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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副市长姜人杰双规自杀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经验值: 4649

标题: 苏州副市长姜人杰双规自杀 (250 reads) 时间: 2004-10-14 周四, 下午2:24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苏州副市长姜人杰双规自杀

中国媒体好混帐！简直绝了！
他们在介绍绑匪所属的部族时，大谈此部落的勇猛，好客。
把它描述成“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的民族。
简直自相矛盾：习惯抢劫无辜商旅的人，可能善良好客么？
这帮混账大概一直在欣赏美国人质的的悲惨命运，没想到风水轮流转，今年到你家了。
对了，李大牙有没有为此光火啊？
“你爷爷奶奶享受过被绑架的滋味么！”

海外逸士评江胡: 江泽民虽未盖棺，但可论定。谥曰“庸”，是十足的一个政治庸人。他不但毫无建树，反使贪
污腐化横行。从这点看，他是个历史罪人。再看胡锦涛，到他下台时能给他什麽样的谥，端看他现在怎麽做。他如果
不想做个庸人，要想有所作为，至少得做两件事。一是，彻底肃清贪官污吏，制止政权腐败。二是，平反历史错案，
主要是“六四”和法轮功事件。如果他能做到第一件，就能得到人民的好评。如果能做到第二件，就能青史留名。否
则，也只能像江泽民一样，成为政治庸人。

安徽三农民领袖反目成仇

在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第三章，记录了安徽省临泉县王营村农民抗议当局乱收费而遭到暴力镇压的“四三事件”。当事人之一、临泉县前县委书记张西德认为书中歪曲了有关事实，以诽谤罪将陈桂棣、吴春桃告上法庭。

本案仍在审理之中。但纽约时报通过跟踪采访，了解到有关“四三事件”的更多情况。引人注目的是，当年领导村民抗议的三名农民领袖，在当局的大棒和胡萝卜政策下，分化瓦解，反目成仇。如今，其中一人站在张书记一边，另外两人站在陈桂棣、吴春桃一边。

10月13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文章披露，1994年4月，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卷起袖子，干完一瓶白酒后，誓言同向村民非法收取税费的共产党官员斗争到底。

三人中，领头的是退伍军人王俊彬，他当时在土地管理局工作，有机会接触政府的文件，因而发现了当局乱收费的证据。老同事们说，王俊彬对村官们乱贷款后强迫村民交钱补上的做法非常愤怒。

第二人名叫王洪超。他当时拒绝交纳翻新学校的费用，结果电视机被没收。他说，“他们(当官的)根本未修学校，他们只想要钱。”

第三人名叫王向东。他的妻子当时生了第二胎，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结果被罚款大约600元，相当于他几个月的收入。

三人各司其职，发动村民起来“造反”。王俊彬出谋划策，王洪超四处鼓动，王向东同官员打交道。他们从镇里告到县里，从县里告到省里，从省里告到中央。最后，农业部一名官员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指示安徽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经查，“三王”提出的冤情属实，村里多收了大约50000多块钱。当局遂责令三王所在的村政府向村民退款。村里退出5000多块后，表示剩余的钱以后再退。

纽约时报称，当时的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显然对“三王”越级把事情告到中央的举动非常恼火，进行了报复。结果，王均彬在土地局的工作丢了，王洪超和王向东被叫到镇里的办公室，遭一群恶棍毒打后，被扔到路边。

王向东回忆说，“从那天起，我就知道，狼总是要吃羊的。我们必须紧紧团结在一起，否则便会被各个击破。”

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妻在畅销纪实作品《中国农民调查》第三章“漫漫上访路”中，以细腻地笔触，详细记录了安徽省临泉县王营村农民不懈反抗政府乱收费，最终获得胜利的故事。

故事的结尾是，1996年年初，在愤怒人群的唾骂声中，涉嫌以暴力对付抗议农民的前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无助、无奈地被调离。纽约时报通过跟踪采访，了解到有关王营村农民抗争的更多情况以及1996年之后的事态发展。引人注目的是，当年领导村民抗议的三名农民领袖，在当局的大棒和胡萝卜政策下，分化瓦解，反目成仇。

