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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HGC〗【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9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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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C〗【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9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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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C〗【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9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4 -- HGC - (1857 Byte) 2004-11-13 周六, 上午7:44 (895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齐世英：东北接收与东北沦陷前后的回忆 (320 reads) 时间: 2004-11-13 周六, 上午7:49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9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4

以下发布内容选自《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中与“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主题相关的“十三、从汉口到重庆”中“（六）上海去来”以下内容及“十四、东北的悲剧——从接收到沦陷”全部内容。

《东北接收与东北沦陷前后的回忆》、《抗战后期国府对战后东北接收问题的筹划》为编选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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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世英

东北接收与东北沦陷前后的回忆

抗战后期国府对战后东北接收问题的筹划

[前略]

（六）上海去来

太平洋战争前，因为东北工作需要当面研究，我请东北党部秘书长栗直从天津来上海，我秘密从香港赴沪会他。到上海，杜月笙和万墨林安排我住在伟达饭店，我原不知那是日本人利用的地方，一直到第二天，会见上海地下工作同志才知道这种情形。也许杜月笙和万墨林的安排是有他的道理，但既有这话，换个地方也好，刚好我一个留德同学在上海开颐和医院，我就以检查身体为名住了进去，结果在上海逗留了半个月。

时吴开先与吴任沧在上海办中美日报，汪精卫与日本订立密约，就是他们首先将之揭发的，但两吴意见不合，闹得不可开交，我来时陈果夫要我设法调解，到上海我告诉地下工作的负责人蒋伯诚，转达果夫先生调解两吴，要他们真诚合作之意。吴任沧为人正直，我很佩服，吴开先富干才，有点海派，结果由蒋伯诚出面调和。不久我准备返渝，蒋伯诚也要走，就由万墨林陪我们搭英国船上香港，正逢陶希圣、高宗武也到达香港，萧同兹奉命由渝赴港接洽发表事宜，我与之谈谈也就回重庆去了。

（七）执政者对东北党务的隔阂

我回重庆不久，蒋伯诚也跟著到来。有一天，组织部长朱骝先忽然约我茶会，我到达一看，原来是东北同志为攻击我而设的一个斗争会。他们在重庆无聊，想抢我手中的几个机构，过去陈家弟兄在位，他们苦无机会，现在朱骝先当家，他们想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在茶会上对我展开猛烈的抨击。他们讲完后，我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会也就散了。事后朱骝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早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就跟他认识，同时他以为我或者会发脾气，没有想到我的反应会是若无其事的样子，所以他跟蒋伯诚说：「我很对不起铁生，原来我也不是这个意思，那知道他们竟来这么一套，铁生态度非常好，也没在乎。」他特地要蒋伯诚向我致意，蒋还说骝先很佩服我，我笑笑说：「骝先佩服我什么？他这个人粗线条，事情也不太懂，无所谓的。」但骝先却一直耿耿於怀，来台后彼此都无聊，他还托人问我心里是否还有这个芥蒂，我说：「这个老早都忘记了。」

还有一次，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在重庆请刘尚清，莫德惠，万福麟等五、六人吃饭，特别邀我和吴焕章（东北人，常跑铁城家，现任国大）作陪，吃饭的时候吴铁城竟然说：「东北事真难办，大家不合作。」大家一听，彼此望望，没人说话，我於是出而反驳他说：「铁老，你不能这样看，你要这样看东北事可真难办，你说东北人不合作，大家有什么事不合作？好比今天我们年老的一辈和年轻的一辈都到后方来，大家都是国民党员，都是信仰三民主义，目标都是为著抗战，大前提大家都一致，小处怎能没有出入呢？就像你们两广吧！能不能合作？我们东北四省，江、浙、闽、赣也是四省，他们四省能不能合作呢？所以不要一开口就说东北人不合作，中央如果以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的话，我们东北人是吃不消的。」我这么一说很使吴铁城下不了台，刘尚清赶紧举杯说：「我们喝酒！我们喝酒。」才缓和了一些气氛。

我之所以把这两件事情提出来，是因为他们一个是党的秘书长，一个是组织部长，两人都是负实际责任者，竟然对东北这样隔阂，更使我伤心的是当时东北已经沦陷，大家退到后方，都这样困难的时候，执政者不仅没有促使他们团结合作，还要替他们分家。老实说我也不在乎他们会对我怎么样，但他们也真不能对我怎么样，可是为整个大局的前途想，这不是好现象，而我也知道我的处境困难，我自己更加提高警觉，更加小心。

（八）迎接胜利筹划接收

民国三十四年春，抗战形势逐渐好转，大家对东北产生了研究的兴趣。中央党部临时成立一个对外不公开的东北党务高级干部会议，由吴铁城和陈立夫（又当组织部长）召集，最初有一桌人，后来增至两桌人，个把月吃饭一次，事实上也没什么事情好谈。倒是有一次立夫和铁城主张把莫德惠和刘哲纳入党的组织较好，要我去徴求他们的同意，结果他们同意办入党手续，后来他们自称无党无派，当然我们也乐得让他们这样称去。过几个月，抗战即将胜利，中苏条约签订，立夫要我赶紧准备接收东北，我立即秘密地展开接收的筹划工作。

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五、六点钟，我们出版业同业公会在商务印书馆开会，我是常务理事，当然也出席参加，会中突然接到电话，说日本投降了。会后我们照例吃饭。听到鞭炮声响彻云霄，震耳欲聋，看到路上行人像疯狂一般，我的内心有著无限的隐忧，使我想起以前跟果夫先生的一段谈话：那已是胜利在望，日本险象环生的时候。有一天我跟果夫先生谈天，我说胜利后中共的问题，以及几年来饱受战祸的人民所存在的问题一定很多，前途未可乐观。果夫倒是非常迷信蒋先生，认为委员长一定有办法。吃过饭我走回家去，一路走、一路想，心情越来越沉重，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

东北党务高级干部会议最有意义也是最发生作用的是最后一次会议，与会者受命开名单推荐将来东北各省政府委员、厅、处长的人选，缴到中央党部，由秘书处整理。我没有开名单，也没有看到谁开名单，但据说名单所列的人选竟达千人之多，经秘书处整理后剩三百多人，由吴铁城、陈立夫和我做最后决定，圈选一百多人，其中以我的意见为多，再以中央党部的名义送给蒋先生，建议各省省政府用人要以这个名单为准，不能乱用私人。

名单开出后，我到南温泉去看陈果夫，他那时在侍从室第三处，负责管人事，他问我这些经过，然后他说他们第三处也有责任，要我依照己意开一份名单给他，我说：「铁城和立夫很尊重我的意见，而且我是最后圈选的一个，应陔差不多。」但他还是要我写，我只好写一份给他，他看了名单以后说：「什么人做主席没标出啊！」我说：「主席阶级你多知道的，用不著我再拿意见。」他还是要我依照己意标出，并要我住一晚，我只好留下，次日把标出的名单交给他。

以上这两份名单最后整理的可能是张岳军，他当时等於是接收总管处的参谋长，住在蒋先生家。整理后的名单后来由蒋先生交给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指示他东北各省政府委员皆须从名单里面任命。

