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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贴:中印边界问题──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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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贴:中印边界问题──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所跟贴 转贴:中印边界问题──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 Anonymous - (11366 Byte) 2004-10-13 周三, 上午5:05 (1108 reads)
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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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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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有关中印边界与西藏问题之重要外交纪录zt (389 reads)      时间: 2004-10-13 周三, 下午10:16

作者:六者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有关中印边界与西藏问题之重要外交纪录作者:赵世洵



中印边界的纠纷,由来已久。麦马洪线(Mac Mahon Line)向未为中华民国所承认,最近看到十月三十日报载台北二十九日合众社电讯,外交部还正式否认该线。麦马洪线是中印边界上问题的一环,边界的纠纷,比麦马洪线更早的乃是起因於西藏问题。

辛亥革命之前,中山先生於返国前访问英国,说服英国,同情中国之革命。辛亥革命後,日本拟对华干涉,其所以不能见诸事实,一方面由於美国主张各国严守中立,一方面由於英国之同情。英国政府在中国革命时期,严守中立,不干涉中国内政,但英国之企图染指西藏,仍极浓厚,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八月十七日驻华英使照会北京政府,谓英国只承认中国在西藏之宗主权,不承认中国在西藏之主权,若中国不承认英国对西藏之要求,则英政府不能承认中国新政府。这是辛亥革命後发生的问题。

在辛亥之前,清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英国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收了印度的统治权,一八七七年英国正式并合印度。一八七四年中英烟台条约附约,允许英国派员,由北京取程,经甘肃青海或西川以入西藏,探访赴印度的路程,并发护照及知会沿途官员保护。一九○二年五月英派荣赫鹏(Youn Husband)率兵三千人自印入藏。当时印度总督为寇松,此人好大喜功。五月荣军自锡金入藏,不久攻占江孜,藏军一千五百人,与之力战,全军覆没;英军再进,渡曲水,攻入拉萨,达赖逃青海。荣赫鹏乃迫藏僧於光绪三十年(一九○四)九月七日订立英藏条约(或称拉萨条约),共计十款,其要款如次:

(一)西藏应允准除将来立定税则内之税课外,无论何项徵收,概不得抽取。(第四款)

(二)西藏应允遵照中英所立之约而行,亦允认该约第一款所定哲孟雄与西藏之边界。(第一款)

(三)西藏允於江孜、噶大克及亚东,即行开作通商之埠,将来如商务兴旺,并允斟酌设通商之埠。(第二款)

(四)西藏允兑给英政府英金五十万镑合卢比银七百五十万元,作为赔款,每年兑银十万卢比,限於七十五年内交清。(第六款)

(五)西藏允将所有自印度边界江孜拉萨之炮台山塞等,一律削平,并将所有滞碍通道之武备,全行撤去。(第八款)

(六)西藏允诺以下五端:非英国政府先行照允,不得举办。(甲)西藏土地,无论何外国,皆不准有让卖、租典、或别样出脱事情。(乙)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何外国皆不准干涉。(丙)无论何外国皆不许派员或派代理人入藏。(丁)无论何项铁路、电线、矿产、或别项权利,均不许各外国,或隶各外国人民享受,若允此项权利,则应持相抵之权利或相同之利益,一律给予英国政府享受。(戊)西藏如进款或货物或金银、钱币等类,皆不许给予各外国,或隶籍各外国之人民抵押拨兑。(第九款)

由此条款看来,中国损失主权太大,无异将西藏让於英国。当时清廷驻藏大臣有泰,得政府训令,不予签押,外部并照会英使,请双方派员重行会商,英方亦以该约未得中国之承认,无以杜别国之口,故亦赞同。

光绪卅一年(一九○五)清廷派唐绍仪为全权大臣,至印京加尔各答(按:其时印度首都设在此地)与英使费利谈判。商谈多次,均无协议,主要争执之点,系唐使力争中国在西藏有主权,而英祗承认中国在西藏之宗主权,谈判决裂。次年,唐使返京,英驻华公使萨道义又在北京谈判,重行协商,遂得成议。名为中英新订藏印条约,共六款,要点如次:

(一)中国承认一九○四年七月之英藏条约。

(二)英国允不占并西藏,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亦应允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政。

(三)在江孜、噶大克及亚东等处,英国得设电线通报印度。这个条约对中国比较有利。在法律观点上,中国仍握有西藏之主权。一九○八年中英根据此约第一款及一九○四年英藏条约第三款,订立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中国复根据英藏条约第七款,要求英军撤退,英军乃自西藏春丕撤返印境。一九○九年达赖自青海重返拉萨。

以上这一段是叙述满清时代的中印边界纠纷。



到了民国二年,中国大局初定,前印度总督寇松出任外相,深知获取西藏,此为时机。先於民国元年八月十七日向中国外部致送节略,以一九○六年中英新订藏印条约为藉口,要求五款如左:

(一)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

(二)中国官吏不得在西藏行使行政权,中国不得视西藏与内地各省相同。

(三)中国军队不得无限制留驻藏境。

(四)中英两国应订立协定,规定上述各节,然後英国始能承认中国政府。
(五)中藏间经由印度之交通,应暂时视为断绝。

早在民国元年四月廿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称西藏为中华民国的领土,并任命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征藏军总司令,率领川滇军进剿叛逆之藏人。同年七月政府军大胜,英国遂提出上项之节略。九月政府令征藏军停止前进,迟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始正式答覆英使,首谓中国政府实无意改西藏为行省;次谓中国有权出兵西藏,但无意以无限制之兵力留驻西藏。中国政府认为前清与英国所定之条约已甚详尽,无另订新约之必要。

中国不愿与英国另订新约,英人遂暗中赞助西藏之独立。达赖在英人支持之下,於民国二年一月十一日派代表至蒙古,与所谓「库伦政府」订约,蒙古西藏相互承认独立,此後相互援助。正在蒙藏勾结时,川督尹昌衡已宣布建立西康行省。并民国二年春对藏用兵。总统袁世凯亦派遣专使抚绥达赖。五月英人重申前请,建议与中国另订关於西藏之新约,中国从其所请,决定中、英、藏三方之会议,此乃近代史上在印度西姆拉(Simla)之会议,是在民国三年十月十三日,至今中国人全都不承认的麦马洪线,便在该会议中制定。

当时中国代表为西藏宣抚使陈贻范,英代表麦马洪,西藏代表为伦钦夏托拉。开会时西藏代表提出英人代拟之要求自主案六款,中国代表一一加以驳斥,并提出中国之案款,英代表则故作调停态度,会议商讨四个月,至民国三年二月十七日,由英代表提出解决纠纷草案十一款,大意如左:

(一)西藏分外藏内藏二区,内藏包括巴塘、里塘、打箭炉等地。内藏由中国管辖,外藏须准予自治。

(二)英国承认中国在西藏之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藏之自治权。中国承认不改西藏为行省,英国承认不并据西藏或任何部分。

(三)中国政府除承认英国对於西藏因地理位置之故,对西藏特别关系外,中国於外藏不派军队,不驻文武官员,并不办殖民事宜。

(四)中国并派简任大员随带护卫,驻於拉萨,不得逾三百员,英国承认驻藏英国商务委员之卫队,不逾中国简任大员卫队人数七十五巴仙。

陈贻范糊里糊涂,乃於草约予以签章,消息传至北京,政府於四月二十八日电令训斥。外交部於五月一日照会驻美英使,以藏约不得中国政府同意,该约规定之中藏境界,中国不能承认。故同年七月三日最後一次正式会议时,陈拒绝在正本上签字,仅由英藏二方签字。中国乃令驻英公使,向英廷声明此约无效。此後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搁置。中共固然不承认此约,即中华民国政府於本年十月二十九日还由外交部否认麦马洪线。

国民政府在南京时期,中央在西藏设立了办事处。西藏亦在南京设办事处。民国二十九年十四世达赖坐床时,中央特派大员莅临拉萨主持典礼。抗日战争胜利後,两届国民大会,拉萨皆派代表参加。抗战期中,中英并肩作战。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四日蒋委员长率同王宠惠、张道藩由渝飞印,五月七日至加尔各答,是时日本已占仰光,星加坡危在旦夕。在印度时蒋氏极力调解英、印关系,一方面劝英国允予印度先行自治,而後独立;一方面劝印度人民参加反侵略阵线,共同为亚洲之自由平等而奋斗。中国向印度充分的表示了兄弟之友情。

