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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5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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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5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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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5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 1 -- Anonymous - (547 Byte) 2004-10-13 周三, 上午11:26 (1026 reads)

花田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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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标题: 张公权：《回忆苏联、美国政府与国府的东北接收》（外一种） (374 reads) 时间: 2004-10-13 周三, 下午12:55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本贴内容包括两篇文章：

张公权：《回忆苏联、美国政府与国府的东北接收》

刘博昆：《陆沉首当记》

其中，张嘉璈（公权）有关回忆原名为《张公权先生自述往事答客问》，是这位著名银行家、政界要人、学者晚年的一篇访谈记录，选自《传记文学》总第177号，发布内容是从原文中摘选的东北接收有关全部回忆。关于当时历史情况，张氏另有日记存世，今藏美西斯坦福大学，与陈光甫、周作民、贝祖诒日记并为20世纪中国财金与政界重要史料。

刘博昆《陆沉首当记》则选自总第100号《传记文学》同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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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权先生自述往事答客问

张公权

十二、请问张先生在主持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任内，最感满意的成就是什么？最棘手而不易处理的问题是什么？

答：对东北的交涉，可以说是没有成就的。苏联对于战后的东北，虽未表明，但实际有两大野心：一、名义上交还中国，实际上变成「满洲国」，与以前日本对东北的态度一般；二、始终不信任国民政府对苏联的态度，始终防备国民政府与他们不友好。所以总想在「满洲国」的边界上造成一种势力──亲苏势力。何谓亲苏势力？就是无论是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由他们一手训练出来的军事力量，好象欧战结束后，他们在伊朗边界造成的亲苏势力一样，这是他们最大的野心。我去那里，在经济方面，磋磨再三，总算有了结果，在工厂重新开工方面，有一些合作，差不多快要实行。但是在边界上，他们因为训练共产努力为亲苏势力，所以又引起纠纷。起初，他们并不承认，只是假装他们在训练自己的军队。其实亲苏势力已经逐渐形成。后来，大家都知道马歇尔的国共调停，说是共党要求和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此一问题牵涉到东三省方面，共产党要求中央，他们在东北也成立联合政府，任何政府的行政他们都要参入。这也就是苏联将亲苏势力的扩大，与将来的马歇尔调停不成功，东北交涉的失败，均连带相关。

十六、请问张先生，在主持东北经济委员会时期，曾和苏联代表谈判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听说一切非常顺利，但是突然有一天，苏联变更了态度，谈判中止，从此中苏关系趋于恶化，当时张先生的感觉如何？有没有想到或是知道苏联究竟为什么突然变更了态度？或是现在回想或推断起来，其原因何在？

答：当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合作谈得差不多之时，国内注意到政治的问题，就是所谓「亲苏势力」的扩大，如果苏联不让步，卽使经济合作也没用处。苏联希望签订经济合作，但我国政府却以为政治问题亦应同时解决。苏联的看法是，我们如果不先签订经济合作，就是不够诚意，所以他们的军队在撤退期限到了的时候，并不撤退，而将武器转给予中共。本来苏联军队未撤退之前，中共只得在边界活动，在接收苏联武器之后，中共就武装起来，逐步向内地攻击。苏联有意制造中共在中国叛乱，他们要先签定经济合作条约，而我政府要他们的军队及亲苏势力同时撤退，这不过是中苏关系转化的一个关键罢了。

十七、请问张先生，假使苏联不变更态度，谈判顺利，中国在东北实行经济合作，您估计这种合作是否顺利进行？美国对于这种合作，可能采取何种态度？其足以影响国共的关系又如何？

答：美国对于东北问题，不予过问，任凭中苏自行解决。而苏联却恐怕美国的势力延伸到东北。他们看待东北，就好象「满洲国」以前的日本，所以中苏在东北的谈判，和美国完全无关。我在东北，苏联代表问我的意见，我答以对于东三省，好似英国对加拿大，这是英国的土地，可是并不一定凡是都顺从英国，如果和美国有关系，也可以和美国缔约，这是我对东北的主张。我希望苏联拋开政治的因素，完全以经济合作来协助我们，共同开发东北市场，而苏联始终怀疑美国参与其事，他们很怕美国的经济势力侵入。我就和他们说：「只要有我在职一日，就会以中国的银行家自行投资开发，不会靠外资的，不过技术人才倒是可以聘用国际上的优秀人士。」对于这一点，苏联相当明了。不过，牵涉到政治问题，就没办法了。如果眞的和苏联合作，老实说，他们也不会有多少资金可以投入的，因为经过那次大战，苏联本身也穷困不堪。但是，东北的资源，可以作为国内开发的根本，因为东三省向来是出口多于进口，许多农产品可以输入国内，而所有东北能够开发出来的资源，可以算是我国战后开发的一笔钜大财产，当初我去东北的时侯，是抱着开发东北以助国内战后重建的大目标去的。至于说苏联将会给予何等的协助，那是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有了东三省的农产矿产等资源，是很可以帮助战后国内的复元。苏联在东三省之时，不承认有共产党，他们是两面做人，如果中国对他好，他就会压制中共的势力；如果不好，就尽量提拔中共。举足轻重，从中渔利。如果中苏经济合作条约签定，那末苏联在那时或许不会助长中共，只是让他们保持当时的现状而已。东北后来所发生的情形，当然又是不同了。可是，话又得说回来，苏联居心叵测，对于东北，自帝俄以来，卽有野心。中苏经济合约卽使签订，苏联能否本乎平等合作精神，贯澈始终，仍在未定之天。总之，与苏联打交道，是天生一件难事，为常人所难以推断。（本访问记者系白正华小姐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因公权先生在东南亚访问，未能将本文寄送亲校，是以文中如有误记或不尽详实之处，概由记者负责，容后刊正。）

