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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成败之鉴·剿匪战争忆往 1 】 红四方面军特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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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败之鉴·剿匪战争忆往 1 】 红四方面军特辑 1   
所跟贴 【成败之鉴·剿匪战争忆往 1 】 红四方面军特辑 1 -- Anonymous - (491 Byte) 2004-10-23 周六, 上午9:49 (866 reads)
花田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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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文章标题: 李璜：《共匪西窜观察记》 (442 reads)      时间: 2004-10-23 周六, 上午10:00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剿匪战争忆往 1 】 红四方面军特辑 1


中国青年党创始人之一李璜的回忆《共匪西窜观察记》，原题为《記起西征鬢未霜——述民廿二至廿四參加四川剿匪及抵禦朱毛西來之役》。原刊《传记文学》总第75、76号，分两回连载完毕。后收入单行本《学钝室回忆录》时，为回忆录第十二章《参加四川剿匪与抵御朱毛西来》。李璜这本《学钝室回忆录》不仅仅给后人提供了了解中国内战的必要参考，而且堪称是了解晚清而民国而大陆易代的一本必读书，有条件的读者不妨觅来一读。

文中“* * *”符号表示原文连载时的回与回之异。此外，发布时，因精力有限，未经逐字核对原文。特此说明



——————————————————————————

李璜

記起西征鬢未霜
——述民廿二至廿四參加四川剿匪及抵禦朱毛西來之役


前言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卅一日，中日塘沽停戰協定旣已簽字，政府徇日閥之約，捉拿在北平的抗日義勇軍首領。六月四日，軍警搜及我所寄居的姐夫北大哲學教授張頤（眞如）之家，我不在寓，將眞如及我大姐北平藝專教授李琦拘留着，要他們交出李璜；後經蔣夢麟、胡適之兩位去保釋了事。我則從北平間關逃至濟南，旋赴青島休息。一到青島，靜了下來，立感身心兩皆不支。因年來身體旣疲於長城與平東的前線奔馳，而心中又痛切於二百餘位忠勇同志的為國犧牲；且聞某黨政當局已下令於其直屬的××局，限半年內消滅青年黨，我幹部同志無不憤慨，我也應思有以對付之。於是我與曾慕韓兄自濟南派來照料我的生活起居的「知行」學生夏爾康同志進入嶗山華嚴寺居住，但住未到一月，而四川家鄉的大問題發生了！

原來，盤據川陜邊區的共軍，所謂紅四方面軍的徐向前部，經屢次被胡宗南、蕭之楚、劉茂恩等部追擊，原有三四萬人，實力已大損傷，而才拖向川東北與陜西交界之大巴山脈中苟存。但殘部尚近兩萬人。川東北之一部份地區為國民革命軍二十九軍田頌堯的防區，田軍在其防區內苛捐雜稅，橫征暴斂，弄得民不聊生。其所轄之通江、南江、巴中三縣地瘠民貧，境與陜西鎮巴縣相接。徐向前見有機可乘，於二十二年初便試圖侵入四川，但初與田軍戰並不利。不意在二十二年三月，川中內戰又一度發生（已發生過不知幾十百次了），鄧錫侯與劉文輝兩部在川西大打起來，田部自其防地抽兵開赴川西助鄧攻劉，徐向前的共軍便得於六月初再度打入通、南、巴；田軍損失人槍五六千後，拼命後退，於是影響楊森的廣安防地也站立不住，而退過嘉陵江西岸。廣安距重慶甚近，因之全川大震。且徐向前入川之後，因進展甚快，佔據幾及七縣，而兵力不敷，乃用恐怖政策，殺人如麻，以資鎮壓。於是赤區難民紛往後方逃難，十餘萬衆，携兒帶女，沿途乞食，川北各縣直至川西各縣，塞滿難民，秩序甚亂；匪寇未至，而後方已形動搖，成都士紳憂急，想不出辦法，乃函電紛來，請慕韓與我，趕快回去保鄉救民。

我得慕韓自濟南轉來上海所得成都的電信，令我在嶗山又無法安心休息與細想問題了，卽返濟南向慕韓商進止。慕韓認為我們在天津分手時，曾決定在西南求發展，固根本，以應來日的國難，則四川為我們黨的根本所在地，又豈能聽共產黨先行佔去，所以他主張我立刻回成都去，以赴四川士紳的請求。我以為然，便別慕韓，卽日返上海，再由上海搭船回川。等我九月中到達成都時，則四川嘉陵江西岸已烽火頻驚，成都的有錢而膽小者多已買舟東下，逃往上海。幸其時四川軍人見匪勢猖獗，與其妻財子祿有關，已不再事內鬨，而政府以劉湘為剿匪總司令，我可以有辦法從事協力剿匪了。不過這一保鄉衛民工作，剛剛將徐向前勢力打弱，尚未完結，而朱毛大隊又自江西突圍，向西而來，一直使我在四川與共軍對峙的前線與後方，帶着青年黨同志二三百人，冒險犯難，歷經整整兩年，對於中共的游擊戰法與其在赤區的作法，了解不少，願於下面順帶及之。──凡此已係三十五六年前的事了，我其時年只三十七八歲。

去年七月，我第三度來游美國，於美各大圖書舘搜閱中西現代史史料；十個月中，承劉紹唐兄不斷以航郵寄來「傳記文學」雜誌及傳記文學叢書叢刊，令我獲益不少，而欠紹唐的人情債則太多！因紹唐來信，詢我收到「亦雲回憶」兩大册否，我正以兩日之力讀畢此一翔實的力作；讀到其中塘沽停戰協定一章，頓使我往事來在心頭，從此一章書令我想到我的另一章書，卽參加四川剿匪與抵禦朱毛西來之役。因卽寫出，藉充「傳記文學」雜誌篇幅，並酬紹康不斷贈書的盛意。惟所擬題目太長，於編排不便；憶及去夏初到美西，寓小兒處，有詩末聯為「與兒解說家山恨，記起西征鬢未霜」句，因取之以為大標題，而以初擬的二十四字為小標題。

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十二日紐約




一、安撫委員會的組織及政治工作的安排

我於二十二年九月到成都後，卽晤見尹仲錫（昌齡）、邵明叔（從恩）、張表方（瀾）、劉裕波（咸滎）諸老，他們都非常着急，為我言及，川軍遇着共匪屢敗，勇氣已失，只知扼江而守（嘉陵江與渠河）；冬季河水一枯，防務至不可靠。而且難民西來，動以萬計，安置已大感困難，而匪諜又夾雜其中。於是後方謠言紛起，大小川北本來安居的富戶也向成都移來，因此使成都人也感到惶惶不可終日了。──軍也不懂得共產黨是如何去打法，民也害怕共產黨亂殺亂搶，都在往後退，這如何得了！我答諸老：「承厚愛信電催我回川保鄉救民，我義不容辭，我自應盡我棉薄之力。但剿匪而遇着共匪，則這一大家所稱之『匪』，不是通常的烏合之衆，他是有組織的。我們就必須以組織對組織，始有辦法。並且對共匪的游擊作戰，這一套打法，也不是川軍所早就懂得，他們屢敗，却也難怪；至少要學曾、左、胡對付太平軍的辦法，當為諸位所了解，是必須先將民衆組織起來，堅壁清野，使匪對於壯丁與糧食都無所獲，則匪勢自不易再行擴大。但這種辦法，在今天四川，有兩個困難：一為川軍能否聽信諸老的話，重行組織訓練，大家一心合作，照着一定的新式打法去做。二是在鄰近匪區的縣裡，有沒有公正士紳聽信諸位去指示辦法，父召其子，兄召其弟，能將壯丁糧食集中於一地，不為匪奪；且能幫助軍隊暗探匪踪，堵塞僻徑。要能做到這兩點，則剿匪軍事方能改觀，否則無能為力。」張表老性最急，我一言畢，他便跳起來道：「幼樁先生說得狠好！我就去與甫澄（劉湘字）、晉康（鄧錫侯字）說去！」