（九）张治中不满张岳军

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初，也就是熊式辉发表为东北行辕主任（八月三十一日）后不久，我在一次晚餐席上遇到张治中，餐后他拉我到他家去谈，破口大駡张岳军，他气呼呼地说：「根据中苏协定，我们须派军事和行政两个代表与苏军做联系，内定熊式辉和我为代表。没想到日本投降太快，我们的代表还没有去，苏军已经进入东北。据说张岳军跟蒋先生讲，张治中和熊式辉两个人去一个就够了，但他们两人皆不乐意去，张治中尤其不想去，还是熊式辉去好了，蒋先生因此答应熊去。我何时说过我不乐意去，没想到张岳军跟我三十年朋友，竟在这个时候出卖我，我原准备把军校八期的东北毕生名单找来，拉你和这些学生回东北去，没有想到被张岳军把我整个给出卖了。」

这件事情影响甚大，张治中气愤之余，终於跑到西北去投降。假如当时派张治中到东北去，他若真能把这批东北学生（有的已经当到军长，团长）带回去，他们跟地方的关系深，与伪满军队也容易接近，不管我回不回去，他们一定能在家乡做出不少事来，那说不定张治中就不会投降。可惜的是当时蒋先生日理万机，无暇考虑及此，今天谈起来，令人无限惋惜。

东北的悲剧——从接收到沦陷

（一）派人员与划省区

抗战胜利后，中央之所以要用非东北人而不用东北人回东北，根据我的观察，可能是西安事变使蒋先生有了戒心，何况东北老一辈的人中，能担当这个角色的为数不多，年轻一辈的也不同意他们这些人去，而在蒋先生的眼中，年轻一辈的分量还不够，所以只好简派大员。我有了这个了解，没敢提意见。蒋先生也知道东北关系重大，处理不当，会生麻烦，原先有人主张派与东北关系深的沈鸿烈去，但他与老先生的关系不够，加上张岳军那么一说，於是就决定熊式辉去，终於播下悲剧的种子。

至於缩小省区，早在我进中央政治会议任职不久就有这种拟议，那时想重划全国行政区，各方面把资料和意见交给我整理。由於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很费一番功夫，始终没有成熟，不过中央也没来催，事实上大家仅止於有这个意识，并没有真正就要去做。战后是一个好机会，要在东北试验一下，中央由设计委员会（熊式辉曾经担任过主委）主其事，我没有表示意见，只是从旁知道一些，我毋宁说是赞同此事，中央既然不能用东北人承担整个责任，省区缩小以后，也可以多派几个党内同志当省主席，多给地方尽一些力。

以上这两件事，对东北以后的发展，关系至为重大，一方面是中央简派的大员既不行、还具私心，东北人帮不上忙；另一方面国民党死硬派当省主席的，为缓和苏联慢些去，所去的都是比较不会引起苏联注意而善於做官的国民党党员，这些人尽管也是东北人，除了擅长做官外，并没有什么主张，既不能把意见及实际情形反应给行辕，当然就更不能到达中央，於是一幕幕的悲剧就要上演了。

（二）人事的安排

东北行辕主任决定以后，过一些时候才发表省主席的名单。记得是在重庆军事委员会礼堂，各界欢送毛泽东回延安，我以参政员身分被邀参加。时礼堂人很多，爱热闹的在中间走来走去，我站在后面离墙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看见旁边还有一个人躲得比我还远，原来是毛泽东，他虽也是参政员，以前没有来过，这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我还趋前与之闲聊几句，他很被冷淡，以后要喊万岁才被请上去，他当时的想法怎样，我不清楚，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看见他。就在这时，吴鼎昌走过来跟我说东北各省主席的名单决定了，委员长下了条子，我因此知道九个主席和两个市长的名单，距离正式发表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在这些省主席和市长人选中，从我交给中央党部及陈果夫的名单中采用了徐箴、高惜冰、彭济群、吴焕章四个人，其余如韩骏杰、吴瀚涛可能是于右任推荐的，关吉玉是出自政学系的，辽北的刘翰东与陈辞修保定八期同学，是陈辞修推荐的，总之是杂凑而成。

东北行辕下设政治、经济两个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由熊式辉兼主委，由东北老一辈的万福麟、马占山、张作相等担任委员，经济委员会由张嘉璈当主委，由张振鹭、王家桢、霍宝树、淩鸿勋等任委员，过一段时期，不知道是何人的主意，把我也摆进经济委员会，我根本没理会。

东北党部高级干部会议的名单以及我交给陈果夫的名单，蒋先生倒是采纳，经过整理后交给熊式辉，并且要熊告诉九省主席们，各省厅、处长，委员皆须由此名单产生，不准任用其他的人。以后东北人仍然免不了过去奔走钻营的习惯，有办法的往熊式辉、张嘉璈处钻，没办法的就往省主席处钻，而省主席们也各有因缘，非常困扰，结果固然有少部分例外，大部分皆依照此名单。这张名单的决定，我的关系最大，不给他人及本人知道，非常秘密，因此有些人还不知道因何缘由而被派上（如现任中央党部财委会副主委的张式纶，就不知道谁想到他，使他被任命为辽北省民政厅长），一直到东北沦陷以后才逐渐为人所知。

熊式辉怕我往东北，唯恐对他有所不便。那个地方都不免、尤其东北人，看到熊式辉处处妬忌或至少防范我，与我平常不错的人都尽量少到我处。

（三）奉派慰问东北同志

董彦平与我有数十年的交情，早在中学生时代我们就同室，在重庆的阶段他没什么事也常至我处。胜利后他被任命为东北行辕副参谋长，他是头一批往长春，十月八日就要飞北平。行前他来看我，我告诉他到北平先去看于珍，因为于珍跟我私人关系很深。我最后一次在北平跟他见面，曾请他留意与陷在东北的老前辈、老朋友保持联系，所以我告诉董彦平，见于珍时可以问问东北和满洲国军队的情形，也可以问问东北那一些老前辈可以会一会，怎样做一些联系【原文作“連繋”】工作。

十月九日，中央常会忽然通过派我代表中央赴东北慰问同志。我事前毫无所悉，通过后吴铁城、陈立夫才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并要我准备次日就与熊式辉同机飞东北。过一会儿又接电话说熊的飞机已满，可与蒋经国商量改搭他的飞机（当时飞东北共有三架飞机，另一架是张嘉璈的），我临时只好做一些准备。

当天晚间，熊式辉第一次来我处，站在门口没进来，他说：「我刚从委员长处出来，委员长要我们俩今晚吃过饭到他那边去，可是我刚从他那边出来，什么东西都还没有检，我不去，您自己去好不好？」他既然不去，我也不能说他非去不可，我说：「好吧！那我自己去好了。」饭后我至曾家岩见蒋先生，蒋先生说：「东北沦陷十四年，东北人辛苦了，尤其同志们更辛苦，您此去替我慰问慰问大家，东北没汉奸，在东北绝不办汉奸，告诉同志们了解这意思，告诉东北人安心。」我说：「委员长的意思很对，是对东北的德政，我一定转达，我想同志们一定会体谅委员长的意思，我会告诉大家安心。」接著蒋先生说：「这次熊主任去，你告诉同志们要听熊主任的命令。」我听到这一句话即明白原来是中央常会通过我去后，熊怕我去他没法指挥，故先来蒋先生处对付我，他不与我同来见蒋先生的原因就在此。由此可以看到熊防我之严，我也体会我自己处境之难，因此我告诉蒋先生说：「此次常会通过我去东北，非常突然，事前我完全不知，是铁城、立夫在常会通过后告诉我，要搭经国的飞机，我此去宣达总裁的德意即回来，请总裁放心。」