四三事件

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被称为“四二事件”的暴乱，被纽约时报称为“四三事件”。两者都指发生在1994年4月2日晚及4月3日的事情，这是王营村农民漫漫抗争过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

《中国农民调查》写道：“一九九四年四月二日的晚上，已是十一点多钟了，这在有着夜生活的城市里或许不算太迟，但在这偏僻的王营，村民们差不多全都熄灯上床了。就这当儿，一辆客货两用车鬼鬼祟祟开进了村。

“车在村西头悄然无声地停下之后，打上面跳下五个人。事后才知道，他们分别是白庙镇派出所指导员施灿洲，民警王树魁、张复春，治安队员王俊和刘凯。他们交头接耳一番后，五人就行动诡秘地向村中摸去。

“他们的出现，立即引起巡逻的村民的注意，于是远远地尾随着。后来发现这些人，尽在领头上访的几个村民代表家的门口探听动静，有几次竟试着上前推门，这更引起村民的警惕，就跑去敲王洪超家的门，边敲边喊：“村里来了几个偷偷摸摸的人！”

“王洪超的小孩他姨李莉，当时正住在王洪超家里，门外的响声首先把她惊醒了，她一个激灵从床上爬起来。听说村里来了偷偷摸摸的人，冲到放有广播器材的房间，打开开关就喊起来：王营来贼了！王营的老少爷们，有叉的拿叉，有棍的拿棍，不要让他们跑了！

“夜深人静，广播的喇叭声立刻把一村人惊醒了。听说村里来了贼，一个个飞快地穿衣下床，操起家伙就奔出了门。”......

由于误会，村民和派出所干警及治安员发生了冲突，打了干警，夺走了他们的枪支。后来，村民们得知干警是来抓村民上访代表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等4人的，“越说越来气，七手八脚就把租来抓人的那辆车给砸了”。

四月三日上午，事态陡转急下，县委书记张西德以解救干警和搜查枪支”为由，下令对王营村进行了一次空前的血腥镇压！

“上午十时，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辆警车，惊天动地从县缄开出。车上驾着机枪，一个个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手里拿着盾牌、警棍，一路之上，警笛呼啸。 “这支拥有现代化武装的队伍，抵达王营村前，来了个“先声夺人”，他们用高音大喇叭警告：“王营村人不得外出厂显然这并非是聪明之举。他们忘了王营村所处的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一喊叫，有着一千多口人的王营村，村民们闻风而逃，逃起来十分便捷，逃到村子后面，就是河南省管辖的地带了。警车进村，村子里的大人小孩早就跑得差不多了。

“当然有不跑的。这些人不是老人，就是从未参加过上访的，或只是外省来走亲戚的。他们认为这事与他们无关。也有极个别跟着上过访的，觉得不过就是“随大流”，不会有啥大事情，就呆在村里没有跑。

“谁知，公安武警一进村，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连一个走亲戚的外村的小学生也不放过。一时间，到处是拳打脚踢声，东西的摔砸声，大人的哀求声，小孩的哭喊声，鸡飞狗叫猎跳墙的吵闹声。”

各个击破

法院文件显示，“四三事件”中，王营村的男子们被抓起来殴打，一些人身上被浇上滚水，另外一些人跪在地上挨鞭抽。村民的房子被洗劫。

但警方没有抓到“三王”(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他们逃到邻省河南的朋友那里躲了起来。王俊彬让王向东和王洪超赶紧到北京，去找以前曾帮助他们的官员救命。这是他们三人最后一次会面。

王向东和王洪超到了北京，却因煽动骚乱遭到通缉，在试图同北京一名官员见面时被捕。

两人向纽约时报说，被关押的日子里，他们整天戴着手铐脚镣，无法忍受。审讯人员用燃着的香烟烧他们的皮肤，威胁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王向东以倔强、口齿伶俐着称，他拒不同警方合作。身材清瘦、爱笑的王洪超却受不了了，在一份指认王向东为“造反”头子的文件上签了字。

王洪超后来回忆说，“他们伪造了证据，强迫我按手印。我以为法院不会接受这些证据的。”

