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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5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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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5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 1   
所跟贴 于衡： 《此恨千秋：从苏联军队在东北的奸淫掳掠谈起》 -- Anonymous - (30685 Byte) 2004-10-13 周三, 上午11:42 (42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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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于衡： 《此恨千秋：从苏联军队在东北的奸淫掳掠谈起》（续1） (629 reads)      时间: 2004-10-13 周三, 上午11:48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于衡： 《此恨千秋：从苏联军队在东北的奸淫掳掠谈起》（续1）


沈阳的繁华梦

被围困的长春城

辽西会战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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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的繁华梦

别矣长春

三月的长春，春雪未溶，大房身机场四周，白茫茫一片，远处隐隐有炮声。

在雪地上，约有四十几个人，在等候着飞机，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当选不久的国民大会代表，三分之二是经政府核准撤退的官员，新闻记者，仅有笔者一人，当时的大房身机场，已在共匪军队的大炮射程之内。军用连输机落地后，需要立卽起飞。我们这批候机的人，每个人面部的表情，都有些焦虑不安。生怕就在我们等候飞机的这段期间，飞来炮弹，或者匪军突然向机场进攻。因为空军方面的人员告诉我们，这是最后飞来长春的专机，而且机场的安全不能保险。

一架C46军用机，终于落地，大家候机的时间，已经超过两小时。飞机停留不到十几分钟，卽凌空起飞，在长春城的屋脊上，绕飞一周，可以看到「溥仪皇宫」的黄琉璃瓦，在阳光照射之下，正闪耀着光华。

在飞机上，默默的告别这座饱经忧患的名城，心中有着无限感慨，在两年多的日子里，在兵荒马乱中，日子显得特别长。但在当时很有再度回去的信心。就好象第一次撤退时一样。没想到离开长春后，一转眼间二十四年过去了，而且「遥遥无归期」。

我很怀念，大同公园湖边的细柳，还有落雪的日子，把车子开到南岭的大学区。在长春大学和青年训导班授课时的情形。那些年轻人的苹果脸，脸上充满青春的希望与笑容。以及中正日报的那座白楼，冬天坐在暖气包上，看窗外大雪纷飞。还有更美的是坐在马车上，听马车夫用脚踏车铃的声音。车轮带走一片薄雪，在马车的旁边飞舞，像一层薄纱。

在长春两年多，像似在「政治舞台」上，看了几幕戏剧，演出的人物，包括熊式辉将军，董彦平将军，苏俄的红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参谋长特洛曾科将军，还有孙立人将军，粱华盛将军……那里的「晚会」，「迎官号」，心地纯朴而善良的小市民，派系倾轧而互不兼容的党务工作人员……那是一场悲剧，一件历史上的悲剧。不过我在最后一幕「落幕」以前，先离开那里。

近年来常常作梦，梦见苏俄红军的刺刀，指向自己的胸口，梦见雪地上吹口哨的夜行人，枯树枝上，结满了霜雪的公园，以及一群年轻人在玄黄的电灯下，讨论国家前途的影子。许多背景，都是长春城。那些梦中，自然少不了我自己，和自己的影子。
田园寥落干戈后

自长春飞回沈阳后的第三天，我自军方借了一辆吉普车，回到我六岁到十二岁那段日子所生长的家园。探视父亲和二哥，以及为母亲上坟。因为那时国军已收复了我的故乡，防守那个地区的正是罗友伦将军所部的二○七师。

十多年了，背井离乡，在外面流浪，当吉普车开进村庄的山神庙前，第一次懂得了，并且感受到「近乡情怯」这四个字的意义。

依照我们山东老家的规矩，游子归来，进入村庄，必须下车步行，看见村庄的父老，都要行礼。所以在车子进入村口后，我就徐徐步行。辽南地区的三月，春雪初溶，刚刚解冻，农村里的人，正开始用大车「送粪」—把天然肥料，自家中的粪堆，送到田里。

我家的村庄，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人家，来自山东，村东有个山东坟—山东人客死在外的公墓。到春天青草发芽的季节，山东坟上的毛姑杜花首先开放，接着出土的是小根菜。吉普车停在我家的石头墙外，父亲和二哥，觉得我回来得太突然，尤其责备我不该着军装和坐车回来。父亲是一个刚强的人，我童年时从未看见他落泪，但我这次回来，他流泪了，二哥则表现出旣惊且喜。

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打了纸钱，拿了壶酒，到后园的白杨树下，母亲的坟前，焚化纸钱，并且痛哭了一场。然后二哥陪我看了母亲墓旁的几株老树，刚刚搭起来的葡萄架，那口老井，石头围墙，后园中的柴草堆。西厢房中的粮仓。一切都没有多大改变，祇是正房中的陈设比从前简单了，祖先龛前的锡器蜡台，也收藏起来了！我的几个侄儿侄女，像看见陌生人似的看我。但不久他和她们，都高兴极了！

父亲从米仓下面，取出收藏很久的高粱酒，杀了只鸡，那是我回家后的第一次晚餐。第一次全家团聚。父亲说：十几年来，每年过年时，就祇少我，特别是在动乱中，不知道我是否还活在人间。然后哥哥告诉我一些共匪军队，占据我们村庄以后，我家被鬪争的情形，以及国军收复后，邻居再把分去的东西，送还我家的故事。我家的长工老沙仍旧在继续工作，在共匪鬪争我家时，他「阳奉阴违」，替我们通风报信。

村庄中，有很多人家毁于炮火，很多人家的男孩子，在共匪撤退时，被裹胁而去，过去一个小康的村庄，已经破落不堪，那真是「田园寥落干戈后」的景象。二哥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要告诉我，譬如张家的大叔死了已经两年，李铁匠上午还好好的，下午突然过世。……第一天晚上，躺在火烧的「坑上」，几乎「聊天」到天亮。
父亲反对做新闻记者

我回家的第二天，父亲提出警告：「三百六十行，样样都可做，就是不可以做新闻记者」。他的理论是，新闻记者不是我们这种「半耕半读」准「书香门第」的人家所应做的职业。在父亲的脑海中，新闻记者都是一些「造谣生事」的人，和不务正业的人所做的职业。有人得罪了他，就会用报纸揭人隐私。他对新闻记者这一行业，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父亲同意我在大学教书，他认为那是最正当的行业。可惜廿多年来，我仅听了父亲一半的话，而且做记者成为我的本行，教书则变成了副业。他老人家如果现在还在的话，将仍会保存着在报馆里做事的人，离不开设赌抽头、吸鸦片烟、敲竹杠、养成一身坏习惯……那些「集罪恶于一身」的观念。

我在家里住了两天两夜，看了我家亲戚，也会晤了童年时代的游伴。虽然时间很短，但却是十分快乐。我和童年的游伴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寻找儿时的旧事。我们重游南山、和西山，在日俄战争时的战壕中，找我们过去走过的脚印。闲话在那一道战壕中，扒得铅弹子最多—日俄战争时之大炮中，满装铅弹，炮弹开花后，铅弹子卽散开伤人。战后数十年，农人仍在山中捡铅弹子出售—我和游伴们，敲着山神庙前的古钟，也回忆童年放暑假时，赶看牛群，打着响鞭，在夕阳西下时，所做的「牧童鞭影乱斜阳」的旧事。

我们穿过还没有长叶子的柳树林、桃花林、踏着白杨树的叶子，闲话农村生活。我们经过刚刚解冻的小溪流，去看山梨红树！那恐怕是我过去的半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被清算的故事