次日我赴九龙坡机场，熊式辉已先来到，他对我说：「张岳军来送您。」我说：「是送您啦！哪是来送我？」熊说：「张有话同您说。」我说：「好啊！他在哪里？我们俩同去看他。」熊说：「他就在那个房间里，您自己去吧！」於是我去见张岳军，岳军说：「这次接收很困难，苏联不让我们从大连登陆，大连因此不能利用，只好从营口登陆，而营口能否登陆还不晓得。由於苏联特别注意党，所以这一次省主席的决定颇费斟酌，为应付苏联，方便接收，所以这一次与党关系深的人都没有去，待顺利接收后，再换与党关系深的人去。」张岳军这些话是有所指而发的，原来吴铁城的名单中是以我为辽宁省主席的，接著他又说：「东北人也有反对您的。」我说：「岳军，您讲苏联接收的事我不知道，东北人有反对我，但各省谁无反对谁的事，四川人也有反对您的啊！」说完我就要上飞机，弄得不欢而散。

本来原定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三人各坐一架飞机，待我上机一看，发现他们三人和莫柳老（按：莫德惠字柳忱）都坐我搭的这架飞机，连我才五个人，机位很空，使我证实了熊式辉跟立夫说他的飞机坐满了人，原是一片美丽的谎言，熊是想能阻我不去最好。

（四）殷汝耕的下场

十日，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于珍驱车来接我，我搭他的车进城，我问于珍说：「董彦平有没有来见您？」他说：「见过了，我还告诉过他在长春要会哪些人。」

是日，欣逢国庆，晚间孙连仲在中南海总部请客，我喜欢喝酒，多喝了几杯。饭后，京剧名角皆来唱戏，戏看得很过瘾，但总觉得这时还不是歌舞升平的时候。曲终人散后，我打听到金井在北平，我去看他，他非常高兴，以后我曾托北平警察局周济仁科长招呼他。不久，殷汝耕的太太敏慧也出来了，我问她：「亦农在什么地方？」她说：「您想不想见他？」我说：「愿意。」结果没几分钟殷汝耕就出来了，原来他就躲在金井家里。他毫无悔意，大谈其所为是为国为民的苦肉计，我只好听听，不好说什么。他要托我带封信给张岳军，我当然答应，信的内容我不知道，以后我回重庆把它带给岳军，岳军说：「亦农这种事还有什么办法呢？」

自从这一次见面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殷汝耕，后来他被捕，解到南京，他的太太敏慧和三哥殷汝熊（当过高等法院院长）皆来南京找过我，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最后殷汝耕在南京被枪毙，由他过去的崔司机给他收尸，他的太太回日本，以后张岳军赴日访间，她还与岳军见过一次面。

（五）在长春慰问同志，耳闻目睹怪现状

我们在北平住一夕，次日即飞长春，下机皆坐俄军车前往住处。董彦平安排熊式辉住在过去伪满洲国大臣丁鉴修的府邸，到达一看，上上、下下、男男、女女皆为俄人，站岗的也是俄国兵，大家看到这种情况，你望著我、我望著你，不知是怎么回事，而接收的热情突然降至冰点。我与莫柳老被安排住在臧式毅家（臧被俄人拉走），莫住楼上，我住楼下，还好门前只有长春市政府的警察站岗，而没有俄国人在。

吉林省党部於日军投降后挂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出来维持治安，该工作的工作，该保存的保存，不仅收到安抚民心的效果，也减少了一些物质的损失，一切等待著中央的接收。我们抵达长春，他们非常高兴，省党部主委石坚、委员张一中（现任监委）等皆来我处见我。他们告诉我东北党务十几年来的发展情形，也提到很多被捕的同志，他们也曾经给过我一份记载甚详的日本警察特高科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所载也有供出是我派的，可惜我带至重庆以后遗失了。另外他们还告诉我罗大愚的事，罗很能干，在日本发展组织，吸收不少好同志，我派他回东北，很有发展，在质的方面也提高很多，可惜在地方摩擦得很厉害。我给他们调停，我说做秘密工作虽有几条线，但都是我派的，当时大家还可以勉强处下去。

那时中共在吉林的力量很有限，指挥者是周保中，过去曾参加义勇军，及其解散，他跑到俄国参加军队，胜利后穿著苏军少校或中校的制服在长春市政府办事，根本没有什么军队。省党部的人也曾告诉过我，共党开会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准备组织军队，所以那时在长春的中共可以说还是在萌芽时期。

我到东北的真正使命是慰问东北同志，开会的那天，他们找来了几百人，我邀熊式辉的秘书张潜华（立委，陷大陆）同去，致词时我说明我是来宣达中央意旨，代表中央常会和总裁敬致慰问之忱。我并且转达总裁的指示，要听从熊主任的命令。我也告诉他们，苏军先来把东北从日本手中解放，是我们的友军。这些是当时不得不讲的鬼话，讲完后有梁肃戎（当时才二十几岁，是长春市党部书记长）等几个人来问我若干问题，也有人跟我讲许多遇难及在监狱的同志的家属都很困苦，能否给予一些实际的帮助，我问要多少钱，他们估计须当地的钱二、三百万，我说我与熊主任商量，由行辕先拨，再由中央垫付。结果我去找熊，熊说要与张公权商量，后来公权派马子元（公权任中国银行总裁时，马任中国银行黑河分行经理，黑河本出黄金，马发了笔小财，其人品不问可知；及公权下台，人家不用马，今公权到东北，再起用他）来说：「中国银行刚开门，应付行辕开支尚且不够，无法再付给您三百万，如果您需要钱，二、三十万我们可以送来。」我说：「我不需要用款，您要有钱就交给那些受难同志的家属。」一直到过年后，这笔钱才从沈阳提出，但已经贬值了。

我在长春，除了国民党同志常来看我（罗大愚及其夫人刘郁中也远从沈阳来）而外，一些熟人也时来相见。他们都告诉我地方的情形及苏联军纪的败坏，他们说苏联军人素质低劣万分，可能都是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他们在西线打完仗后被调到东方来，到处抢劫，手表、钢笔皆不放过，打开公家仓库盗卖，至於奸淫之事更不用说，甚至还有俄国女兵强奸男人者，中国人不知道被弄死了多少人，而俄军有被打死的也不准找寻。记得是临走前的两、三天晚上，已经过了十点钟，我与莫柳老从熊式辉处出来，坐著俄国司机开的车子，正走进我们住处的小巷的时候，看见一个俄国军人朝著我们方向走来，车上的俄国副官掏出枪，这俄国军人一看是俄国司机和副官才停止走来，这虽小事，也可以看出俄国军纪的废弛。这使我想起了日本东乡平八郎当舰长时，到海参崴参观俄舰，用白手套擦俄舰栏杆皆是黑的，知道俄国海军不足畏，凭著这个信心，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可是直到今天，美国还是对俄国军事力量相当重视，令人费解。