[以上摘录内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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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沉首当记

刘博昆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我是在重庆聚兴诚银行四楼，当时的外交部，得到证实。也就是在这一剎那，我确信东北的光复，将是无可置疑的事了。抗战五年的中国人。尤其流亡十年的东北人，这时的欢欣鼓舞，自然是不必掩饰。如果说这时的中国人有些幸灾乐祸，那决不是对于被偷袭的美国人，而是对那恶贯满盈，多行不义必目毙的日本人。

日本投降的消息，我是在当时的重庆卫戍副司令刘戡的家里听到。他邀我吃晚饭，可是这时的中国人是不会安心在家里吃饭的。我走上观音岩，经过七星岗，达到都邮街。一路上眞是人山人海，舞蹈欢呼。八年的苦战，半世纪的血债，新仇旧恨，这时总算得以昭雪。不过这时我的心境，却比珍珠港事变时，远为沉重。因为从内外局势瞻望，东北河山是否眞能璧还，以疑云重重，实难乐观。

九一八后不到两个月，也就是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当时的训政党，在南京中央大学大礼堂召开四全大会，对于东北沦陷，自然是大会一再讨论的议题。某次会议，代表罗家伦先生曾发言说：「东三省就是亚尔萨斯、洛兰。」这话刚一出口，与我同为辽宁省代表的彭济群先生，在座上奋然起立，挥手高呼，反对罗先生的论据。他力辩我们的东三省，不同于法德相争的亚尔萨斯、洛兰。也就是说，东三省是百分之百中国人自己的领土，日本人任何所谓满蒙云云，都是诡计，我们不能助长他混淆视听。彭先生是一位和蔼谦虚的君子，他当时之所以激昂争辩，完全出之于爱国怀乡的情操。何况在九一八之前，他曾为服务桑梓，而担任过辽宁省建设厅长。就是在九一八当时，为执行对抗日本的港路侵略政策，他还正在主持葫芦岛筑港工程。为国家，为故乡，他是费过心，流过汗的。我与他同是目击身受九一八之变，不仅患难与共，而且意气相投。七七事变时，他正以专家身份，担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平津旣已沦陷，他随政府播迁，奉命在西南各省从事有关水利工程的进行。日本投降后，东三省划分为东九省，他被任命为嫩江省政府主席。我在外交部备位闲曹，业已十年。彭先生希望我摆脱外交部，担任嫩江省政府民政厅长。我经加考虑之后，表示我只愿接受省政府委员的名义，而另行推荐我的朋友梁中权作民政厅长。彭先生与梁君素不相识，所以仍希望我能接受他的提议。我因而对他说：我很愿意帮他的忙，也更愿意回东北看看。不过从内外的局势观察，东北接收是不容乐观。我愿意以委员的身份，可以多些思索的时间，多注意一些普通行政以外的问题。何况我的朋友梁君有过长期的地方行政经验。七七事变前，他曾在山东做过齐东县长．抗战期问他又曾在江西做过安福县长。也就是说，在平时，在战时，在北方，在南方他都具有充分的地方行政经验。我相信他可以协助彭先生。我的意见最后被彭先生接受了。这一方面表示彭先生为事求人的恢宏胸襟，一方面也表示他对我的信赖。彭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没有城府，心地光明的君子。

由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将军所率领的先遣人员，于三十四年十月九日飞抵长春。行营主任熊式辉将军偕同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公权先生，也于十月十二日到达长春。东北九省三市官员，以及中央有关部会所派人员，也都陆续到达。所有人员都集中住在所谓满炭大楼。为祝贺苏联国庆，熊主任在满炭大楼宴请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以下苏军高级将领。因为苏联没有协助我方接收诚意，谈判陷于僵局，熊主任于宴请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二天，就离开长春，飞回重庆请示，从此再也没有返回长春。