那段时间，王俊斌则躲在王营村几里远的一个地方消磨时光。他被开除了党籍，并以妨碍官员执行公务和敲诈农民钱财的罪名遭到通缉。两名曾照料过王俊斌的村民说，警察来巡查时，他们把王俊斌藏在壁橱里。

王俊斌继续秘密协调王营村农民的上访活动，一度曾领导60名村民前往北京抗议。

但村民们透露，1995年年初，王向东仍在监狱服刑之际，当地一名干部私下同王俊斌等上访积极分子进行了交谈。该官员表示，政府将不追究那些停止抗议活动者的责任。

一名与会的村民对纽约时报说，“他们说，他们会消除记录，改写档案。”

接下去的一天，王俊斌要求一些村民归还他给他们到北京上访用的400元钱，并说，“上访没用了”。

裴敏欣：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危机来推动经济改革

自中国经济转型开始以来，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不是经济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当然，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功不可没，市场化程度和上世纪七十年代相比已有很大的提高。但整体来说，中国的改革可说是由增长推动，而不是靠改革促进增长。

采取由增长促进改革的战略有其独特的政治及经济考虑。从政治层面来说，改革往往会触及既得利益者，从而引起政治反弹。对当初领导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来说，利用增长来改善人民生活是获取政治合法性及民意支持的妙策，增长所带来的政治好处十分明显。在经济上，增长能推动资本积累，扩大市场，创造财富，为最终进行经济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条件。本吁这一「先易后难」的原则，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转型是在所谓的「扩大增量，不动存量」的模式指导下进行。在这里，所谓的增量主要指经济增长，而这种增长的来源是新型经济组织和实体，如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乡村企业。「存量」指旧体制中的国有企业。为了避免触动环绕国企的各种既得利益团体，改革可说是有意识地躲开了旧体制的核心问题，即国企及国家对经济的各种控制手段。

这一「避难就易」的战略既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秘诀，又是目前中国改革进入困境的最主要原因。无疑，「避难就易」的确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高速增长并没有推动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在转型初期被认为是困难的改革项目，如国企改革，现在仍被认为是高难度任务。和大家的预期相反，在高增长情况下的经济改革不是愈改愈容易，反而愈改愈困难。造成这局面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避难就易」战略保护了一大批低效的国企。这些企业往往是垄断性很高和被政府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如电信、能源、金融、铁路运输、民航、石化等。即使是在竞争性很强的行业中，政府亦保护了许多企业，如服务业和制造业。当然，保护的方式有多种，但最主要的是限制竞争和通过国有银行来支撑这些企业。结果是这些企业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而一直处于低效状态，同时政府通过银行对它们提供的支持，造成了银行系统中的巨额不良资产（即坏帐）。

目前，最保守估计是这类坏帐占国内总产值四成左右。巨额坏帐不仅提高了金融系统的风险，而且使新改革变得更困难。由于政府没有能力替国企还坏帐，新的改革措施很难出台，造成了恶性循环：低效国企→银行坏帐→政府束手无策→低效国企情况恶化。

第二，改革最好的催化剂是危机和由危机造成的政治压力。从这一点上来说，邓小平的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产物。但高速经济增长往往会对改革起反作用。由于增长减轻了政治精英的危机感，因此在高增长的情况下，结构性改革的压力反会降低。从过去二十多年改革史来看，重大的改革措施大都是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出台的。如邓小平九二年南巡讲话后的市场开放，九七至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小型国企私有化。从这一角度看，高增长对推动结构改革可说是有害无益。

第三，「避难就易」战略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现实，即受到政府保护的低效国有企业代表吁享有极大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对国企的控制来维持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绝不会主动放弃对国企的控制权。相反，它们会通过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千方百计地保护国企。

当然，在这过程中，这些集团的代言人会把改革将造成大批国企工人失业，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作为理由反对改革，但他们主要关心的并不是工人福利，而是他们自己的特权和地位。这样，国企的改革就追循了如下的政治逻辑：缺乏政治保护的小型企业（往往是油水不大的企业）会首先成为改革对象，而享有政治特权的大型国企（往往是高垄断和油水丰厚的企业），却被政府通过各种办法保护下来。只要这一政治逻辑不被推翻，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就不可能被实施。