次日，劉湘請四老與我吃午飯，席間，鄧錫侯向我詳述徐向前匪軍入川及進展情形，因為他尚有一師一旅在大川北昭化、廣元一線，助田軍餘部，緊靠着赤區南江，還未退過嘉陵江，而守着神宣驛與百丈關在。鄧說：「匪之難打，並非他的砲火厲害人馬多，而是神出鬼沒，不可捉摸；不守得緊，他的小隊便竄到我軍的後方來；後方一動搖，前方便守不住。所以楊子惠（森）他們只好扼嘉陵江西岸而守，暫保一時。」席間，劉湘表示，要請我作他的總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因劉其時正準備就剿匪總司令職。他說：「我聽表老昨天說的話，我知道幼樁先生有辦法，我請幼樁屈就政治主任之職，以便從事訓練軍隊與組織民衆。」我立卽表示，我不能接受任何名義。我的一位老友鍾君猷（名體乾，留日士官畢業，少時與我對門而居，常在一道，算是孩提之交，時任劉湘的參謀長）在座，他說：「要保鄉救民，就不要講清高！老弟必須把大教授的駕子放下來！」我怕主人誤會我瞧不起他們，我只好直率言道：「不是講清高，你們是國民黨的黨軍，我是青年黨啊！」君猷笑道：「甚麼黨軍，都是假的，你還相信四川眞有這一套嗎？」還是劉湘較為深沉，他說：「辦法與名義等等，我們一切聽幼樁先生去想好擬出，我們無不照辦；君猷今晚就與李先生細談，其餘明日再說。」

飯後，君猷約我去他家中，我要求諸老同去。到了君猷家，我就把回川途中所想好的辦法原則說了出來。我向諸老及君猷道：「四川老百姓對於川軍這多年來苛捐雜稅，而且爭戰不休，並無好感；要拿軍方名義去組織民衆，是不生效果的。數年以來，負有「訓政」之責的地方黨部與所謂政治部中人，多已變成官僚，只知擺面子，並不能接近民衆，且有些地方上黨官，藉勢凌人，為民所深惡。現在要眞的接近民衆，加以組織，則只有公正士紳站了出來，還可以生效；尤其是在成都的諸老，聲望能號召全川公正士紳，必須首先站了出來。至於說到訓練軍隊，這是軍隊裡長官自己的事。我所能辦到的，只是寫幾十條『剿匪須知』，然後再與各軍的參謀人員多談一談。他們拿去能照着辦，則自然便有辦法，他們不照辦，則多打兩次敗仗，他們自然明白。」

於是由邵明老設計，組織一個四川省安撫委員會，完全由在成都的士紳組成，務求不帶官味，以協助軍方，安撫民衆。大家推定尹昌齡為安撫委員會的委員長，邵從恩、張瀾副之，其他委員有劉咸滎、周道剛、李璜、盧作孚、何北衡、劉泗英等。並於兩日之間，商定盧作孚為救濟組組長，鄧孝情副之，專事安揷難民與拯濟收復之匪區民衆；何北衡為團務組組長，張六師副之，整理地方民團，集中壯丁訓練；劉泗英為文書組組長，楊達章副之。此外設宣傳組，以劉東巖為組長，下設宣傳隊五隊，每隊二十人，分赴五路總指揮部，隨軍宣傳「有匪無我，有我無匪」的一切道理；這些宣傳隊員就完全是平素已有訓練的四川青年黨籍大學生及軍官生了。宣傳隊員必須走近匪區邊沿去組織民衆；青年同志們自願報名而來者一百餘人，由我選擇其中體力較強者百人，每隊以一軍官生同志為隊長，加以短期軍事訓練；因一律要穿軍裝，打裹腿，着草鞋，從成都動身，走向前方。我個人則被諸老要求我擔負前敵安撫主任，一則以便調劑各組工作，再則便與前方的各路軍官接頭，為之講說剿匪須知。我也不便推辭；我要張六師兄（其時張任劉湘軍的參謀處長）同行，因我並不完全認識這五路指揮部下次一級的軍官。

二、敵我雙方態勢及匪軍進退不定情形

四川軍人在民五袁氏稱帝失敗後，卽習慣於因應中樞變局，得以保全並陞高其個人祿位，久視川地與川民為其私產，各據數縣，蠻觸蝸爭，一直到這種年頭，北方國難如此緊急，而共黨之紅四方面軍又打入川東北，還不知警惕，劉文輝尚欲獨霸川局，而與鄧錫侯軍在成都附近作戰，以致田軍因援鄧而疏於防匪，又使徐向前再行打入川來，復佔據了通、南、巴三縣，以至新佔營山、蓬安、渠縣、廣安之大部地方。其時，中央軍旣要分力注視華北，又要全力圍剿江西赤區，無暇西顧及於四川；因之川省及川民直成為痛苦無救的孤兒一般，只有努力自救。此我於二十二年九月中回到成都，與諸老商談時，言外面輿論對本省軍人並無好感，中央也無餘力救川，我們只有如何去激勵中級將官；主要在以士紳號召民衆，鼓動民氣，以促進士氣。不過在初期必須使川民認清我們的立場，是與軍方有別，老百姓始能發生向心力，而一致站攏來。因是安撫會的組織便成為這樣不倫不類的一個半官式的民衆團體。

然而，話得要說回來，這些四川大軍頭們妻財子祿的享受，都全靠他們幾桿爛槍與幾縣地盤的存在。我們可以說他們不知道愛國與愛民則有之（其實後來全面抗戰時，川軍都開出川去殺敵，總司令與師長戰死前敵者不少，這足見愛國本於天性，也看主持風會者的領導方向如何耳），如說他們在這次徐向前打進四川以及後來朱毛西來竄到了川邊，他們甘心拋棄地盤，都未出過死力，完全沒有打過勝仗，則是抹煞事實。像這樣的說法，豈不是中央軍未於二十四年入川以前，四川便早已被徐向前的匪軍所完全佔去了嗎？像國防部史政局所編的「剿匪戰史」（五十一年九月在臺北印發），歷述十年剿匪經過，而把四川軍人在川東北二十二年初至二十三年底獨力支撐匪亂的經過及不少戰況，簡直未曾述及。──「剿匪戰史」這十本書，似覺完整，但使我感到有史料不齊備的遺憾。最令人遺憾的還有我特別託朋友向臺灣王健民教授處買來的三大册「中國共產黨史稿」（五十四年十月出版），其中關於四川軍人獨力剿匪的這一段史料，未細加搜求，隨便去凑成「川陜蘇區」一節（見第二册二一七至二三七頁，為第二編第十四章「紅軍與蘇區」的第四節）；且選材也有不妥之處。因王教授大半照抄共軍在四川打勝仗的宣傳報告（題為「川陜蘇區與紅軍的驚人大勝利」），說得徐向前入川後如何勢如破竹，所向無敵，佔了本節一開始大部份篇幅，與我親見的事實多有不符。後又節錄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九期所載原題為「州東北剿赤印象記」中的兩節，可能是根據共黨的宣傳資料，改題為「川北赤區經濟與政治」，又說得川北赤區組織得如何的好，經濟、政治、教育各項都大有辦法，好像川北赤區裏的窮人都曾享過共黨的賜福似的，也與我在第二次收復了通、南、巴匪區後，立卽親往視察一周的情形相反。王教授在這一節二十一頁中，只用了七頁來敍述川軍剿匪，題為「川省赤禍與川軍剿匪經過」；據著者在這一題下「附註二」上說是從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國聞周報」十一卷四十四期抄錄來的。「國聞周報」是成都人胡政之（霖）所辦，故對於四川剿匪軍事特別注意，其報所紀是項文字甚多；在許多篇文字中，比較近於事實的全貌，且不是道聽途說，確為實地採訪的（因採訪者說他在前敵視察一年），應是題為「川北剿匪軍事的概況」一文，載於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國聞周報」十二卷十六期，何以王教授在搜集材料時竟未看見這後一題而加以採錄？

我在這裏要揷入五六百字，特對國防部史政局與王健民教授表示一點遺憾，並不是我在對任何方面或任何個人有何種成見，也非是以四川人的立場要特別維護四川軍人。我在前面曾對四川軍人一再批評，並不客氣，比中央政府與王健民教授還要責備得厲害得多。然而我竟不能已於言者，是感到寫歷史，尤其是現代史的難處：以中央官方耳目之周，以王健民教授用力之勤，而搜求史料仍多不盡不實之處；且一涉成見，便有畸輕畸重之嫌。因此我在此時下筆敍述我參加四川剿匪之役，全憑我在前敵之所見所聞；本實地情形，是非勝敗，不加增減。至於說到徐向前共軍在四川赤區裏殺人如麻，老弱難免（此八字也是「國聞周報」上說過的），有盧作孚所主持的安撫會救濟組紀錄可查，卽在蓬安、營山、儀隴三縣及廣元、岳池之一部地方，只五個縣中所清出來老百姓屍體（軍隊在外），就已有二十七萬餘具，何其殘暴乃爾！這就足見王教授所抄錄改題的「川北赤區經濟與政治」，其中所謂組織之安定與建設之周到，是共黨所粉飾，不大可靠。

