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听到几位提到罗汉,都说他是个好人,我很快慰。第二次能见到陈先生,就是罗汉的安排,在九一八以前的上海法租界。那时能见到陈先生,并非易事,我想是陈先生失败后寂寞,愿听听纯国民党员留俄同学的观感。谈话间,他最注意清共后斯达林五月十三日在中山大学的讲演(见「传记文学」七八期拙稿「有关留俄中山大学」。该稿六八页下栏第六行,驻伦敦苏俄商务代表团办事处被抄之前,遗漏「苏俄驻北平大使馆被抄」十字。)。我还问过他,「新青年」杂志载有署名 C. C. Young 谈性问题的一文,外传系杨昌济老师之作,确否?他说:「决不是」,解释了一大疑案,因为杨老师道貌岸然,决不为此,如以科学方法谈此,他就会签署本名的。曾有洋人问我,我据此以对。陈先生深信我和罗汉的友谊,约了再谈一回。我两次见到他们,生活都是既穷又苦,很受感动。我和罗汉兄相识,是民国十二年初在星加坡,他由留法勤工俭学返国,原是共产党人。在海南岛上开荒,办了一所农工学校,位于嘉积市(后为共党大本营,把他也赶走了)。他到南洋向华侨募捐,与我相遇,顿成知交,然而当时我与现任国大代表袁同畴等人,在星、马一带,正与共产党斗争,他并不在乎。还邀我曾到嘉积市一游,小住而别。上海不期而遇于法租界马路上,是久别重逢。我们先后自俄返国,时事沧桑,如同隔世,虽然党籍相反,私交仍如难兄难弟。隔了些天,他邀我与陈先生再谈,重点在于「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之辩。事先我们自留俄中山大学返国的部分国民党同学,十七年在南京创办了「党基旬刊」,有同学写了一篇,「无政府主义者与军阀」,和我写的社论对「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所怀疑,闹出大乱子(且待另详),陈先生早已知道,且很感兴趣。我很幼稚(简直是荒唐)的问他,何不挺身而出?正式组党,领导自俄返国大批反对斯达林的优秀份子,与国民党呼应,共同反苏。他笑了一笑,叹口长气。罗汉示意我谈话超出界限而罢。罗汉兄器宇不凡,诚信豁达,吃苦能干,为陈倚重,且可辅其偏执。吴芳国学颇佳,其它条件亦够,如未死,亦可为其辅弼。吴芳与卜士畸同系长沙船山中学学生,一路赴上海加入沪滨工学互助团者,吴为领导人才,卜擅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