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张公权先生召集所有住在满炭大楼的人员宣布，由于苏联不能协助我们接收，政府训令全体接收人员，从明天起，也就是十一月十七日起，一律从长春撤回北平待命。第二天我是搭乘第五架从北平飞来的军用飞机回北平。下机后住在翠明庄，据说这是沦陷期间日本军部的招待所。到北平之后，我发觉一般人对苏联在东北一切违反中苏友好协议的行动，竟一无所知。对于共产党在东北由于苏军掩护，极力发展的情况，也毫无所闻。我觉得东北情况旣如此严重，本匹夫有责之义，认为不应缄默。于是就到河北省党部访晤多年老友，当时的主任委员刘瑶章。并且请他协助，用中央的专用电台，拍发一通电报，给在重庆的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先生、副部长余井塘先生，以及军政部长陈辞修先生。电文是这样：

「重庆中央组织部陈部长立夫、余副部长井塘、军政部陈部长辞修钧鉴：昆于（十七日）由长春返平待命。东北情势险恶已极，苏联无移交诚意，并积极装备共党。我方之失，在于事事迁就，步步退让，对于苏方之违约措施，竟未及时抗议，以致对方得寸进尺，造成今日之危局。而我方之动作迟缓，尤为极大之失策，到长之后，并长春市亦未能接收，坐视共党之猖獗，卽行营本身亦备受威胁。今日进退维谷之间，我方似亦应切实自行检讨，如我方之自我封锁，自绝于社会及民众，尤为莫大之失策。为今之计，留长人员．应一律撤回，以示坚决，交涉重心，应移重庆，避免无益之现地谈判。同时应将过去一月来谈判之经过，及东北之现状，向世界公开，对国内舆论亦不必再行禁忌。对方旣已公开行动，我方又何必于言论秘密。如仍持对己秘密政策，将无以挽回今后之危局。今日之事，仍为军事第一，外交第二，至于接收，则非军事力量达到现地，则所谓领土、主权，皆为空言。行政人员应随军前进，不必再去长向对方乞怜。目前我方切宜避免希求苏方缓期撤兵，而中其诡计。盖苏军一日不撤，共军势力只有日益长大，我方原所希望之圆满接防，将永无实现之一日。今日之东北，其危险尤甚于九一八，而东北人心之内向，亦远过于当时。只须我方态度坚定，执行得人，则东北必将永属于我也。昆仍在平候命，覆电请由河北省党部刘主任委员瑶章转。」

不久我接到陈立夫先生一通措词客气的回电（见图片），但事实证明我的电报只是多此一举。

三十五年一月五日，我突然接到命令，要在一月六日清晨，从南苑搭军用机飞长春。同机的人员，主要的是嫩江省政府同仁，也就是主席彭先先，以及省委秘书等。另有一位资源委员会所派遣的工矿接收人员张莘夫先生。当时已经是严冬季节，关外正是雪地冰天，飞机上当然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在高空中，大家为寒气所逼，眞是坐立不安。到长春后，机场除跑道外，遍地积雪，政治气候与自然气候，同样严峻冷酷。嫩江省府奉命出发齐齐哈尔从事所谓接收。出发前一天下午，张公权先生邀集彭先生及嫩江省委同仁茶会话别。在茶会中，我曾经请示张先生说：「我们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奉命从长春撤回北平，现在我们又奉命前往齐齐哈尔接收，可否请张先生告诉我们，当时我们所以撤退的原因，现在是否已经消灭，也就是说苏联对于我们的态度是否眞有转变，而能诚意协助我们接收？」我这个问题，张先生似乎感觉突然，反应颇不愉快，而只是说，苏联协助我们接收绝无问题。并且说我们可以率领一部保安队一同前往，另由行营发给东北流通券四百万元用为行政费。我看张先生旣然不肯深谈，再谈只有更不愉快，因而我只是说，彭主席当然率同我们奉命前住齐齐哈尔，至于能否顺利达成任务，恐怕还要看实际情况的演变。

我们于一月八日晚从长春搭中长路火车去哈尔滨。从傍晚到深夜在车站守候几个小时，这充分证明苏联从开始就故意与我们为难。当时同车的，还有松江省政府主席及委员，莫德惠先生也同车前往。当时东北已经很冷，而火车上也居然没有暖气，苏联之恶作剧，固然可恨，而所谓四强之一的中华民国政府人员，在自己的领土，处此喧宾夺主的境遇，未免难堪。火车时进时停，车上的人受尽了折磨，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到哈尔滨。我们是由当时号称已经接收了的哈尔滨市政府出面迎接，嫩江省府全体人员被招待住在伪满时期的哈尔滨海关。

马林诺夫斯基派一名上尉联络官随同我们去齐齐哈尔，他名叫巴久克，也与我们一齐住在哈尔滨海关。嫩江省府从重庆出发时，就邀请一位精通俄文的秘书赵德厚先生（现在台湾做律师），我商同彭先生要赵先生与巴久克密切联系。到哈尔滨之后，哈尔滨俄军地区司令卡札克夫又派一名上尉联络官名叫纳尔钦，也陪同我们去齐齐哈尔。另由俄军总部派俄兵八名，由俄联络官率领，陪我们一同前往。

