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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成败之鉴·军事逆转与国军转进 1 】 异域孤军： 李弥与转战滇缅泰的国军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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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败之鉴·军事逆转与国军转进 1 】 异域孤军： 李弥与转战滇缅泰的国军余部   
所跟贴 【成败之鉴·军事逆转与国军转进 1 】 异域孤军： 李弥与转战滇缅泰的国军余部 -- Anonymous - (34165 Byte) 2004-10-09 周六, 下午2:24 (1334 reads)
花田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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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成败之鉴·军事逆转与国军转进 1】异域孤军2 青天白日旗飘扬—滇缅游击区闻见录 (654 reads)      时间: 2004-10-09 周六, 下午2:54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于衡：采访二十五年之二十一


赴滇缅游击区采访


神秘人物李弥将军

民国四十二年夏天，缅甸和中共匪帮勾结，继续在联合国控诉中华民国的反共游击队，侵略缅甸的领土。使我们受到很重的国际压力。包括美国在内，也向我们施展压力，要求政府撤退留在云南和缅甸地区的反共游击队。那年秋天，在泰国的曼谷召开了「中美泰缅的四国会议」，商讨游击队的撤退问题。

四十二年秋，李弥正在台北，他是四十一年冬天，返回台北述职，政府因为怕游击队事件扩大，引起国际纠纷，所以要他暂时不要返回游击区。那时候有三股压力针对着李弥将军，第一股压力是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博士、第二股压力是外交部长叶公超、第三股压力是参谋总长周至柔将军，他们都主张游击队事件，不能扩大，以免给予共产集团以口实，借机在联合国排除我们的代表权。同时美国也认为游击队必须自滇缅边区撤退，免得把美国也拖入那件国际纠纷之中。一反当年在游击队占领耿马沧澜时候，他们空投武器，支持游击队的作法。

但李弥将军是反对撤退的，他不但反对撤退，而且希望进一步扩展反共游击队的势力范围，李弥身在台北，不能返回游击区，同时他的部队，又受到缅甸军队的袭击，他在极端的焦虑之下，突然患了高血压，那是四十二年春天的事。

李弥中风以后，住进中心诊所，嘴歪了，而且不能讲话，那时照顾他的是蒋经国将军，他几乎每天都到医院去看他，并嘱咐医生，不惜任何代价，来抢救李弥将军的生命。李弥的病后来逐渐有了起色，他的夫人龙娱慧也从游击基地赶回台北，他大约住了三个多月医院，才转到阳明山的一个招待所中疗养。

在李弥患高血压住院的那段日子中，新闻记者无法接近他，美联社和合众社的记者，也找不到他，但有一天晚上，合众社记者查到他的房间，而且闯了进去，当天夜里李弥便换了病房，第二天合众社记者找不到他，于是便发出李弥逝世的报导，政府也没有出面否认。于是李弥将军的生死，便成为一个谜，李弥将军，也成为神秘人物。当然后来他住在阳明山养病的那段期间，更没有新闻记者，可以见到他。于是有些外电又说他已经秘密返回游击山区。而事实是从他生病以后，就一直不再有机会返回他「披荆斩棘」所一手开拓的游击区，但他仍有一个职衔，是云南省的省主席。

在李弥生病期间，台北的报纸，没有刊载什么新闻，但香港和美国的报纸，泰国及缅甸的报纸，则常使用外电，把他的消息，刊作一版头条新闻，称他为中国的「加里波地」将军。
司令官的「手谕」

民国四十二年初秋，当曼谷正酝酿召开四国会议时，我在阳明山招待所找到了李弥将军，当时陪我去看他的还有香港时报的特派员冯志翔先生。我们说明，准备利用赴曼谷采访四国会议的机会，顺便赴游击区去看看他的部队，希望他能给我一些便利。因为在过去四年中，从来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到过游击区，关于游击队的事迹，也没有一个记者作过有系统的报导。

李将军犹豫了一阵子，他向冯志翔先生和我问道，香港时报是党报，政府会允你们派记者去吗？冯先生告诉他政府将不会阻止。

「你们已经取得政府的同意了？」李将军再问。

「外交部已应答应我可以到曼谷采访四国会议的新闻」：我答。

「国防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李将军问。

「采访四国会议新闻，只要外交部肯发护照就可以成行」。我答。然后我说：到曼谷之后，我自己设法进入游击区，现在我希望李先生能指示你的部队，在进入山区后，给我一些方便。

李弥将军，沉思了一些时候，他像似指挥官作战时，下了一次决心似的，从书桌上取了一张白纸，然后用红墨水的笔，在白纸上写道：「香港时报采访副主任于衡先生，赴本军防区采访，希给与食住交通及一切之便利」，下署李弥及年月日。

李将军的行书字，写得十分清秀，也十分潦草，但那一张纸条，后来我到了滇缅边区，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力，游击区的高、中级及下级干部，一看到那张纸条：比什么证明书都有用。几乎每到一处，看过那张纸条的人，都说：「司合官的手谕，亲笔的手谕」。那时候我才体会到李弥将军，在他部属的心目中，已经生了根。
兪鸿钧总裁特拨外汇

拿到李弥的「手谕」之后，冯志翔先生开始向香港时报总社报备，但总社的回信则说：时报很穷，没有这一笔特别经费，但也没有拒绝我前往游击区采访。

于是我去看中央银行总裁兪鸿钧先生，兪鸿钧在那年四月十日，已继吴国桢之后，出任台湾省主席，但仍兼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兪先生对新闻记者特别友善，他的作风，也十分开明，被当时的省政记者称为「新闻记者之友」。省政记者要见兪主席时，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敲敲门就进他的办公室。

我去看兪先生时，首先告诉他我预备到滇缅边区采访，但是香港时报拨不出一笔经费，兪先生思索了一下，他说：时报是党报，他应该设法帮助我成行，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个办法是：由台湾银行拨出一笔官价外汇给香报时报，然后把它用市价卖出去，以所得的差额，做为我的旅费，那时外汇实施严格管制，官价和市价，相差一半。也就是说：政府拨出的外汇，一转手，就有一半的好处。

但兪先生和我详细的计算了赴滇缅边区的旅费，包括从台北到曼谷的来回机票，在曼谷每天的旅馆费和食宿费，进入山区以后，可能的化费，他每天给我的预算是美金八元，包括食宿费用，时间预定是一个半月，他的算盘打得不松也不紧，最后他下了一个条子，拨给我一笔美金外汇，在当时没有观光旅社，每天美金八圆，足够应付，当时我拿着他的条子到台湾银行办手续时，一位职员看到是兪总裁的字，告诉旁边的一个人说：是总裁的条子，是他的亲笔，我注意拿条子的人，手有些发抖，当然很迅速的就办好结汇手续。
香港政府、不准入境