現在我書歸正傳，來談本節所標的敵我態勢。這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劉湘在成都就了剿匪總司令之職，我於初旬自成都向川北出發時候，徐向前共軍所據之地，且正向前竄擾中，而川中各軍拒守，且正準備出擊的情形。在前節我已談過，川軍自田頌堯部六月敗退，楊軍七月後撤，各軍退向嘉陵江西岸與渠河東岸，沿河而守；則在嘉陵江東岸與渠河西岸這一兩河流域三角形地帶中，自然皆大半成為匪區。其中包括通江、南江、巴中，此三縣被川軍稱為「老匪區」，因紅四軍於二十二年初卽入據，二十二年四月被田軍打走退去；六月又復入據，巴中縣城卽為紅四軍之總指揮部所在地，徐向前任總指揮。跟着儀隴、營山幾全部，蓬安、廣安、岳池之大部及渠縣在渠河西岸之一部份地方，係為共軍於七月後陸續所新佔，可稱為「新匪區」。但此時嘉陵江的四川上游之東的廣元、蒼溪，雖也在江的東岸，然仍為鄧、田所扼守其險要之地，如神宣驛與百丈關尚未失守。此外另一方面，則在更東北之區，如達縣、宣漢、城口、萬源四縣，舊係劉存厚軍多年駐地，於二十二年八月為土共王維周所襲，勾結徐向前進佔。因是共軍在二十二年十月所佔川東北之地，計有九個整縣與四個縣之大部地方，而尚在向西對蒼溪、南部、閬中及蓬安之周口鎮進擾中。

至劉湘於十月就職後，分川軍為六路，各負駐守與進攻責任，玆列表如下：

番號 總指揮 兵力 負責駐守與進攻區域

第一路鄧錫侯 一五、○○○ 廣元、昭化進剿通巴
第二路田頌堯 二○、○○○ 蒼漢、閬中進剿通巴
第三路李其相、羅澤洲 一二、○○○ 蓬安、南充協力進剿
第四路楊森 一○、○○○ 岳池、廣安進剿通巴
第五路王陵基 四五、○○○ 開江、開縣進復達宣
第六路劉邦俊 八、○○○ 城口

合共剿匪兵力約為十二萬人。但匪區共軍已擴大為四萬人。（紅四方面軍初入川時卽達兩萬人，而中央聽信楊虎城之謊報，給予四川的情報為「只有殘匪兩千人」，田軍根據此一情報，小視共軍，故初得勝利，逐退共軍至於大巴山陜境，卽抽兵去成都打內戰。此種不實情報，誤事不小！）共軍在「老匪區」所編練的赤衛隊、少先隊，為數也近兩萬，故紅四軍在二十二年十月中也共有能作戰兵力六萬人，而以何畏、王林森、陳昌浩這三個師（共匪稱之為軍，川人稱之為師）為最强能戰；我初到前線，卽與何畏一師相遇，俟下節述之。本節要提出一點先來說明一下，卽共軍作戰之進退無常，飄忽不定，此川軍以十二萬兵力所以不易包圍匪軍之四萬人而聚殲之，以致在兩年半中，各軍全部出擊，初而收復通巴老匪區與達宣等新匪區各地；但不久共軍又復乘隙再竄入達宣，後又響應朱毛西來，再行竄擾川西北，糜爛地方，甚為寬廣。

據我前面所舉「國聞周報」較可靠的實地報告上曾說，「匪軍兩年來在川東北，慣用內線作戰方式。彼等有所謂五次收縮，赤化全川之口號，其用意卽在於某時期將全力退集某一點，相機反攻，以求攻破國軍之主力。匪部稱二十二年六月對田頌堯部反攻為第一次收縮之結果，同年九十月進陷營蓬達宣為第二次收縮之結果。赤匪雖慣於宣傳，其歷次反攻之結果，亦未能達所預期；但此種作戰方式，川軍已頗受創傷，殊堪注意。」

「國聞周報」的觀察員上面這段話，是相當有認識的內行話，──是卽共軍的一套游擊戰術的基本打法所在。豈特在四川東北對川軍如此，對中央軍在江西的圍剿，以及各地其它赤匪對我各軍的打法，無不如此。至於說，徐向前部竟無意在四川經營一個根據地，而總是輕易棄地不守，只是飄忽不定，則據我親身在前敵以及在收復的匪區中觀察近兩年，我認為此一說法不盡然如此的。尤其在二十二年之夏至二十三年之秋，朱毛大隊尚未西來的時候，徐向前是有意據守老匪區通南巴三縣，所以在這三縣裡從事組織，非常積極，分田抽丁，老少都要受訓，其結果不但未將三縣內的民衆組織成功，反而發生反動，引致他大開殺戒；自己站不住脚，乃又倉皇退走，再行四竄，以奪取糧食與裹脅壯丁為生存。其次則據我在前敵所親見，自二十二年十月至二十三年三月之間，四川靠近匪區民衆確能協助軍方，對敵作戰，故劉湘一就剿匪總司令後，五路出兵，士氣稍振，而得此民衆助力，收復通巴與達宣，均有戰功可紀。徐向前之復行乘隙竄入，乃是後來因劉神仙登壇點將，引起王陵基之抗命而被免職以及鄧錫侯之冷眼旁觀，始又得機會，捲土重來，再亂川東北的。此「國聞周報」觀察員之所以稱「雖赤匪慣於宣傳，其歷次反攻的結果，亦未能達所預期」也。──這其中過程，我將在下面以事實說明之，未可一味認為共軍一進一退，神出鬼沒，總有道理，無不如意，那就未免對共軍打法懷着迷信心理了。

三、前敵民衆之協助川軍與匪區民衆之反抗共黨

我自成都於十月初第一次出發；臨行，尹仲老問我所需，我表示不要一錢，不煩一兵，只要諸老幾封信，介紹我與大小川北一帶各縣公正士紳見面而已。原來，自成都向東北行有兩條路線：一為出北門，直北經廣漢、羅江，趨綿陽而渡過涪江，東向再經梓潼、劍閣、昭化、廣元出川，是為大北道；一為出東門趨簡陽、樂至，折而北至遂寧，再北至於南充（卽川北重鎮之順慶府），順嘉陵江而下至於合川，是為小北道。我第一次出發，先走小北道，去與三路軍總指揮李其相及四路軍總指揮楊森接頭，費了一個半月工夫，同着張六師兄為他們及其中級軍長說明安撫會的性質及所以協助軍方的用意種種；並為之講解剿匪須知的要點所在。沿途所經各縣，且以成都諸老的介紹信，歷訪當地士紳，請其協助軍方，不可一味驚慌，軍民合作，匪患自減，慰勉有加，深得同情。然後於十二月初同着三四兩路隊伍攻過嘉陵江東岸，收復了蓬安、營山，一直至通江的江口（戰況詳見下節），李其相進駐江口，楊森回駐廣安，小北道暫時無憂，我便馳返成都（來時以滑竿代步，便於沿途訪問，返時以小汽車兩日馳歸），因急須與安撫會諸老商收復的匪區民食供給事。匪去蓋藏為之一空，嗷嗷待哺者衆，作孚大為着急，必須我與成都諸老去立刻設法轉輸大量民食，始便送難民還鄉。

在成都小住不一月，過了陰曆正月十五，又赴大北道，去昭化、廣元一帶，與一路鄧錫侯，二路田頌堯兩部接頭，後又與鄧軍比較更艱苦的進攻，直攻入巴中城內的徐向前的老巢；田軍也攻向南江。我則隨軍巡視老匪區一周，重到江口；更沿河而下，至於渠縣小憩。在渠縣聞第五路軍將驕軍弛，防務不佳，新收復之達宣又呈不穩，乃又急趨宣漢與第五路軍的王陵基總指揮接頭，加以鼓勵後，並至萬源前線視察范紹增師防務，然後返抵重慶。時已陰曆三月底，忽得成都來電，我母病危，因又馳返成都。計我這第一段工作，前後二次來回，費時七個月。玆先將此七月中的安撫會各組工作略為述及，至五路戰況，下節述之。