在起程去齐齐哈尔之前，彭先生要去拜访哈尔滨苏俄地区司令卡札克夫，我陪他一同前去。会见的时候，卡札克夫态度冷酷骄横，不仅无所谓友好，甚至可说充满敌意。我曾经请彭先生问他，是否已经正式通知齐齐哈尔俄军司令官，有关协助我们嫩江省政府接收事宜。他支吾其词，不作肯定答复，只是说，你们到达以后，再行接洽。不过他声明，去齐齐哈尔的火车，他一定下令准备应用。我们觉得与他深谈也无用，只是声明我们就去齐齐哈尔接收，希望苏军根据中苏友好协议予以协助。

我们于一月十六日深夜，从哈尔滨坐苏军预备的专车去齐齐哈尔。我为与两名苏军联络官联系方便，所以要他两人和我同住在一个包房。巴久克态度冷酷，相貌丑陋，是一个典型俄国人。纳尔钦气质温和，相貌清秀，倒颇像西欧人。临睡时，他们卸下他们佩带的手枪。他们看我也带有自卫手枪，彼此无意义的相视一笑。第二天清晨，到达齐齐哈尔，可是车站上并没有看到俄国军方的接待人员，只是由伪满嫩江省长申某（现在台湾）出面欢迎。实际在我们达到之前，中共已经接收过嫩江省政，并且已经由申某移交。现在苏联伪装协助我们接收，所以又命令共党伪主席于毅夫退出齐齐哈尔，另行指使伪满省长申某出头欢迎我们。当时申某预备汽车一辆，另有几辆马车。我当时请彭先生乘汽车前行，我与其它省府同仁，分乘几辆马车前往。路旁站有许多市民，我们不断向他们挥手表示答谢，实际这不过是虚张声势，自我表演。我们的住所，就是伪满省长的所谓官邸。到达之后，申某的太太大肆张罗，殷勤接待，这也足见动乱时代，反淘汰作用之发挥，非亲眼目睹，难得领略。

我们到齐齐哈尔之后，面临以下各问题，必须立谋对策。（一）俄军故意冷落我们，我们只有采取无视态度，独行其是。（二）共党在苏军掩护下，伺机蠢动，我们必须警戒，但绝不能示弱或退却。（三）伪省长以下各人员意存观望，对他们不能漠视。（四）日本关东军虽然被苏军消灭，可是一般日本居留民还有若干万，他们虽然不敢参与政治，可是他们的生活问题与社会秩序必有影响，所以对他们也不能不加以注意。

苏军方面旣然不肯与我们接触，我们将要采取一种什么方式宣告省政府成立，需要加以周详的考虑。彭先生对于这种内外复杂而又严重的情势，颇感不安。而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黄恒浩先生，因为在重庆处理后方有关事宜，没有抵达现地，因而彭先生要我以委员暂行兼代秘书长职务，我于公于私，都必须全力以赴，协助彭先生支撑这个危局。我曾经对当时的情况加以分析说，苏军对于我们虽然是消极抵制，但是由于国际观瞻，他们绝不敢危害我们，或者阻挠我们省政府的成立。共产党是专攻弱点，我们不能因为苏军的态度，而对共党示弱。至于对伪满省府人员，我们要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先安定他们的心，免得被共产党离间。至于日本人，他们当然也是观望，不过他们绝不敢采取任何敌对的行动。我并且建议彭先生要俄文秘书赵德厚先生对俄军联络官说，要他转达苏军地区司令，我们省政府就要成立，欢迎他参加我们的就职典礼。联络官巴久克去过回报说，苏军地区司令不来参加，这是进一步表示苏军对我们的抵制。我对彭先生说，不管苏军方面是否有人来参加我们的典礼，我们决定在一月二十四日宣布嫩江省政府成立。伪满嫩江省政府包括各厅人员，一共有四百多人。我主张一律留用。彭先生最初是坚决不肯同意。他说，按照编制，省政府容纳不了这许多人，我们如果全体留用，旣没有法的根据，也没有经费可以开支，这将会造成极大的困难。我对彭先生说，今天我们的处境，完全靠我们自已来应付，不仅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对我们不能有任何支持，就是在长春的东北行营，因邮电被苏军封锁，我们也是孤立无援。可是这些伪组织人员，如果我们不任用他们，共产党一定要利用他们，这种严重的后果，我们不能不加以考虑。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权宜的措置，我们是只有如此选择的。至于伪省长，我主张聘请他为省政府顾问，各厅长一律聘为谘议。最后彭先生全部接受了我的建议。我又和省政府警务处张处长维仁（现任国大代表在台湾）商议，有关就职时间会场的布置及警戒事宜。张处长军校毕业，并曾留学德、奥，学习警察，于军警工作，富有经验。彭先生要我为他起草一篇就职讲稿。这虽然是一篇应景的官样文章，但其内容与措词，却可以反映出历史的意义，及情势的严重。