这时我们再致函时报总社，社长许孝灾先生，欣然同意，我赴滇缅边区采访。于是我加紧办理签证手续，但泰国大使馆，却迟迟不肯签证，说要向泰国外交部请示，于是我再去找外交部次长胡庆育和时昭瀛，他们两人，都先后以次长的名义发了电报给当时的驻泰公使孙碧奇，要他向泰国外交部接洽。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孙碧奇才有覆电回来，说泰国已经同意于衡赴曼谷采访。

九月中旬，我终于搭民航队的班机，自台北飞往香港转赴曼谷，那一班飞机的乘客中，只有两个中国人，除我以外还有一位于春富先生，另外则有十多位美国人，那些美国人和于春富先生，在香港下机后，飞往泰国的仅剩我一个客人，因而受到两位空中小姐的殷勤接待。因为那时候，没有所谓观光客，也没有出国做生意的人，飞机的乘客，大都是公务人员。像今天台湾这样繁华，国际机场的人潮拥挤，在二十年前，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我搭乘的那架飞机，在香港要留停两小时，但香港政府，却不准我入境，虽然时报的总编辑李秋生先生在一周以前，为了我办理入境的事被香港的移民局约去谈话—因为他是我办理过境手续的保证人—但香港政府最后还是否决了我进入市区作一小时的游览。

李秋生先生，知道我不能入境，在我坐的飞机抵达启德机场时，特别到过境处来陪我坐了两小时。因此我在香港时报，工作了四年多，始终不知道香港时报的大门，朝着那边开。一直到民国五十二年春天，随陈副总统访问越南时—陈先生的飞机并未经过香港—道经香港，我才有机会到香港时报去看了一下，不过那时我已经到联合报工作。前后相隔，已经十年了。

民航队飞机，飞抵曼谷时，已是午夜十时，当飞机在廊曼机场上空盘旋时，我由窗口下窥，机场上的蓝色灯光，像一粒一粒的蓝宝石。飞机着陆后，我国驻泰大使馆和李弥部队驻泰办事处，都派代表来接，因为机上祇有我一个客人，所以很快的办好入境手续。那一天夜里，我被安排住在「四国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办事处，当晚我国的首席代表衣复得上校，陪我聊天到午夜一时。他埋怨游击队代表不肯合作，是那晚的中心话题。

我国代表团的办事处，设在曼谷的中心区，临时租用了几间民房，房间里，摆着一排行军床，代表团的团员，全是国防部的官员，其中有两名，刚从政工干校毕业的军官，对我显得特别亲热。那一晚我就睡在行军床上。

李文彬将军和衣复得上校

第二天，李文彬中将，派车子把我接到他的办事处，李文彬将军是李弥部队的副总指挥之一，临时从游击区调到曼谷，代表李弥将军，参加四国会议，在办事处里，我认识了罗石圃上校，他是李文彬将军的得力助手。到了办事处，我才体会到游击总部的人，全反对撤退游击队，而李文彬中将和衣复得之间，有着很深的歧见，因为衣复得是国防部的代表，也是参谋总长周至柔上将的代表。

在曼谷我接受的第一个官式宴会是驻泰大使馆公使孙碧奇在大使馆举行的晚餐会，当时的另一位客人，则是吴幼林先生，吴先生是中央信托局的副局长，他正在曼谷出差。第二天李弥部队的代总指挥柳元麟将军夫人，也在他的家中，约我晚餐，作陪的则是李文彬将军，当时柳元麟将军，正在山区，指挥作战。

在以后的几天中，我有时住在李弥的办事处、有时住在衣复得的代表团，双方都在向我诉苦，李文彬将军说：衣复得上校，在谈判上，唯美国代表之命是听，想把游击队，撤得干干净净，减弱反共力量。他认为衣复得的所做所为，都是「卖国的行为」。衣复得上校，则向我表示：国防部给他的压力很大，李文彬的态度顽强，不好办事。

那一年我祇三十三岁，思想行为都不够老练，但我却拿定一个主意，是要保持新闻记者的超然立场，不介入两者的争端之中，也不传播双方向我所讲的话。

谈判停顿、缅空军轰炸

事实上，四国会议的谈判，在九月下旬，已陷入停止状态，缅甸代表于九月十七日退出会议。然后，卽连续两天，出动空军，向游击队各重要基地轰炸。但中美泰三国代表，则继续在曼谷接触，九月三十日，我国首席代表衣复得上校提出呼吁，希望缅甸代表返回会场，继续磋商。当晚我自曼谷的电报局，发回香港一千字的电报，第二天香港时报在第一版以三栏地位刊出：标题是「我游击队能否撤出：关键系于缅方，衣复得呼吁缅代表继续会商，电报的全文是：

「【本报特派记者于衡九月三十日曼谷专电】我出席四国会议首席代表衣复得，本日呼吁缅甸代表，应卽返此间，参加四国会议，积极进行，实施撤退缅边反共游击队工作。缅甸军队应立卽停止向反共游击队攻击，俾使预定撤退之游击队，能顺利撤退。如缅甸军队继续向准备撤退之游击队攻击，不仅不能解决游击队之撤退且徒增加和平解决此一问题之困难。

四十三岁之军事外交家衣复得，今日单独接见本报记者时称：他始终相信战争非解决问题之基本办法。依复得称：现在之四国会议虽面临困难局面，但他深望缅甸政府，能深明大义，使其代表能重新归来，迅速执行撤退游击队之实际工作。他再度重申目前之局面虽甚险恶，但他对撤退游击队一事，仍未丧失信心。他说，他仍以传教士的信心及渔翁钓鱼的忍耐心情，遵循政府尽力协助实行本年四月间联合国决议之政策，来处理这一问题，使最后能获致圆满成功。

本报记者自台北抵此后，曾广泛听取有关撤退缅边游击队问题之意见，现有各种证据，说明四国会议之暂陷停顿状态，系缅甸一种有计划之阴谋，因截至九月十四日，会谈尚极为正常，且签字在卽；但十五日缅甸驻泰大使宇柏，突向中国政府攻击，于十六日卽提出撤退五千名游击队之不合理要求，而十七日下午，缅甸代表卽仓促返国，且缅方代表于十六日提出之不合理要求限中国代表于二十三日答复，但于提出要求之次日而尚距答复限期一周之时，缅甸政府卽召回其代表，使顺利进行之四国会议，急剧转变。同时在联合国内，苏联代表维辛斯基于十五日发表演说时，除攻击游击队问题外，并提出韩国之政治会议中之中立国家包括缅甸在内，凡此种种均足说明何人在幕后操纵缅甸。