二哥在我家居的两天中，详细讲了我家被清算以及村人摔死一个共匪「团级干部」的故事。那就是几个月以前的故事。因为我家是那个村庄中的「小地主」，虽然仅有房屋九间，却也整洁，所以共匪的「团部」就设在我家中，共匪的一个「团指战员」也住在我家中。最初一个月，他们叔叔伯伯的叫个满甜，士兵们也打扫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但一个半月以后。开始打锣，「扭秧歌」和清算鬪争。于是那匪干告诉我二哥：因为我家有读过大学的学生，而且有田地在百亩以上，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阶级」，他劝我二哥：要自己打锣，自己带上纸帽子，在门前大呼：「我是开明的地主，自愿把东西分给邻人」二哥当然照着他的话去做，鸣锣高喊。邻居的人，包括我们的亲戚，群来我家把东西分得一干二净。不过一个曲姓邻居。看到我们家的一些玉器，包括大伯父的玛瑙鼻烟壶等，偷偷的交给二哥收藏。一场瓜分，在一个下午就办理完毕，当然粮仓也被打开，粮食被人用麻袋和布袋装走。不过在半个月后，国军的二○七师收复我们的村庄时，被分去的东西，一样不少，全由邻人送回。彼此间也没有什幺误会。二哥说：住在我家的那个共匪「团指战员」，在撤退时，被国军的炮弹炸伤了一条腿，许多匪兵也负伤，村人被征去做担架。有两人抬的就是那个「团长」。抬「团长」的人，虽然口喊着，大家要轻抬轻放，不要伤了「团长」，但当四顾无人时，却狠狠的巅了几巅，摔死了那个团长。用以报复他的嘴甜心苦、清算鬪争的仇恨。
当夏天到来时

二哥在第二天夜里，又和我长谈到午夜，闲话十多年来家中的遭遇。依照他的判断，共匪不可能在农村生根，但他也知道，政府的接收人员，很不争气。

那一晚，二哥谈得疲倦后睡着了！而我却难于入梦，我又想到童年时代，当夏天到来时，我家点着艾蒿熏蚊子，我和二哥睡在庭院中的大车上，点数着天上的星星，让夏天的露水浸湿短衣裤。到秋天，在明月当空之夜，老牛套上石头滚子，压着大豆的壳，用「连紧」—打谷壳之物，中有一轴—拍打拍打的击着豆壳，间以山歌唱和，那种农家的乐趣，以后将会少见了！

那次回家，使我感到父亲确是老了！他一生中辛勤所得，省吃俭用的积蓄，怕是保不住了！因为国军防守的是城市而不是乡村。当我离开家时。我建议他便宜些卖掉土地，搬进城里去住，他却表示了，他自下关东后，用自己的血汗，所创造的家业，至死不离寸步。

当然，在第三天，父亲和哥哥又用眼泪送我离开家园，那情形现在想来，犹似昨日。谁又会想到，一转眼间，又已二十四年？
繁华的沈阳

我回到沈阳后，现任立法委员王常裕先生所主持的「东北公报」，邀我做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东北公报的财务情况不好，工作人员也意兴阑珊，我住在报社，每天吃窝头、豆腐、高粱米饭，晚间有时还要帮助总编辑看大样，工作重而待遇低，而且印刷也差。当时沈阳销路最好的报纸是「东北民报」和由「中苏日报」改名的「中央日报」，其次是「新报」和「和平日报」，记者阵容，也以「东北民报」最坚强。「东北公报」的记者，外出采访，不大受人重视。在那里我仅作了三周，便悄然退却，到「新报」作采访副主任，当时的采访主任是刘兴武，一个月后，刘兴武调任经理，我则接充采访主任。

「新报」的社长是四川籍的徐露放，他年轻干练，作事颇有魄力，白天他坐在经理部处理业务，晚间则又坐到编辑部办公。他常常比较新闻，并在报纸上打红圈。

「新报」是青年军二○七师经营的报纸，但是军方却不加干预。「新报」有一个特色，是重视读者投书，对于贪官污吏的抨击，不遗余力。每天大约有四栏地位的横栏，刊载读者意见。我在这个报社工作得很愉快，当时每天下午必到剿匪总部的记者接待室和同业碰面，其中碰面最多的是「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东北民报」的采访主任朱澍，「和平日报」的采访主任陈骥彤，剿匪总部的发言人是雷锡祺参谋。雷参谋每天下午三时，一定坐在记者接待室等候记者，有军事情况时，就发布新闻，没有「战报」，就和同业聊天。那时候，军事新闻没有什幺竞争，仅是大家写稿时的写法不同。因为没有较多的新闻竞争，所以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尽管那时的辽南军情很紧张，但沈阳城内依然是歌舞升平的世界，是一个繁华世界。连我们这批记者也没有「大风暴」将要到来的感觉。但政治上的腐化，越来越深，物价一天天在高涨，军队也常有扰民的行为，东北大学的学生，常闹学潮，那里面自然有匪谍渗透，鼓动学生的情绪。

我在「新报」工作时，卫立煌将军已经接任剿匪总司令两个多月。卫立煌个子不高，他喜欢穿长筒黄色马靴，并带上刺马钉，但他不大接见新闻记者。他是一个很平庸的人。要他应付东北的非常局面，自然远不及他的前任陈辞修将军。
卫立煌坐镇沈阳

卫立煌自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到任后不久，共匪就报以颜色，来围攻沈阳，旧历年除夕。他下令枪决了一个擅自撤离阵地的师长，才稳住了局面。

卫立煌有一个类似新闻记者的习惯，上午在家中休息，下午到总部办公，夜里十二时左右，在官邸接见客人。卫立煌到任后的第九天，辽阳失守，第廿一天国军撤离鞍山，但他很能沉得住气，新闻界人士称之为「福将」，因为他过去剿匪期间，曾打过几次胜仗。

三十七年二月间，中央发表了王铁汉将军担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董彦平将军任安东省政府主席，徐良接替刘翰东担任辽北省政府主席。

也就在那一个时期，中央开始考虑到组织地方武力，因而在二月廿七日国民政府的「国务会议」，通过了由中央拨款，增加地方武力案。但为时已嫌迟缓。因为那个案子，主要的对象，是在东北组织地方武力，而东北的地方青壮，已为林彪的第四野战军裹胁而去。同时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打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旗号，在辽南各地蠢动，所谓「民主联军」，实际就是共匪的部队。共匪是利用东北年老一代，对张作霖的怀念，委派张学思作「民主联军」的司令员，目的不外是共匪的统战的一部份。，张学思的部队似乎和国军没打过硬仗，他们只是在乡村贴布告，给东北人民一个错觉，认为东北军在张学思的率领下回来了！，也就在同一时期，杜聿明向中央建议，应起用东北宿将，返回东北，因而四月廿二日中央发表张作相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占山将军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

张作相和马占山在当时虽然都想有一番作为，但对整个东北腐烂的局面，已无能为力。同时由于卫立煌要自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张作相实际上并未到差。至于组织地方武力、游击部队，也没有什幺成效。

坐镇沈阳的卫立煌将军，所接到的报告，大都是请求援军，以及各大据点的相继失守。那时我们剿匪总部所发布的新闻，依然是抗战时期的老套，称「撤退」为「转进」。而且常向中央虚报军倩，伪造捷音。