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按照计划，伪省长以及各厅首长分别率领他们的属员，列队前往省府大礼堂。会场的内外警戒，都是由张处长按照计划严密布署。当我陪同彭先生，以及民政厅长梁中权，教育厅长苍宝忠（现在台湾警官学校任教授）财政厅长宁向南，警务处长张维仁，秘书赵德厚等将要进入礼堂的时候，有人报告说，苏军地区司令偕同十几名军官前来，说是要参加我们的典礼。事前，我就预料他们会来，所以在会场前面的左侧设有两排座位。他们到来之后，我们并没有多加周旋，仍然按照我们的预定程序开始典礼。最先是彭先生开始他的就职讲演，从国父孙先生与列宁谈起，然后谈二次大战中苏两国领袖共同击败日本的合作，最后以警告中共结束。这篇讲稿（讲稿全文见本文最后附图），我起草完竣之后，曾请赵秘书仔细看过，并请他准备口头翻译。所以当彭先生开始讲演之后。赵秘书以他流利的俄语，从容的态度，把彭先生的讲演很生动的用俄文翻译出来。我注意到俄军司令官的后面，坐着一位为他翻译的军官，彭先生一面讲，他就一面翻。不过十几分钟之后，他就阻止他的翻译再翻下去，而专听我们赵秘书的翻译。而且他的表情从紧张严肃，而逐渐轻松缓和。我当时就意识到彭先生的讲演，已经发生了说服的力量。典礼完成之后，苏军司令官以及他所介绍的城防司令都向我们道贺，我立时就和彭先生说，我们可以透过俄军联络官，表示要邀宴他们。没有想到他立时答应，并且认为明天晚上，也就是一月二十五日晚上就可以。这可以说我们与苏联驻军方面第一回合冷战，已经获得胜利。

苏军方面来参加宴会的，首要的是齐齐哈尔地区司令克利佐夫、城防司令奇威诺夫、政治部长白久夫。在宴会席上，虽是闲谈，也是冷战。我问克利佐夫说，你曾否参加西部战线，他高兴的回答说，他曾参加柏林的攻击战。我立卽举杯请同桌的人恭贺他一杯，度祝联合国战胜希特勒的胜利。因为我们知道俄国人喜欢喝酒，而且喜欢藉着各种题目干杯。我又问他，你会不会讲法文，他说不会。我再问他会不会讲英文，他说也不会。我说可惜了。如果你会讲法文或英文，你就可以和我们的彭主席直接谈话，不必经过翻译。因为彭主席在法国从中学到大学，最后并曾在里昂做过中法大学校长，在法国住过二十几年。他是工程专家，对于苏联的两次五年计划，曾经详加研究。他尤其对于水利工程有特别研究，他主持过葫芦岛筑港工程，及华北水利工程。所以彭主席是教育家，是工程师，当然也是政治家。当我说到这里，克利佐夫立时举杯向彭先生祝贺。我这些话，当然都是事实，不过其用意乃是为增加苏军方面对彭先生的敬重，进而对于省政府的尊重。彭先生曾经作个很简单的席面讲话，克利佐夫的答词也很客气，城防司令也简单的讲几句空洞的话。我对于在座的那一个所谓政治部长白纠夫颇为厌恶。他实际就是苏方的情报人员，态度轻浮，更不友好，我因而把冷战的目标转而对他。我请他也讲几句话。可是他起立之后，语无伦次，不知所云，我故意含笑拍手。克利佐夫一再为他解嘲说，他是年轻的军人，不会讲话。这一次的宴会总算是圆满的结东，也可以说我们与苏军方面总算打开了交往的门户。继而我又向彭先生建议，由省政府派任赵德厚秘书做齐齐哈尔市长，以便他可以用市长的身份与苏军城防司令随时接触。齐齐哈尔市警察局长，由熊文洪先生（现在台湾警官学校任教授）担任。熊先生曾留学日本，专攻法律及警政，为人精明干练，与赵市长可谓相得益彰。