安撫會所做的工作為組織民衆，協助軍方進剿共區。第一事為疏散難民，離開後方通路，以免軍民混處，為匪諜所乘。但大小川北兩路後方難民，其時約計二十萬人，食住維艱，到處滋事。此救濟組織之工作，是最為繁重之一事，我對之至為操慮，而不意盧作孚兄做起來，竟能舉重若輕。我眞佩服這個有辦法的老朋友，遇事都有他的辦法的！我親自指揮的宣傳組有一百餘同志，隨軍工作一直到前線，一路不只宣傳，要安撫民衆，有時又要干涉大兵擾民的動作，這個苦口婆心的勸慰工作，固也難做；但比之要給這樣多的難民以飯吃，而且要分別組織起來，先送往通路兩旁各縣安置，後來又要送之還鄉，要省事得多！作孚調來重慶民生公司裏的辦事員及學徒多人，與鄧孝情副組長分成大小北道兩路，去發動沿路各縣的善團中人；這類慈善團體大半為各縣士紳與佛門道教所辦，平素施米施藥施棺材，設在寺觀之中；其中大批「居士」們都為作孚一一說動，願為之募集金錢，且出力聽作孚的幹部指揮，一道工作。沿路各縣的防災積穀倉都打開了，難民不愁吃了，於是在一月之後，通路難民疎散完畢，而作孚且鼓動若干「居士」走向前敵來，做收復匪區中清理民屍並加安埋的工作。

第二事卽為何北衡兄所擔負之團務組工作。北衡曾任團務學校校長，故他手下早有訓練成熟之辦團青年幹部。他照我所擬定的辦法，令其幹部先去組織難民的少壯，給以軍裝，加以訓練，並首在後方改進各縣民團隊伍，有槍習槍，無槍佩刀，專守後方山間僻徑小路，晝夜換班，以防小股共匪向後竄擾。其時川中民團組織尚未完全廢弛，故北衡任此工作，遊刃有餘。他在沿途組織訓練並加以安排好後，後防自有縣長督率縣鄉團總照辦，他便也率其幹部，陸續將難民中訓練過的團丁帶向前方來了。這一批一批的團丁，數約二千餘人，到前方來，對於軍隊攻守的幫助却大了！因為這些山間青年自小卽熟習其鄉裏的叢山僻徑，不但能守偏僻要隘，令匪從此無法以小隊亂竄，而且能引導軍隊偷偷的東一灣西一拐的，從僻徑小路摸向匪所擬守的敵後去了，令匪大吃一驚，而後退十里八里。因此官軍的探子從此也放得進匪區裏去，而不像以前，只有匪諜才能混於難民中來探官軍情形，而官軍完全不知匪區情況。

至於宣傳組，在大小川北及渠河之東，萬縣之北，五組分配於五路軍區之中，計共三十餘縣，均一一走遍其城鄉，深入軍中民間，為之講說共產黨殘殺民衆情景，與張獻忠剿滅川人無異，則老百姓一聽便懂。因「張獻忠剿四川」的故事無人不知，而且看見難民狼狽逃亡慘狀，大家觸目驚心，故一致協力，軍民從此打成一片，不像以前大家除惶恐逃難而外，並無自衛自救想法。我們在前方後方遍貼「有我無匪、有匪無我」，「共產黨是殺人放火的强盜」，「大家團結起來，赤匪便易清除」，「嚴防共匪奸細的煽動和騷擾」，「打倒霉老二」（川人呼匪為棒老二，而霉字則有不祥與咒罵之意）等等字樣的標語，均用大紙大字寫貼出來，或逕用大筆寫於墻上。這種寫貼大字標語，動至四五尺大的一個字，塗滿墻壁，本是中共黨徒在俄共那裏學得來的。故自國民革命軍北伐以來，這一類「鬼畫桃符」式的四處貼刻標語，成為照例文章，此卽所謂政治工作；是否一唸卽生效力，我本懷疑着的。不過今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安撫會宣傳隊不但在後方遍貼，而且在收復了的匪區，也如法泡製，所費的紙筆、煙墨，以及白石灰不少！匪軍在佔領的區域內，所貼的「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反帝反封建」，「打倒一切反革命分子」等標語，那就更多了！我們每收復一鄉一鎮，必定由宣傳隊去剷掉匪的標語而貼出我們的標語。因為他們把佔領後的一鄉一鎮的商店、廟宇、民居以至廁所的大小墻壁都一概寫滿貼滿，大字每五六尺見方一個，大紙小紙密密的寫些宣傳報告，好像告示又好像警誡，其中多漫罵語調（頗似今日大陸上的「大字報」形式），給我們宣傳隊以很大的麻煩，是要雇許多人來同時做清除的工作。一次我們剛剛費一日一夜之力將儀隴與營山之間的一個鄉鎮的共匪大小標語清除，尚未用白石灰塗去其大字「桃符」，而共匪又反攻轉來，看看此鎮又要重行失去。劉東巖同志乃令隊員將我們的標語也照匪的辦法，四處貼滿，無孔不入；大字還沒有足夠的白石灰來塗去，則保留「打倒」二字，只將「軍閥」二字改寫為「共匪」二字；「土豪劣紳」四字則改寫為「萬惡赤匪」四字；又趕着寫貼了一日一夜，共軍卽重佔此鄉鎮。這是要令他們大吃一驚的！──這或者就叫着「神經戰」！

安撫會的各組組長及組員，無論在前方後方，工作時一律親身其事，並約集當地士紳所指定的子弟及難民中的青年共同工作，一道起居，避免官味，打成一片，故不到一月，前後方的民衆看見我們旣能為之解決許多困難與苦楚，而官軍又皆畏敬我們，服從我們的對於擾民的干預與告誡；因之民衆都樂於協助軍隊剿匪，而匪的間諜一混入「白區」來卽很容易的被民衆自行清查出來，交與我們。至於還在赤區裡的民衆也更形對匪的無情鎮壓，日增其反抗之勢。徐向前全軍，在川軍十月開始反攻，不到三月，卽紛紛敗退，甚至在第四個月，連他的老巢巴中城也不能守，而仍退入大巴山中，乃是在前方，便特別是匪區民衆不服鎮壓，多數都不惜生命，來與他們相殺相拼。這是我所親見的通南巴徐匪全部潰退的主要原因。

原來，徐向前的第四方面軍之所以能於民二十二年初打入四川東北數縣，屢有進展，本是利用着農村人員過剩，生活一向困苦，兼以四川軍人重稅收刮，更加窮乏，乃能被其煽動，脫離生產，而共軍因以日形擴大；此不獨四川一省赤禍蔓延的原因如此，共軍之發展於中國各省之在軍閥統治下者皆然。這在社會學家看來，中共是在利用「社區解組」（Community Disorganization），以增强其紅軍隊伍。但這個因人口過多，生產不足以養活，而形成民衆生存困難的「社區解組」，必須有一個謀生的新出路，如同十九世紀初，英國鄉村的生活困難，而羣由鄉村出來集中於工業城市，以謀取較好的生存，後來成了西方的普遍例子。但中共這些年打入中國的農村，其口號好像要為貧苦大衆解決生活似的，故窮人起初都嚮往之。不過旣已打入之後，不久都會發生一個大矛盾的現象，卽中共的紅軍打入鄉村的隊伍，大半都是沒有補給的大隊饑軍，一來就須向老百姓要飯吃。因之，他們打入的這些地方原來已是半飽狀態的人民（像四川的通南巴三縣人民，通常以番薯及青菜葉為生，連半飽都談不上），等到成為赤區後，又要背上這許多紅軍食糧的包袱！如果這樣一兩萬的紅軍不能立刻向外發展，打不出天下，到不了富裕的地方去搶得糧食，則要在這貧苦的赤區安頓下來，不到多久，只須一兩個月，共軍與其佔領地人民便要發生爭奪少量的番薯，而彼此拼命的打鬪起來！──這是我二十三年春親歷通江、巴中及南江之一部地方，詢問孑餘老弱的口述情形。此所以徐向前部之在老新匪區殺人如麻，鎮壓反動，而鄉村婦女之所以用鋤頭打死共軍，使共軍不敢單身下鄉的根本原因所在：無他，爭食而已。