在长春我与莫柳老曾以主人身分宴请蒋经国，蒋很深沉，酒很能暍，正好我也能喝酒，他说：「很好，俄人很能够喝酒，将来可请您与俄国办交涉。」就这么谈谈，很少涉及正经事。

有一晚，熊式辉派一部车来接我和莫柳老去谈，他的住处到处都有俄国的录音机，但也不得不谈。我与莫柳老在长春听了很多，我们就把这些情形告诉熊，要他赶紧想办法收编伪军，但他不吭声。

我临走前一天晚上照样开会，熊式辉派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个没有枪杆的警备司令。会开完，我与熊在楼上密谈，我说：「这个情况很不妥，我就要走，您的责任很重，您得赶紧收编伪军。」熊说：「飞机少，军队来不了。」我说：「地方监狱放出来的党员可靠，用他们好了。」但熊不作任何表示。

（六）与熊式辉同机回重庆

我与熊式辉密谈后的次日下午，也就是我到长春的第九天，我勿匁忙忙地把任务完成，准备搭乘送接收人员前来的空机回重庆，由政治委员会的委员冯庸开车送我至机场，沿途我跟冯庸说：「我看在这里的日本人太可怜了，尽管战败，但天气严寒，今年若不送回去，日本人将会受苦，饿死冻死的定不少，俄国人是不会管他们死活的。我走了以后，希望您们招呼招呼他们，现在日本已经有了二十年后再见的传说，我觉得日本人是不能小看的。」

我们到机场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了，我问驾驶还有没有什么旁人要走，他说没有，我说那我们可以走了，他也不走。大约等了半个钟头，我觉得很冷，在机上走来走去，发现熊式辉带了几个人来，我说：「您怎么这么客气来送我？他说：「我也要走。」我感到惊奇，头一天晚上他根本没告诉我要走，现在突然要走。他一上机，飞机便起飞了。在机上，他说：「您这次回重庆，俄国人非常注意。」我说：「我回去俄国人注意什么？注意您吧？」他说：「您知道俄国人是讲党的，您是党的头子，我是军人，他们不注意军人的。」熊这个宝贝花样多得很，接著他问我回去怎么报告，我说：「我听了一些意见，也看到了一些问题，至於苏联方面我不知道，您预备怎么报告？」熊说：「东北将来要遭遇大劫，我们所看的事回去只能报告委员长，对吴铁城、果夫、立夫皆不能说。」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都像广播电台，不能对他们说，一说他们就广播出去。」熊这个家伙说这些话等於在训我，对我洗脑。

我是中常会派我去宣慰东北同志的，回到重庆，按理说我要向中常会报告，不过他们没邀我去。我告诉铁城、果夫，由他们到常会替我把我所见所闻做一番报告，这一点我原没有对熊式辉有过承诺。

那时在重庆，中央委员会一个月都有一次预定谈话会，有一次邀我与熊式辉参加，熊跟我说他不去，问我去不去，我说我去。我尽管去了，但在茶会上没有多讲，会役有人批评，甚至责难我，说我怎么守口如瓶，不讲我应该讲的话。

（七）熊式辉放我冷箭

我这一次从长春回来，知道东北事情的棘手，也了解我处境的困难，因此我暂时决定不再过问东北的事，要到上海去筹备时与潮社的迁移工作。

我到上海，日本在上海的纱厂大王船津辰一郎请我吃饭，邀二、三十个日本实业界的人士作陪。第二天我就找到中田丰千代，他告诉我日本派驻汪伪政府大使谷正之希望跟我见面，我说：「会您可以，旁人我不想会。」然后我跟他家人出去吃饭，我还托负责管日侨的曹大中（为当年我们送的留日学生）招呼中田。曹大中也蛮好玩的，他召集日本十三军参谋土居民夫等十几人要我训话，我说别训了，大家谈谈。土居当过日本驻俄武官，是一个俄国通，他对我说：「中共可怕，将来他们与俄国的野心皆须注意。」我心里有数，觉得这家伙还要挑拨离间，我说我们自有办法，就这样敷衍了事。土居现在主持日本的大陆问题研究所，以后我到日本曾请他吃过饭。

我在上海住了两、三个星期，给时与潮社在北四川路找到房子以后，就搭机飞回重庆。一下飞机，来接我的人告诉我说：「您走后出了麻烦，据说熊式辉报告蒋先生说，长春接收之所以不顺利，是因为您在长春对党部同志说日本、苏军、共党都是我们的敌人，苏军方面觉得党内同志讲这种话不高兴，故意阻挠接收所致。」我听到了这些话，气极了，立刻去找熊式辉，熊很聪明，他先问我说：「您那天召集东北同志的时候讲些什么？」我说：「我讲什么话都已经告诉您了，当时您的秘书也在，我讲什么话他当然也会告诉您的。」他不响，接著我说：「『因为我讲苏联是敌人，苏军不能移交我们』，这些话是谁说的？是俄国人直接对您说的？还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东北人跟我说的。」我说：「喔！是东北人跟您说的，不是俄国人跟您说的。」他说：「不是俄国人说的。」我说：「那边闲话当然很多，自己家里人不理他们算了。」我出来就去找吴铁城，我跟他说我一下飞机就听到一些传言，铁城说：「是的，是熊式辉说的。」我说：「好在长春出版的光华报把我的话都登出来，我现在带来给您看，虽辞句上小有出入，但意思不错。」铁城看了以后说：「啊！熊式辉怎么尽搞人事。」我又去找陈布雷，布雷说：「您怎么晓得？这是很秘密的。」我说：「我一下飞机就有人告诉我，已经不再是秘密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布雷就说他与吴铁城、熊式辉一起去见蒋先生，请示完后出来，在蒋先生的院子里他们三个人谈起东北的事，熊就说齐铁生这次去真糟糕，说话不谨慎，惹出麻烦来。我问是不是告诉委员长，布雷说：「是出来以后再说的。」我说：「好罢，既然这样，算我倒楣就是了。」在短短的时间内，我领教了不少熊式辉的花招，对他这个人我是很了解的了。

以后熊到北平，又去过一次长春，经国、公权续住长春与俄国接触，经国还去莫斯科见过史太林一次，以后省政府的人全撤到北平待命。至於这个时期的我像是闲云野鹤，悠哉游哉，时而住重庆，时而往北平、南京、上海走走。

（八）六全大会与经国私电

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一日，六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举行，距离五全大会的召开时间整整十年。因战事刚结束不久，许多事待讨论，尤其是各党、各派及党、团问题最关重要。这次大会原就计划要党、团合并，所以从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与党的中央委员大名单中选四百多人（包括候补执、监委员在内），形式上都归纳在一起。我是主席团的主席之一，又再度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后说不清是那一次全会或常会，决定要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类似中央政治会议，唯中央政治会议有组织，所有党务工作皆归之，而中央政治委员会是委员制，底下没有组织，这些委员中，有些是老先生，我也忝为其中之一员。

那时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似在北平，蒋经国以东北外交特派员名义留在长春。有一次，经国从长春致私电给蒋先生，略谓东北党部在长春不受约束，有反共情事，影响中俄外交，署名「儿经国叩」。以后蒋先生下令给组织部，谓若再不受约束即押解来渝，并附上电文，组织部就把它交给我。事实上是因当时接收很不顺利，共产党发展很快，东北国民党同志很著急，发言、行动较为激烈，甚至还要自己发展军队。我对他们这种行动也不同意，我只好致电阻止他们这种作法，要他们服从中央，不能自乱步骤，同时还要他们特别小心。