另据来自游击队前方的消息称：缅甸代表在十六日提出不合理之要求前，缅军于十四日卽开始自大龙渡渡过萨尔温江，向游击队进攻，旋于十七日、十八日两天，卽开始出动空军轰炸。此更足以说明缅甸政府，在苏俄之操纵下，早已安排一项阴谋，该一阴谋且为国际间之一项政治交易。

惟截至现时止，中国代表团对撤退游击队一事，诚如首席代表衣复得上校所称，渠仍继续向和平解决此一问题之方向努力。现缅甸代表虽已退出会场，但中美泰三国代表仍继续就撤退游击队问题，进行会商。一般相信，如缅甸军队停止向游击队进攻，该等游击队可望于一周内开始撤退；但目前游击队之能否顺利撤退并不操纵于游击队之领袖手中，而关键则系于缅方是否阻止该等游击队之撤退。」

十月一日，李文彬将军，也在他的办事处和我谈话一小时，他说：缅甸空军，现在正大举轰炸游击区，还有什么好谈的，他的谈话，我发了五百二十个字的电报，由于那一天顾维钧大使在华盛顿会晤了国务院的罗柏逊，谈的也是游击队的撤退问题，所以香港时报在十月二日以第一版头题刊出了我的专电再配上合众社华盛顿的电报，那天时报所标的两行主题是「缅扩大陆空攻势」，「广泛炸我游击队」，两行副题是「李文彬向四国会宣布缅暴行。顾维钧访罗柏逊商解决方式」。
电文的全文是：

「【本报特派记者于衡一日曼谷专电】」缅甸政府军队连日仍继续以陆空联合作战方式，向李弥将军之反共游击队袭击。其空军袭击之范围，已扩大至猛撒以外地区，景栋、大其力、猛撒间之三角地带，猛海附近地方，日前亦遭受轰炸。游击队与人民之伤亡，正调查中。游击队派来此间出席四国会议之全权代表李文彬将军，二十九日复以备忘录一件致四国军事委员会，抗议缅军阻碍游击队进行撤退工作。李文彬中将在过去二十四天中，已先后以备忘录六件，送致四国军事委员会，说明缅军可耻的暴行。

五十七岁的游击队领袖李文彬将军，在过去两月中，显已以极端的耐心与诚意，代表游击队与美泰缅各国代表商谈撤军计划，但他目击缅甸代表蓄意破坏四国会议之一连串阴谋后，已异常愤懑，李氏今日接见本报记者称，吾人对游击队之撤离工作，已尽最大努力，今后游击队如不能及无法撤离，游击队将不能对此负任何责任。截至记者发电时止，四国军事会议除缅甸代表缺席外，一切仍照常进行，中美泰三国代表，显以再接再厉之心情，处理此一问题。惟现在无人能保证该项撤军工作，是否能获得最后成功，因在缅军继续攻击之行动中，事实上已阻碍游击队之撤离工作。」

进入了游击区

十月四日，我驻泰大使馆武官仲伟成上校，给我办好自泰国边境出境到游击区去的手续，第二天便坐飞机到了清迈，清迈是泰国北部的避暑胜地。在清迈李弥部队的代表阎元鼎，替我安排了住处，是当地的一家避暑山庄，但第二天，便有四名缅甸政府的情报人员在我住的附近跟踪我，于是关元鼎便把我安排住在他的家中。

十月七日通过泰国边境，正式进入游击区。一切的安排，像似做梦似的，也极富有传奇性，因为那一天，阎元鼎陪我坐了汽车，从清迈出发，到达泰国国境的检查哨，被看过证件之后，我们继续前进，直到汽车不能行走时，阎元鼎说：他已有电报通知前一站的游击区联络站，并且接到他们的回电，现在我们所停留的地方，就是游击区，他因为有重要的事，急须赶回清迈，要我一个人沿小路前行约两小时，便会有人来接。他说：你祇要把李弥将军的「手谕」，给他们看一下就行了！然后他再补充一句：这地区绝对安全。没有匪盗，也没有猛兽。

当时，我的内心实在有几分恐惧，因为我不知道来接我的是什么人，我将遭遇到一些什么事，但为了逞强，只好告诉阎元鼎，你回去好了，我会沿着荒山的小径前进。（请参阅拙著滇缅游击边区行）

于是我一个人沿着山路，踽踽独行，向前看已经出现了一片大森林，我边走边想，如果没有人来接的话，今晚将睡在什么地方？

大约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在我拖着疲倦的步伐，且思且行时，突然从森林中，走出了两个农夫，他们头带椰子叶编成的大草帽，手里拿着尺来长的旱烟袋，一身破旧的黑色短衣裤。其中一个年长的问道：「你是于先生吗」？我迫不及待的答称「是的」！那个年长的又说：「我们是来接你的，现在我们替你带路」。他们没有告欣我姓名，我也没有问他们的姓名，默默的跟在他们的后边走。大约又步行了半华里左右，一辆牛车，停在山腰里，山腰中有一个茅草棚，棚里的竹板上，躺着一个人，在那里假寐。

「我在这里已经等候你很久了！于先生，我们欢迎你上山」，这是那人从竹棚中站起来的第一句话，然后他说：「我姓萧名仁瑞，是反共大学的教育处长」。

我在念初中时爱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当时心里在想，这简直像水浒传中的一段故事。特别是那两个农夫打扮的人，更充满了神秘的气氛。

像似朱贵的酒店

萧仁瑞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西装脱掉，换上草黄色军装，两个农夫，也换上军服。因为那几天缅甸空军，正在轰炸游击区，黑色的西装，将会引起缅甸空军的注意。当然军装是萧仁瑞带来的。在我改装以后，那两名农夫，替我把西装包好，放在老牛车上。

我和萧仁瑞坐上牛车，在山谷中徐行，山路的坡度很大，牛车随时都有翻车的可能，但驾驶这辆牛车的白夷土人，一路上却不断哼哼呀呀的唱着山歌。

车子进入一望无际的丛林中，在车路两旁，就有山猿出现，咕咕咕咕的叫个不停，萧仁瑞处长和我在车厢中聊天，他的表情很自然，而我却为周围的大森林而感到迷惘。

中午过后不久我们停车，在路边埋锅造饭，连那个白夷车夫，两名化装农夫的游击队员，一共是五个人。大家从山泉中取水，以枯树枝作柴，两头黄牛，放在野地吃草，牛颈上挂着的牛枷，咯咯作响，像似老僧，在敲木鱼，又是另一番境界。