王铁汉主席的作为

在东北情势，日趋糜烂的情形下，在沈阳最有作为的，则是辽宁省主席王铁汉将军。王铁汉任省主席那一年，仅四十三岁，他是一位学养都好的军事家，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担任第六二○团团长防守北大营与日本军队作战。以后并应邀在国联的李顿调查团作证。这位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军，在出任辽宁省主席之前，做过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三十六年九月他率领四十九军自江南返回东北，参加锦西战役。三十七年一月又调充沈阳防守区司令官，指挥第六军和四十九军，以及暂编五十五、五十七两师。他一向不赞同军人办报纸，设学校，所以他做了辽宁省府主席以后，省府也没有办一份机关报。他就任主席时，立志要把辽宁省从破坏散乱中整理起来，期能对东北大局，有些补救。所以他尽量整饬政治风气，打破人情政治，起用了许多新人，推行新政，并制定「以工代赈」条例，解决难民的生活，并且主张「剿匪工作，应军民合作」，那时候河北省的新城县，有一套新的剿匪办法，他就派了民政厅长张式纶到河北去考察。可惜的是卫立煌因循敷衍，王铁汉的许多构想，都未能实现。

王铁汉在辽宁省主席任内，奉行「公廉」两字，他要求同僚们四件事，第一是诚实，第二是效率，第三是重视舆论，第四是争取民心。

他和新闻记者们聊天时，常常提出：军政领导人物，最重要的是能用人，并且要能用学问能力比自己强的人。他所用的人成功，也就是自己的成功。他认为军事、政治的领导人物，最忌讳的事，是胸襟狭窄，气度小和眼光短，喜欢用能力不超过自己的人，深恐怕所用的人，不好驾驭。

在沈阳那个动乱的地力，在那个可以混水摸鱼的时代，王铁汉将军，确实做到了不要钱，也不为自己打算的守则。同时他肯用心思索问题和研究问题，对省政事务，也不大「下条子」表示他的权威。更难得的是位天天抽出一点时间读书，补充他的精神营养。
不在混水中摸鱼的人

他对于斯闻记者，是被动的友善，尊重记者，而不利用记者。他家里没有官僚习气，而且自己接听电话，有记者去看他时，随时接见。答复问题，简洁中肯，从不使用官场中所常用的打「太极拳」方式。

他是生长在忧患中的人，在大时代的洪炉中经过陶冶，多少年来，从不自原则上撤退。我在沈阳做记者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和他有着接触。我看见过，他在家中吃高粱米稀饭，青菜豆腐，也看到他对国事的焦虑。以及有胆识和抱负，而不能施展的痛苦。他是我的采访对象中，极少数的清廉和有所作为的政府官员之一。

当时我常常在想，假如政府派到东北的接收大员，人人能像王铁汉，局面也许不会坏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地步。

此外我也极欣赏辽中县县长陆登的操守，因为他在辽中撤守时，把整整两麻袋东北流通券，交还给省府。那是当时省府拨给他就地买粮的钱，在辽中撤守时，他不交回那笔钱，不会有人知道，更何况在战乱中，他可以用任何一个理由，吞没那笔款子。

我特别要提出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陆登在缴回两麻袋现款那天，我正在省府采访，刚好给我碰到了，并且替他发了一条「花边新闻」。

我做了二十五年新闻记者。在过去这段悠长的岁月中，就是愿意和清廉的官员接触，例如我在台北看到田炯锦的衬衣打补丁，余井塘家中的破藤椅，谷正纲家中孩子睡的上下铺，王任远把有人送给他的礼物退还，沈之岳的儿子结婚时，不发一张请帖，连省主席陈大庆送的一件衣料，做为他儿子结婚的贺礼，也原封不动的退回去，宁肯在第二天亲去陈府致歉。李焕领一家六七口人，到小饭馆吃饭，全家仅吃了八十几元钱。凡是这些清廉的官员，我都从内心中，对他们肃然起敬。

近年来我渐渐领悟到，东北之失，甚至大陆之失，原因之一是失败在「文官要钱，武官怕死」这八个字上。当然在政策上的错误，和匪谍的渗透，也是大陆之失的重要原因。

在「新报」工作的日子

我在沈阳「新报」工作，一直很受社长徐露放的重视，他认为我的表现不差，只是脾气大些。因此他常劝我在修养上，多下些工夫。由于他的重视，因而上海「大公报」的驻东北特派员张高峰撤回关内后，该报的负责人胡政之写信给徐露放，要他在现地物色一位驻沈阳的记者时，徐露放就推荐我为上海「大公报」发电报和写通讯。当时的上海「大公报」和天津「大公报」，重庆「大公报」，都是属于国民党政学系的系统。是支持政府的报纸。后来胡政之先生逝世，才给王芸生抓到手里，带着报纸向共匪投降。共匪窃据大陆后，上海「大公报」和重庆「大公报」关闭，仅剩下天津的「大公报」和香港的「大公报」，十足的成为「匪报」。不过在共匪文化大革命时，迁到北平出版的天津「大公报」，也被共匪封闭了！因此人们相信，假如胡政之和张季鸾先生还在的话，各地的大公报，都不致变节投匪，而且也必然是一张支持政府反共的报纸。

我兼任上海「大公报」驻沈阳的记者后，就搬到「大公报」和上海「申报」合用的办事处去住。那是军方在接收初期，分配给两家上海报纸的办事处。是一栋高级洋房，在旧「日本租界地」内。内部的设备也很讲究。在办事处中，我和「申报」特派员韩清涛先生合用了一个送稿的工友，一个厨子，有新闻时，我们交换消息，仅写法不同。不过在不久，上海「大公报」的责备来了，他的责备方法是，由地方组编辑张蓬舟先生写信，称道我的电报发得得体，通讯写得也好，仅是不希望和「申报」雷同。从那以后，张蓬舟天天寄一份「申报」和「大公报」有关沈阳专电部份的剪报，供我参考。我因为在「新报」做采访主任，发电报时，自然有很多方便，但「申报」的韩清涛是报界前辈，我必须礼让，而不能由于我的力求表现，使韩清涛先生难过。更何况我们每天同桌吃饭，相处得十分友善？因此我们想出个法子，今天我发几条重要电报，明天则要韩清涛发几条重要电报，表示两报仍有竞争。此外上海「大公报」有一个好制度，尊重记者的独立精神。例如我发的电报使用「匪军」，他们决不把它改成「共军」；报社不愿用的特写稿，用最快的方式退回，而不改动记者署名文章的文字，并说明不用的理由。

那时侯我所担任的上海「大公报」驻沈阳的记者，地位实在很低。用今天台北各报的地位来说：似乎相当于「联合报」的驻桃园记者，但当时的报社负责人胡政之先生，却常常来信鼓励，也常有电报来称：「吾弟所发电报极佳」，在最后沈阳被围时，政之先生又有电报发来：「盼吾弟坚守至最后一分钟」。我兼做了上海「大公报」半年多的驻沈阳记者，不认识胡政之和张蓬舟其人，也不知道上海「大公报」的门朝那边开。但却觉得他们对于记者，颇为礼遇。对读书人很尊敬，这也就是在沈阳失陷当天，我尚替那家报纸，发了最后一条电报的原因。此外上海「大公报」对于记者发电报的字数，不加限制，而且要求发加急新闻电报。在那段日子，张蓬舟和我通讯较多，一直到后来我逃到重庆，张蓬舟还写信给我，他不相信共匪会席卷大陆，更不相信中国五千年的儒家精神，会抵抗不住共匪的邪说。因而他认为报人应为保卫自由，多尽一分力量。