（九）东北党务的安排

抗战胜利后，东北准备组织正式党部，辽宁省党部主委李光忱、吉林省党部主委石坚至重庆与我共同研究。当时共有九省、两市和六个铁路党部，每一个党部除共同拥有一个主任委员，一个书记长外，省、市党部有九个委员和几个不兼职的委员，铁路党部虽与省市党部地位相同，也直属中央，但只有七个委员。委员的人选我们共同决定了三个原则，第一：过去中央派的主任委员、委员一律参加；第二：从事地下工作而有贡献者优先考虑请他们参加；第三：各省、市的民、教两厅、局长和青年团的主任干事（事实上东北无青年团，是战后从后方回去的）也一律参加。另关内务省省政府的社会处长亦兼省党部委员，我们反过来决定省政府的社会处长须由省党部的委员兼。原则决定以后，安排人选煞费周章，因为地下工作人员太多，据负责者言皆多贡献，安排不下，我决定名单时尽量徵求并尊重他们两人的意见。至於那些从大后方回东北的老同志别事无可为，也总希望回党部担任主委、委员或书记长的职务，尽管他们在后方关系好，但比起那些在东北历尽艰辛、受尽折磨的人尚有轩轾，因此限於名额，我皆碍难照办。在决定人选名单最难的是轩辕教主、现任立委的王寒生，因他以前与张冲做秘密工作（ＣＹ）被捕，直到东北易帜才被放出，后来他们脱离ＣＹ，皆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干部，表现很好，现在东北光复，我以王寒生在哈尔滨坐过牢，为鼓励嘉许他，就任命他做哈尔滨市党部的主任委员，立夫同意，铁城说什么也不同意，立夫给铁城讲三次还是不成，立夫要我算了，我说：「那有这道理，说不过去。」结果由於我的坚持才照办。

名单决定以后，我就交给中央，因为牵涉到政治问题，没有立即发表，就在要正式发表前，我与立夫研究主委与书记长的问题，至深夜两、三点才获致决议。由於有一次熊式辉回到重庆，在立夫面前宣誓服从党，并表示不过问党的人事，只希望派主委和书记长时最好能事先让他知道一下，组织部答应他，因此次日我利用飞北平之便，把名单带给在北平的熊式辉过目一下，熊看了看说：「也蛮好嘛！」事实上他也不大认识几个，或许他有意安排一些，而我也没有问他的意见。

（十）制宪国大的选举

民国三十五年七月，政府明令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於是就展开制宪国大的选举，当时与共党协商两个问题，一为宪法问题，一为代表问题。关於东北代表，共党要求松花江以北归他们提，我大表反对，双方坚持了很久。以后立夫说共党不应付也不行，结果决定松花江以南由国民党提名，以北国民党不提名，但也没说给共产党提，类似今天的自由竞选。

提名的时候各省省党部关系都有，中央有一小组审查名单，而由吴铁城（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组织部长）、陈果夫、沈鸿烈和我五个人做最后决定。对於东北的情形他们四个人没有一个知道的比我多，因此决定人选的时候还是以我的意见为多，就这样决定了制宪国大的人选。

十一月十五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二十一日国民大会预备会选举主席团，由各省选各省，中央对吉林属意莫德惠，对黑龙江属意于斌，但吉、黑代表不选他们，结果由韩春喧和毕泽宇当选，立夫赶紧致电给我，要我想个办法让两个当选者让一让，余井塘也特地找我，但他们根本瞧不起莫德惠和于斌，说什么也不肯让。在无法可想之余，适中央委员应推任主席团尚有空额，就把于斌和莫德惠加了进去。说实在话，这两人在东北的人缘很差，尤其年轻的一辈更看不起莫德惠。

（十一）接办盘山农场生波折

抗战胜利后，我除第一次奉命回东北慰问同志、宣达中央意旨外，又回去了好几次。大概每一个大的地方如安东、吉林、四平街收复我都回去过，到各重要地方去看看，先后到过鞍山、抚顺、安东、四平街、长春、营口、小丰满发电厂（在吉林，用水坝把松花江拦截起来，是一伟大工程，发电量达七十万千瓦，原有十部机器，但给俄国人拆走了八部，仅余两部）、水丰发电厂（在鸭绿江上，发电厂在韩国境内）、安东（高惜冰当主席，住了两晚，看大东港的开港）等地方，沿途所见东北最惨的莫过於俄国人的破坏，他们把许多工厂的设备搬到西伯利亚去生銹，损人不利己，俄国人确是很难捉摸的狗熊性格。那时杜鲁门派人到东北调查，估计俄国人拆走的东西价值多达八至二十亿美金。

那时，我每一次回东北，少则住三、五天，多则半个月，当然也跟东北当局见面。张公权还懂点政治，不像熊式辉完全是一个耍花招的政客，他很想拉拢东北人，从他给我经济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即可看出。尽管我没理会，每一次我回去，他不是请我吃饭就是来我处走走，他甚至对我说：「东北是您的家乡，您不在东北蹲不是办法，尤其现在这么困难。」我弄得没办法，就跟他开玩笑说：「我是农家出身的，喜欢种地，东北北部荒地甚多，您们快点把北部收复，然后我再到北部去开垦去。」那知道这句话正好给他捉住，他说：「好极了，在营口附近盘山县有个大农场，地靠辽河，又濒临海洋，日本人想在这里种米，买了两百万亩的土地，计划开一个九十万亩的农场，十年之间，日本拿出了八千万日元，经营二十万亩稻田成功，其余地方都还荒凉，他们引导辽河的河水灌溉，渠道皆如河流一样，非常方便，甚至还有医院等各种设备，这个地方现在没有人经营，就由您来招呼好了。」我话已说出去，不便再推拖，只好说：「好吧，我去看看再说。」

我到盘山一看，果然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回来我便计划成立盘山合作农场，由东北行辕、辽宁省政府，农林部、中国农民银行四个机构合营，以我为理事长，用两亿东北流通券（与法币为一对十之比）为资金，每一个机构各拿五千万。计划拟订后，我电询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陈果夫是否愿意入股，果夫回电同意加入，并告诉沈阳农民银行，很快便支付五千万股金。辽宁省主席徐箴因财政困难，先后支付两千万，东北行辕没拿钱，至於农林部根本不肯参加，当时的部长周贻春说：「种地是用牛，军人是老虎会吃人，他们哪会种地，军人在搞，我不参加。」钱我可以另外想办法，但我用不着这样卖力气，能办就办，不能办就不办。当时军人把东北当做一块肥肉，以南方去的军队吃米，为省运输麻烦为由，鼓动参谋总长陈诚接办能够生产军粮的盘山农场，我在南京跟陈辞修说：「您们要军粮，我们给好了，您们军人不能办这玩意。」陈辞修要我与管后勤的郭忏商量，郭忏说：「我们已经决定派郜子举去接办。」我说：「好极了，那就请您们去办吧！」这样我很简单地安排了邵百元等几个人当厂长，就把事情摆脱了。以后熊式辉竟然派人来查帐，他太小气、也太看不起我，我来去自有费用，何必用农场的钱开销。