我们用斧头砍开自山下带来的一罐牛肉，因为没有筷子，只好左手抓饭，右手抓肉。那顿饭吃得特别香甜。

黄昏以后，车子继续在山谷中滚动。天黑了，星斗满天，在一个不知名的「寨子」前，我们傍徨着，又走了一些时候，看到了一座古庙，于是我们和缅甸的老僧商量，他允许我们在古庙中借宿一夜，但是却不愿给我们五个人的食物，于是我们决定继续前进，因为再走十多华里，便有一个游击队的中继站。

大约是午夜时分，我们到了一个山腰的平原，远处有一支火炬在移动，渐渐的和我们接近，持火炬的人把我们的车子引导到一所茅草棚中，他杀了自己养的一只鸡，餐桌上虽然没有酒，但我却感到，这里很像水浒传中朱贵的酒店。

那一晚「酒店的主人」沙少校，频频的问我台湾的一般情况和李弥将军的近况，谈到伤心处，他就流眼泪。沙少校是云南人，从卢汉叛变后，他就随着李弥部队打游击，因为他为人精明干练，并通白夷语言，所以被派主持那个中继站，作为部队的耳目。
虎啸猿啼行路难

第二天黎明时分，我被萧仁瑞唤醒，他说，前面的路程，牛车不能通行，必须骑马，同时他说：当天整天的路程，没有寨子，而且森林深处，是老虎和毒蛇出没的地方，因此要带手电筒，火柴和水瓶。

外面准备了两匹瘦马，马背上没有鞍子，我上马后，还未走两华里，便从马背上，摔到泥塘里，于是全身变成泥人。回头看随我们跑路的两名游击队员，他们穿着草鞋，一手抡着着旱烟管，下身也变成泥人，于是他们跑到我身边，再扶我上马。

一条鸡蛋粗细的丈余毒蛇，从我们的马前，唰的一声爬过去，听到青蛙呱呱叫了两声，已经进入大蛇的腹中。日落以后，游击队员牵马步行，我和萧仁瑞跟在后面，用手电筒照着山路的岩石，但脚却陷在黄泥中，拔不出来。那一晚，我也听到老虎的叫声。和猴子的啼声。

我们在一块平原地方，又埋锅造饭，但涧水很难吃，有着浓烈的泥土气味，那一晚我们吃的是糯米饭团，副食则是几粒食盐。

看看表，是晚上七点钟，在平原地带，七点钟，还不会黑天，但在丛林中，似乎已经是午夜时光。向前看没有灯火，向上望，黑郁郁的树影，树高天也显得高，给人一些光明之感的只有几颗星星，又须从森林的缝隙中看出去。我们继续前进，前路迢迢，风吹林海在咆哮，我不知道今宵将睡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达游击基地的第一站。我一边走一边想，想到台北的繁华，想到昨天上午还坐在流线型的汽车中，仅仅一天多，就有了相差一个世纪的变化，也想到昨晚停车古剎边，大庙里的油灯—灯心草点的油灯。还有那些毒蚊子、咬在脚脖上，卽立红肿，我自己眞不敢预料，能不能到达游击总部，和能不能再回到台北。
面黄肌瘦的游击队员

终于在午夜时分，抵达了游击区的第一站，那是群山环抱中的一块平原，萧仁瑞把我介绍给那个游击基地的部队长周竞人将军，我把李弥将军写的条子，在灯下拿给他看，然后他问我是不是国民党员，我告诉他我是党报的记者，自然是党员。

吃过稀饭以后，周竞人将军陪我在操场上散步，涧水从岩石流下来，哗哗作响。周将军说；山区里游击队中，难免混有匪谍，希望我在以后的行程中，多加小心。因为我是国民党籍的记者，以后他对我讲的话，将没有保留。接着他又问起李将军的健康情形。然后他介绍他自己过去是宪兵少将，云南陷匪后，他就来到山区，开始游击队的生活，那晚上他把他自己的床铺让给我睡，他睡到另外一间茅草棚中。

第二天一觉醒来，祇觉得两支大腿发痛，周将军说：那是初次骑马必然现象。然后周将军陪我一道升旗，唱国歌，不过我注意到游击队每一个士兵，都面黄肌瘦，有的穿着草鞋，有的打着赤脚。

周将军陪我和士兵们一道进早餐，吃的是糯米饭团，喝的见番瓜汤。而且是以竹勺子当做汤匙。周将军说：现在的伙食，已经不错，他们初到此地时，大家曾吃过芭蕉心。

在那个基地上，我看到士兵们用竹皮上剥下的纤维，打成竹绳，编成草鞋，我看了士兵们盖的破毡子，山区中的营房、教室、厕所，一律是用竹杆、茅草或大树叶盖成。在山中我也懂得了什么叫做瘴气，并且看到了瘴气。

在第一个游击区基地，周竞人将军，在操场上，陪我练习骑马，并耍练习用手抓住马鬃，上坡和下坡的姿式，也就是上坡时身向前伏，下坡时身向后仰。在练习时，我从马身上，跌下了五次，因为操场上的土软，所以周将军说，跌落的次数越多，越代表练习的成功。在以后的山路中，我确实得力于那天下午的练习骑马。

周竞人将军的血泪\书

我离开第一个游击基地前，周竞人将军特地把他过去写给华侨朋友的一封信的底稿，交给我看，他说：「你看过这封信后，将会了解到我为什么在山区中打游击」。信的原文是：

「XX兄：神洲陆沉，瞬已四年，大陆洗劫，互古未有，而亲戚家人，死难之状，迄今犹见于梦寐之中，令人伤痛欲绝，此恨绵绵，焉能忘报。故前年冒死犯难，远走异城，置身于深山穷谷中，与自然环境奋鬪。

此间大树蔽天，潮湿遍地，日则虫蛇密集，环绕于茅芦左右，夜则虎啸猿啼，山鸣谷应，侧耳远听，其声哀而壮，凄而厉，适足以激发复国复仇之心、鼓舞卧薪尝胆之志、岂鸟兽亦同情国破家亡也耶？

弟前年来此后，曾病疟疾，恶性也。高热不退、不食不眠者逾旬，虽幸获痊愈，然以营养不良，体力迄未恢复。疟为此间通疾，初来者水土不合，十九罹之。此间瘴气尤重，晨昏大雾迷蒙，罕见天日；武侯征峦时之毒水哑泉，信有征矣！……」

我离开周竞人将军的基地时，他替我换了一匹新马，并派了参谋徐汉栋和几名士兵随行，他则在一个小山坡前，和我握别，当我们一行走了很远一段路时，回头看他，他还站在山坡上和我们招手。那情景现在想来，犹历历在目。