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三日中英新约规定,凡过去中英所定条约有影响中国主权完整之处,此後应由两国政府代表按国际法及国际惯例重新商议。光绪卅四年(一九○八)中英所定的中英续定藏印通商章程便是其中之一。这章程的第十三条中曾规定缔约一方如有须更改或废止之意,此後每隔十年必须通知对方,届期如不通知,即认继续有效。当时签约日期是光绪卅四年四月二十日到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四月廿日恰又满期。中国政府根据规定乃於是年十月九日分向印度、英国、巴基斯坦通知废止前项通商章程。三国政府的覆文:巴方对於国民政府的要求,完全同意,并表示愿与中国政府发生密切之友好,保证与中国合作,增进彼此之邦交。英国的覆文是:英国已放弃在华一切平等的特权,她同意中国与印巴两国直接交涉。

可是,印度的覆文,则值得玩味而令人感到意外。印度提出:(1)自从印度政府成立之日起,认所有前英属印度政府与西藏所订条约全部权利义务皆由印度政府继承。(2)印度与西藏的关系,当以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条约及其通商附则为准。至於一九○八年的中英续订藏印通商章程老早便不实行了,但印度仍坚持西姆拉条约,换言之印度是要承受过去英国所得的权利。

在印度覆文到达南京之前,西藏有一个赴美贸易考察团,由「噶厦」(按西藏政府之藏名)的财务处长夏古巴担任团长,於民国三十七年二月、三十八年一月,三访新德里,俨然成为一独立国之代表,印度政府全不遵重中国之主权,且以国宾之礼待之。当时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家伦珍重中印的友情,雅不欲向印提出抗议,而向尼赫鲁总理致送一封非常委婉的信件。

兹志双方往返的信件如下:

「亲爱的总理先生,我听说西藏贸易考察团已回印度,将与印度政府当局有所商谈,对於西藏有关的问题,寻求协议。他们此次在欧美考察期中,难免受某种帝国主义的企图及对中国不友好的论调所影响,因而,在某些场合中,他们曾显示将有不利於中国的企图。此种企图,显然是与他们所标榜的公开任务毫不相关,虽然我个人不相信这种胆大妄为的企图,能使远见人士,予以重视。

我深深相信印度政府基於贵我两国间的传统友谊,负责谈判的部门,在商谈时必能郑重注意,倘该团提出有损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时,将不致鼓励对方而会断然拒绝讨论。任何此种商谈之结果,不仅中国政府不予承认,所有中国人民亦将深致痛恨,我以为那些不愿中印两国和好的人,也未必能利用这个机会,使贵我双方之感情恶化。

中国政府正在艰难之际,我相信印度政府必已深切了解我上面所说的几点,能采取合作的态度,维持法律与道义的尊严。罗家伦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卅一日,新德里」。

尼氏接此函时,正动身回返阿拉哈巴德老家去,乃由外次K.P.S梅农代覆:

「亲爱的罗博士:总理先生嘱我奉答阁下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卅一日关於西藏贸易考察团的信业已收到。谨向阁下保证,我们决无意图欲与该团讨论任何足以损及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同时,我们作梦也没有想到当中国在艰难的时候,来作任何使中国为难的事情。你忠实的K.P.S梅农,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於新德里外交部。」



夏古巴三去新德里,中曾应罗家伦之劝告,於其赴美前,先到南京。夏古巴狮子大开口,曾向国府要求美金两百万元之外汇,政府赠其五万美金,并任其以最低之官价结汇大宗绸缎,夏等甚不满意。

从夏古巴三访新德里及废止中英续订藏印通商章程的交涉两事看来,任谁都知道西藏的问题,一如印度未获自由之前,是存在於中印间的一个愈逼愈急的大问题。但是到了它的表面化、尖锐化,乃在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七月,中国驻藏办事处被迫撤离,假道印度返国的事。其经过情形如次:

三十八年五月底六月初,拉萨谣言甚多,谓西藏将对汉人不利,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璋(按:处长为沈宗濂,印度驻拉萨商务专员为英人黎吉生,副专员为印人戈卡勒),曾经访问「噶厦」,四噶伦中最具实权的索康噶伦表示绝无其事。六月十日索康之父老索康(任藏方外交处长)赴办事处看陈,希望他把办事处中的共党份子通知藏方。陈表示,如有发现,一定奉告。

七月八日下午二时噶厦请陈去谈话,说办事处中有共党份子,要办事处经印度撤出。但是印度政府几经留难不准他们假道。中国驻印大使罗家伦於七月廿三、廿六、及三十日和印度外次梅农有三次谈话,由上述谈话,可看出拉萨赶走驻藏办事处之症结。

第一次,七月廿三日罗使去印外交部,访外次梅农。谈话纪录如次:

罗:「想必梅农先生,早已知道了拉萨叛变的事情。」

梅:「知道一点,不太详细。」

罗:「黎吉生难道没有详细报告给印度政府吗?」

梅:「他有电报来,说西藏以中国政府驻藏办事处内有共产党,令其出境,来电中确切说有共产党。」

罗:「是指少数人,还是指全体?」

梅:「是指少数人,并非全体。」

此时罗拿出前办事处处长沈宗濂的电报,托罗转请梅农代为打听代处长陈锡璋的下落和安全。罗持电向著梅农。

罗:「沈宗濂是你的朋友,他托你这件事,我特为转达。」

梅:「可以,可以。」停了一会,又道:「据我所知,陈处长已经在十七日离开拉萨。」接著又道:「西藏送这么多共产党到印度,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歇了一口气,又道:「我们全外交部都在忧虑加尔各答的共产党已够多了,再来这些中国共党,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只要他们立刻走,我们愿意给他们通行。」

罗:「我不相信驻藏办事处有共产党,前二个礼拜沈宗濂过新德里,我和他谈及办事处情形,他说他们被派在西藏很久,我认为就是有一二共党在内,也决不应该牵连全体。牵连全体,显然是别有作用。我想印度政府不会相信诬赖的理由,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愿意共产党渗透在西藏,同时,我更不愿共产党渗透在印度。但是我请你注意,办事处人员都是中国政府官吏,他们在印度境内的时候,鹰当享受友邦官吏的待遇,若是其中有共产党的话,也应当先由我负责调查,然後再报告与我政府请示办理。」

罗家伦和这位印度驻华首任大使的外次梅农第一次交谈後,七月廿五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就拉萨之叛变,发表谈话如次:

「谣传在中国驻藏办事处人员中有中共潜伏份子,致为西藏地方当局所逐,据我所知,此乃完全虚构。我不是共产党,我自然不愿意见共产党渗透在西藏或其他地方;但是,这种要在世界屋脊的高原岩石上,钓莫须有的大海红鱼,无乃太天真而幼稚,这在政治上何等的不聪明!

即使驻藏办事处有共党嫌疑份子,西藏地方政府应向中央报告,中央自会处理,是不当牵连办事处其他人员。我并且要指出,办事处的人员,是中国官吏,他们都具有官员的身份。

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一九四七年及一九四八年在南京举行两届国民大会,都有从拉萨派出的西藏代表出席参加,第一届的国民大会制定了现行中华民国宪法,不但确定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主权,而且规定西藏与其他构成中华民族各部份一般,完全平等,享受同等权利,还对现行西藏制度,予以保障,可谓优待了。」

罗氏这一段谈话,全印的英语及印语各大报及印度新闻社,全篇播出刊出,当然是一个严正的声明。

七月廿六日下午罗与梅二度交谈,是梅农外次至中国大使馆访问,谈话纪录如次:

梅:「我最近接到黎吉生的电报,谓陈锡璋於本月八日参加印度驻拉萨商务专员处副代表戈卡勒的饯别宴,十九日完成各处辞行的手续,廿日离拉萨,陈离行时,空气至为融洽友好,西藏政府并派有仪队送行。」