省政府虽然宣告成立，不过政令不出省门。外县多由共党骚扰盘据，苏军不肯协助，县政无从接收。所以无论为保持省府的安全，或是为开拓各县的接收，必须要有军事力量。伪满解体之后，关东军被苏联消灭，伪满军队当然也随而解体。不过东北曾经过甲午中日之战，甲辰日俄之战。现代的人更是目击身受九一八之变，以及后来的七七之变，珍珠港之变。智识份子与清醒的军人，对于这些国际局势的演变，虽以形格势禁，难以完全了解，但颇有些人，要乘此世变，以求发展的。我们从重庆到来，对故乡情况十分隔阂。从长春起，路经哈尔滨，到齐齐哈尔，直接间接与我们接洽，以军事力量号召，希图有以自见的大有人在。因为接洽的人多，一时眞伪难辨，于是彭先生授权给我，由我统筹接洽。因应处理。更因在苏军及中共敌对之下，必须力求机密。其中有一位自称为光复军总司令尚其悦部下的旅长，名为李凤栖的，曾展转向我接洽。这其间党务地下工作人员赵岳山先生（现在台湾）也曾与我谈过尚其悦其人。李凤栖对我说，尚其悦有五千多人，服装、枪枝都很整齐，且有一部份骑兵，训练精良，原是伪满部队。我们在长春出发之前，东北行营与苏军统帅部曾有谅解，各省政府于达到现地，为维持地方治安，可以编练保安部队，不过军官一定是要国民政府由重庆所派任的人员。我问李凤栖，你们曾否被苏军发现，又曾否与共党有所接触。他说与共党没有接触过，苏军知道有他们这支部队存在，但是没有发生过接触。因此，我对李说，省政府决定接受你们部队的改编，不过你们要按照下列的步骤进行。（一）远离苏军，更须绝对避免冲突。（二）避免与共党接触，如遭共党攻击，要坚强还击。（三）要把部队区分，以装备训练较次的部份，放置在比较容易暴露的地带，如果被苏军攻击，可以转进。至于精锐部份，必须注意安全，避免与苏军遭遇。（四）先分遣二百名备有手枪的官兵，秘密进入齐齐哈尔，由省府编组安置。李凤栖一一答应离去。第三天上午，我正在省府办公，李凤栖穿一件黑色棉袍，头带皮帽，突然来见。他神色仓慌，满头大汗。当时外面积雪很深，气温太概在零下二十几度，若他的神气，必然有紧急的情况。他说我们的部队被苏军攻击，因为不能忍受，所以还击。苏军被我们打死两人，我们部队没有损失。据说苏军指名要捉我，我所以要来，第一、是报告我们备有手枪的一部份人，已经进入齐齐哈尔，请省府接收安置。第二、部队仍然待命改编，请派人处理。第三、我自己可以向苏军自首，不愿牵累省府。我当时就说，你就留在这里，不要出去，你只是告诉我与部队联系的人。他就被我安置在我办公室的里间，没有再与别人接触。不久彭先生找我说，刚才苏军城防司令部通知我，说是有土匪进到城里，名叫李凤栖，要求我们共同查稽逮捕。我于是就把李凤栖到来以后的各种情况完全报告他。彭先生当时很紧张的说，我们一定要把李凤栖交给苏军。我对彭先生说，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以后将没有人再敢和我们接近，至于编组保安队更是没有希望。而且苏军提出这个要求，就是一种威胁和阴谋，我们不能上他的当。不过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要苏军会同我们的警卫队到市区检查。如果苏军拒绝，我们就可以说，一切治安责任，本来应由苏军负责，我们不过应你们的要求，所以才肯善意合作。如果苏军答应，我们正可以借这个机会，显示省政府的威望，也可以对共党表示苏军是与我们协力合作。同时，我们当然不能承认知道李凤栖这个人。彭先生赞同我这个意见，于是由警务处张处长维仁指挥少数警卫部队会同苏军在市区检查，并且有所缉获。至于我们收藏李凤栖，苏军并没有发觉。

这件事过去之后，李凤栖又来说，尚其悦希望来见彭主席。以我的判断，尚其悦是要亲自来观察虚实，然后决定他最后的态度，所以我主张要他来。我并且对彭先生说，由我先与尚晤谈，探测他的意向，如果尚某可以信任，我主张给他一个保安副司令的名义，同时发给他五十万元流通券，以安定他的心。彭先生对于名义及发钱表示反对。他说我们没有权给他保安副司令名义。我说，以我们今天的处境来说，必须通权达变．来应付这个危局。如果彭先生认为答应给他副司令的名义有困难，我可以辞去省政府委员，答应将来报请中央给他一个省政府委员的名义。彭先生由于我这样坚持，最后答应我所提的办法。彭先生又说，我们只带来四百万元流通券，已经用掉了一些，如果给尚其悦五十万，我们以后将难以为继。我说，如果我们在这里的情况不能改善，就留下这五十万元也没有用。如果用在收编保安队，而可以有助于今后的情况，这钱用在尚其悦的身上是值得的。最后彭先生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尚其悦来了，一见面我就看出他是一个机警果决的优秀军官。他是东北讲武堂出身，在伪满军队做过团长。他详细诚恳的报告他部队的情况。当彭先生和我把我们预定的计划告诉他之后，他不仅满意．而且有些喜出望外。这支部队有三千多人，其中有七百多名骑兵，步枪、手枪共计二千多枝，机关枪四挺，装甲车八辆，炮四门。以后共产党曾经几次进攻齐齐哈尔，由张处长维仁指挥反击，嫩江省政府人员，才没有像辽北省政府那样，省政府主席与各厅委一度做了共产党的俘虏。
与我们从北平同飞机飞长春的张莘夫先生，已经在一月十六日在抚顺、沈阳途中被共党杀害。当时我们在齐齐哈尔被苏军严密封锁，对外界一切情况完全隔绝。不过对于嫩江境内的共党活动，因为不断与地方人士接触，各种情况大概了解。九一八之前，做过黑龙江省议会议长的李荫棠，在伪满期间也是一个同流合污的人物。现在又出头向省政府奔走。一方又向共党拉拢。有一天他居然来对我说，我们都是同乡，就是共产党又有什么不能合作呢？他说于毅夫表示愿意和我们谈谈，问我是否同意？我明知他是受于毅夫的指使，来试探我们的态度。所以我说，我们愿意和他见面，他可以到齐齐哈尔来。过了一天，李某来说，于毅夫答应来，不过他要带卫队，同时还要张贴布告。我对他说，我还是欢迎他来，不过不准带卫队，如果带卫队，我们要他缴械。更不准张贴或散发任何文件，如果有人这样做，我们要把他当做扰乱治安的罪犯，从严惩治。李某没有想到我这样的答复，只是说，我要去告诉他。其结果于毅夫当然没有来。

