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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 --韩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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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 --韩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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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 --韩德强 (305 reads)      时间: 2004-10-16 周六, 下午4:40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
如果说从西汉直到清朝中期的漫长的近20个世纪里，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政府重农抑商政策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中国的人口、经济和技术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的资产阶级规模十分庞大，而且拥有巨额资本，那么，人们理所当然地会问，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推动工业革命？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市场经济自动地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的确，这一逻辑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领先。但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是从技术落后的英国，而不是技术先进的中国产生呢？
马克思曾经说，社会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技术的进步。但是，在1780年前后，中国有3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的需求，而英格兰只有约800万人的市场需求。为什么工业革命产生在需求微弱的英国，而不是需求强大的中国？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西方人长于科学思维，而中国人长于道德思维，因此工业革命产生在西方。但是，《几何原本》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毕达哥拉斯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为什么此后漫长的20多个世纪里西方人的科学思维没有转为化工业技术，却是长于道德思维的中国人在技术上长期领先？西方近代的科学革命，即牛顿力学和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理论，发生于17世纪下半叶，距工业革命足足还有2个世纪之遥。事实上，牛顿研究科学的动力更多地是与上帝对话，发现上帝创造世界的奥秘，他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科学与实用的技术联系起来。
还有的解释认为，中国人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但是，工业革命的核心人物詹姆斯•瓦特是一位工匠，实际上是靠着技术而不是科学对原始蒸汽机作出了重大改进。工业革命发生后大约有90年时间，即从1780年到1870年间，科学继续与技术分离。火车、轮船、钢铁、武器、煤炭等十九世纪的核心产业的技术进步，都是能工巧匠们在推动，直到化学介入石油提炼业，电磁感应导致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出现，科学才开始与技术结合。即便如此，十九世纪下半叶新出现的工业，如汽车、电话、照相机、灯泡等，仍然是爱迪生、福特等技术发明家的创造。科学大规模与技术结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实现。
中国向西方学习时，没有注意到西方技术进步的真正奥秘在于实践性很强的技术，而不是理论性很强的科学。结果，中国人的数理化很好，能够包揽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的奖项，但关键性的工业技术却鲜有重大突破。相应地，在社会理论上，我们忽略了中国古代大批能工巧匠对中国技术进步所作的巨大贡献，更进一步忽略了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领先于欧洲的事实。
然而，如果工业革命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不是科学革命的话，那么事情就更加费解了。中国古代有着推动技术进步的经济机制——市场经济，有着承担技术进步组织工作的大资本，有着能够承担技术进步任务的专心致志的能工巧匠，还有着为技术进步提供利润动力的庞大的经济需求，事实上各项技术的确也一直在进步，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对此，我仍然在困惑中。我否定了以上若干种习以为常的解释，但却给不出新的回答。如果说可以猜测的话，我认为，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社会和技术演进的突变性和多样性上。我们长期以来持有一种历史直线进步论，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同样的由低到高的若干历史阶段，技术进步也总是从先进变成更先进。我们还持有一种机械的决定论思维。或者是需求决定论，以为有了需求就有了技术革命；或者是制度决定论，以为有了好的制度就有技术革命。