此外我过去半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共匪已经打到沈阳城的外围，「新报」的总编辑汪河清和我商量，共匪入城在卽，大多数报纸，已改称「匪军」为「共军」，「新报」是否也该跟随大家改变，我告诉汪先生，在共匪入城之后，我们卽使管他叫「祖宗」，他也要捉拿我们去杀头。我们继续称之为「匪军」，他们也许会认为我们很有骨气，卽使逃不掉而被捉，拿去杀头，也会快些。汪河清接受了我的意见，「新报」出到最后一天，第一版的头条标题，仍是「我军与匪军在东陵有激战」，那是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事。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汪河清原是新六军在长春所办的「前进报」的总编辑，他逃出长春在我之后，他本预备携眷经沈阳返回关内，但我却建议徐露放，把他留在「新报」做总编辑，于是他和他的夫人便留了下来。等到沈阳城陷之日，汪河清和我还有「中央日报」的袁笑星，都列入共匪的黑名单中，被指为地方性的第五级的「文化战犯」。因为当时我们曾为「新报」招考了六名记者，考试是由汪河清和我主持。在我们所录取的六名记者中，平日表现很好，文笔也流畅，新闻跑的也勤快，而且平日言行，也拥护政府，没想到沈阳城破之日所考的六名记者中，竟有两名是匪谍，一个是「城市工作部」的，一个是「教育委员会」的。我们之被列入「五级文化战犯」，就是这两个匪谍，所开的黑名单。沈阳城破后，这两名匪谍，到处寻觅我和汪河清。由于当时急于逃命，我逃亡时，没有和汪河清联络，也不敢联络，后来在我逃抵北平后不久，汪河清也逃出魔掌，于是在北平见面时，给汪先生大骂了一顿。因为那时他的夫人，正在怀孕。汪河清在化装逃难中很吃了一些苦头。他责骂我「重命轻友」，自然是应该的。

一件难忘的事

我在「新报」担任采访主任和作「大公报」驻沈阳记者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段在我的印象中，不能磨灭的事。

那是三十七年十月一日蒋总统莅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并预备在十月二日自北平飞到沈阳视察，十月一日晚间，国防部政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先到达沈阳，当晚他就到上海「大公报」的办事处找我，要我给「大公报」发一条「国军收复辽西重要据点大虎山」的新闻电报。他并且告诉我，实际上大虎山并没有收复，发这条电报的目的，是要总统看了高兴。我告诉他何以不请「中央通讯社」沈阳分社发电，全国各报，都可采用，他说：「大公报」是政学系所支持的民营报纸，领袖很相信「大公报」的消息，中央社的消息，很可能被忽视。我说：时间已晚，而且剿匪总部检查新闻的官员，现在也找不到，电报不易发出。他则表示：由他本人在新闻电报上签字，就可以发出，勿须剿匪总部检查新闻的官员过目。同时他说：他的车子就等在门外，写好稿后，立卽可以发出。我说消息是不确实的，报社会不高兴。他答：胡政之那边如果有什幺问题，由他负责。总之让领袖高兴一下子，比什幺事都重要。这也就是新闻记者报效国家的作为，我最后告诉他那岂不成为我们在欺骗领袖。于是他乃失望而去。

由于这类事情，使我想到，在大陆剿匪时期，将会有许多事，经由少数的高级官员，蒙蔽了上级，当然用心是善意的，但那些行为，却极可能招致不良的后果。

昭陵红叶

在沈阳的那段岁月，我的工作虽然很忙，却也有一些悠闲的日子。夏天在东关的万泉河畔看荷花，在初秋和朋友到北陵去看「昭陵红叶」，走在古老的树林中，欣赏一片一片的落叶。

沈阳的国立东北大学，就设在北陵。若是太平岁月，看那些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古老的树下，发出朗朗的书声。该是多幺令人神往的事。

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仍是三十七年初秋和一位好友游北陵当时的情趣。记得当时两人曾爬上一颗老树，合唱「长城谣」，采些不知名的红叶，放在袋中，用小刀挖下树皮刻上自己的名字，在华表的前面野餐，然后在太阳将落的时候，坐三轮车走在平坦的马路上，享受着晚风的吹拂。

没想到那次昭陵之游，也竟是我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一次。也是记忆中，最美丽的诗篇。那是我生命史中的金色年代，充满青春与活力的金色年代。

作者附记

（一）本刊上期「采访二十五年」中所刊之曾泽生部第六十一军，应为第六十军，特予更正。

（二）「老长春」先生，两函均奉悉，敬请示知真实姓名及地址，俾便趋访请益。

（三）其它读者诸先生赐函，已分别由作者专函作答，于此再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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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围困的长春城

一次交白卷的采访

三十七年秋八月，距离沈阳六百公里的长春，被共匪包围得越来越紧，虽然从新闻电报中，读不到长春市民被围城后的生活情形，但从中央社长春分社的「参考消息」中，已经知道当时的新七军和六十军，不断发生严重的摩擦，市民们连「豆饼」也吃不到时，已经开始吃树叶了！当我从剿匪总部看到中央社的那些不对外发布，单供军政首长阅读的「参考消息」时，心中像压了一块重重的铅，因为在那个孤城中，有我的亲戚、朋友同事和学生。

有一天，我碰到空军第一军司令部的飞行科长宋寿椿上校，在聊天时，他告诉我长春的存粮，维持不到冬天，政府已经派飞机向长春空投粮食，作为军糈民食。有时派出C46运输机空投，有时派出B25轰炸机空投。由于我们在长春时，相处得极为融洽，他已经不把我看成一个新闻记者，因为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希望随空投的飞机到长春的上空去采访一次。写一篇文章。

宋寿椿上校，当时的答复是：他要向上级请示一下，看看能不能获准。那时沈阳的第一军区司令是张廷孟将军，副司令是易国瑞将军。在当时有两位将军，常常亲自驾着飞机，飞往四平及长春一带侦察，一位是空军总部的副总司令王叔铭将军，另一位则是张廷孟将军。张廷孟和新闻记者接触不多，对记者也似乎没有什幺好感，但我计划随机采访，他并没有反对。因此过了几天，宋寿椿上校告诉我说：上面已经原则同意我随机飞往长春，但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能告诉其它新闻同业，第二不能发布任何随机采访的新闻，第三不负安全的责任。理由是如果允许一个记者随机采访，其它记者提出同样的要求，军区司令部无法应付。因此随机采访也不能发布新闻。如果我同意三个条件，宋寿椿将替我安排时间。宋寿椿并说：如果我要不遵守诺言，就是出卖朋友，那时第一个受处分的就是他本人。

我当时未加思索的回答他：我愿意随机到长春上空去看看，回来后不写一个字的新闻报导。也绝对不会伤害朋友。当时的断然决定，只是基于一种好奇心，现在想来十分可笑和十分幼稚，因为新闻记者冒着危险随机去看空投，回来后又不能写一个字，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B25炸机。轰炸机上仿佛有七八个人，其中包括正驾驶和副驾驶、领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击手，还有几名士兵。机舱中堆了一些粮包，上面绑了降落伞。

我们的飞行大约在两万公尺左右，飞机经过四平，到了长春上空，绕了几周，士兵们开始打开舱门，把粮包推下。在长春上空，我什幺也没看到，看到的仅是地面上放出一股一股的白烟，一位士兵告诉我说：那是郊区匪军发射的高射炮弹，因为我们飞得高，炮弹对我们却毫无威胁。飞去飞回，B25轰炸机，飞得十分平稳，也没有开枪向地面射击。在回程中，飞机的副驾驶，并且走出驾驶舱和我们聊天。