在此一情況下，毛澤東提出他的社會主義來：消滅地主，鬪爭富農，而實現貧農分田而耕的制度。但是，這一辦法，似乎聰明，而其實是愚蠢的。在表面上看來，這種辦法好像在消滅資產階級，而將土地分給窮人，貧農人人有田，家家有吃，旣平等而又人道。但在實際上，人多地少，並不夠分；在江西赤區分田，固因是而失敗了；而在我親見的通、南、巴三縣的分田辦法，通江縣每人只分得兩畝，而巴中縣俗稱「野巴州」，素來地廣人少，也每人只分得三畝多地。而且這三縣多是山地，連梯田也很少見，那三畝本就所出不多。何況共軍還要向前進攻，因要擴大隊伍，廣抽壯丁，自十八歲至四十歲的能耕之農都抽起走了，叫老弱來替壯丁代耕，這更使生產能力大打折扣。像這樣老弱們旣無法適應瘠土的生產工作，所得有限得很，自食且不足，又那有餘糧來供給這樣多的共軍享受呢？因是共軍認為老百姓私藏蕃薯或玉米不繳，而便下鄉搜索，此所以引起我前面所說，鄉間老婦也要拿起鋤頭來打死共軍。於是共軍連窮人也不放心，防間反側，動加殺戮，以致殺人如麻，老弱難免。我曾於匪敗退營山之次日，卽趕到營山城，見縣政府、團防局與廟宇內之集中營遍地是屍；而在城外各村口，掩埋不深而被野狗拖出來的老百姓屍體，也到處皆是，臭氣薰天。故盧作孚救濟組中的好心居士們所掩埋的新匪區只三四縣的民屍，便得數二十七萬具。至於老匪區，則因匪據較久，民屍多已化為塚中枯骨，料理不清，眞是殘暴不仁，至今思之，猶令人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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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剿匪要靠民眾的兩個親見事例

猶憶我初就安撫會前敵主任，於二十二年十月中達到小川北的重鎮南充後，其時楊森部與李其相部的隊伍皆在嘉陵江西岸；因兩部要協同動作，調整需時，遲遲尚未能渡河進攻。我暫住南充，已與楊部全體軍官講話兩次，楊森軍長且親自站立在其部下軍官前面聽我講演，動輒一點鐘之久，虛心領會，執禮甚恭，保有一種傳統軍人的本色；他並委青年黨人易維精同志為南充縣長，防匪當然也無問題。但我駐在該城縣府近一月，頗不能耐。一日，我偶與劉泗英、劉東巖、鄧孝情、楊達章諸同事巡視江岸，聞對岸呼喊之聲不絕。問之守軍，答稱東岸為蓬溪縣之周口鎮（周口為嘉陵江東岸最富庶之鄉，良田相望，故俗有「好個蓬溪，只在周口」之諺）。岸邊聚有難民一萬餘人，要逃過江來，因我軍集中船隻於西岸，無船可渡；而又聞匪自營山攻向前來，只距周口三數十里，故難民着急萬分，呼喊不絕云云。我聞之心至不安。適有楊部尖兵一排將渡往東岸探敵情，其領隊係聽過我講演者，前來敬禮並報告其任務。我表示要同他的尖兵一齊渡過河去探察一下，同行四位同事皆力加勸阻，認為冒險。我不聽，跳上船，他們也只好隨我一起上船。嘉陵江水，秋冬淺平無波，渡之至易。我渡到彼岸後，回頭一望，深漢我軍豈可恃此為天險而便想苟安旦夕！

至周口鎮外，尚未入村。尖兵隊長卽自眾中領出一人前來見我，介紹他是周口鎮鎮長「滿老爺」。我正怪異其姓氏，而滿老爺卽自言姓魏，因排行最小，故習稱「滿」而不呼姓；至「老爺」之稱因其前代人曾有功名之故。滿老爺，身矮小，雖不類武夫，然膽氣甚豪，向我言：「大人如下命令，小的立率人眾反攻，必能打退賊兵！」我笑答：「滿老爺只有幾十桿民團槍枝擺在這裹，又何能打退這樣多的共匪？」他用手一指道：「大人請望一望，這裹上下游一帶聚有一兩萬人，除去老弱，也有幾千或者萬把人，又何怕一兩千的來攻的「霉老二」！」我又笑道：「滿老爺或者有神仙幫助罷！」他答：「我就是學過帶神兵的法子，只要大人發命令，我就動神兵！」我說：「好！看看你如何動神兵！」滿老爺於是請我前行，並請我坐在他叫人擺好一張有紅披的椅上，面前又放一方椅，也有紅披，似廟宇中物，來作為公案。民兵忽提一匪諜跪於棹前，滿老爺叫道：「旗開得勝，馬到功成！」於是民兵卽以大刀，一刀將匪諜之頭宰落地下，頸血四濺，民眾歡呼，但我為之駭然。滿老爺復請我與他共立在這一紅披棹上，大聲高叫：「大人有令，反攻打匪，軍隊就要渡江來了！我曾多次講過，只要吃了我的符水，便子彈打不進，刀槍砍不入。現在有膽子不怕「霉老二」的，受了匪害想報仇的，時候到了！大家先喝符水！人多碗不夠，我就在冬水田（四川稻田隨時有水稱冬水田）裹畫靈符；畫了，大家都去喝幾口！」滿老爺高聲叫畢，卽閉着眼，口中唸唸有辭，向着當面幾塊冬水田，手指大舞一陣，喊一聲：「喝靈水！」於是民眾爭着萬頭齊下，伏向田中喝泥水，田中淺水幾乎為之喝乾！滿老爺更是下令眾人，或竹竿、扁擔、或刀矛不等，隨着他帶的幾十名持槍團丁，一齊向前奔去。滿老爺請我們與尖兵殿後。我稍憩也前進；翻上山頭，但見民眾如瘋如狂，漫山遍野，猛勇前進，喊聲震天，勢不可當！其時向周口對面開來的匪軍約千人，卽係匪軍師長何畏所親自率來打前陣者，他忽然遭遇着迎面而來如此其多的民眾，不怕子彈橫飛，一直前仆後繼的橫衝直闖，密住向前，居然「人海」，為之大驚！無法抵擋，何畏便只得後撤。這一撤退，民眾便尾追三十餘里，一直到了營山城；官兵也因此紛紛渡河前來，一日夜間，便了收復了營山城，匪軍向通江敗走。官軍的李其相部，由李本人率領跟卽北進猛追，至於通江的江口鎮，何畏匪隊損失甚大。──從此打開了三四兩路向東北面反攻之局，而徐向前部也從此不復再向嘉陵江下游的西南發展了。

滿老爺為一事，李秀才又為一事。憶我赴宣漢去與第五路總指揮王陵基接頭之前，路過渠河，休息於渠河口之河灞場，聞李秀才能禦匪，思往訪之。李秀才生長在渠縣所屬之觀音場，其地靠近渠河之青居山東北峰下，地勢險要，俯瞰通江與渠縣之間通道，匪不先攻下此峰，則下趨渠、廣兩縣，必遭側擊。因是徐向前屢次派精兵與李秀才周旋。但李秀才雄踞此觀音場已久，家丁家將甚多，卽國民革命必須打倒的所謂土豪是也。不過此所謂土豪，禦匪反較強於官兵。因他多年購槍練團，深溝高壘，平時不但土匪不敢近之，卽對軍閥之苛捐雜稅，他也一概不理。李旣早有準備，聞匪陷巴中後，卽以其子弟兵堅守要隘，清查出入甚嚴；因之匪諜無法竄入。共軍以小隊仰攻之，則李秀才有古式鐵砲，居高臨下，威力甚大；徐向前只有步槍，並無大砲（當時共軍卽迫擊砲也無有），仰攻便甚難得手，竟成相持之局。因之沿渠河一帶人民深感李秀才之德能，頌聲載道。我特停留於河壩場，派人送信致意李秀才，為言安撫會諸老甚為嘉許其衛民保鄉的成績，我擬親赴觀音場與之晤面，以便有所助力，俾竟其功。去人回持李秀才的答書，乃婉拒我前往；隨卽派一代表來云：「自河壩場赴觀音場，山險水惡，照料難周，感謝諸老及幼椿先生厚意，誓願死守，共匪絕對無法攻破之。」代表請我轉達軍方，如能不斷的供給以子彈糧食，則長此可以牽制匪部，使其不敢長驅而南。我問代表：「匪已將觀音場通路圍困，子彈糧食如何能夠送達？」代表答稱：「山路崎嶇，間道甚多，故我們總有辦法暗中出入，而匪則怕埋伏，不敢亂鑽；且一鄉之中，人人相識，如無內應，則匪諜自難深入，深入也易查出，因匪明而我則暗也。」我聞李秀才代表之言，始了解當地民眾之能禦匪，而所以比官軍為強者，因前日官軍之於匪，以大隊自後方前來攻打，則軍明則匪暗，故易被匪襲而敗；今日共匪之於民眾，則匪明而民暗，故匪之故技（四處亂竄）便無所施於觀音場之李秀才！──此所謂主客之勢異，而勝敗之數所以不同。