（十二）东北的党营事业与地下组织

胜利后宪政时期即将开始，党费不能再由国库开支，东北党部本身也须靠自己来维持。因此，我想为东北党部办一些党营事业，时东北许多工厂停顿，我想从办工厂抽党费着手。我看好一个酒精厂和一个油脂厂，酒精厂原属日本南满制糖株式会社，用胡萝卜制糖，失败以后工厂空着，我想利用高梁来制造酒精；油脂厂是以大豆为原料，用甘油制肥皂，将来还可以进一步利用东北的木材用以造纸，因为高梁、大豆、木材皆为东北的特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前途大有可为，所以我建议中央财务委员会予以收购，成立益群公司，由我任董事长，由各省党部主委任董事。惜因战事影响，事实上等於没有开工，仅油脂厂生产甘油，只够维持少数员工生活，谈不到营业。

大约就在此时，辽宁省政府秘书长罗大愚欲组织地下军队（他们跟我说过要组织地下军队，我反对，他们就暗中进行，不再跟我说），杜聿明要办他，因杜与省主席徐箴拜过把子，关系很好，所以杜告诉徐箴，徐速电我，我请徐箴与杜商量缓办，并要徐到北平来，我赶去北平会他。我在北平跟徐箴商量的结果，决定把罗大愚调开，我说：「毁一人容易，培植一个人不容易，您回去跟杜聿明说罗大愚也是有过贡献的同志，给他点时间，两个月内我就把他调开，以后他就不会再搞什么地下军队了。」徐箴回去跟杜聿明说，杜忍耐了下来，不到两个月，我就把罗大愚调到辽北省党部当主任委员。适匪来攻四平街，罗慌忙逃走，守四平街的陈明仁报告蒋先生，蒋先生交给组织部，我说查查看。这种事可大可小，以后要他赶回四平街，当作临时有事离开，勉强敷衍过去。

石坚与李光忱也在搞地下军队，不过他们事事与我商量，我说不可以搞，总算没出问题，事后想起来也不能说他们完全不对。

（十三）惩办熊式辉变成信任统帅案

胜利还都前，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重庆军事委员会礼堂开过一次全体会议。由於熊式辉在东北搞的一套，原先只有东北知道，现在也陆续传到中央，激起大家的气愤。开会前我到李子坝去看张岳军和吴铁城（他们两人很要好，同住在一起），他们知道熊要出问题，问我好不好不要在全会提熊的事，他们会想办法把他调开。我说：「这事犯众怒，事不由我。」我没有答应。等到开会的时候，果然有人提案惩办熊式辉，结果交审查委员会审查，我舆沈鸿烈皆在座，当然我们都没有讲好话，於是通过惩办熊式辉。

有一天开会的时候，在重庆的东北人举旗请愿，跑到军事委员会的大礼堂外大吵大闹，中央大概是派陈辞修去接待这些请愿民众，回来报告当然也没有好话，於是要提大会惩办熊式辉。就在这个时候，蒋先生来了，他以前不来，这一次来我想定是为着熊式辉的案子，蒋先生做主席，轮到熊式辉的案子的时候说：「熊主任所做的都是我的命令，一切皆依我的命令，您们信任统帅的请起立。」我扫视了一下会场，发现有一、两个人没起立，我大概是起来一半。

（十四）不参加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

胜利还都南京后，组织部长陈立夫等觉得东北问题严重，向中央常委会提议成立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把与东北有关的重要党、政、军负责人集中组织起来，遇事好商量。这个案子陈立夫事先没有徵求我的意见，待常会通过，总裁同意以后才告诉我。它的组织是设置了九个委员，由朱霁青、熊式辉、齐世英、杜聿明、蒋经国、傅汝霖、徐箴（或王镇洲）、余纪忠出任，没有主任委员，也不设书记长。在组织部想这是最好的办法，东北事大家开会商量，方便协调，那知道最后竟然流产。

原来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的九个委员中，东北籍的占了五个，这五个东北籍的委员集中在朱霁青的家里商量，一致觉得熊式辉这个人无法控制，党务指导委员会不会有成就，所以我们五个委员决定都不参加，我们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组织部，组织部很感失望。

事情决定后我去了沈阳，张公权已经知道要成立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消息，却不知道我们已经决定不参加，他对我说：「很好，大家有这机会谈谈，不过熊式辉是长官，是否给他点面子，让他担任主任委员，您担任副主任委员。」我说：「我们已决定不要这个会了，我们不去了。」

（十五）竞选立委与不过问选举

熊式辉当东北行辕主任期间，还在东北举办了行宪国大和立、监委的选举。选举本该由党来主持，但东北党部与我最要好的朋友如李鍚恩、韩春喧、石坚等都对我说：「这些年你办党，恩怨已多，选举是子孙债，恩怨更深，劝你最好不要过问选举事，也不要在选举期间回东北。」我接受老友的意见，决定不参与。因此中央要派我去辅导东北的选举，我不去，改由黄宇人和周兆棠前往，甚至中央最后要决定提名的人选，关於东北部分他们当然要找我，我也躲在上海，不到南京。

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很恼火，就是辽宁省党部主委、省参议会议长石坚，因为我的关系被熊式辉把他国大的提名给取消了，我在上海立刻电告立夫，要他想办法。立夫说：「提名都决定了，只有工商团体还没有提名。」我说：「他是益华公司常董，就让他参加工商团体的立委选举吧！」

还有一件事情一直使我感到内疚的、就是锦州立委选举适逢水灾，产生投出的选票比选民多的怪现象，影响到整个辽宁立委当选无效，必须重选。结果朱霁青以东北国民党元老，在锦州竞选立委竟然落选，尽管他本人没有回去，但布置人员不得力，无论如何，我以东北党务最高负责人没有把朱先生选出来，怎样也说不过去，我对朱先生因而感到无限的歉疚。还有臧启芳也仅当选候补委员，始终没能补上，不过他跟我是好朋友，当然不像朱先生。

至於我个人原想在铁岭本县竞选国大代表，意思是要代表铁岭投蒋先生一票，用以表示敬意。没有想到曾经做过张学良的特务、出身军人的陈昶新也要竞选，来电要我支援他，我回电答应给予支持，并电徐箴、石坚说明支持陈昶新，我放弃了国大的竞选。

我到南京，李锡恩等说我办党没有民意代表的职位不好办，要我竞选立法委员，并由他们电告徐箴、石坚提名我竞选立法委员，就这样我参加了立委的竞选，但我并没有回去，他们替我办。铁岭是大县，而齐家在铁岭又是大户，得老人余荫，加之舍妹也蛮能干，有钱替我招待客人，办得很圆满，当选以后我再回去请客，谢谢大家。

监委是由各省省参议会选出，每省五人。东北监委的选举我原也不过问，结果松花江以南选了。这第一批选出来的监委就很不理想，当时松花江以北地区还没有收复，我在中央幕后坚持决定不选，否则受熊控制，素质更差。以后当地也晓得不选是我的主意，当然无形中我又得罪了一些想要竞选的人。尽管松花江以北没选，然由於「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逃难的警觉性很高，来台的很多，所以今天东北籍的监委在监察院中仍然占很大的比例。