当晚宋寿椿和我通了一次电话，我告诉他，这是一次「交白卷的采访」，因为我除了看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烟外之外，什幺也没有看到。并请他安心睡觉，明天的报上，不会有一个字的空投报导。

尽管我那次的采访，毫无所获，但是我仍然感谢宋寿椿上校，对我的信任。信任我不至于违背诺言。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

长春被共匪紧紧困住，是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四平陷匪以后，自那年的五月廿三日起，连小型的联络机，也无法在城区内的「皇宫机场」起落，名符其实的成了一个孤岛。因为守军的兵力薄弱，也无力出击，当时它的处境，真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因为自三十六年的十二月，潘裕昆所部的新一军三十师和五十师以及暂编五十三师，都被调往沈阳，长春仅留下了李鸿的三十八师，以及暂编五十六师和暂编六十一师，和由吉林撤到长春的云南部队第六十军。后来李鸿的第三十八师改编为新七军，李鸿也升任了军长，那就是防守长春的主力。

第六十军的军风纪，自吉林撤退后，一直不好，在吉林撤退时，且有掠夺事件发生，而由新一军三十八师扩编的新七军，在心理上就轻视六十军，因此这两个友军，一直就发生摩擦。

那年的五月中旬，新七军和六十军，在郑洞国将军指导下，自长春出击，出击的目的，则是扩张粮源，「抢粮」图存。当出击的行动开始后，新七军的卅八师和五十六师占领了距长春五十华里的小合隆，六十一师则攻下了长春以南三十华里的大镇范家屯，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则占领长春东方廿五华里的兴隆山。但结果是「抢粮」的目的，丝毫没有达成。因为共匪在撤退时，已把粮食运走，出击的部队，仅在小合隆收购了几千斤粮食。

那次出击，既未打到共匪的主力，而且失去了人民对军队的信心。于是郑洞国又及早下达命令，要卅八师撤回长春。因为那次出击，长春唱的是「空城计」，怕共匪乘虚而入。

郑洞国的新部署是三十八师防守长春城区，六十一师第二团防守小合隆，五十六师一二两团防守大房身机场。五月廿三日晚间，郑在他的指辉部内，召集团长以上的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就在开会时，匪军发动了一次攻势，小合隆和大房身的守军被围，经过一夜的战鬪，共匪「以大吃小」的战术成功了。在战鬪结束时，六十一师的第二团溃败，副团长被俘，五十六师的两个团，也全部瓦解，副师长王正国和两个副团长被俘。

洪熙街的惨象

当时的长春有人口六十万，部队五万余，五月以后，军方由于粮食问题严重，开始鼓励市民出城，并开放卡哨，但共匪却把放出的人，又赶回来。不过有一种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带出一支步枪或者机枪的予以放行。很明显的共匪是要市民吃光长春的粮食，减少长春的防卫能力。

进了七月，长春吃的问题，愈来愈为严重，守城部队，也以黄豆和豆饼作为主食，市内也有人因饥饿而死。于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东西，不准随意搬动，由市府统一分配，而当时可以用作为食物的主要东西，则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饼。虽然酒曲并不好吃，但市民们仍然排队领取配给。

八月间，街头已有了弃尸，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尸体，然后人再杀狗，以狗肉充饥。那是当时的珍品。在无法忍受的情形下，人们潮水般涌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国军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许多人向前冲，共匪就用机枪扫射，想回城国军也不准许，于是留在洪熙街地区的近十万市民，形成了一个人吃人的世界。从市区出来，带着少许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抢光，老弱妇孺，常被人践踏而死。当时的情势是先出市区的人，抢后出市区人的东西吃。不过也有少数人，爬出洪熙街的铁丝网。突破共匪的封锁线，逃得一命。另外则是匪军谍报人员，向持有黄金的人，售卖「窝窝头」，难民们用一个金戒子，可以向匪特买两个窝窝头，一两黄金，可以买五个窝窝头。但当囊中金尽时，也就临近死期。

我有好几个朋友，死于洪熙街的逃亡潮中。但也有极少数的人，从大劫数中，保住一条性命，当时从洪熙街爬出的文艺作家王光逖，便写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长春」，给北平「益世报」，读来一字一泪。王光逖也由于那篇文章，而被「益世报」聘为记者。

据逃出洪熙街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饥饿中，在生死的边缘上，人为了求生，什幺事都做得出，熬到最后，甚至连求死的勇气和愤怒的情绪，也完全消失。当时的洪熙街，真如同神话中的酆都城。
吃酒曲和树叶的市民

读者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们，也许没有人相信，民国三十七年秋天，长春的食米，每市斤会卖到一亿二千万元，在数学上是九位数字。更不会有人相信，在那个时候，还会有人用抬高物价的方式发财。但当时，确实有人囤积居奇，而且军需人员和粮商间，还在互通消息。

我的朋友韩道诚教授，当年他在新七军政工处任科长─后来告诉我说：「那年的中秋节，军方把储备过冬的食粮中，抽出了一部份，发了一天实物，算是犒赏，那是长春笼城中，几个月来吃得最饱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事。」韩道诚特别提到，「那年八月中秋，困居长春的市民，吃完酒曲和豆饼之后，都面部浮肿，当人们，连树叶都吃光时，共匪却在更深人静时，故意杀猪，把猪的叫声，用扩音器，向驻军地区播放。那种心战方式，真是最狠毒的一遭。」

三十七年八月，政府派出飞机，每天空投粮食十八万斤，但粮食投下后，落入六十军的防区，就由六十军没收，落入新七军的防区，就由新七军收藏。落入民家，就被拾获者隐藏。更有些因风向不对，飘落匪军地区。那些粮食，依照政府的计划，是给驻军过冬用的，但局面却没能支持到冬天。

那年九月，共匪自辽南调来早期向共匪投降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由潘朔瑞率领，先向六十军进攻，然后再向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劝降，并在六十军司令部的地下室内，设了一个联络电台，作为匪军和六十军的通讯工具。那个秘密，很快的就被长春情报单位负责人安震东获悉，并且报请郑洞国处理，但郑却不敢动手。

十月初旬，政府决定放弃长春，并派了一架P51机空投突围命令。当时的撤退计画是：新七军和六十军，向梅河口方面突围，然后由廖耀湘兵团接应，撤至沈阳。但这个命令，马上被六十军泄漏给匪方，于是共匪就预备了两个纵队截击，另派十一个独立师追踪，企图一举消灭新七军。

长春沦陷

依照撤退命令，预定十月十七日午夜十二时，开始突围，但十七日清晨，六十军却开始叛变。而且是一个计划十分周密的叛变。曾泽生首先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先扣押了反对叛变的徐参谋长和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和李的两个团长。

在叛乱的当时，曾泽生并且写了一封信给郑洞国，说明叛乱的理由，等郑洞国向他摇电话时，电话已经切断了！郑派兵团司令部的参谋长杨友梅访曾时，曾则闭门不见。

六十军叛变后，新七军和六十军，划大经路为界，六十军在大经路以东地区，新七军在大经路以西地区，互相警戒。中间则布满铁丝网和拒马。六十军的炮口，则对准新七军的司令部。

当时新七军的军长李鸿，正在患伤寒病，山副军长史说代行职务，史说是原先新一军的参谋长，他平时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所以新七军也就失去了主宰。