十年前，周竞人将军，患了高血压，病逝台北，说他壮志未酬，抑郁以终，应该是适切的。

找到了国魂和党魂

十月九日晚，我抵达另一个游击基地，第二天就是双十国庆纪念日，在基地上我遇到了云南省党部的书记长李先庚先生，他在基地上举行了一个纪念仪式，参加国庆纪念仪式的有地方驻军，云南省党部的工作人员，还有来自附近各寨子上的土人，以及反缅甸政府的克钦族代表。

当国旗在军乐声中徐徐升起时，我的眼泪，情不自禁的流了出来。在国内我参加过许多次国庆纪念会，但没有一次像这样的感动过。特别是那位身材不高的书记长李先庚，站在一个用竹竿搭的棚子下面致词时说：「我们要向大陆同胞赎罪，做为一个国民党党员，我们失去了整个大陆，让成千成万的善良中国人民，受共党宰割，我们实在愧对先烈，因此我们现在在山区中，所过的艰苦生活，一半是带罪图功，一半是砥砺革命的志气。……」

李先庚在台上讲，许多人在台下揩眼泪，面对着丛林中飘扬着的许许多多的大小国旗，我喃喃自语着：「我找到了，我在山区中找到了，那是我们失去了很久的东西，它是国魂和党魂」。那两样东西，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时起，就失落了，因为没有了国魂和党魂，所以派出的接收大员，一回到过去的沦陷区，便以主人自居，他们所接收的是黄金、美女，以及漂亮的宅第。还有派系间的倾轧。于是东北的失败，华北的沦陷，西北的撤守，西南的变色，一幕一幕的在我的脑际出现。

我特别喜爱土台子上边用柏树饰成的双十字，双十字上，揷了许多朵野玫瑰，一位克钦族的领袖，登台发表演说：他呼吁山区中的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反对极权的共产党，另一个流亡的印度人，称道孙中山先生，主张联合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共同奋鬪的远见。白夷土人则围绕着台子唱着山歌。中午大家就在附近的一座古剎内聚餐，人们席地而坐，吃糯米饭和炖牛肉。

一转眼又是二十年了，但那年在山区中，所度过的国庆纪念日，使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翻开四十二年十月十日的日记：上面记载着：『今天我参加民国四十二年国庆纪念日，与会人员，没有坐食革命果实的「绅士」，和「说话是个巨人，做事是个矮汉」的罗亭式人物。有的则是流亡在丛林中的一群孤臣孽子。他们面对着中山先生的画像和总统的画像，悄悄的流泪，情景太使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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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衡：采访二十五年之二十二

李弥部队的总部猛撒

爬爬爬，爬过了石头山

四十二年国庆日过后的第三天，我又开始艰苦的「采访旅行」。也是那次在游击区中，过着最艰苦的一段生活，更是我过去三十三年的人生旅程中，从未受过的苦难。我们一行，晓行夜宿，有时住在古庙中，有时露天过夜，晚上就燃烧野草和树枝取暖。

大约是我进入游击区第九天日程，在一个古庙中歇了一夜之后，天还未亮时，我被随行的参谋徐汉栋叫醒，匆匆上马，徐汉栋告诉我说：当天的路程，全是「绝壁」，走晚了便赶不到前面的寨子，而这一段路虎豹特多，路上常常闹事。

在我们登程后，不到四个钟点，头上突然出现了缅甸的飞机，在丛林的上空盘旋。我们将马放入更密的林丛中，人则躲到几株四五个人合抱不住的老树下。同行的马帮商人安国强则在树下大骂：「狗养的，将来打到仰光时，非赔老子的一匹骡子不可。」因为在十天以前缅机轰炸时，轰死了他的一匹骡子，因此他一看到缅甸飞机时，就咬牙切齿。同行的士兵，也将一枝步枪对着上空，准备要开枪射击，被徐汉栋参谋喝止，告诉他打不到目标，徒惹它来扫射。……不久飞机飞走了。

我们把马拉出密林，从新踏着山上的小径时，天又开始落雨。在前面，一座笔直的山峰挡住去路，那便是士兵们所称的石头山。

我望着山峰，叹着气，山顶被白云封锁着。其实我们现在所站着的山岭，已经够高。当时我想到几年以前，从西北的宝鸡到重庆时，经过秦岭和五丁关那段险路，在当时坐在载棉花的汽车上，念着「蜀道难」。如今再望着这个石头山，那段蜀道眞该是最不难的道路了。

我骑着马，头伏在马的子上，右手紧握马鬃，两只脚把镫踏得紧紧的。爬了两华里，马走得浑身大汗，稍遇可以立足的地方，马便停下来休息，喘个不停。回头看徐汉栋参谋和送我们的士兵，都面色苍白，停在一块石头上喘气。全山路都是石头，石头的旁边是深陷的黄泥，骡马是从石头的缝隙中穿过，马蹄上的铁碰到岩石上，时时冒着火星。

马在石头中，夹住前蹄，安国强告诉我不能骑了，前边的路更险，一不小心，掉落马来，连骨头也要碎掉。这时，我的头在冒汗，心在发跳，因为在这千钧一发中，我的生命，随时可以结束。被人扶下马来时，向南望了望台湾，眞不知道我能不能平安归去。我把短筒胶鞋，换成长筒胶鞋，手抓着石畔的树藤，攀缘而登，藤上的刺，刺得满手是血，在两块大石中间，黄泥陷到股际，我拼命拔腿，但拔不出来，回头看，一行四人，个个陷入黄泥中。很久很久我才被人从泥中拉出来，但全身的衣服，已经完全变成水洗，这套水衣中，一半是身上的汗，一半是雨。

身陷泥土突发疟疾

同行的士兵赵志强两腿陷在泥土中，发着疟疾，我们把他从泥土中拔出来以后，放他在大石头上发烧。我们则打开竹篓，啖糯米饭团，一边喝着水罐中的凉开水，一手把盐粒送进口内，不知道什么时候蚂蝗又爬进腿肚，等发觉腿部奇痒时，蚂蝗已吃饱了血液爬了出来，剩下的是腿肚上的血流不止。

蚂蝗：状似蚯蚓，较蚯蚓稍小，刺入皮肤中吮血食饱后，才爬出来。滇西山区的树丛中，到处皆是，下雨天更多。

打疟疾的伙伴，发过高热之后，从大石上爬起来，一声不响的攫食着竹篓中的糯米饭；马的鞍子卸了下来，在林丛中吃草。马夫安国强则继续在大石上呼呼大睡，四五只蚂蝗也就在他的腿上吮吸着他的血液。