由此可见，决定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并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促进结构性改革，反而妨碍了这种改革。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从中国的整体经济效益就可看到。在改革进行了二十五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是靠大量的投入来维持。中国的经济效率仍处于国际低水平。市场化程度亦处中低水平（最重要的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尤其低下）。由于政府一直通过控制投资体系来照顾各种利益集团，以维持其政治支持，中国的投资效率极其低下，官方的估计是，一半投资最终被白白浪费。同时，因为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官员的提升都和他们的「政绩」有关。所以大部份官员都片面追求能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结果是各地大兴土木，造成资源浪费。

当然，高速的增长掩盖了这些深层的政治问题。令人担心的是，一但高速的增长不能维持，这些问题是否会浮上台面并触发危机。其实，危机并不可怕。从结构改革的角度来说，也许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危机来推动经济改革。
(作者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华尔街日报：北京必须正视台湾人的声音

中央社纽约十三日讯, 华尔街日报十三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不论台北还是北京，对于目前欠佳的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都不存幻想。虽然国际媒体广泛地解读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在双十国庆日的讲话是有意「和解」，其实这只是一种表现出的风度和善意的表象。

陈水扁在国庆讲话中提出：两岸可「以九二香港会谈为基础」，寻求「虽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案，做为进一步推动协商谈判的准备。

评论文章指出，陈水扁的意图到底只是权宜之计？还是有更宏观的想法？各方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他绝对是推动台湾难再逆转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转型的一部份力量。

文章作者引述前监察院长王作荣最近在电视上的访谈指出：中国国民党失去政权，中华民国也就只是个国名而已。不过，这个名字仍代表特别的意义，因为即使台湾在过去五十年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始终正式以中华民国为名，显示还是系于一个中国的信念和未来与中国大陆统一的想法。北京深深了解，如果这个名号没有了，未来统一的展望也就没有了。

作者指出，从这个角度来看，陈水扁的国庆讲话值得深入探讨。

他指出，「九二共识」双方原则上是同意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各自表述。

至于陈水扁提议两岸限武，作者认为，中共耀武扬威的姿态已成为陈水扁运用的政治筹码。陈水扁曾经在今年三月的总统选举时藉此强调台湾有权举行所谓的「防御性的公投」，向中国透露台湾在抉择之下可以公投自决前途。

文章又指出，陈水扁当然也希望国际上相信他有意和解，以化解一些华府对他的批评。不过，他非常谨慎地只提到「九二香港会谈」，却避免谈到中国对于「九二共识」的条件。

作者说，在今天的台湾，「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已没有行情；即使「一个中国」在政治上都是不正确的。陈水扁的国庆讲话真正意涵是：任何的谈判都必须是与他的政府。

他指出，在世界正关注其他问题之际，台湾正进行一场宁静革命，如果陈水扁的政府在十二月的国会选举能赢得多数，这项革命的基础就更坚实。从这一点来看，陈水扁的国庆讲话是一项胜利的演讲，他对中国释出的信息毫不模糊：如果两岸间能避免，未来的谈判应尊重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的意愿。

评论文章表示，这项信息不是北京乐于接受的；国际上也不曾听过。不过，在陈水扁背后的动力和倾向独立的支持者力量如此之大，只要两岸能避免战争，中国和国际社会终归会毫无选择地要倾听。

苹果日报和平统一不会发生

林雷摘译自美国《评论》杂志（Commentary）十月号作者为美国宾州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平心而论，华盛顿已经把累积多时的台湾问题其中一方面处理得相当好：那就是台湾的安全问题。北京一直向华盛顿下工夫，务求藉此夺取台湾对我们软硬兼施，希望诱使我们不再支持台湾，令它孤立无援，以便送交中国。这项问题本来纯粹是军事考虑，虽然北京已经把它变得政治化，但直到目前，上述策略仍未见效。