事后我回想我不过问这一次选举不一定正确，就个人来说，无疑的我减少了很多的麻烦，但也由於我的不过问，结果东北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很不整齐，这一点我不能辞其咎。当时原则上是国大出自县党部的书记长，立委出自省党部，还有一些从事地下工作有功的人，这些人中有好几个在今天表现得很差，我若参与，本知其差一定不会提出，可以用几个我认为好的来代替他们，也许对国家有益，至少也可少丢点脸。

（十六）熊式辉下台的前因后果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傍晚时分，沈阳中央社突然给我一个电话，说熊式辉被免去东北行辕主任的职位。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是本社来的电报。」我问他：「告诉了熊主任没有？」他说：「熊主任不相信，他要打电报去问，我们本就要发表，只好暂时压一压。」结果两个小时以后就发表了。熊式辉被免职的事，熊本人和张岳军事先都不知道，一直到发表的第二天，熊式辉才接到张岳军的电报，我当时在沈阳，可以证明这一件事情。

以后我在南京某一个会上与张公权同坐，我们对会上的讨论事情没有兴趣，就聊了起来，公权问我说：「熊式辉被免很难堪，事后一、两天，熊旁边的几个人自己检讨了一下，他们说弄到这种结果，主要是到东北后没跟党搞好。齐先生，我要问您究竟什么原因他们没能跟党搞好呢？」我说：「熊被免职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不得而知，不过我早就看到东北的事蒋先生是不会把它交给东北人的，中央一定要派大员来，东北的事本来就棘手，这样一来就更加棘手了。即使大家和衷共济恐怕还不一定能办好，不和衷共济那就一定糟，而这责任自然就要落到在当地负责者的头上，不是、也不必有人拆他的台。如果能办好，也一定说某人把这件事办好，也不会说谁帮他办好的。这种道理我早在长春就跟熊讲过，熊似乎不太懂，事实上党内这些人有谁能对熊式辉怎么样？就连我，东北根本也没回去几趟。」我不知道公权是不是同意我的话？

民国四十七年，我赴美考察，张公权时住洛杉矶，一定要请我吃饭，诚意可感，席上还是跟我谈东北的事。他一直耿耿於怀，惟恐东北人对他不谅解。我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熊式辉当时到东北，跟他转的东北人在中央说不上话，他以为可以一手遮天，一直看到党的系统可以反应，才知道遮天乏术。其实我们如果真想要对付他，方法多的是，但我们都没用，我们只有在全会检讨他一下。说起来这真是惨痛的教训，倘若当时大家能为东北、为国家，开诚布公，随时商量，谁的意思对就照谁的意思办，也许有许多的好处，譬如张治中讲要把训练的东北军官带回去，熊式辉也照样可以带回去，他们回去跟伪满军队打成一片也非不可能，这些事与东北沦陷与否不能说没有关系。以致於像我一再提到的王家善，我们要他在伪满军队做那么多年的功夫，大可以把他培植的干部拉过来对付共产党，结果竟然使王於牢骚满腹之余在营口投降，王家善固然对不起国家，而我更对不起王家善。这些事说起来都是很令人惋惜的。其实我不以熊的下台而感到高兴，我反以东北大祸的将要到临而黯然。」

我看熊式辉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聪明，善要把戏，对东北根本不了解。那时中央调到东北的军队，除孙立人部而外都是骄兵悍将，熊一点办法都没有，而熊又不能舆杜聿明、孙立人合作。中央派到东北去的文武官员骄奢淫逸，看到东北太肥，贪脏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对东北人还有点对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声载道。熊式辉本人也搞了几手，以后在香港、曼谷糟蹋了不少，就是连现在在美国的某人（姑隐其名）也是出了事用人顶替才跑掉的。而中央在东北最大的致命伤莫过於不能收容伪满军队，迫使他们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林彪就是利用东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苏军俘来的日军和伪军的武器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从东北打到广州和海南岛。据说一直到现在，湖广一带的地方官不少是东北人，都是第四野战军。我们的人自己不用给人用，说起来实在痛心。我们那时东北党务做得很好，如果能把办党务的这些人用在地方上做号召，我想共党在东北是起不来的。

（十七）陈诚去，卫立煌来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参谋总长陈诚（辞修）被任命兼东北行辕主任，九月一日到沈阳视事，正逢我也在沈阳未走，他到我的家乡来，我当然也到机场迎接他。见面时他说：「您也在这里。」我说：「是的，我还在这里。」抵达以后，他没来看我，我也没去看他。旋文化界开会欢迎他，陈辞修在致词时竟说：「我到的时间虽短，但接触的东北人大家都互相攻击，有原告，也有被告。」在座的也有听了很不顺耳的，告诉我以后，我更不想跟他见面。我是东北人，在南京见面无所谓，在此见面也许被人误会去告发某人或解说什么，何必启人疑窦。没几天功夫我就要回南京参加九月九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临走前，市长董文琦开送旧（熊式辉）迎新（陈辞修）会，也把我请去，在席上与陈见面，我告诉他说：「我回南京开会，您回不回去？」他说：「我刚来，怎样回去？」寒喧几句而已。

回南京后遇到陈布雷，布雷问我说：「辞修去了，您有没有跟他谈谈？」我说：「没有。」他问：「怎么没有谈谈呢？辞修应该找您谈谈。」我就把我听见的话告诉他，我说：「他没有找我，我就没去看他，不是一定要他来看我，说一声要我去看他都可以，可是他这种说法，我没法去看他。」布雷很注意这些话，他曾对果夫提过，果夫即告诉我陈布雷跟他讲过些什么话，问我到底是怎么个情形，要我告诉他，我把经过讲了以后，他说：「布雷也说辞修怎么可以这样子，什么人要是到我们浙江来做官的话，浙江人去看他，他说什么原告、被告，我们也受不了。」从此后到三十七年二月陈辞修离开东北的五个月间，我没回过东北，但也听到一些，仗打得厉害，军队损失最多。

继陈诚而为东北行辕主任的是卫立煌。卫过去剿匪有功，政府特将其所克复之金家寨更名为立煌县，以奖其功，此次何以出任斯职不得而知。卫到东北以后，我曾回去过一次，觉得局势非常吃紧。他请我吃饭，副司令罗卓英作陪，卫夫人也在座。我久闻卫夫人能干，此次见面果然名不虚传，席上卫不讲话，夫人讲话，有谓卫惧太太，甚至说其夫人与共党有关，我没亲自见到，无从证实。按道理说家眷招待招待便可以走开，我们可以谈国家大事，女人在座只好讲讲笑话，大家寒暄寒喧。结果到三十七年十月，卫立煌坐最后一班飞机离开沈阳，东北就告沦陷。

（十八）东北再沦陷

从三十四年十月战后我们第一批到东北，到三十七年十月东北沦陷，前后整整三年。在这三年当中换了三个行营（辕）主任，熊式辉任期最长，近两年，陈诚只有五个月，卫立煌是八个月。熊式辉时代是该做不做，或做得不妥，让共匪坐大；陈诚任内形势完全逆转，损兵折将最多；到卫立煌收拾恶果，东北就沦陷在共党的手中。