远处有不知名的野兽在怪叫，近处的山涧水在哗哗的流动。马颈下的铜铃，叮当作响。风过处，臭气扑鼻，原来在距我们不远前面的山路上，便躺着一匹死马，肚子肿得像一个大鼓，全身叮满了绿头蝇子。

我们唤醒安国强告诉他别再大睡，附近的死马，可能传染我们这两匹健康的马。

爬！爬！路愈来愈险，没有人扶着我，已经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愈爬！碰到的死马愈多，在十华里左右的小径上，我们看到了六匹死掉的骡马，被蝇子与蚂蚁叮咬着。

雨渐渐的停下来，我们在一株大树下，架起朽木，烧火烘烤衣服。突然从前方的山谷中传来「咕！咕！」人打的呼啸声。马帮商人安国强，立卽以「咕咕」回报。再过二十分镂，三十多匹骡马队，从山谷中走出来，垛子中驼满了药材和其它商品，那些人不和我们打招呼，杀气腾腾的走了过去。安国强告诉我：方才「咕咕」的「呼啸声」是问路，前边如果是自己人时，便应报以「咕！咕」。否则对方便要准备，防备遇到坏人了！但咕咕的呼啸，也分成若干种类，和谁该给谁让路的信号。

爬呀！爬的！在一片深涧中，在笔直的岩石上，我们喘着气，终于到达了山顶，向下望，那尖锐的岩石，像刀山，我舒了一口气，感到又捡了一条活命。

下起山来，照样是那样的直坡，更不能骑马。石头虽然少一些，然而泥土却照样滑，我们几个人轮流滑倒，再继续爬起来。徐汉栋参谋不断的挽着我的手，有时我滑倒了连他也跟着滑下去，等这道山路跑完时，已经是薄暮冥冥时候，看看身上的军装，已经全变成泥球。

手上的血迹和泥土混和起来，刺伤的手，反而不觉得疼痛。在山涧下，我们又埋锅造饭，预备晚餐。虽然我们唯一佐餐的东西，还是那几粒盐巴。

在星斗满天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叫做扶余的小寨，大家的「老盾」──老盾为印度银元──花完了！我把五块钱美金交给马夫安国强，托他替我买一些鸡蛋；但不久之后，他跑回来说：白夷人不认这种钱，他们认为它还不顶纸卢比好用──卢比为缅甸之纸币──我告诉他：卽便不顶纸卢比好用也好，祇要能买到鸡蛋就行，结果五块钱美金，祇买到三个鸡蛋。

这一晚上，我们睡到白夷的家中，我屈指计算着离开台湾的日子，眞的没有再继续前进的勇气了，但是回去吗，却比到达猛撒的路程更远，咬咬牙齿，看看棚外的天空，天空没有云，星光很亮，我希望着明天是个晴天。（以上请参阅拙著：滇缅游击边区行。）

缅甸飞机，在头顶上

在我赴猛撒总部的那段路程上，先后遇到缅甸的飞机三次。在头顶上盘旋，每次遇到敌机时，我们立卽把马放进茂密的森林中，人则躲在老树之后。当飞机在头上兜小圈子时，我们总是以背向着飞机。因为那样做，卽使飞机扫射时，也有老树做挡箭牌。

在路上，我罹了疟疾，当疟疾发作时，就吃奎宁丸，虽然我在曼谷时，李文彬将军替我买了几针「九一四」注射药，但在路上，没有医生替我注射，所以那几针「九一四」，直到到了猛撒总部，才开始使用。

在山区的白夷家中，我也看到马帮的「商人」，躺在竹床上，吸食鸦片烟，他们要我「搬个尖」──尝尝鸦片烟的意思──解解疲倦，同时可以抵抗疟疾，但我始终没敢尝试。因为我自六岁从山东的大水坡故乡，下关东后，母亲就告诉我终身要信守两件事，一是不要吸鸦片烟，二是不可赌钱，过去半生中，我从不敢违反这两件事。

在山区中。有一天我十分疲倦，嗅到鸦片烟的香味时，却也曾一度动了吸它一口的念头，但当念头一动时，脑子里立卽浮现出儿童时母亲对我的告诫。以及童年时，母亲在寒夜里，起来烧饭，她一边往灶里添火，一边逼我背诵「三字经」和「千宇文」的情形。

我在山区中，采访旅行时，每遇到危险时，我也常想到母亲的在天之灵，会保护她的孩子。因而坚定了我的精神勇气。使我能勇敢的向前走。

到达猛撤总部

十一月二十日，过午后不久，我终于到达李弥部队的总部猛撒。猛撒的北方，就是车里、佛海，再北面，则是沧澜、耿马。

猛撒这个地方，过去在地图上，看不见它的名字，李弥部队说：那是中华民国云南省的领土，缅甸则说：那块土地属于中缅未定界，而接近缅方。我抵达距猛撒总部一华里的地方，在一个山腰中，总部的丁作韶博士，率领一些官兵们来接，丁作韶博士是早期的法国留学生，在平津一带是著名的律师，在山区中，人们称他是李弥将军的「军师」。

丁作韶博士一见面就说：他接到游击基地第一站的电报，计算日程，我们昨天便该到了！所以他昨天已经在那地方，等候我们一个下午。和丁作韶同时来接我的，还有王少岚中校，他是总部的交际科长。然后丁博士和我同乘大象，一小时后。抵达猛撒总部，代总指挥柳元麟将军，参谋长丘耀东将军和李国辉军长，总部的主任秘书周尔新等，都在总部的大操场前等候我这个新闻记者。

那天晚上，他们杀了一头猪和许多只鸡，并取出自酿的黄酒待客，据王少岚科长告诉我说：那是自邵毓麟大使到山区访问后，他们最隆重的接待宾客的第二次。邵毓麟大使是在一个月以前，代表政府到山区去劝说游击队撤退，他走的路线和我的路线，不尽相同，但他看到游击队在山区中艰苦奋鬪的情形，和我一样，因此，他回到台北后，提出的报告是：滇缅游击区的形势，大有可为。虽然他在山区中和官兵讲话时，也劝告他们，应该遵守政府的指示：撤返台湾。因为那是他所负的官方使命。

我在游击总部那几天，代总指挥柳元麟将军，为我安排了向官兵讲话，并看了附近的部队，参观了用人工修筑的水坝，新建成的飞机场。

猛撒总部已完成了一个行政区体系，在游击区内，关卡严密，凡是经过游击区的药材商、马帮，要缴纳捐税，因此也有税务机关的设置。

除了县级行政机构以外，游击总部也购置了铸币机和设立造币厂。准备发行在游击区行使的货币，但可惜那些铸币机，还没有开始使用，联合国便开始要他们撤退。

我在山区中时，是他们士气最低落的时期，所有的官兵，几乎都不满意政府要他们撤退的决定。校级以上的军官，虽然充份的了解政府的苦衷，但他们的理论则是中国如能强大起来，别人想赶我们出联合国也赶不走，如果自己不争气，一味曲从别人的意见，想继续留在联合国内，也留不住。