罗:「梅农先生,究竟西藏地方政府要逼走办事处人员是什么意思?」

梅:「西藏政府不免有点神经紧张,怕马步芳被共产党包围,向西藏退却。」

罗:「若是如此,那真矛盾极了,西藏地方政府一面怕共产党,一面不惜与反共的中央为敌,我觉得真有点莫明其妙。」

罗家伦说完此话,即将他廿五日向报界发表谈话的新闻稿给梅农看,梅农对「在世界屋脊的最高岩石上钓莫须有的大海红鱼,无乃太幼稚而天真,而且在政治上太不聪明」一句话,特别带笑的念了两遍,随即离罗而去。当他们走到门边时,还有以下几句对话:

梅:「西藏送这么多共产党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加尔各答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们不愿意再增加麻烦。」

罗:「请你和印度政府不要相信一个愚笨地方政府假造出来的理由。」罗说这话时,脸色板著,十分严肃。

隔了一天,在廿八日,印度各报载有印新社(官方通讯社)发表的一则新闻,乍看之下,像是拉萨发言人的谈话,内容如次:「据德里最可靠消息:七月廿一日香港报载拉萨发生叛乱,殊非事实,因西藏并无叛乱,西藏当局深恐因国民党在拉萨设有办事处,而引起共党的活动侵入西藏,故请中国驻藏办事处撤离,刻办事处人员在西藏当局热烈欢送下,在友好空气中,已离拉萨。

「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为此,曾时引起两国间的纠纷。一九三三年达赖十三圆寂,中国政府派代表前往吊唁,一九三九年达赖十四坐床,中国亦派代表参予,代表团从此留在拉萨。」

这一段新闻多看两遍,好似是针对罗家伦在七月廿五日向报界发表的谈话。第一,罗谓西藏叛变,该声明从开始就否认有叛变。第二,因知藉口有共产党为名而赶走代表团的这件事不当,所以轻轻地在此改变藉口。第三,在和洽友好空气中陈锡璋离开拉萨,恰与外次梅农与罗使第二度交谈时之字眼语气相同。第四,甚至否认了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第五,称中国册封的代表团为庆贺代表团,并说该团就留在拉萨,显然是以此混淆世界之舆论,以为一九三九年的庆贺代表团,现在请他们走,是名正言顺的。

印新社这个声明不发倒罢了,一发,使明眼人看了更加露骨。到了七月三十日罗与梅农三度交谈,地点是印度外交部。谈话纪录如次:

梅:「西藏办事处及其他离藏的人,一共八十八人,由陈锡璋领导,於廿日离开拉萨,现在快要到印藏边境了,他们应当每人有一张旅行证件,但是在拉萨的时候,因为电台不通,陈锡璋无法向中国政府请示,现在可否由贵大使致电外交部请示准陈锡璋发,或者由贵馆发给这种证件,给要入印度境内的人员。」

罗:「我祗知道护照,不知道何谓旅行证件,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手续,我不知道西藏到印度来并不需要任何护照。」

梅:「西藏人到印度来不要护照,我还不知道哩!其实,我也不知道旅行证件是个怎么格式,可以叫主管司长来我房间里谈一谈?」

罗:「不必,我可命本馆钱参事来和他谈,他们谈好了我再向本国政府请示。」

罗:「梅农先生,你真相信中国办事处有共产党吗?我不相信,我认定这是愚笨西藏地方政府的藉口。」

梅:「我个人也不相信,若是讲思想左倾,各处难免都有,如美国的国务院,我们此地谁能保证没有!但这不能说定是共产党。」

罗:「对了,这几天印度报纸屡登权威方面的消息,解释西藏的事变,你注意到吗?」罗说完此话,乃将印新社的一段新闻指给梅看。

梅:「我还不曾见到。」

罗:「那么请你一看。」罗乃指出新闻上否认中国宗主权的一点,接著正色道:「当年英国野心最盛的时候,不过否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现在独立後的印度报纸,进一步连中国的宗主权也都否认起来了,你们不免跑快了一点,太过分了一点吧!」