不过，以上困局的另一方面，对中国、美国和台湾来说，都是棘手难题。我们即使有决心与台湾恢复恰当及全面的外交关系，一如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邦交，但我们又可以怎样手？问题是，我们原本预计台湾会消亡，并且作出相关准备。因此，我们从前可以用作谈判筹码的因素，几乎全部已经拱手让人，例如，当年联合国大会表决的时候，台湾要是可以多取得叁数票，就毋须退出。倘若美国那时对台湾作出具体支持，就可能会改写历史。

一九七一年，基辛格首次访问中国。当时他断言美国不寻求「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这话似乎把台湾的去路尽数封死，令它不得不与中国合并。可是，基辛格亦刻意维持美国多年以来的立场台湾的主权问题「悬而未决」。这种含糊的态度，甚至写进了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报》，以至其後所有相关公文。

尽管如此，「一个中国」政策只容许我们在同一时间承认一个中国政权，令我们的外交方针缚手缚脚。（需要指出，在蒋介石治下，台北坚称自己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台湾多年前已经放弃了这项立场。）

虽然，「美国在台协会」大概是我们头十个最重要的驻外办事处之一，双方却只是互派「代表」，而不是「大使」。台湾在华盛顿没有大使馆，也没有外交身份；他们不能够展示自己的国旗，亦不可以进入美国的官方建筑。台湾派驻美国的人数，并不足以处理重要事务。尽管布殊政府比其他前任政府远为礼待台湾的民选领袖，容许陈总统在路经纽约的时候展开「过境访问」，并且在华尔道夫大酒店让大批民众夹道欢迎，作为重点行程，但情况其实没有多大改变：马利的总统可以访问华盛顿，并且在白宫接受款待，台湾的总统却不可以。所以，台湾的外交人员尖刻地把我们的首都叫作「紫禁城」。

外交有它的作用。台湾是东亚最重要的国家之一，陈水扁总统也是我们的盟友；我们如果觉得他的某些言论不妥当，岂不应该邀请他到白宫晚宴，带他参观第一家庭的寓所，然後开始必要的会谈？但我们却自绝於这种有效的方法，转而透过中间人在万里之外表达不满。这样对待台湾友人的领导层，实在败事有馀。即使在冷战的高期，我们对敌国的领导层也没有这样不敬。

那我们应该怎麽办？海峡一出现紧张，华盛顿有不少人依然本能地归咎台湾和陈水扁，照例众口一词地说「必须约束台湾」。他们对事实的理解和结论都错了。

「和平统一」不会发生，这是必须了解的第一项残酷现实。中国在八九年血腥镇压境内的民主运动，现在又试图抛却对香港许下的承诺。以为它会有办法和平地说服台湾民众统一，未免异想天开。倘若中国本身变得民主自由，台海的战争危机就会消散；双方透过谈判，可能达成政治协定，有机会包括建立某种联盟或联邦。但即使中国变得民主，台湾也十分可能拒绝统一，宁愿保持友善邻邦的身份。

不过，如果以为中国现在有能力以军事手段令台湾俯首听命，也是做梦，这是第二项残酷现实。一开始，美国已经坚持，只能以和平方式改变台海现状；有必要的话，我们亦愿意保台湾。再者，北京现任领导层可能低估了台湾本身的力量。美国专家已经推算出以下情况：中国对台湾展开两栖突袭，却被後者以现有或正在洽购、相对简单的军事技术彻底击溃。最少有一位中国高级军官同意这一点：那就是刘亚洲。

他是唯一曾经亲身到访台湾的中国将军。刘将军有一篇短文在中国网上广泛流传；这篇文章发出告诫：解放军虽然在陆上所向无敌，但从未在海上打过胜仗。他又审慎地写道：「在地缘战略上，台湾对美国十分重要。因此，将来要是与台湾开战，整个西方世界都会保台湾。」
（美国对台政策叁之二）