但是，这种历史直线进步论和机械决定论很可能是我们认识社会历史的陷阱。理解社会和技术的演进应该也可以从生物演化中得到启发。猴子本来比猫强大而聪明，猫也自认为落后于猴子，要向猴子学习。但是，猫的基因发生了突变，成了老虎，爪牙锋利，肌肉发达，在森林中称王称霸，要对猴子进行种族灭绝。我想，工业革命就是西方社会的一次技术基因突变，它使落后的西方一下子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中国。这场技术基因突变的原因既不在制度上，也不在文化上，也不在需求上。但是，西方的社会理论家把它解释成制度的、文化的或需求上的原因，从而使西方社会在继工业霸权、军事霸权后取得了话语霸权，能够以先进制度和文化的名义，以先进社会形态和高级历史阶段的名义，对其他非西方国家进行征服和掠夺。而非西方国家在面对征服者的产品、技术和社会理论时，一下子无法分辨是非优劣，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征服者的话语，改写自己的历史，丑化自己的民族，适应被征服的事实。
但是，如果猴子也发生基因突变呢？猴子可能在神经系统上进一步发展，变成人，靠智慧和团结打老虎；也可能有老虎的肌肉和爪牙，却有猴子的聪明机灵；还可能神经系统和肌肉、爪牙一起进化。无论何种情形，都可以使老虎威风扫地。对人类社会来说，肌肉和爪牙是技术和经济；神经系统则是组织体系。其实最困难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提高组织效率。组织效率则取决于组织文化和组织制度。儒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最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的文化。儒家文化与法家制度相结合，即东方文化与西方制度相结合，可以使组织效率达到最大化。高效的组织运用现代技术与科技，则完全有可能创造出远胜于西方社会的组织优势来。以我个人的经验，学习数理化实在太容易了，但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从而懂得合作和组织的重要性，学会用组织的力量去发展技术，却是非常困难的事。
九、 近代中国为什么挨打？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学家总结近代中国历史的得出的经验教训，已经成为普通中国人的常识。然而，更加仔细地观察近代中国历史可以发现，更加准确地说法应该是，“腐败就要挨打”。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发生时，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仍然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在纺织工业上，西方的纺织品远洋万里来到中国，也失去了成本优势。因此，英国不得不继续用鸦片代替白银，支付对华贸易的逆差。英国的真正优势在军事装备上，其坚船利炮令清政府胆战心惊。但是，一支区区4000余人的英国海军，就算有海上优势，是很难远离本土，战胜一个4亿人口的上百万军队的大陆国家的。更何况，清军与英军的武器装备的差距，远远小于110年后人民解放军与美国军队的差距。事实上，在林则徐、邓廷桢的布防下，广东虎门和福建厦门海防坚固，英军不敢进犯。而浙江定海及天津大沽防区，则由于将领腐败无能而缺乏防御能力。英军避实就虚，拿下定海，直逼天津，震动清廷，迫使道光皇帝解除主战派林则徐、邓廷桢的职务，启用主和派琦善等，才使鸦片战争失败。
甲午海战的情况亦相似。经过多年的洋务运动，北洋水师的军舰和武器性能略胜日本，但是，政权处于王朝末期，官僚腐败不堪，士兵纪律涣散，训练有名无实，终于败在日本人手中。
相比之下，共产党军队武器装备极差，靠偏僻落后、人口稀少的山区取得给养，却能够屡屡战胜以全国之力、洋人之助装备和训练起来的国民党军队，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个极其高效的组织体系。该组织体系上下同心，军民合力，领导者身先士卒，将领同心同德，战士视死如归。共产党军队的制度相当粗糙，既不如西方军队，也不如清朝军队，但是，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但弥补了制度缺陷，甚至弥补了物质匮乏而带来的战斗力下降。
强调精神力量，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周以百里地而有天下，这是中国儒家立论的基础。孔孟之徒到处游说君王，希望能够他们能够实行王道，但四处碰壁。到董仲舒时，表面上“独尊儒术”，而实际上是让王道成了霸道的手段。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在理论上反对儒家学说，实际上却真正落实了儒家的王道思想，形成了一个效率极高的组织体系，足以战胜在物质上数十倍乃至上百倍于自身的敌人。在建国以后，这个组织的精神力量吸引了海内外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在短短一段时间内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出了卫星、火箭和导弹，形成了完整的、独立自主的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百年强国梦。当然，这种精神力量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组织高层追求物质的力量逐渐上升，组织体系转而腐败。组织领导者不再强调精神，而开始强调制度，默认全盘西化的道路，国家才又趋衰落。
换言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并非如主流舆论所强调的，必须全盘西化才能够强大，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能够强大。清末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并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错误，而是“中学并没有为体”的错误。慈禧怎么有资格代表“中学”呢？一个见识短浅、权欲薰心的当政者与儒家所希望的圣人君子，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与洋务运动同时，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其口号是“和魂西体”，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如出一辙，日本不是成功了吗？