梅:(看了一下这段新闻,良久不能作答),最後吞吞吐吐的道:「你看这里面提到印度政府答应了西藏一切必需的便利,以及中国办事处人员由印度撤退,这一点也不很对,我们不过承受西藏放在我们前面的既成事实。」

罗:「既成事实在後,恐怕你们答应在前吧!」「梅农先生,这几年来,我们政府对印度尽了最大的诚意,我也为了增进中印的邦交,尽了最大的努力。这种努力,我想你以前也用过这心思的。(指梅农任首届驻华大使)到现在,中国在困难的时候,我不愿意中印邦交上和中印民族间发生一道深刻的裂痕。你们不要以为中共一定会成功,这是一种很浅薄的势利眼光,假定万一共产党会一时的得势,你应知道中国共产党至多在我们中国人口中占百分之一的人数,其余百分之九十九是主张自由民主而反共的。这些人才是印度真正的朋友。我希望印度不要使这广大的朋友失望,感觉到以前印度友谊的心,不过是一种幻觉。这一点是我们中印两个民族间永久感情是否能建立和保持的关键。我想大家应该在这点上觉悟。」

到了同年八月一日,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和他的苏州籍太太(他们二人是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同学),由印度政府的一架双引擎专机接到德里作官式访问。俨然是印度的国宾。十一月初,尼赫鲁自美返印,在英伦记者会中称:印度一向是承认中国在那里的宗主权,虽然印度有代表驻拉萨。不久他回到德里,又在记者会中说:「印度模模糊糊地承认了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但是这个宗主权实行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

自拉萨的叛乱消息,於七月二十二日在印度各大城等地的报纸刊出後,对印度政府的反映甚为恶劣,为此,有些报纸受到尼赫鲁的责骂和印度宣传部的处分。例如:孟买闪电报在八月二十日刊载西藏问题的德里通讯,曾受政府的警告,记者取消采访资格。该报总编辑曾写道:「尼赫鲁对本报的处分,有欠公允,他妹夫所编的报纸,对西藏问题,也嗅著『总有甚么错儿』,为何不处分?」又道:「今日印度实应决定对锡金、布丹、尼泊尔与西藏的外交政策,赶走锡金原来的政府与对西藏及尼泊尔的谋略,看来总觉得有甚么错儿。自由後的印度,祗应当和他人友谊合作,不当去干涉他人之事。然而,我们却好似老跟白厦的路子走!」证明印度也有报纸,言论真是公正的。

今天中印边界的战事,似无停火的迹象。右文所记,全系叙述历史的经过。我们不同情中共对印度用兵。但到今天为止,印度并未正式宣布这是民主对共产之战,一路来印度仍是中立主义。使印度蒙受这种损失的,便是这个印度投机的「中立主义」,并且伤亡了许多士卒。这是印度的下场。韩战中,美国死了十多万人,正是艾奇逊白皮书的後果。由於这张白皮书,中国大陆上死了多少人;由於印度的「中立主义」,中国大陆上又白白的死了多少人。希望此文刊出时,战火已熄,使这个具有一千多年历史上文化交流的中印民族,永不再见诸刀兵。


◎有关中印边界与西藏问题之重要外交纪录作者:罗家伦

引言

人间真有有心人!我读完赵世洵先生这篇「有关中印边界与西藏问题之重要外交纪录」长文,不禁发出这种赞叹。这是当前一篇很值得一读的重要文章。我说这句话并不是因为这篇文章里面,有涉及到我的记录。

我与赵先生可以说是素昧生平。他是在南洋从事新闻事业的人,而且当年在大陆上是一位有地位的记者。他忽然为了中印边境上的战火,写了一封信给我,信里附了这篇长文,问我有否补充意见。他自我介绍说:「胜利不久,我曾在南京听您讲徐家汇复旦公学的故事。我是您的晚辈。後来李登辉校长命我在这一间您念过书的复旦公学教高中三的英文,我自已也住在里面。当时听您讲这故事,真是津津有味。」以後十三年来他仰慕开国先烈的精神,在海外仍然从事新闻事业,而且研究英国文学和历史。他继续的说,在他所写的这篇文章里,把我担任驻印度大使时与尼赫鲁往返的外交函件和对「梅农的三次办的严正的交涉纪录,也放了进去,使此地的华侨明白我们的政府,在这样一个艰困的局面下,仍旧坚持自已的主权。这篇文章刊出以後,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所以他要求我有所补充。