五、劉神仙登壇點將剿匪軍盡棄前功

四川山險水惡，交通阻塞，在深山僻縣中經常產生怪人，自號「神仙」；或以醫卜星相知名，偶爾言人休咎獲驗，便神乎其辭，而受大眾崇拜；或以靜坐運氣，苦練體力，使冬不畏寒，夏不畏暑；或甚至如義和團式之吞靈符，練筋骨，便稱刀劍不入，卽所謂打不進，破不入者，川東川北窮鄉中所在皆有。運氣練神功一派，在民國以來，曾風行全中國，稱為「同善社」，其創立人彭祖師卽產於四川永川縣之華榮山中。至義和團式之不畏刀槍者流，我於童年時代卽見其鼓動川西北的中江及淮州饑民打入成都城來，為岑春煊任川督時所剿滅（一九Ｏ三），岑因之得為川人所稱頌。但此種教匪遺風仍舊留存於成都東北的遂寧西山中，號稱「松杉教」；且曾派人說李其相，擬出山來助之剿共，李曾告我，為我所反對而罷。不意我在周口前線，遇見滿老爺，已是一鎮之長，而也能以教匪法術動眾，我因勢而利導之，得開川軍反攻共匪之局。

劉神仙為上述第一類卜相者流，所謂江湖術士，本來全中國到處有之。不過劉神仙曾熟讀三國演義，而竟以諸葛孔明自命。劉名崇榮，四川威遠縣人，民國十三、四年曾賣卜於成都，不得飽而赴重慶，因得近劉湘。其時劉湘正不得意，雖號稱督辦，而侷處巴縣與璧山兩縣，軍威不振。似乎自此時起，崇榮卽為劉湘偶卜前程，而有應驗，因留養於其軍中。據老友鍾君猷為我道及，崇榮曾為劉湘當說客，游說於各部隊間，稱湘為劉備轉世，當復稱王稱帝於蜀中，受愚之游離部隊因之有來歸者，故劉湘更信任之；在劉軍中稱神仙，自民十七年卽已開始了。

劉湘為人，寡言笑，無嗜好，與川中軍人之浪漫風格有異。彼何以會如此相信劉崇榮，而竟於剿匪軍情業已好轉之時，身為總司令，竟令崇榮神說鬼說，從後台出場，俾其自稱軍事委員長，登壇點將；而且新成立器械較精良之一師隊伍，用以護衛之，號為神兵？川中人多認為難解。諸將領則疑劉湘藉神道設教，將勾結各軍部屬，排斥異己，而奠立一統之局。於是許多將領表面雖熱烈贊成劉神仙之一套，如鄧錫侯且去叩頭於崇榮神壇之前，但暗中反對之最烈。因劉神仙曾公開聲言，將領能拜其壇下稱弟子，彼卽刻為之按月發餉，無憂匱乏。其時大小川北各縣鄧田防區駐軍皆窮困，餉不能按期發出，而又與共匪相持，狀甚狼狽。惟劉湘奄有東南半壁富庶之區，且匪不至，收入甚豐，故為各軍發餉確無問題。於是劉錫侯密囑其部下師旅長一一往拜於劉神仙的門下，執弟子禮甚恭。崇榮不知是為騙錢而來，而使自以為稱「弟子」之各軍師旅長已近百人，他一出馬，當可指揮裕如，平日旣自命為諸葛亮，而此日便想「安車平五路」了！

但這位假諸葛一出場，號令乃行不通，不但鄧田部都掣其肘，而劉部的王陵基竟公開反對之；劉湘免去王陵基第五路總指揮之職，而以師長唐式遵代之。於是在二十三年八月，徐向前乘軍驕將弛的機會，便自通、南一隅東竄，復行佔據達、宣、城、萬，兩開（開江、開縣）吃緊，萬縣震動，時距神仙登台，不及兩月，便爾垮台，而劉湘也丟臉之至！川中輿論大事譏評，劉湘憤而棄職出走；被成都諸老把他從簡陽勸了回來，曉以大義，令其必須聽命中央，身任國家所任命之全川剿匪總司令，不能以一走了之；劉湘乃去電中央辭職，閉門不出。

是時，賀龍、蕭克兩匪已竄到湘、黔、川邊境，徐向前又復東竄至於川東，大有彼此呼應，在川江下游合股之勢。萬一夔、萬失守，將四川門戶鎖住，則川人勢成甕中之鱉！因是尹仲鍚、邵明叔諸老大為着急，擬向中央求援，來訪我於守孝之家（我因是年五月遭母喪而卽閉門守孝未出），要我代表四川士紳，飛出川去，迅與中央當局說明川局險況。我辭以因黨派不同關係，素與中央當局無來往；且此事非與蔣委員長面陳不可，而我與蔣先生也未曾會過面，不如令盧作孚兄去為宜。但作孚時為其公司事已去上海，邵明老又認為盧不夠分量；此外諸老年高，皆不願坐飛機，故堅持要我前往；且尹仲老再三勉我為全川人民生命財產計應不辭一行。我旣因反共回川，且奔馳大半年，協助軍方，費力不少；今見匪勢復熾，川局又危，心亦不安，乃終允仲老、明老，卽日出川一行。──這是我第二段工作的開始，自二十三年九月起，直至二十四年九月將毛澤東送出四川境而後畢事。

六、參觀江西剿匪軍事設施及收復之區域

當時空運，成、渝、宜之間已有民航客機載人往來。但其機之小，其速率之慢，其搖擺之可怕，今日執筆憶及，眞個要使人失笑了！飛機自係一單木旋槳，中除機師外，只容坐兩排各二人，飛只五六百呎高度，勉可渡過成都東門外之龍泉山，而沿小北川公路，以為指標，至於合川，又沿嘉陵江下游，止於重慶（不走東大路直線以華榮山高不易渡過）之河壩中所築之一小跑道；費時一點又十分鐘，只飛了華里約八百里而已！稍憩，又換一同式之小機，以長江航船線為指標，近水而飛，頗似扁舟，又以一點半鐘時間而至宜昌。至此用過午餐，復上一水上飛機，滑水面而上升，中可容八客，比前兩機較安穩，但飛得仍慢，費三小時始至漢口。休息半點鐘，復前進，又飛一小時抵九江，時為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舊歷之中秋節前三日，晝已漸短，自清早自成都起飛，至此已近黃昏，令人困疲之至！

水上飛機一停泊江岸，卽有一少年軍官，手持一小木牌，上書「歡迎四川民眾代表李璜先生」，前來問訊。我知成都諸老的電報已達南昌剿匪總司令部，故此少年軍官稱奉命來迎，導我止宿於九江花園飯店中，招待周至。次日一早，仍由此一軍人來陪我上盧山之牯嶺，言楊永泰秘書長來電，等候我於牯嶺見面。牯嶺本我舊游之地，十年之前在武昌大學教書時曾偕同事楊振聲兄等赴盧山渡假，居牯嶺數日。重來，以小汽車自九江行一小時而達蓮花洞，換籐轎上山。但經過之處已改觀不少，由路旣較前寬整，沿路人家房舍一新，不復當年荒涼景象。