这些话，想不到在十八年以后，由于外交上的不争气，由于魏道明外长时代的因循苟安，没有战鬪意识，果然我们退出了联合国。虽然我们退出联合国，是在魏道明被解除外长职务的六个月以后。──魏于六十年三月三十一日解职，同年十月二十六日我退出联合国──周书楷担任外长的时期。

自猛撤发出的新闻电报

十月廿一日，我由总部的人员陪同，进入了云南省西部的一个小村，在那里我伏在地上，嗅着土地的芳香，眼泪不能自抑的流了出来，因为我已离开了大陆四年。

当晚我使用总部的电台，发了一则一千四百字的新闻电报到台北，再转发香港，第二天香港时报，以第一版五栏地位刊出，标题是：「山的那边是好地方！滇西农民大批逃亡，投奔游击队」，另外使用方体字做了说明式的副标题：「本报记者，到达滇西，目击健儿过着艰苦森林生活，游击队领袖以热泪代语言，不相信李弥会下撤退令，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国军反攻大陆，他们枕戈待旦，准备随时攻入云南心脏！」电文的原文是：

（本报记者于衡滇西XX游击基地十月二十一日专电）记者今以苍凉悲壮心境，重又踏入阔别四年之大陆土地。此一未经开发之滇边土地，经常为游击队与中共军接触之地区。游击队员，常昼伏夜出，分若干小组，袭击共军各小据点，夺获其枪械弹药，以壮大本身之力量。在过去四年间，与共军之大小战鬪，达三百六十八次之多。

记者于XX游击基地，曾会晤新自共区来归之共军，渠等每逢游击队袭击时，卽携械投诚，且常有事先函洽游击队，告以将于某日反正。游击队现控制全部土地，几相当于台湾两倍之面积。彼等反共意志之坚决，非亲临斯土，不能了解此批孤臣孽子之心境。

记者与各级游击队领袖晤谈时，他们均以热泪代替语言。他们告诉记者，现在除与共党作战以外，无其它话好讲，游击队战地指挥官柳XX将军告记者称，吾人之生命，早已置于度外，吾人之工作，为只问耕耘，不计收获。游击队各级领袖，常仰望中天而长啸，握拳击石，誓报国恨家仇。他们衣不蔽体，有时以草根树叶为食，人间之富贵荣华，在此绵宣数千里之边陲山区中，早已为人所忘却。

此间所关切者，厥为台湾及沿海岛屿国军能及早反攻大陆，他们必起而向云南心脏地区进攻。

记者在游击区中，曾目击十四五岁之游击队员与其它战士，共度森林生活。这些男女游击队员，大部为无父母之孤儿，因其父兄早已为中共所杀戮。游击山区中缺乏医药，他们经常与病魔野兽毒蛇战鬪，并不亚于与共党之战鬪。

游击队为中国西南地区人民希望之所系，游击队每一小组袭击共党控制下之村庄时，均有大批善良农民来归。共党现已禁唱彼辈早岁所编制之歌曲「山的那边便是好地方」，因该一歌曲，适足以挑逗人民向游击区逃亡。

山区中为藏龙卧虎之所，游击队员中，有若干知识分子及曾受良好教育之军官，每一狙击手与敌人作战时，均百发百中，弹不虚发。中上级指挥官，关心世界局势之演变，较之任何地区之政治领袖，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曾受良好教育之知识分子，亦于山区中度茹毛饮血之生活，实非原子时代之人民所能想象者。

深入云南腹地之游击队员，尚不知有四国军事会议事，他们均怀念游击队领袖李弥将军。他们说：李弥是他们的家长，他们相信李弥将军不会下令使他们撤出边区，阻止他们的反共工作，因他们相信李弥为一坚强之反共鬪士。游击队员中大部为滇籍子弟，乡土观念浓重。收复云南，报仇雪恨，是他们唯一目标。

记者与游击队员共同生活之一周中，曾三度罹疟疾，几至难于支持程度，午夜被凄厉之猿声啼醒时，翘首望天，不禁涔涔泪下。此间无书报可读，偶有人自山下携来三四月前之报纸，尚为队员们争夺阅读之对象。

记者于山区中跋涉之两周中，目击游击队之艰苦生活，有一感想，卽国家复兴前途异常乐观，因游击队之精神力量，已克服一切难于想象之困难，他们已为吾人带来无限希望与光明。

李弥部队威武不屈

在我抵达游击队总部之前，在第一个游击基地，也曾发出一个新闻电报，那是我拜托周兢人将军，派人下山，把电报送到泰国的清迈，由清迈发往香港，当时我不知道，那封电报，是否能够发出，但那条电报，却在十月十三日的香港时报刊出！标题是：「与瘴厉猛兽搏鬪！与共党部队搏鬪！与野蛮缅军搏鬪！李弥部队威武不屈。本报记者到达游击基地，森林似海虎啸猿啼壮士怀故国。」电报的原文是：

（本报记者于衡滇西XX游击基地十月十二日专电）记者跋涉千余里森林地区，于昨日深夜抵达XX游击基地，会晤此间游击队领袖及游击队员。他们已在山区中与共党苦鬪四年，最前方部队，现仍与云南土共时有接触。

记者抵达此间时，几不能相信此身尚在人间，因此一游击地区之四周，均为茂密之森林，白昼蛇虫出没于森丛中，入夜则虎啸猿啼，声极凄厉，午夜不寐，仰望天上星斗，益增故国之思。

驻于此间之游击队各级领袖及队员，生活之清苦，实非后方人士所能想象，他们经常衣不蔽体，糯米为此间之上好粮食，住宅则以竹板建筑，惟经四五年之开发，已使此一蛮荒地区，渐具汉家威仪。山中瘴气浓重，经常阴云密布，罕见天日。游击队领袖及队员，几无一人，未曾罹疟疾，他们均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记者于旅途中，曾数度发高热，随时以携来之药物，支持疲病之身体。写此电报时系在一竹棚中，山中风雨正急，四周时时传来不知名之野兽吼声。

此间医药奇缺，精神食粮之书报，尤感缺乏，惟游击队之士气高昂，全体工作人员，均有光复国土，重返中原之决心与信心。记者抵此后，他们频频争询故国之一般情形。对政府拟撤退游击队返回台湾，尤感不解。他们问我，当局何故必欲将此批反共最坚强之武力，撤退后方？