十月十七日，郑洞国召集新七军的团长，举行紧急会议，说明匪军情况和六十军叛变的情形，然后征询「打不打」的意见。但在夜里他仍下达突围命令。然而那向命令，却没有发生效力。原因是新七军所属的六十一师第一团团长李卓彧和第二团团长姚凤翔，已经和匪方谈判「枪缴械，人回家」的条件，不想再突围了！

十月十八日拂晓时分，叛变的六十军和共匪部队换防，共匪开始入城。这时李卓彧和姚凤翔的投降计划，也为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所接受。于是新七军也派了五个代表，由政工处长杨天挺率领，打着白旗，向匪军请降。
郑洞国自杀前后

郑洞国一直支持到十月二十日，他困守在中央银行，陪伴他的仅是三百人的特务营。在十九日那天，他曾一度准备自杀，当时他向中央拍了一通电报说：「曾部叛变，李部覆灭，洞国何为，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

据郑洞国的侧近后来告诉笔者说：郑国洞在十九日曾计划自杀，同时并与国防部派去的李萧两位视察官一道自杀。他们在办公室中，并每人写好一封遗书，各持左轮手枪一支。郑首先把堆在身旁的空投香烟，一脚踢开，然后躺在床上狂笑。但在几分钟后，他又把香烟拾起，恢复镇静。在邻室的李萧两视察官，见郑未履行协议，也就继续的活了下去。

十月二十日，一面白旗由第一兵团的参谋处长郭修甲举着，从地下室爬出来，向共匪请降。但这时却有一位无名英雄成仁了，他是郑洞国的中校副官，他拿了一挺冲锋枪，爬到中央银行的楼顶，向包围央行的匪军扫射，最后是他自己中弹殉职。从那时开始，长春沦陷了。

长春沦陷后，在沈阳所得到的消息，是郑洞国将军殉职，李鸿将军被俘，长春的守军没有像四平街一样，发生巷战。事后证实，部分是确实的，部分却是以讹传讹。不过郑洞国发给中央的电报，「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一语，却成为当时各报的大字标题。
随军进入辽阳

在长春失守前三个月，国军五十二军刘玉章的部队，曾经收复辽阳。那是在当时一切情势逆转下，国军的一次胜利，但也是在东北回光返照的一次胜利。不过在当时我们却没有回光返照的感觉，对战局仍然充满信心。

国军收复辽阳的日期，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在军队收复辽阳的廿四小时后，笔者随同记者团和国军的后续部队，进入辽阳。第二天就坐军车，回到沈阳。回来后并写了一篇特写「再看辽阳」，刊在七月十七日的「新报」上。

我自沈阳逃难时，什幺东西都没有带出，仅逃出一条性命。到台湾后，却有一位过去在长春青年训导班读书的学生，把我写的「再看辽阳」的剪报寄给我。那是我手边仅存的过去写的一篇稿子。每当我读它时，都不禁热泪盈眶。回忆过去的年华，过去的遭遇，像似一场梦和一缕青烟。下面便是我当年所写「再看辽阳」的原文。

辽阳在变

辽阳收复的二十四小时后，记者团的车子，便开进县城，第一个接受记者访问的市民，讲的第一句话是：「昨天和今天，便换了两个天下，一切都像似一场梦。」接着他呆呆的望着我，不再讲下去，眼睛里像似有泪，但流不出来。

辽阳的市民，确是变了，他们像作梦似的，就换了一个天下。因为昨天和今天，他们完全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物变了，事情变了，连人们的脸，也都变了！

在这一变又一变中，记者感到无限沉痛。因为记者三十五年第一次到辽阳时，看到的笑脸与希望的表情，如今再也找不到了！那整齐的街道，和完整的楼房，现在也都变得凹凸不平，弹痕累累，如今辽阳的人民，在仿徨、在迷惘，像是新从牢狱里放出来的囚徒。在打算着未来的生活。

这个方圆十里的小城，虽然已经收复了二十多个小时，然而仍然死气沉沉。一些也打不出新生的迹象。街上的几辆三轮车、空着车子，兜来兜去，商店虽然已经开了门，但没有买主，街上走着稀稀落落的行人，也都没精打采，若不是有几辆吉普车，风驰电掣的跑过去，我们真会感到这是一所没落了的大院落。

辽阳的晚上，一入黄昏，便宣布戒严，一轮明月，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在这寂静在古城上，远处再传来几声炮响，使人感到这是一座荒凉的战场。

今日的辽阳，像似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旧的放风筝人撒了手，新的放风筝人，还没有牵着引线，只有任着它在半空中，飘摇不定。讲经济，匪币已经失去效用，我们的流通券还没有运来，交易已经失去媒介。论行政，县府刚刚贴上一张白纸条，正为开会忙。一切显得杂乱无章。
浩劫五月

共匪从三十六年的旧历腊月廿七日，攻入辽阳，已经占据这个小城五个多月，人们在恐怖中没有平安的过一个旧历年，共匪带给辽阳的是恐怖与饥饿，因为他们入城后，就开始搜括粮食，然后再施行配给，控制人民的胃。一位姓王的小学生说：他的爸爸，在腊月廿七日那天，辽阳防守战中，中流弹死去，于是他失去念书的权利，他眼睁睁的看着共匪一车一车的拉走城里的粮食，他和他的母亲也就从高粱米的生活，降到吃榖糠的生活。在作梦中他常常梦到他父亲告诉他死得很屈。他又说：他的同学，进了共党学校念书的，近半年来，除了唱共党编的歌曲外，也没念到书。念到的仅是：「不爱爸爸，不爱妈妈，祇爱毛泽东和史大林。」

另外一位姓吴的老先生也告诉记者，辽阳被共党祸害完了，在这里没有了往日的文化气息，也找不到过往的繁荣，共匪留给辽阳的是富人穷了，穷人更穷了。一位中学教师告诉我说：共匪统治辽阳五个月零十二天，在政治上，用的手段是怀柔，因为辽阳城外，已经清算鬪争，而城内则仍然没有开始动作。

在辽阳城，记者团曾参观了魁星楼，高丽门，车站，水泥厂，麻袋工厂，魁星楼的顶端，已被炮火打塌，在麻袋工厂的房屋内，看到了许多枪孔和弹痕，那些都是两次防攻战，所遗留的痕迹。在城墙下面，我们在一片瓦砾上徘徊，想到共匪所使用的残酷的「人海战术」。

一般说来，辽阳的市民，对共匪都无好感，他们痛恨共匪的极权统治，但对我们的政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欢迎。这件事由于记者团想找一家饭馆进餐时，在身后便听到有人说：「他们又来接收了，又来吃饭馆来了」，这种淡淡的讽刺，值得我们的接收人员深思与反省。

目前人民痛恨的是共匪的极权统治和恐怖，而痛恶的则是我们自己的腐化与贪污。再加上无能。但老百姓对恐怖的统治者共匪，要满脸陪笑，对腐化的官员们，也要满脸陪笑。谁来了便请谁升堂入室。一个市民说：共匪虽然充满罪恶，但他们有统治力量，政府虽然自由，却表现出不办事情。也就是因为这些，好多老百姓都在担心辽阳会不会保得住，和辽阳会不会再遭共匪蹂躏。因此他们在说话时，也祇能说到适可而止，甚至在骂共匪之前，也要看看旁边的人。这些受难的青服民族，极其渴望政府有能力控制这个城市，永不再沦入共匪手中。