抵牯嶺，招待至客舍中休息。次日，得被導至楊永泰（暢卿）處晤談。其人雖久歷宦海，然究係廣東人，一種直率談話，仍覺可喜。自下午五時談至七時，詢問川中各況甚詳。我將安撫會諸老希望中央助力之處轉達後，卽以客觀態度詢問中央所能有助於川中剿匪軍事者，據他看，究如何辦。楊也客觀答我，努力仍靠川人，中央一時所能相助者，尚無實力可以分得出來，總希望劉甫澄總司令早日復職，將責任忍耐負起，中央始能慢慢設法。二十三日晤蔣先生，談一點鐘，多半係我為之陳述川事，俾其了解川匪之不可輕視，川局之應予助力；蔣先生允為卽行處理。他願我認識其剿匪所標榜的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實況，能去參觀江西剿匪軍事設施及收復之匪區，我欣然允之。自蔣之客廳與楊暢卿一同出來。甫出，便值劉甫澄的代表鄧雲階、傅眞吾，兩君皆素未會過，由暢卿介紹始知。兩君匆匆入謁蔣先生。據暢卿告我，蔣先生已兩電促甫澄復職無效，他兩人進去，必定要替他長官挨一頓罵。他請我也擬一電交他代表，促劉復職，因中央一時想不出替人，而且陣前易帥，恐複雜的川情，更要發生問題。

我告暢卿，蔣先生要我去參觀江西剿匪軍事及收復之匪區，時間不容許我去細細研考，應以何事為我參觀所當特別注意之點。他答我：「政治要點在組織民眾，軍事要點在碉堡封鎖，先生注意此兩點，卽足以歸告四川父老，不負此行了。」下牯嶺，赴南昌，行營皆以專車專船接待，並有兩湖青年副官相伴，故至為便捷。至南昌行營晤熊式輝主席，熊亦以組織民眾能有辦法，始足禦匪剿為言。因指定請我南行參觀一個行政督察專員區，第七區──臨川，一個新收復之縣──廣昌，一個舊收復之縣──黎川。且沿途至南城訪問顧祝同總司令，前線至白水訪問周左英代總指揮。我因以五日不停，由行營派小汽車一輛，有上尉副官楊超華作伴，繞行江西中心部份一周，因公路完整，而行營又分電上開各處主持相候，故費時不多，而參觀頗得要領。

但行營所標榜之「七分政治」一事，固以組織民眾為要點，然而眞要組織民眾，則必須先看專員、縣長、區長等親民之官，是否毫無官味，而確能親身接近民眾。我所參觀的臨川的專員周宜群（周渾元軍長之父）與縣長夏景岑諸人，皆係多年辦教育，從來未做過官者，故能視民眾如其學生，縣政府公堂如其教室，每夜分批集合還鄉子弟而教化之。白日則不斷巡行鄉村各地，為人民解決問題或糾紛；眼到口到，從不怠忽；因之，民眾感到這不是官，而是老師；如是始足以言組織民眾。因中國老百姓已習慣對於高坐堂皇的官吏，總是敬而遠之；但對於老師，則每加以親近。我在四川安撫會工作裡，去組織民眾，是勸誘鄉間父老站出來號召其子弟，然而在江西經共匪盤據多年，事事殘殺士紳，因之赤區收復之後，鄉中父老盡矣！

至於碉堡戰術之足以禦匪，因其時朱毛匪軍都無大砲可以轟擊敵方，到處深溝高壘，儲糧堅守，步兵頗難攻入。我在廣昌前線，曾見四處碉堡，確足稱為封鎖線，令匪軍無法再肆軍竄擾，故匪勢日蹙，只得突圍而遠走高飛。（關於江西剿匪的七分政治與三分軍事各點，我參觀後，寫有「江西記游」一本小冊，交與四川安撫會諸老；諸老認為可資四川軍民效法，曾印萬冊分送各地；因諸老習於文言，我寫時，也只好用多年未用的文言文，「之乎也者」在冊中便多一點。）

七、朱毛西竄觀察及其邊區政策

所謂毛澤東的「史詩時代」，「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誇口，在中共的紀載裹，說得來如何的英雄陡膽。其實，朱毛之竄向西北，能夠僥倖達到目的，乃一半由於中央軍與地方軍並未切實配合，以致終不能收夾擊之效；一半則由於中共一向看準各省門戶之見甚深，總是各掃門前雪，因而他所堅持的邊區政策或戰略便得以無往不利。玆特先述此因果的觀察，然後再於後節述及四川防禦的作戰概況，便足見之。

我參觀了江西的收復匪區之後，於十月二日回到九江，以電話詢問牯嶺楊永泰秘書長，知劉湘經蔣先生一再去電切責督促，已允復職。我認為成都諸老給我的任務，已算告一段落，中央一時旣無餘力顧及四川，我因之也無急於回川報命諸老之必要。我自去年八月回川，已整整一年多未曾過問川外之國事黨事，因卽自九江搭船下行至上海，於四日達到上海，與左舜生兄相晤。與舜生詳談後，知日閥在北方侵略企圖仍舊有加無已。曾慕韓兄因之南行返滬後不久，仍北行止於濟南，俾能專注北方大局；且曾赴平津各地，與宋哲元、商震諸人晤面，加以鼓勵。我函慕韓，告以四川近況及此次南來經過，慕韓因電約我赴濟南一行。

我與慕韓會於濟南所談者三事：一為審度華北的日本侵略形勢，二為研究中共今後的企圖，三為討論舜生與我都已晤蔣先生後青年黨對國民黨應取之態度。但論點中心仍在審度日本的進侵情形。據慕韓觀察，日本少壯派軍人日益猖獗，對於平津，絕不放手；像現在這樣着着進逼，華北軍民的憤慨之情已達到極點，勢必引起較以前平東更大的戰事。華北如再有大戰，蔣先生是否能起而領導全國與日閥一拼，則又要看江西剿匪的情形如何。因是我們兩人又細細的研究到中共的尚存實力及江西與四川剿匪軍事。至於談到青年黨與國民黨之是否能公開平等的合作，則我們都認為非等到全面抗日，蔣先生確認非團結全民不為功時始有其可能。因據舜生與我先後晤蔣先生所得之印象，蔣先生對舜生只談及日本問題，對我只談及四川問題，皆未當面提出黨派團結合作問題；雖有黃膺白先生一再從中拉攏，似乎蔣先生本人尚未予重視，則我們只有靜以觀之。且各省尚在隨意壓迫青年黨人，無故加以拘捕，似乎「半年消滅青年黨」的命令，尚在××局實行之中。

我正在濟南盤桓，尚擬赴平津去看一下，而朱毛突圍西竄的消息傳來，於是慕韓約我再三研討局勢之後，促我仍舊西歸。本來關於朱毛將要竄往西北，打通國際路線的傳聞，所謂「羅明路線」，傳之已久，我們早有所聞。不過自贛南走向西北，路途確是長遠。以我們對毛澤東、周恩來等多年認識的經驗，他們每一行動，都事先有周密的計劃的，何況在生死存亡之間。今毛、周等竟敢冒此長途易受截擊之險，毅然西竄，當亦不是毫無把握的決策。慕韓認為：中央嫡系部隊大半集中在長江下游，對朱毛西竄，只有尾追，而難於迎擊；迎頭痛擊，則必須靠地方軍。但湖南的何鍵，廣西的白崇禧，特別是川、滇、黔三省的軍人，雖都反共，然對中央都心懷疑懼；如果地方軍與朱毛相拼，損失過重，則中央嫡系部隊一開入該省後，主客之勢便將易位，因之地方軍人未見能出死力去與朱毛拼鬥。且中共的游擊戰法，一向都長於避實擊虛，乘隙鑽空；歷來他們之所以能在兩三省交界的邊區生存，建立了許多邊區政府，卽在利用此種地方軍頭門戶之見，以避免犧牲自己實力為主旨，未能在任何一處眞正合圍而聚殲之。因是慕韓深憂毛周等本此經驗，以其戰術，必沿湘粵、湘桂或湘黔等省交界地方拼命向前急走，中央嫡系部隊之尾追有如送客，而地方部隊之拒守有如擋駕；如都不肯與窮寇相拼，則朱毛等之能竄到四川，並不大難，而且很快。