现在台湾的国大代表李化民先生，曾从事新闻工作，他在齐齐哈尔看到俄军情报人员为渗透而与地方人组织所谓中苏友好协会，并且计划发行报纸。为抵制俄国人的阴谋，我们抢先出版一张「嫩江日报」，由我做发行人，实际由李先生负责编辑并发行。这张报无论从内容或形式，都离一张报纸应有的标准太远。不过在那种艰难的悄况下，能发行一张报纸，几乎算是奇迹，这完全是李化民先生的功绩。

苏军决心长期封锁我们，托词说电报电话一概不通。我把齐齐哈尔电报局长找来，问他实际情况。他说，电讯设备完好，电报、电话都可以畅通。我对彭先生说，我们必须突破苏军的封锁，要有人回长春，把省府不能接收县政的情况报告行营，甚至于要重庆知道。两名俄军联络官，认为已经达成协助接收任务，就要分别返回哈尔滨、长春复命。我取得彭先生的同意，就偕同巴久克、纳尔钦，以及八名俄兵坐两部卡车从齐齐哈尔去昂昂溪，在深夜里搭乘从西伯利亚开来的苏俄军用车转往哈尔滨。时当严冬，正是雪地冰天。经一天一夜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长春又是一天。到长春之后，仍然住在所谓满炭大楼，晤见董副参谋长彦平，问及时局情况。他说不好，而且不好的很。当时的行营只是一个空衙门，我因为在长春无事可做，所以飞回北平。三月中旬，我奉命去重庆列席某届会议，最使我惊异的，一般人对于东北的严重情况，简直是漠不关心。我万分失望之后，又回北平。我住在由北京饭店改成的北平市政府招待所。四月七日我忽然接到行营秘书长胡家凤先生的电话，要我第二天由南苑搭军用机飞锦州，并且说这是行营主任的命令。我当然只有遵命前往。

到锦州之后，我才知道我奉派参加军调部三人小组中的一组做副组长，为政府的代表。从锦州再飞沈阳，同飞机的有军调部副参谋长钮先铭少将。另有范汉杰将军。到沈阳之后，所有三人小组人员，都住在所谓中苏联谊社，这原来是日本人经营的一所七层楼的旅社。当天晚上行营主任在前进指挥所彭璧生的住所，召集小组人员会谈，在座的并有东北司令长官部赵家骧参谋长。这时除辽渖外，苏军还没有撤退，国军具有压倒优势，而共军还没有长成。共军利用缓兵计，所以希望三人小组能出发前方制止冲突。

共党的三人小组人员，是由饶漱石做所谓中心小组组长，副组长是李敏然。我是第三小组政府副组长，共党组长是张经武。他做过陈毅新四军的参谋长，以后又做过贺龙的参谋长。大陆沦陷后，他是共党侵入西藏的首要份子，达赖、班禅都是被他玩于股掌之上。实际三人小组在东北并没有发生作用，当时我们也并不希望他发生作用。不过我被派担当这个任务，颇感无聊与苦恼。