中共照搬西方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橫眉

中共口口声声说是西方的东西不能照搬，因为可能不合国情。而且椐说它自己编写的历史也巳证明了照搬西方的东西这条路是走勿通的！因此，看上去中共倒是十分传统、守旧，极富东方色彩、重视本国利益的政党。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原来，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成立，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共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组织原则中共必须绝对听命于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又是根椐苏联的利益制订策略。中共这种直接受命于外国，并以外国利益为重的诡异情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而作出解散的决定，又是由于当时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亟需推动美英开辟第二条战线。因此需要与英美等国修好。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领导共产国际在世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是恐惧和担心的。斯大林出此举措，应是消除英美疑虑，改善与英美关系的一大努力。说到底，还是因为苏联的利益。有关这段历史的佐证，可以从中共对自己党史的一些描述中看出：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至十六大先后制定、修正过十六次党章。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制定过七部党章。其中一大到六大制定的六部党章，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帮助下制定的，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些特点。1945年七大制定的党章，则是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订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党的建设上的完全成熟。”

“在这个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基层组织，因此，这个时期通过的党章，都没有总纲部分。当然，党章中没有总纲并不表示我们党没有基本的政治纲领和基本的基本组织纲领，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的旗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连中共的党章也要到1945年的“七大”才能独立自主制订，这是哪个国家的党﹖何止是照搬外国的东西，何止是国情的问题，根本是唯命是从，成了外国势力的基层组织了。中共的这段不光彩的过去，不知道是否会令这里某些拥共人士在咬牙切齿地指责那些受“外来势力”指使并“接受资助”的海外XX人士时，会有一种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感觉﹖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中共更是照搬了不少西方的东西进来。如：可以令人挥金如土，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能望之兴叹的世界水准的高尔夫球会、富豪名人的会所俱乐部、奢侈豪华、美女如云的夜总会、挂羊头卖狗肉的高档洗浴桑拿中心。在西方世界也只属于少数人享有的名牌汽车、名牌服装、名牌首饰、名牌手袋…等西方的生活方式。还有源自西方资本市场的令无数中国股民血本无归、欲哭无泪的各种金融犯罪乃至一切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所有罪恶剥削手段。而且还具备了中国特色，不仅是不法商人，而且有大批的党员干部参与其中，同心携力，贪污敛财，走他们快速共同富裕的道路。以上这些，曾几何时，都是中共为了教育人民所列举出那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罪恶，但今天都照搬进来了。而且发展得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以犯下集体贪污罪行的官员人数之巨，金额之大，堪称举世无出其右。难道照搬这些东西就是苻合中国国情﹖

虽然中共也信誓旦旦地说要加强反腐，提高执政能力。但是事实上从89年学生和人民走上街头喊出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尔后被中共视作动乱，遂以高效率的手段迅速予以平息至今14年了，腐败之风不但没有同样被中共以高效率的手段迅速予以平息﹔反而大肆蔓延，席卷全国。什么先富起来、什么国退民进、管理层收购…统统都由我们那些一贯身先士卒，好事就冲在群众前面的中共党员干部囊括了。而本来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可以相对抑制这种只对中共及有关的特权阶层有利的腐败环境的相应的民主机制、权力制衡机制、言论自由等西方文明的结晶却被以不能照搬为由拒之门外！请中共扪心自问，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不乏各种贪污行贿罪行，但大多发生在商界，象中国这样大数量的各级官员们被涉及在商业犯罪中，应属举世罕见。由于利之所在，导致曾在清朝盛行的买卖官职之风竟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死灰复燃，这不是体制问题造成是什么﹖究竟中共是故意不尽全力反腐败，还是已经黔驴计穷﹖

所以，如果从外国照搬什么，不照搬什么的前提，并不是从政党本身的利益考虑，而是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相信就不会出现中共这种舍本求末的怪现象了。

此外顺便一提，有网友说不少非州、南美的民主国家并不见如何富强，以此质疑民主的作用。我想问这些网友又有什么证椐可证明那些国家是因为实施民主后才变得贫穷了﹖如证明不了的话，你们应该为那些国家的人民庆幸，虽然他们目前还贫穷但至少他们巳拥有民主。总好过中国贫困地区的人民﹔去看看“中国农村调查”这本书，那些农民几乎连做人的尊严都没有！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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