那知道我读完之後,除了将西藏人名地名及日期略有校正後,不但一时无法补充,而且觉得非常惊奇。他发表我在驻印度时的交涉文件,有一两件我一时在手头还无法寻出,而赵先生居然在海外能够得到。可见他当年搜集之勤,和对於国家领土主权问题关心之切。我可以为他证明,这些我经手的外交函件和谈话纪录,都是真的,而且无错误。我并且附带的回想到当拉萨叛变中央的消息传到新德里时,我对各国记者所发表而至今仍留在赵先生记载中的那篇谈话时的情况,非常清晰。拉萨叛变的背後,是有人指使的。指使和策划的人是印度政府驻藏代表英人黎吉生(Richardson)。黎是大英帝国统治印度时代驻西藏的商务代表,实际上他等於使节,并负有策划兼并西藏的任务。在我初到印度就大使任时,印度尚未完全独立,尼赫鲁还不过是副国务总理,我便要求过他更换黎吉生。他在原则上同意了,但是他说「现在我尚未接收英国政权,无法更换重要人事;等我负责印度政府的时候,一定更换。」那知道他接任印度国务总理,以後不但不更换此人,反而非常倚重。我再为此事催过他一次,他便支吾其词,其用心可以想见了!这次拉萨叛变中央,由於黎吉生的策动,是显然的事实,所以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和梅农第一次谈话中首先提出黎吉生的名字,是有深刻的意义,而彼此「心照不宣」的。他们定好阴谋,就首先要驱逐中央驻藏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即此尚以为未足,乃至封闭中央所办的小学,驱逐小学教员,把他们限期递解出境。这班阴谋家更给他们每人戴上一顶红帽子,说他们是渗透到西藏的中国共产党员。真可谓「其谁欺?欺天乎!」(他们以後流亡到加尔各答,我亲自由新德里去送他们坐招商局「海地」自由轮归国。开船时,我们在船上升旗、唱国歌,大家热泪交流。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隔了两天(七月二十五日)我在中国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各国记者们问到我中央驻藏办事处人员中有否共党渗透一事。我用郑重中却带几分风趣的词令答道:「谣传在中国驻藏办事处人员中有中共潜伏分子,致为西藏地方当局所逐。据我所知,此事完全虚构。我不是共产党,我自然不愿意见共党渗透在西藏和其他地方。但是这种要在世界屋脊的高原上,钓莫须有的红鱼,无乃太天真而幼稚。(“It is ridiculously childish to try to catch a red herring on the highest plaleau of the world”)这在政治上是何等的不聪明!」想不到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顿时见於欧美若干大报纸,刊在第一版上,传诵一时。

据我冷静的观察和体验,深知印度对於西藏和我国西南边境的用心及其布置,显然是要继承大英帝国的原定的向外扩张领土政策,大英帝国统一了历史上不曾全部统一过的印度,是以「兼弱攻昧」「威迫利诱」「分而後治」三管齐下的方法来兼并各个土邦而达成的。他们当年看西藏也和看印度的其他土邦一样;看达赖喇嘛也不过是和看已被印度灭亡的最大一个回教土邦海德巴特的国王一般。海德巴特土邦的国王也是以教王而兼人王,正和达赖当年在西藏的地位相似呢!印度独立後的大政方针,尤其它的领土政策是:「凡是大英帝国对於印度已往的奴役苛暴,尽量攻击;凡是大英帝国为印度取得的领土权益,一律继承。」这些领土权益,包括已经取得的和尚待争取的一律在内。印度政府自承为当年大英帝国所属的印度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如果流亡在印度的达赖喇嘛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欲求依附印度以求独立,那海德巴特土邦及其教王尼山(Nizam)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与十五年来为了争夺克什米尔一大土邦,而两国兵戎相见,至今尚严阵以待,不曾解决,也是这个道理。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台北)

文章来源:台北《传记文学》1963年1月号

作者:六者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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