十、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靠精神力量固然可以取得一段时间的成功，但不如靠制度建设持久。但是，建设制度、维护制度、更新制度，这一切难道不需要精神力量吗？辛亥革命后，中国也搞过一段议会选举，但是参与者不是利用议会制度为国家利益服务，而是利用议会为集团乃至私人利益服务，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引来了袁世凯当皇帝的闹剧。改革开放后，执政党强调用个人利益调动人的积极性，义利之辨被完全颠倒，结果，恰恰应了儒家的先见之明，“上下交征利则国危”，贪污腐败渗透到权力体系的每一个角落，权力与资本紧密勾结，社会两极分化，国家利益被廉价拍卖，经济和社会险象环生。虽然制度叠床架屋、左右牵制，但是相互牵制变为层层合谋，腐败倒日益集体化、制度化了。
有人可能会想，这不是制度化的问题，而是制度化不彻底的问题。那么，怎样算彻底呢？当然是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然而，跨国公司和本国官僚、买办集团操纵选举，政党轮流坐桩分肥，这是第三世界各国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普遍现实。欧美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管理委员会”。在资源充沛、市场繁荣、社会矛盾缓和的年代，这种政治制度的确可以较好地协调各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缓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一旦上述条件有一个或多个不具备，则西方政治制度就可能法西斯化。德国、日本、意大利即如此。即使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也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思潮泛滥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充分展示了美国政治制度法西斯化的潜力。新世纪之初，由于遭到恐怖主义袭击，美国公民的消极的政治自由事实上又受到了严重侵犯。在外交政策上，美国抛弃了贵族共和、开明专制的形象，一味迷信武力，相信“朕即天下”，独断独行。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政治制度连同工业革命的成就，是以过去的世界留给人类的丰富的矿产资源、良好的自然环境、深厚的宗教和道德资源为前提的。然而，一波波的工业革命耗竭了资源，破坏了环境，资本主义的市场迷信和制度迷信又耗竭了宗教和道德资源，西方社会的技术、经济和政治模式正在或已经将人类带上了穷途末路，毁灭性的前景依稀可见。
因此，到了反省市场迷信和制度迷信的时候了。地球上60亿人相处，不可能没有市场，也不可能离开制度，但绝不可以只有市场，也绝不可以只靠制度。建设和维护一个良性的制度和市场，需要有一大批具有人类共同体精神的先知先觉者。对此，荀子有过精辟的论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市场和制度，是与人的物质性相联系的；道德和理想，是与人的精神性相联系的。人不可能没有物质性，因此不可能没有市场和制度。马克思曾经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取消商品货币，这是对人的物质性缺乏充分了解，也是对人的精神性缺乏充分了解。智慧有高下，兴趣有强弱，视野有宽窄，经历有顺逆，体会有深浅，这些都将使天真烂漫的孩童成长为有“贤与不肖”巨大差别的成人，即使在某个理想社会里亦如此。“贤者” 能够时刻考虑全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能够抵制色、香、味、听的感官诱惑，能够认清有限人生与无限世界的关系；“不肖”者则相反，总是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圈子，不能“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总是考虑眼前利益，“好了伤疤忘了痛”，并且很容易受各种各样的感官诱惑的吸引。“贤者”在任何社会都可能是少数，而“不肖者”则在任何社会里都可能是大多数。不幸的是，“不肖者”的行为更符合唯物主义对人的定义，而“贤者”的行为更符合唯心主义对人的定义。马克思一方面设想未来的人都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人”，也就是精神力量绝对主导物质生活的人，即“贤者”，从而高估人的精神性；另一方面却认为“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前提，从而高估人的物质性。这是一个逻辑悖论。这个悖论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派长期论战的理论基础。“精神派”认为“物质派”是修正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物质派”认为“精神派”是“唯心主义”、“唯意志主义”、“不懂得历史规律”。
由于多数人的物质性高于精神性，对短期和个体利益认识得更清楚，因此社会不可能离开制度；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把短期和个体利益置于长期和整体利益之上，则制度不可能持久，社会亦将随之瓦解。更进一步，离开了人的精神性，离开了少数精神性高于物质性的领袖型人物，任何社会组织，无论是部落、企业、家庭还是国家，将既不可能出现，亦不可能持续，更不可能壮大。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的物质性一度受到忽视。社会主流舆论要求“人皆为尧舜”、“狠斗私字一闪念”，破除“管、卡、压”，即破除制度。这是在一个极端上。文革结束后，社会舆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人就是自私自利的物质性的动物，谁倡导高尚、谁提倡集体主义，谁就是虚伪，谁就是压抑人性，谁就是反人性。自私的人在市场中相互竞争，在制度中相互约束，就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结果，权钱勾结，两极分化，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自主的工业和技术体系瓦解，社会离散倾向急剧增强。