中共过去在东北的组织力量微乎其微，早在张家父子时代对共党就绝不优容，张作霖在北平就曾抄过俄国大使馆、杀李大钊。就是日本进占东北也是反共，而伪满又是执行日本的命令。我们在那里办党务知道得最清楚，因为过去偶也跟他们斗过，知道他们的力量微不足道。一直到我们收复东北时，中共在东北还没有什么力量，以后依赖俄国的扶持才坐大。俄国扶持中共固然是促成东北沦陷最主要的原因，而政府用人不当，方法不对，也须承认。尤其胜利后，东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倾向中央，只要中央给点温暖或起用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乐意为国効劳。可惜中央处置不当，事与愿违，终给共党以机会，利用东北的富源、人力、物力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打到广东。我们今天痛定思痛，是应该自己反省的。

（十九）东北党务总检讨

从民国十八年起，到三十七年东北沦陷止，我负责东北党务二十年。在这期间，我秉承中央的命令指导东北党务，以中央的意思为意思，灌输三民主义思想，吸收新的血轮（吸收不少大学生，开小组会时都很有理论可谈，绝不像今天的小组会）。二十年来，我有过不少的经验和感触，在这裹，我想把我个人对东北党务的指导原则或感想作一报告：

⒈打破地域观念：东北环境原属封建式的地方，地域观念非常重。当时东北人到平津的还有一些，一过黄河就觉得离家太远，过长江在观念上好像一辈子都回不来似的。一般人民没有中央的观念，做官当差的只知道张家父子对他们很好，感激之余，力求图报。东北本只有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但界限很深：辽宁人口最多，教育程度也高，等於处於统治地位；吉林次之，也出过不少人才；黑龙江人口最少，较为落后。辽宁人至吉林有点神气，到黑龙江更不用说，黑龙江人虽较老实，也不乐意，更何况是吉林，所以吉林人与辽宁人之间的界限更深。

我是辽宁人，十五岁就离家到天津读书，以后回东北的时间也不久，平时对这不甚了了。等到我负责办党务，讲三民主义，原以为应无地域观念，后来才体会到其实不然。党内同志还是有地域观念，尤其遇到人事间题，非常困扰，安排不当，即会出事，所以我都煞费苦心，慎重将事。为着消除地方观念，以收潜移默化之功，凡事我尽量忍退，到头来都有相当的效果。我不敢说这个界限已经完全消除，但与当年相较，不啻有天壤之别。大陆沦陷后东北人来台的有二、三万人，他们并非全是国民党同志，他们有跟政府军队来的，也有自己来的，可见怕过黄河的观念已经打消了，由此观之，党的影响仍有相当的成绩。

⒉转移东北风气：东北被军阀统治二十年，不知不觉沾染上了一些习性，我开玩笑说东北人的脾气是「理不直而气壮」，这非长处，需要改革。在党里面，我劝大家注重理性，要把东北的风气加以转移，我们时时惕励互勉，以后有人批评我说，我说话文绉绉的，不像东北人，果真如此，那我就做到了。

⒊消弭封建思想：张作霖遇炸以后，张学良继承了他的地位，这种父传子的现象，在民国尤其是国民党党员的立场是不容许的。我对这事毫不假借，二十五年为选国大代表与张学良冲突即本此原则，消弭封建思想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之一。

⒋鼓动领导抗日：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到八年抗战的胜利，这不仅是国民党更是全民的抗战，单靠国民党力量固然太薄弱，但若非国民党的领导，可能不会鼓动、扩大以至赢得最后胜利。

事后我常想，办了二十年党务究竟对国家有无贡献，有时我实在感到茫然，虽然发生点作用，但结果东北又告沦陷。假使真有作用应该不让东北沦陷才对，这固然我自己的力量不够，倘能应用得当，说不定还能扭转沦陷的厄运。

（二十）我的处境

由於参加郭松龄反张之役，我辗转由日本跑到南方，加入国民党，负起东北党务的责任。在负责东北党务期间，我偶而也回东北，但时间既短，行动又都秘密，所能见面的皆国民党干部。东北沦陷以后，我仅到过一次哈尔滨，一切当地的工作皆赖当地同志及我派去的人进行，我只是居於间接领导的地位，因此有些事，我并不全知道，有些知道了我也无能为力，这样下去直到抗战胜利，成果还是有限。在秘密工作这段期间，许多东北人没见过我面，但听过我名字，觉得我年纪不大，竟然参与东北最高政治，因此对我特别注意。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与张家父子有关的人认为他们的团体就是垮在我的手中，甚至到现在还有极少数的人这样想；但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我是对的，他们当时不了解，事隔四十年误会澄清了许多，有些原来很反对我的人，现在都转变成对我很好。

我想我自己是犯了许多毛病，也可以说是太单纯，我觉得三民主义很好，国民党是革命团体。我要想混个一官半职当不困难，很多人经我手做官，而我自己却没有做过一天的官。张学良心里不知怎样，表面至少就拉拢过我。盛世才当封疆大吏，跟我又有交情，我要利用他的力量，在中央也可以借重，但我不肯；而且我看到他们的作风不对，连敷衍都不屑为。在中央亦然，有许多人我常有机会在一起，要做官并不难，但我不肯随波逐流。我与陈家弟兄很好，但家眷不来往，确是做到君子之交。就是最高当局没事找我，我也不接近。我个人的见解是觉得大家都有学问、有经验，应该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国民党的工作者，那些擅於奔走钻营因而红过一时的人，四十年后再看他们也不过尔尔。我看不惯政客，当然我也不是政治家，政治家就应该另有办法，但我绝不做政客。几十年来，我没有政治野心，除了自动向立夫讲过一次我要参加大本营而外，我从未要求任何官做，而我参加大本营旨在加入抗战的行列，并非为我自己。胜利后他们有计画的排斥我，不要我回东北，我个人回去几次，除了看到东北将要大劫而感痛心外，我也无能为力。我自己没有地盘，没有力量，没有钱，更没有枪。有时候我发现真是人才，要想提拔推荐，皆须与人商量，成与不成，操之在人，以致於有推荐不成对我心生怨望而要想办法对付我，我也无法，只好一笑置之。我经手的钱若是要留点，也不会有今天的穷酸相，甚至有些同志真有困难、要我帮忙，而我也爱莫能助，好在真正需要帮忙的也不多，而朋友倒是很多。有一件事我一直引以为憾的是，胜利后第一次到长春，需要三百万救济苦难同志遗属，张公权一时拨不出，待过年后经沈阳提出时已经贬值，发生不了救济作用；而更对不起死难同志的是，连追悼会到还没有举行，东北又告沦陷；尤其使我不安的是沦陷后许多同志我要他们出来，他们没有机会坐飞机，半路被截回去，沦落在里边，不知他们是否能够安然无恙？

总之，自从我任职国民党中央党部以迄国民党改造以前的这一段期间，如果说党部像祠堂，我都有在旁边扫地画画的中央委员的份儿，改造以后就没有了。政治得失我本不萦怀，富贵於我确如浮云。惟见奋斗半生之拯乡救国努力，断送於少数人错误决策之中，既怨终生志业之湮没，更悲故乡重陷苦难，此心郁闷，无言可伸。来台湾之后种种，更是一言难尽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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