，压迫马歇尔促成停战，国军遂未能一鼓作气，一举而下哈尔滨，但当时国军控制地区面积广大，人烟稠密，资源丰富，如能在收复地区加强组训地方团队，畀以清剿地方散匪，维持地方治安之责，则国军即可集中整训加强战力，不仅可阻敌来犯，也可乘机北上，追亡逐北。惜在休战期间未能如此做去，反将精锐部队分散戍守於光复之县市，致使兵力分散，所谓「守者千里，攻者一点」，遂予共军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完全陷於被动挨打之局面。且国军各将领或贪骛外事，或专尚宣传，或追求享受，或兼营商业，其尤恶劣者，则吃空额之风十分盛行，军队不能核实发饷，弊窦丛生，当时东北国军号称五十万，实则不足三十万。在此情形下，国军锐气一挫，即由主动变为被动，终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第二，在政治方面，应争取时间时着着落后：在重庆时，日本於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委员长曾召见原东北三省主席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等三人，指示他们迅速筹组省政府，准备回东北接收。当日本投降，苏俄军队进入东北时，东北顿成无政府状态，此时如能遵照委员长指示，迅将三位省主席送至东北各省会，并授以临机制宜之全权，暂行维持东北局面及地方治安，则伪满二十万军队，将为我抢先收编利用，而不致为共党所用。惜中央发表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后，他不察东北局势发展情况，先将东北原来三省改为九省，复将原三省主席改为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另选九省主席。新主席派定后，又一再讨论如何组织省政府，大好时光，一误再误。我当时为东北水利特派员，亦奉命参与会议，深感每次会议所讨论的多为行政琐事，很少针对东北局势之演变，筹商因应的措施。至十月中，始将各省市首长，先后送至长春。是时，苏军早巳全面控制东北，并协助中共张学思由热河窜入辽南，吕正操由华北窜入辽西，复又将林彪自延安接至哈尔滨，收编伪满军政干部。造熊式辉到长春后，曾要求苏军司令协助我方建立地方政权，接收省市行政机构，苏方当即答允协助。如果当时各省市首长，能利用苏军的协助，分别至各省市接收，当仍可与中共一争胜负，惜亦未能如此去做。至苏军撤退后，中央各部会及地方党政人员，始大量涌进沈阳，等待随军接收，其中复又味於地方情况或官僚习气太重，甚至一工厂甲机关去接收，乙机关又去贴条，互相争夺，致政治败坏，民心尽失。

第三，在情报方面，敌暗我明：剿共期间，中共间谍渗入我军事决策机关，据当时传闻，国军与共军作战，如果某一部队战胜，则必立被调开。此虽似故甚其辞，但后来发现行营政治部两名重要职员与共党暗通消息，证据确凿，由此推断，传闻不为无因。

第四，战略方面，宜忍耐时轻躁妄动：如三十六年各剿共末期，长春、沈阳、锦州三地被围时，美国特使魏德迈曾建议我政府将东北国军撤至锦州，全力扼守山海关，却未被接受，以致三十万精锐大军一朝溃灭，优秀装备尽陷敌手。

由於上述种种因素，致使东北大局日益恶化，其间政府为挽救颓势，特於三十六年九月派参谋总长陈诚接替熊式辉。陈先生到任后，先由内部着手整顿：㈠建立军事统一指挥系统，㈡整饬军队风纪，㈢树立廉能政风，㈣加强防谍工作；各项改革雷厉风行，一时颇具成效。惜因为时已晚，陈先生又身患疾病，在职仅数月便告辞职，东北大局遂益行严重。到卫立煌来后，大势已去，虽勉强支撑，延长固守时间，而局面已恶化至极。再加上各军将领嫌怨颇深，不能上下一心，全体用命，如孙立人即因与杜聿明不合而被调为东北保安部副长官，解除了实际兵权；又如三十六年行宪后选举副总统时，廖耀湘、杜聿明因地域观念作祟，分别支持程潜、于右任，卷入政争漩涡，自相倾轧，更使将士离心，终致失败。有人说：「东北好似中国的一个毒瘤，不能治好即应割去。」但此一毒瘤的位置是在身上重要部位，若能不任它变成毒瘤，原可营养百脉，强壮精神；既已变成毒瘤，留在身上固会耗尽精血，一刀割去，亦可因伤致命。换言之，如东北不能善加利用，固然无从强国，若被敌人利用，反可使我们亡国。不可讳言，正由於东北失败，乃演成整个大陆之失败。缅怀往事，不胜惆怅。

◇以上选录内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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