慕韓此一看法，我甚以為然。因之慕韓囑我不要再在上海躭擱，速返四川，與成都諸老相商，力促川軍團結抵禦。以四川之山險水惡，朱毛之眾遠來，勢又疲憊，或能予以重創，「擒豬拔毛」，建不世不功，也未可知。於是我返上海，卽搭民生公司自上海直航重慶之「民權」輸返川，慕韓也隨卽西歸，趕到成都，期與諸老共勉川軍團結殺賊。劉湘則時已復任剿匪總司令職，為收復川江北岸的達縣宣漢，減輕萬縣的壓力，以確保四川下游的門戶計，親赴川東前線撫慰第五路將士，以備反攻徐匪。幸蕭克、賀龍始終未入夔門，進圖南岸，而唐式遵部得以恢復勇氣，全面出擊，徐向前不支，匪仍回向大巴山脈遁去。達、宣收復，徐匪雖不復可畏，而朱毛大隊已竄抵川黔邊境了。時為二十四年一月中。

八、川軍的抵禦與中央的部署

當徐向前部於二十二年春竄入四川，忽進忽退，時近兩年，其游擊作戰，與朱毛一路來川的狼奔鼠竄，兩者打法略有不同。徐匪之竄擾川東北各地，志在掠奪糧食，裹脅壯丁，以擴大其隊伍，便於盤據邊區，乘隙發展。故我回川以後，主張集中壯丁與堅壁清野，安撫會協助軍方，組織民眾工作，頗收一時的效果。但被徐匪盤據甚久之通、巴兩縣，壯丁為之掃數裹去，卽在十四五歲的男孩亦不能免而被編為「少先隊」；驅此輩孩子，手執紅旗，在前線飛奔，紅旗所至，匪軍卽須隨之趕到，故川軍必得先對付這些紅旗子，「少先隊」因之被川軍打死或捉住的不少。我在前敵見此種被捉來的如醉如癡的孩子，心至不忍，請川軍不加誅戮，而交與我們來感化；但已野性難馴，不易羈留住，而多半又跑掉了。（此今日紅衛兵之難於在大陸歸於安定也。）

朱毛此次西來，固然沿途掠奪糧食，然而並未裹脅壯丁；因為朱毛要沿邊區急走，以免官軍追上合圍，每棄尾隊，更無暇擴充人力，只是拉伕抬滑竿，挑行李，而擾民仍是厲害而已。中共的游擊戰法，有所謂「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旋磨打圈，脫離敵人」。可以說，徐向前初在川東北，卽用的是前八個字，而朱毛竄到川黔邊境，卽用的後八個字，茲以戰況證明之。

二十四年一月下旬，朱毛已竄到貴州西北角之桐梓縣，四川之綦江、南川兩縣均與桐梓接境，而綦江距重慶不過百餘里。劉湘早赴重慶坐鎮，安撫會諸老也請我去重慶，偕何北衡兄共同從事民眾組織的加強。因之我一到重慶，卽自巴縣同北衡一道南行，前往江津、綦江、南川一帶「點團」；所謂「點團」，卽將該數縣民團整理，加以鼓勵，並指示其嚴守僻區要隘，盤查生人出入；尤其對於綦江的東溪鎮，南川的南坪鎮，民團素有基礎，又與貴州桐梓最接近，因是安排特別注意，而心情也至為緊張。但朱毛並不北指，一步卽捷入川境，仍西向而急趨川黔交界的赤水。赤水雖為貴州所屬，但其縣城靠着川省界上，與四川的合江、瀘縣接近，更易入川而踞重慶之上游。因之劉湘遣其最精銳的兩師，廖海濤師與郭勳祺師出擊赤水縣，廖與青年黨素有關係，我因與之同行。赤水卽為山險水惡之區，我猶記上山翻過交界之地特險，時屆寒冬，山路陡而窄，又多霧，眞所謂「山從人面起，雲向馬頭生」之地，卽滑竿也不能坐。我軍旣上山頭，據之，居高臨下，朱毛的前隊來，仰攻數次，皆未得逞，卒被廖部長驅下山擊潰之，匪向東南遁走。其後隊續西來接應，又被郭勳祺師腰擊之於土城山半，打死甚多；郭部之迫擊砲聲響處，忽然山頭跑出一群豹子來，共匪後隊也為之披靡而去！從此，這一路，匪便不復竄來，而仍折回貴州的仁懷，西趨畢節，而向雲南的昭通竄去。（在川軍出擊赤水時，中央軍尾追之前鋒已達正安、桐梓間，何以川軍堵住了匪軍，而仍讓朱毛大隊回翔於遵義、仁懷間久之，未收夾擊之效，竟令其逸去？此點令人惋惜。）

前段已足證明朱毛專注邊區，只走兩省交界地；更以徐向前匪部重佔達、宣時，我們以為蕭克、賀龍兩部必深入川江南岸與之合股，但蕭、賀總是在川湘黔交界地打圈而不入川，亦足證明匪軍並無意於腹地。但無論中央、地方、軍頭、民眾，其心目中，總是在重視腹地；其所以堵截於邊界，也無非恐其擾至腹地。如前述川軍劉湘部第二次之反攻達、宣，乃在保護萬縣；廖、郭兩師之出擊赤水，也在保護重慶，殊不知共軍無論徐、蕭、賀以及朱毛大隊，皆寧願繞一大彎，走那艱苦的川滇、川康、川甘等交界的邊區，而竟棄腹地不入，此所謂出入其所不愛惜之地，而攻其所不易合圍的兩交界，以國防部史政局所編的「剿匪戰史」第十冊的第三章來看，其中第二節稱黔滇邊區之追剿，第三節稱川康邊區之追剿，第四節稱陝甘寧邊區之追剿，題目盡是「邊區」字樣，其勢可知。然而川滇黔在朱毛來時，各軍之受命或自動部署，兵力仍多在腹地。一聞匪部向邊境西竄，則中央始又行下令紛紛調動，步驟甚為零亂。如像朱毛擺脫貴州而向滇邊昭通赴巧家渡過金沙而入西康，中央軍與川軍都一齊落在後面，而要靠狡猾異常的劉文輝，以其單弱兵力，獨當一面，與匪相拼，如何可能！因是劉文輝竟自讓朱毛輕易渡過清溪關與大渡河之天險（清溪關在小相嶺，為唐代數拒南詔入侵之要隘；大渡河卽為石達開被擒之地），而東指卭雅，成都反為之震動！

當朱毛西竄至川康邊境，而成都已形不安時，川東北的徐向前部也棄其老巢而於三月初向川西猛力急走，突破嘉陵江上游，而至於江油、北川，與朱毛相呼應。因是劉湘親赴卭崍坐鎮，以其所部扼守成都之西南路；鄧錫侯親赴綿陽指揮，阻擋徐匪南向成都之「大北道」。其時成都諸老主張以安撫會名義通告市民出丁守城，我反對之。一則因成都居民習於安定生活，多半養尊處優，不耐勞苦，非比外縣農民，此舉不但少效，且易惹起怨謗；再則我早料定共匪不入腹地，豈肯竄至成都，更易遭受合圍。適鄧部龔旅與田部王師在川甘交界之平武（舊龍安州）大敗徐匪，壓迫匪部北退至於甘肅之碧口、文縣（卽鄧艾入川所偷渡之摩天嶺北面）；劉湘因其么爸劉文輝採不抵抗主義，致朱毛匪部在名山、天全與康定一帶大打圈子，覓取向北去路；故劉湘師出初並無功，但成都南北兩路皆日趨穩定，成都人士為之安定下來。

朱毛不敢東來成都而欲再北向，則自成都之西南方向西北行，便只有最艱苦之兩條路：一為西去康定（打箭爐）後，再沿大金川而北趨青海；一為自雅安東北竄寶興，深入卭崍山脈，北經懋功，理番而至松潘，便與徐向前合股；因其時徐匪兵力尚較朱毛為厚，朱毛長途被擊，損失甚大，已是只餘幹部，官比兵多。康定一線旣於四月中已被中央軍開到堵住，則松、理、懋一線至為可慮。故劉湘於四月底回成都，我卽向其參謀長鍾君猷建議，請劉速派勁旅，兼程前往懋功、理番，堵住朱毛北向去路。卭崍山脈，大金川與岷江上游之間，素為蕃人所居，蕃民草耕火種，山為崩壞，懸岩陡壁，路窄難行。因之，五月初，一聞朱毛竄入瓦斯溝，北趨懋功，劉湘卽派遺龔團自成都西向灌懸、龍溪，直向西行，限三日程趕到懋功，截住朱毛去路。共匪行軍，所以跑得甚快，最大原因為不在中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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