李运成论「战」

这次光复辽阳，首先进入县城的是五十二军李运成师长，这位讲话一口湖南腔的将军，在他的师部里，向记者团讲述收复县城的经过，他说：辽阳失守时，共匪从高丽门打入，这次他部队也先从高丽门攻了进去。他说，五十二军的部队，接到进攻辽阳的命令后，即澈夜准备，乘着暗夜，衔枚疾走，十五日天亮以前，渡过了太子河，向城东南角的麻袋，洋灰两工厂猛攻。不久就占领了上述的据点。同时更派出部队，由东城向城内伸展。另派一部份部队绕道南门堵击。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使城内共匪，走投无路，乃缴械头诚。然后他再派兵扫荡西郊和车站一带的匪军残部。他说：五十二军从攻击到占领，总计不过三小时，实在是历次战役中所少见的。

当时在辽阳指挥作战的，除了廖耀湘司令官外，还有刘玉章将军和龙天武将军，当记者团访问驻军高级司令部时，他们三人正在围看一张军用地图，研究今后的战略。廖耀湘将军表示：国军克服辽阳后，有没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要由辽阳剿匪总部来决定。

当然，辽阳收复之后，地方上的问题，马上便要接踵而来，譬如县城的粮食，已被共匪拉光，吃的问题，如何解决。已经由共匪分了的四乡土地，如何处理。共匪在时，高粱米每斤售匪币三千元，我们收复后便卖到流通券十五万元。普通日用品的售价，也比匪币高到三十倍到五十倍，这一连串的问题，如何解决。

辽宁省主席王铁汉将军，比记者团早八小时，抵达辽阳，他指示县长，今年的田禾，归耕种的人收割，但当王志仁县长，召集地方人士开会时，地方绅士，极力反对，这一群土豪劣绅，实在是剿匪战中的一个阻力，有事时他们先逃，太平时回来捣乱。他们的脑子里，除了充满自私外，那里有什幺国家，民族意识。这些人和贪官污吏勾结起来，刚好是共匪的爪牙。假如目前我们没有大刀阔斧的作风，说做就做的勇气，辽阳的残局就更难收拾。今日之战，已经到了组织对组织，干部对干部的时候，假如仍就像原先一样的腐化与低能，军队虽然打下辽阳，依然是一个累赘。

静静的太子河

归途，车子经过太子河，河水静静的流，一只木船在摆渡行人，河北岸已猬集了一批赶着骡车，拉着家具，携着妻儿，等候回家的人，他们皱纹的脸中，露出一些笑容。

伫立在太子河畔，看那清可见石的流水和即将搭好的两座浮桥，我仿佛看到了辽阳的新生。车子跑在太子河北岸的公路上，随风飘来了麦香，远处有一望无际的高粱地。

车子经过长辛店时，看到了绕着这个大镇的老柳树，土围墙，一群农民，在那里替国军修路。农家的烟囱中，正冒着缕缕的炊烟。

七月的辽南，正是青纱帐起的时候，在吉普车上，我默默的祷告，愿上苍保佑这些良善的农民，永远生活在自由的生活中。

我当时写那篇文章时，也从未想到三个半月以后，沈阳会沦陷。不仅我没有料到，就是当时的东北军政首要，也不会料到东北会沦陷得那幺快。

卫立煌和范汉杰闹意见

我从辽阳战场回到沈阳以后，辽西地区的大战，正在酝酿，锦州守将范汉杰将军，曾到了沈阳和卫立煌商量应付辽西地区未来的战局。

范汉杰是一个很坦率的人，我去看他时，他直率的说：假如卫立煌将军，对辽西的局势，表示关切，他将在沈阳多留几天，并且要到本溪和抚顺两个工业区看看，要是为卫立对他冷淡，他将马上返防。范汉杰也向我表示：锦州地区，存粮很多，祇是兵力薄弱，但他所指挥的部队，士气很高，当局假如能用他的部队坚守城池，吸住匪军主力，然后以大兵团包围住匪军的主力，内外夹攻，在辽西地区，可以一举歼灭匪军。不知道卫立煌能否同意他的意见。

但在第二天，范汉杰却悄然返防，很明显的，卫立煌和范汉杰的会谈，并不融洽。后来从剿匪总部传出的消息说：卫范之间的会谈，不仅不融洽，而且卫立煌还拍了桌子。

后来锦州之战发生了，参谋本部给卫立煌的作战命令是：加速增援辽西战场，但卫却从容不迫的慢慢作着军事部署，对锦州的救援，比参谋本部的计划，晚了十天。而导致辽西会战的失败。使锦州终于在十月十九日陷匪。

锦州之战，发生于九月十九日，战事连续的打了三十天。那是一场惨烈的战争，而且打了巷战。

事实上，锦州丢得十分可惜，笔者在沈阳弃守后，化装逃难时，途经锦州，那时战事已结束一个多月，但看到的锦州城内城外，仍残破不堪，共匪军队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沿途山边一个洞连着一个洞，那是共匪躲避空军袭击时，所挖的山洞。由房屋被炮火击中，而倒塌的情形，可以看出当时战况的惨烈。

营口之行，中途折返

三十七年秋天，在各地国军节节失利声中，表现得最好的，仍是刘玉章所属的五十二军。他的部队在收复辽阳之后不久，又收复了营口，在营口收复后，沈阳的记者们又临时组团，前往采访，但走到长辛店后，得到的消息是，前面的公路，已被匪军破坏，车辆无法前进。于是陪同我们的军方人员，和保护我们的两卡车士兵，只好沿原途返回沈阳。

但在归途中，发觉情况，越来越不对了！于是走在前面的两辆车子，开始架起机关枪，并告诉我们，听到枪声响时，便伏身在大卡车中。同时把急救药箱，也递到我们的车上，告诉我们，如果同业中有人负伤，先用沙布包扎起来。在天黑下来以后，几辆卡车，全将灯光息灭。车队也缓缓而行，由于车上没有食物和饮水，真是又饥又渴。但却没有一个人畏缩。不过当夜风吹动高粱叶子的声音响时，我们就疑心到是不是有一股匪军，会从青纱帐中，冲了出来。

那一晚时间过得特别长，举头看天，天上的北斗星也仿佛改了方向。终于我们看到了远处城市的灯光，知道快回到沈阳了，当我们经过卡哨，经过守军盘查后，已经接近午夜十二时。在我返抵报社时，新报的社长徐露放、正在焦虑的等待，因为他已接到军方的电话说，辽阳到沈阳的这段路中，临时发生情况，记者团可能在中途被拦击，他看到我回来时，高兴得一下子就抱住了我，连说：「能回来就好了，能回来就好了！」

那是一次「有惊无险」的采访，也是我们撤出大陆之前，最后一次的战地采访。不过那次如果能抵达营口，可能在以后少了很多次逃难的机会，因为刘玉章将军后来表示：如果我们到达营口后，想回沈阳，也无法回去，原因是后路已被切断，必然要随同他的部队撤退。

我回到沈阳以后，托人带了封信回家，不久父亲的谴责信也来了！他老人家，仍责备我不该在乱世中，做什幺新闻记者，他再重申，教书也好，做个小公务员也好，就是不能做这种既冒险而又为邻里所不齿的职业。

那是我近廿多年来，接到父亲最后的一封信，也是我又一次没有听从父亲的话。我仍然热爱我这个职业，甚至到着迷的程度。直到现在，我仍然如此。我的快乐，似乎就建筑在新闻采访上。这多年来，每当我获得一条独家消息，或者写出一篇自己满意的文章，我仍然会「自我陶醉」很多天，甚至连吃饭也觉得香甜。