游击队于过去数年中，已自求生存之起码条件中，步入求发展状态。他们在过去之若干战役中，未曾一度败北，且自敌人之手中卤获武器弹药，以打击敌人。

游击队队员，现须三面作战：一与自然环境及山中瘴厉及猛兽战鬪，一与共党部队战鬪，同时并与来侵之野蛮缅军作战。他们在此恶劣环境中，尚能支持之理由，为大家均有一崇高之理想与抱负，此一理想与抱负，卽争取自由与解放大陆之受难同胞。

基地中设有一极具规模之反共大学，已毕业之学员为XX人，现均分散于各山区中，从事游击活动。游击队中，富有人情味，各级领袖与队员间，亲如家人父子，疾病相扶持，食物互让，解衣衣人之情形，到处可见。他们与土著民族，相处甚洽，每有战鬪，众皆全力支持。游击队中，有一口号，为人数虽多，命仅一条。

记者途经森林地带时，曾目击不久前缅空军轰炸之陈迹，彼等轰炸之目标，多为寺院。边区老僧告记者称：缅军之疯狂轰炸，地方人民，异常痛恨。他们深盼爱好自由之联合国（他们称为国际团体）能予抑止。记者在一竹棚中，写此电报时，正有一小队游击队自棚前经过，他们高唱反共歌曲，衣服虽褴褛，而豪气凌人。目击此一情景，当使懦夫亦激起凌云壮志，而生汉贼不两立之感。

上面文中所称的XX基地，当时是基于军事上的保密，现在可以告诉读者：那个基地是蚌八菁。是仅次于猛撒总部的一个重要基地。

李弥的军事顾问团

在当时我未曾报导的另一件大事是：李弥部队，在克钦族军中，曾派遣了一个军事顾问团，训练克钦族的军队，克钦族部队，是反缅甸政府，而且反共的一支军队，他们的部队一部份驻在卡瓦山区中，一部份则驻在中缅未定界。在猛撒我会见了那支部队的总司令克钦族的一位将军，他在一个茅草棚下，和我畅谈了三小时，他年轻时在英国留学，二次大战期间，率领部队和日本军队作战，但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却受到缅甸政府的排斥，后来由于缅甸政府的亲共，他们乃决心和缅军作战。

克钦族在山区中，有一个亡流政府，我和那位将军晤谈时，他痛斥缅甸政府所采的亲共政策，并决心要攻下缅甸的首都仰光。他告诉我说：他的部队，所缺少的就是武器和弹药，李弥将军所率领的游击队，虽然分给他们一些武器和弹药，但究竟是杯水车薪。

他告诉我，他曾自山区中，辗转投书英国的泰晤士报，痛斥缅甸政府的腐败和容共政策，但都如石沉大海，他说：英国政府是支持缅甸政府的，所以他的声音，一直不为世人所知，他希望自由中国的报纸，能够发表有关他的新闻。

他在茅草棚前，为我煮了咖啡，并放了少许的砂糖，我记得他穿了和中国游击队同样的破军装、旧皮鞋，身上带着手枪，他讲话时，时时握紧拳头。

过了两天我也和克钦族政府的外交部长，长谈了两小时，他的反共态度和那位将军，同样决坚，他希望联合国能够处理克钦族的问题，他并且说：终有一天，他们会取得政权。在缅甸成立民主政府。他也希望我能把他的谈话发表。

但是我们游击队的代总指挥柳元麟将军，却一再叮嘱我：千万不能发表有关克钦族政府的消息，因为我们的游击队，已经在联合国中，引起掀然大波，要再把克钦族的事，绞到一起，更给缅甸政府口实，在联合国提出控告时，就更振振有词了。

为了国家的利益，和保持新闻记者的遵守诺言，这条消息，在我的脑中，一直「保密」了二十年，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不仅新闻失去时效，那里的一切也都烟消云散，留给我的只有沉重的记忆。这世界上的一切，随时都在改变，但有一个政治上的哲理，却永不改变，那就是：「胜者王侯败者贼」。

游击队可以占领缅甸

在山区中，丁作韶博士和李国辉军长，都曾坦率的告诉过我，反共游击队，有足够的力量，占领缅甸全境，如果不是在台北的中央政府给他们过多的约束，他们可以在东南亚地区，作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进军占领缅甸全境。

照李国辉的说法是：如果游击队占领缅甸，不但可以增加中华民国的声威，也可以加强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他深信游击队占领缅甸以后，扶植亲中华民国的克钦族政府，掌握政权，那自然是一个亲华而反共的政府。对泰国的安全和越南、柬普塞以及寮国都有好处，李国辉说：他的这种想法，不是纸上谈兵，而且执行起来，非常容易。可惜的是台北一直采取稳健政策，美国也缺少具有远见的政治家。

我问过李国辉，你的补给从什么地方来，弹药从什么地方接济，他说得很爽快，补给和弹药，都取自缅甸军队，因为过去在大其力作战中，他发觉缅甸军队，毫无战鬪能力。他特别指出：只要我们的中央政府，不加干预，占领缅甸，确实是切实可行的方案，但游击队吃亏的是他们是中国人，而且是以老第八军为骨干的部队，所以他们不能不听政府的话。

李国辉和丁作韶的构想和谈话，在当时也许有人认为是不切实际，但在深入游击区作旅行采访，而且目击游击队士气高昂的笔者估计，如果他们真的那样做了，却真的可以改变东南亚的历史，甚至越战，也不会有今日的结局。

现在李弥已经过了七十岁，李国辉也垂垂老矣，只有丁作韶博士，还在成功大学教书，也接近退休的边缘了！他们过去都有过雄心壮志，都热爱祖国，热爱自由，想创造一番伟大的事业。正如反共大学教育处长萧仁瑞所作的云南反共救国军军歌中所说的：「自由种籽，撒在滇西高原，革命力量壮大在蛮荒，吞吐河山，铁骑东征，扫荡中原，除尽大陆朱毛寇，过顿河直捣波罗地海边。……」在那首军歌中，我特别喜爱「吞吐河山」那种豪气。

但那里的一切都过去了，消逝了！人虽然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又是那样的捉弄人，难道一切真是上帝的安排吗？

作者附记

非常谢谢远在美国迈阿密的沈兆龙先生，来函对作者的鼓励。更难得的是拙著引起您在抗战期间由上海闯过日军的封锁线到大后方进大学的回忆。我们都是生于忧患的一代，曾经受过时代的暴风雨的吹打，而勇敢的接受大时代的考验。为苦难的国家尽一点力。我希望能有机会访问美国，并接受您的邀约，到府上作客，并向先生请益。我想有一天能和您促膝长谈，将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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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录内容未完，阅读接下 ]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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