饶漱石着国军服装，佩少将领章，白面黑须，倒颇像一个官僚。最令我注意的是李敏然。他身材很高，面色很黑，年纪很大，而态度深沉。对于他的姓名颇感生疏，可是从他的年纪、态度，以及所担当的任务推测。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有一天饭后，同乘电梯上楼的时候，我问他说：「李先生在抗战期间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很快的答复说：「在国外。」我紧接着又问他：「是从海路回来，还是从陆路回来？」他说：「从陆路回来。」我因而可以断定，他必不是等闲的共产党员。有一天中午，大家都在楼下餐厅会餐的时候，我看他和饶漱石，张经武都坐在一桌，我就拿着酒杯到他们桌间的空位坐下。我们共同先干一杯，随后我对着李敏然说：「李先生我们三人小组可以结束了。」他很温和微笑的问我：「刘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怎么说三人小组要结束呢？」我说：「三人小组不能解决问题，不结束又有什么意思。」李说：「三人小组可以制止军事冲突，你怎么说不能解决问题呢。」我说：「军事冲突是枝节问题，而根本问题，三人小组是没有力量解决的。」他又说：「你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我说：「是政治问题。从历史上看，国民党本来是为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可是在目前民主竟而成为你们共产党宣传的口号，政争的工具。这种喧宾夺主的情况，显然在宣传上，你们占了优势。可是政治的现实，国民党又如何肯自居于劣势。这个矛盾，实在不是口舌可以争的。所以我说三人小组没有用，解决不了当前的根本问题。何况你们所说的民主，与我们所相信的民主根本不是一回事。就拿当前的东北局势说，东北人民被日本人宰割了十四年，他们所希望的，乃是不再做外国人的奴隶，可以安居乐业，做一个自由的中国人。至于你们所说的民主云云，对于他们眞是生疏的很。我是东北人，虽然离开了很久，但是我对东北人的了解，总比你湖南的李先生，江西的饶先生了解的多。至于你们在外县所搞的那些以清算、斗争而杀人的做法，东北人眞是敢怒而不敢言，那又算是什么民主？」我说到这里，李敏然立卽抢着说：「刘先生，我们没有杀过一个人。」这显然是说谎。接着又说：「我们所以要人民起来，不过是要他们为政治而奋斗。」这虽然是共党八股，但是对于共党殃民的罪行，却是明白的招认。接着有些激动的说：「我不否认，政治上我们占优势，可是军事．是你们占优势。我们在政治上占优势，所以我们让，而并不想包办，因而我们主张组织联合政府。可是军事上你们占优势，所以你们也应该让，我们必须加强我们军事的力量。」他说到这里，我笑看说：「还是我说的对吧？三人小组没有用吧？你们只是要加强你们的军事力量，进而加强你们的政治力量。如果说三人小组有用，只是对你们有用，而且只是目前有用。」李敏然又笑了，而且笑的有些得意。他说：「刘先生，我说军事是你们占优势，像在东北的新一军、新六军都是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我们是没有的。不过除了新一军、新六军，你们再也没有更好的部队了。而且你们也没有部队可以再调到东北，卽或你们能从其它战场，再调出部队，那么你们能调来一军，我们在东北就可以装备起两军。到那时候，就是军事优势，我们也没有了。而我们也不会再谈了。所以三人小组有用，我们可以谈，旣是谈，就得有人让，谁让呢？占优势的让。」李敏然逐渐露出眞面目，我也不客气的用眞话来刺激他再说些眞话。我说：「李先生，可见你们特别注意军事力量，对于你们所说的民主，可见只是宣传。而且我虽然说东北人并没有要求你湖南的李先生，江西的饶先生替东北人争民主，可是你们二位总还都是中国人。可是东北人都知道你们共产党是藉着俄国人的力量进入东北的。东北人对于俄国人向来没有好感，现在印象更坏，因而对于你们的说法和做法，也就更不能不怀疑了。」李敏然急了，微笑没有了，拉长了他的黑脸，绉起他的浓眉，以严肃的口吻说：「我不否认我们共产党亲苏，我坦白的说，我们之所以在东北要人民起来，就是不允许你们以东北为美帝做反苏的基地。」

我绝没有想到李敏然会说出这样露骨的话，而实际眞是共产党的心里话。因为他的激动，我反而轻松了。李敏然等于把共党的底牌揭开，话已经谈到了尽头。我当然不能不说话，可以说是辩论的话，也可以说是收场的话。我说：「李先生，我与你的观点虽然不同，但是我佩服你肯说出你心里的眞话。你说你们亲苏，你说你们要保卫苏联，这都是眞话。不过你说我们要为所谓美帝而以东北为反苏基地，这个估计，未免离事实太远了。政府以东北港路权益的重大牺牲，希求换取苏联的友谊，又何敢再谈反苏，更那有雄心，再以东北为美帝做反苏的基地？李先生，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话谈的这么远，这也更足以证明我所说的三人小组可以结束了。」李敏然激动过去了，又做出微笑了，我也只有笑笑而已。

这分明不是只足以笑笑的谈话，这在当时正是十分严肃的谈话。如果不是随机漫谈，共产党是不肯说眞话的。就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也不敢说出这样眞话的。而这个所谓李敏然也者，乃是一个大有来头共党的化名。他就是一度做过共党的大头目，继而被放逐，战后从俄国回来的李立三。

我烦闷极了，更是痛苦极了。人微言轻，想及将倾的大厦，竟而无从为力，只有为之心寒。我坚决要辞去三人小组的任务，一辞，再辞，三辞，最后总算是邀准。现在台湾的立法委员孙桂籍先生接充我的任务。他当时曾一再问我，为什么要辞，我没有说出理由。实际又有什么话可说，要说又从那里说起呢。

有人把卫立煌比作瑞澄，是欤？非欤？已不足深论。不过陆沉起自东北，似乎已成为不争之论。我随同彭济群群先生，以及嫩江省政府同仁，在日本人、俄国人、共产党重重威胁困扰下，深入齐齐哈尔，在覆巢之下，串演一幕空城计。就今回想，深愧当时是枉费心机。而彭先生于饱经忧患之后，当卫立煌在沈阳仓皇逃走时，竟而单独把他遗弃在飞机场上，从而沉沦于大陆。前此传说彭先生已经殉鸡，我听到之后，为之伤痛不已。

浩劫余生，羞谈往事；追念贤者，略记前尘。

[以上全文完]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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