这是一种什幺力量，在驱使我这样做？我自己也找不出答案。也许永远没有答案。当然在采访中，我也受过许多闲气，包括被采访对象辱骂，自然我也还击过。但更多的气，我还是忍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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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会战的失败

失去制胜机会

民国三十七年秋，七月十五日，刘玉章将军所部的五十二军，收复辽阳后，依照刘玉章和廖耀湘当时的建议，国军应该立即前进，直下海城，收复营口。打开沈阳、营口间的通路。粮食和军需品，都可以自海路补充。就再不需要每天动用五十几架飞机，自北平向沈阳空运粮食。但当时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对于那一作战方案，犹豫不决，因而失去了第一步的制胜机会。

三十七年夏五月中央把李弥将军第八军所属的一六七师，自山东的烟台，调往辽西，进驻锦州。当时沈阳和锦州两地的兵力，足以打通锦州、沈阳间的铁路，使北（平）宁（辽宁）路通车。但剿匪总部，又没有能够利用那个时机出击。而失去了第二个制胜的机会。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林彪匪军开始大规模调动，九月十二日，进攻义县，打了十二天后，义县失陷，廿四日开始攻锦县。就在那一天蒋总统电召卫立煌到南京，九月廿五日总统给卫立煌的命令是：把四十九军空运锦州，其余的主力，限在九月卅日以前，在新民集中完成，实时向新立屯出击。当时为了加强那个命令的执行，中央特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将军，在九月廿六日与卫立煌同机飞到沈阳，共策进行。但卫立煌却一直在拖延，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才召集军长以上人员举行会议，对于驰援锦州，仍在考虑中。在那次军事会议席上，也有人提出主张，沈阳地区的部队向营口出击，然后用船只运兵，以海路驰援锦州。但参谋总长顾祝同则以总统的命令，不能变更，所以进攻营口案，也未能实现。

时间就在卫立煌的迟疑与考虑中消逝了！一直到十月一日，还不能决定。十月一日蒋总统临北平，电召顾祝同、卫立煌两人到北平会商，卫立煌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于是才下达命令给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要他指挥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四十九军、七十一军，合计十二个师，向新民集中。十月二日集中完成，四日开始攻彰武，这一行动，已经较总统原先的限期，晚了十天，事实上是变更了总统的命令。因之在战果上也没有达到原先所预期的。但这个增援部队，如果能在九月十日以前，赶到新立屯，仍然可以援助锦州。然而国军的行动，仍然很缓慢，十一日攻下彰武后，距离锦州仍有一百八十公里路程，共匪为了争取这个时间，终于在十月十四日晚，攻陷锦州。

锦州陷落后，蒋总统于十月十五日又飞抵沈阳，并在自北平飞往沈阳途中的专机内举行军事会议。十六日再转往葫芦岛布置军事。在葫芦岛，总统又发出命令，要廖耀湘指挥的十二个师继续西进，收复锦州。总统回到北平以后，二十日再电召卫立煌、杜聿明两人飞平，面授机宜。但卫立煌又没有依照总统的命令行事。

十月廿五日，廖耀湘的总部，进驻黑山县东二十华里的胡家窝棚，匪军自十九日开始，自锦州向黑山方面作了急行军，并在二十五日夜，突袭了廖耀湘的司令部，使司令部与其它各部失掉联系，然后再分别截击各军的军部和师部，使十二个师全部溃散。从辽西兵败归来的新一军参谋长叶锟将军，在沈阳碰到笔者时，痛哭流涕，他说：怎会想到，十二万大军，在一夕之间瓦解，情况会变得那样惨。叶锟并说：那次战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卫立煌不依照总统的命令作军事布置，一拖再拖，致损兵折将。叶锟在担任新一军参谋长时，就会作画，我们常以儒将视之，但没想到他来到台湾后，竟成为画马的名家。

在东北的记者群

辽西会战结束后，有一部份溃败下来的士兵和军官，陆续返回沈阳，等待整编，但廖耀湘本人却失踪了！经过了一星期左右，共匪仍然没有找到他。据后来逃出匪区的廖耀湘侧近告诉笔者说：廖在兵败以后，得到当地农民的帮助，化装成一东北老农，乘一辆大车，在兵荒马乱中，向关内逃亡，但经过匪军检查哨时，他不会说北方官话，致露出马脚，终于被俘。

辽西会战，国军大败的消息，传到沈阳后，我们这一批新闻记者，仍没有感到，不幸的日子会即将到来。我们对于政府几乎是盲目的信任，死心塌地的信任。我们从不曾想到沈阳会很快的易手，所以我们和平常一样的执行采访工作。每天下午，准时到剿匪总部找雷袭琪参谋，等候他发布新闻。每天只听到雷参谋说：「辽西兵团，败得很惨，沈阳防务，固若金汤」。因为雷的表情和平时一样自然，所以新闻同业，也和他一样，一些也没有对局势悲观。

现在再想起当年的旧事，我们这批记者，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和一些骄兵悍将们，同样处于自我陶醉之中，而不自觉。最后在陶醉中清醒过来时，几乎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当时自关内派往东北各地的记者，大约可分为三派，一派是坚决支持政府的记者，也是最反共的记者，一派是中间派，对政府和共匪都无好感，另一派则是亲匪派记者，或者是共匪渗透到新闻界的匪谍。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中，在一片乱糟糟的政治环境中，每一个人都不隐讳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我的记忆中，反共的记者群包括中央社的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沈阳分社主任律鸿起，「中央日报」的特派员徐佳士和马志铄，中央社吉林特派员张冰子，「申报」特派员韩清涛，「新闻报」特派员潘世征，「大刚报」的特派员张胆，「益世报」的特派员高庆琛，上海「大公报」特派员张高峰，北平「世界日报」特派员樊放，沈阳「中央日报」采访主任袁笑星，「和平日报」采访主任陈骥彤，「新报」的刘兴武和笔者本人，还有东北「民报」的余敢。这些人不论是在长春或在沈阳工作，都表现出反共反极权的风骨。

中间派的则是江西「正气日报」的特派员杨卓之，「大公报」的特派员吕德润，「申报」特派员赵展。亲匪的记者则有上海「文汇报」的特派员雷特，长春「前进报」的郭而清等。后来中间派的记者在大陆变色时，多已投匪，但都没有什幺好下场。反共的记者，大都到了台湾，自然也有几个人在大陆沦后，向自由区逃亡时，被共匪抓了回去，有的送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有的被共匪凌辱而死。有人在失踪后永远没有了消息。

想当年，那是一个敌友分明的年代，是反共的记者和亲共的记者堡垒分明的年代。当时同情共匪的记者，则指责我们这批反共记者是「国特」，是反革命的「文特」，是不前进而且落伍的文人。那些左派记者在当时的气焰很嚣张，而且明目张胆的写文章，同情共匪，当他们张牙舞爪，为匪张目时，却从未料到在匪伪窃据整个大陆后，连他们也一道清算，被洗脑和被改造。有些人的命运和萧军、胡风等共党作家们的命运，几乎完全相同。

「新闻天地」千字斗米

不过在前面所说的敌我堡垒分明中，也碰到过少数例外，譬如沈阳「新报」中，有一位刘姓主笔，每天我们都听到他在办公室中，大骂政府，他写的文章也很锋利，爱走偏锋，在当时我非常怀疑他是个匪谍，但在沈阳陷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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