我们能不能变得聪明一些，懂得制度和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平衡，而不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往复震荡、相互否定呢？
十一、民主与道德
认识极端，才知道执中不变——中庸——的必要。遗憾的是，中庸一词已经被妖魔化了。人们常常认为，中庸就是和稀泥，老好人，不倒翁，无原则，保守，僵化，不思进取，甚至是封建文化的巨大毒瘤。
实际上，社会是由无数人组成的，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每个社区，每个国家，都倾向于扩张自己的利益，从而使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利益冲突和较量的战场。追求自身利益，这是一种把社会拉向极端，拉向四分五裂的力量。经过多重合作和斗争以后，在社会最高层，就产生了放任自由和尚农除末、自由贸易和闭关锁国、市场和计划、技术和资源、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制度和文化、物质和精神、利己和利他、唯物和唯心等两种极端原则的争论。如果不懂得在两种极端的原则、极端的力量之间保持平衡，那么社会就只能在两个极端间摆动，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20世纪概括为《极端的年代》，这是极为深刻的。自以为文明、进步、现代化了的西方社会，以及向西方学习的东方社会，事实上都摆动在两个极端之间。在现代武器和技术条件下，这种摆动的代价是极为惨重的。不仅仅是一战、二战，不仅仅是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如果我们不懂得人类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强权者执意走极端，那么人类的灭绝很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中庸原则，而是不知道什么是极端。但是，更加微妙的问题是，谁、通过什么原则来把握社会的中庸。在儒家学说中，是圣人来把握中庸：“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柏拉图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让哲学王来领导社会。在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中，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即民主，来达到社会极端力量的平衡，即中庸。在孔子和柏拉图看来，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显然是一厢情愿。因为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在此消彼长，其平衡点在时刻变化。更进一步，此消彼长的基本逻辑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直至弱者被剥夺到“反抗的机会成本为零”的绝望境地而与强者同归于尽，然后再开始新一轮循环。这怎么可能保持平衡？再进一步，政治力量演化同样服从“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逻辑，客观上使社会越来越背离平衡，抛弃民主原则，使民主制衡的理想成为专制独裁的现实。希特勒时代的德国，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中的美国，就都是典型的例子。更加隐蔽而重要的事实上，美国国内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大资本、大财团的联合专政。在大资本、大财团之间，政治力量此消彼长，其中任何一个财团都尚不足以操控经济、政治和军事（20世纪初叶的摩根财团曾接近过这种地位）。但是，他们的确控制了商界、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使任何一位当选的总统都不可能代表占美国人口绝大多的工薪人士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亦早已失去平衡。如果不是前苏联在国际上对美国构成制衡，美国的强势政治集团根本不可能做出让步，建设什么福利国家。一旦失去前苏联的制衡，美国国内的工会就衰落，福利就遭到削减，民主权力就受到侵犯，露出专制的獠牙。
但是，在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理论家看来，一个社会的命运依赖于某个圣人或者圣人集团，这才是专制独裁。怎么保证圣人不腐败？怎么保证圣人集团不蜕化？在一个人人都自利的社会中，怎么可能产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圣人？社会怎样才能识别圣人，而不是被某些打扮成圣人的政治野心家所欺骗？更加重要的是，不是将根本的政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某个什么人，不管这什么人是圣人，还是流氓，这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进一步说，谁要是以圣人的名义掌握社会的最高政治权力，这都是对所有人的政治权力的侵犯，是对人权的侵犯！所以，尽管民主政治有演化成独裁专制的可能，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是把民主政治变成我们的信仰，与一切独裁专制的趋向作斗争；而不能放弃对民主政治的希望，转而期待圣人。
但是，在这一叙述中，民主政治的信仰者忽略了一个关键逻辑。信仰是属于圣人的。绝大多数人对自由、平等、民主、尊严的要求，远不如对财富和享受的要求强烈。绝大多数人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力、甚至放弃自己的尊严，去换取权力、地位和财富。正是这种物质力量，使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使民主政治走向专制独裁。如果要求大多数人具备不可交易的民主信仰，实际上就是要求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圣人。
为什么两种政治理想下，最后都需要出现圣人？因为人类历史的演化基本动力是自利。在自利的动力下，通过战争和贸易两种主要途径，人类社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联系越来越复杂，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致，财富越来越多，但是，中央集权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日益受到限制，民主日益成为一个欺骗性的名词、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正是察觉到这种趋势，所以，任何坚决要求个人自由和平等、政治民主的人，只能选择反对这种趋势。这就是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理由。由于“小国寡民”的理想被“全球化”的潮流击退，所以老子感叹，“大道废，有仁义”；耶酥感叹，人类被逐出了无知无忧的伊甸园，犯下了原罪；荷马感叹，人类社会从黄金时代渐次下降为青铜时代，黑铁时代。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倡导人物卢梭实际上是以小国寡民的社会——日内瓦共和国为蓝本。但是，卢梭在方法论上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他把原始社会描绘成孤立的、静止的、纯洁的、善良的社会。因而，强烈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卢梭，最后通过《社会契约论》，放弃了对小国寡民社会的坚持，想象着可以在大国众民社会中，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来实现民主、平等和自由。这样，在客观上，卢梭为此后更加专制、残暴、不平等的社会准备了一件民主的外衣。令人深思的是，主张彻底民主的老子，在中国曾经当成是被开历史倒车的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而同想向往小国寡民，却在客观上为大资本专政缝制了民主外衣的卢梭，成了民主的代表人物。为什么同一倾向的思想家，在西方就成了好人，在中国就成了坏人呢？中国人的自我贬损为什么能够到如此黑白颠倒的地步呢？
改变世界首先要认识世界。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其权力的集中程度都达到了以往任何时代、任何帝王都不敢设想的程度。面对一个如此高度集权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民主的呼声不但没有能够阻挡住专制的脚步，甚至使专制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的全球大规模游行，在美国的巡航导弹面前是那么软弱无力。相反，支持布什对伊动武的国内民意调查，却使侵略行动合法化为多数人的意志。拉丁美洲的二百年民主试验，并没有结出国富民强的果实，相反，倒是为一小撮窃国大盗轮流洗劫肥沃的南美洲提供了政治掩护，为美国操纵拉丁美洲的各国政局提供了现成的政治机制。
可见，在人人利己的前提下，在已经高度集权化的当代世界，程序民主事实上是一味的廉价政治麻醉剂。如果程序民主能够向实质民主转化，如果集权化的长期历史趋势能够逆转，那么下对上的民主约束必须与上对己的道德自律相结合，逐渐提高全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觉悟。只要而且只有上级主动不谋私利（包括不谋高薪和特权），下级有权制约和监督领导，而不仅仅是最高领导不谋私利，最底层的群众有权监督权力体系，就能而且才能使社会道德水平普遍提高，就能而且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因此，任何真正向往民主的人，必须使民主和道德相互促进；任何希望以程序民主为借口，行实质专制的人，就必然希望人人自利，以便对人民分而治之。不妨作一个对比。在晚清末期，由于教育体制仍然在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学生，普通人也关心议论时政，茶馆里必须挂出“莫谈国事”的条幅。然而，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大家都只关心挣钱、花钱，金钱至上，即使要求人们谈论国事，人们也已经没有兴趣。哪一个社会的民主意识强呢？这里可以顺便谈到愚民政策。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恐怕是真正的愚民理论。他让人们把眼前利益当成长远利益，把局部利益当成整体利益，貌似把人当成了理性人，其实恰恰是让人丧失理性。相反，中国的思想家们都是在让人们深刻地认识人性的复杂性、需要的复杂性，认识自身，认识社会整体，认识历史，从而是开启大智慧的理论。实际上，在交通、通讯十分发达的今天，绝大多数人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不是更深刻了，而是更肤浅了。在日益庞大、集中的权力和财富面前，普通人的行为越来越象只会哭闹的婴儿，只会提出要求，一遍遍地游行，一次次地示威，一场场地选举，甚至一颗颗人体炸弹，却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剥削压迫的深刻根源，一次次地被走马灯般轮换的、随意许诺的政客所欺骗。
中国的儒家学说与西方的程序民主相结合，可能不但是中国的出路所在，也是人类社会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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