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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 2 】 刘汝明：徐蚌会战前后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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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 2 】 刘汝明：徐蚌会战前后的回忆   
花田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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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 2 】 刘汝明：徐蚌会战前后的回忆 (1527 reads)      时间: 2004-10-02 周六, 上午1:58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作者简介〗

刘汝明（1895—1974），河北献县人。民初，入冯玉祥部当兵。受冯玉祥赏识，逐步升迁，后成为冯玉祥系“西北军”中生代著名将领，所谓“十三太保”之一，累功而数任南京政府之初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军长。1930年，“中原大战”冯部失败后，刘汝明率残部接受张学良改编，任国军第29军副军长。1936年，刘汝明出任中华民国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七七事变”后，历任国民政府高级军职，1943年升任集团军总司令。1946年，任第四绥靖区司令长官。1948年8月兼任徐州“剿总”司令部副司令。 “徐蚌会战”时任国军第八兵团司令官，率部参与政府军对共产党反政府武装作战。后，先后任京沪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等职，1949年秋率残部退台。1952年退役。1974年病故于台北。

以下内容全文摘自台北《传记文学》杂志连载的刘汝明回忆录《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之“十六”至“十八”回，即杂志第8卷第4期（总第47号）至第6期（总第49号）的有关连载内容全文。

摘录部分主要记述了“抗战”胜利后作者所亲历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反政府武装之间的中国内战，特别是著名的 “徐蚌会战”（即中共正史所称“淮海战役”），此外还述及了作者在“徐蚌会战”后率部退台的历程。故鄙人以《徐蚌会战前后的回忆》命名此部分摘录内容，以便读者。发布内容中“* * * * * * * * *”分隔符为鄙人所加，表示原文发表时的回与回之隔。

关于“徐蚌会战”中的刘汝明，除鄙人以下摘录的刘本人有关全部回忆外，特别推荐有兴趣的读者参考阅读“徐蚌会战”时任刘部少将参谋长的李城一口述回忆《淮海战役中的刘汝明》（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1辑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一文，以对刘汝明回忆获得更全面的认识。

最后声明，因个人精力有限，不及逐字根据纸介质母载体校阅电子文本错误，简体字发布文本中若干文字有误，恐再所难免，如欲做引用，务请根据原文之母载体纸介质内容进行核对。其文中如“刘伯诚”等等用字与中国大陆人习惯不尽相同（如大陆称“刘志丹”，而国军将领多称“刘子丹”，“刘伯诚”之例亦属此类。），均不作任何改动，全部正文文字一仍其旧。而原文“何基丰”等用字，经特别核对，似是彼时造字困难，用形近字代之，当非当年作者笔误或手民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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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 2 】 刘汝明：徐蚌会战前后的回忆



裁军调处与戡乱


四十一、裁军调处

剿匪，好象是国民革命注定了最后非走不可的路。当时在一般人，认抗战刚胜利，必须与民休息，共谋建设复兴才对。此时「筋疲力竭，疮痍未复」，接着继续作战，是国家的大不幸——因为满清一再的丧权辱国，民国以后，战乱才息，日本军阀侵略又起，经过八年的长期抗战，死伤无数军民，毁灭无数资财，才得到最后胜利；凡是有良心血性的，都渴望国家的安定复兴。这些看法当然很对；政府何尝不珍惜这胜利成果，希望得到一段喘息机会，好完成国家的各种建设？！因此对共产党和帮他说话的，都一再容让。但共产党是没有国家观念的，决不会爱惜国家命运。直闹至已无和平希望，政府不得已，才走上这条戡乱的路——也就是非走不可的路。

当很多人嚷着和平、裁军的时候，蒋主席就于三十五年春，在南京召集总司令以上文武官员开会。会中除了训话以外，就研讨裁军等问题。我带着参谋长宋聿修一同出席。有一天于各总司令、参谋长轮流报告完了休息的时候，主席单独找我去，问我对裁军问题的意见。我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中央如何决定，我们就遵照如何实行。不过，裁军应该公平一致，要看看共产党的诚意如何而定。会中魏德迈将军也来讲过一次话，他学问很好，虽是美国人，对这些问题看的很清楚，也很客观。会后回防不久，就接到实施精简裁军的命令。我这集团军，裁减了三分之一；裁掉的人，好象是发给几个月薪饷后遣散。但是各处被裁人员，因为凡被「八路军」和「土八路」占据窜扰的地方，都有家回不得；法币贬值物价膨涨，弄得生活无着，走投无路，就有些人自寻短见……，扫荡报上直评论这事。好多军官总队，就在各地又把他们收容起来。古语说：「兔死狐悲」，士气也无形中受到影响。可是共产党的军队旣不裁减，反趁着机会，积极扩张；并且开始到处窜扰滋事，袭击国军；各地就发生冲突战斗。马歇尔将军以特使名义来华调处。这些事今天四十岁左右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清楚。当时国军的裁减与停战，确实具有诚意。记得有一天，我一天之中，连接几个电令，禁止战斗。说要和共党以友军相待，和平相处，不准冲突，如违严办……，当时所谓「三人小组」，正连续在北平开会，监督停战。我们奉到这种停战命令，是确确实实遵守的，可是共党根本就不理这一套。乘着调处停战，秘密布署，有计划的袭击挑衅；又向「三人小组」叫嚣、宣传、诬蔑国军不遵守停战规定。颠倒黑白，国军吃亏甚大。我八十一师住在开封南扶沟县的一个营，就是在奉到严格停战命令——不准敌对，以友军相待——以后五天，被共匪乘天尚未黑，老百姓要点灯吃晚饭的时候，包围急袭，官兵伤亡大半，营长也被俘去！事过一天，我原驻重庆办事处长张化之，随政府由重庆回到南京后来前方见我说：行前正当冯副委员长【花注：即冯玉祥。】有信出国考察水利，就去见冯请示。冯说见了你们总司令告诉他，现在与共党在北平虽然谈和，他们是不讲信义，靠不住的；你们防区离他很近，共党部队又多，可要小心点。我就对张说：你早来两天，我把这些话转达下去，大家都加强了戒备，这个营也许不会吃这样大的亏。


四十二、改编作战

三十五年二、三月间，我的部队，陆续由许昌附近向陇海线移动。我率一部份进驻开封附近，其余的分住在开封以南以东各县和鲁西一带。我同司令部各处及特务营，驻在开封城东南的汉家营。不久，共产党称兵叛乱，越来越明目张胆；政府非戡乱不可了，才下令改编，开始作战。划分了几个绥靖区，我这第二集团军，就改编为第四绥靖区，担任开封附近及鲁西一带的绥靖任务。下辖五十五军、六十八军两个军，并指挥张岚峰部。张岚峰是河南归德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日语说得很好。我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时，张在省府当参议，后来随着军队到河南。徐州会战以后，河南东部北部，先后放弃，他要求给他几枝枪，留在豫东打游击。起初我没同意，他一再要求；我看他意志很坚强，也很有才干，就给了他一些枪，并嘱咐他：无论遇到多大困难，走到那种地步，也不管大事小节，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凡是有损国家民族的事，万万不可做。以后张住归德，对我中央派往敌后的人员，保护照顾得很周到，于抗战颇有贡献。这一点早在三十三年，一次戴雨农局长，在河南镇平县北边山里，主持一个训练班毕业典礼后，到刘相公庄我那里盘桓了一天。闲谈时，曾提起张岚峰，他就说张对过往的工作人员，非常照顾保护；对张的将来出处，也表示很关心。和戴同行的还有一位，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另外立法委员朱纪章先生在三十二、三年，不断到豫东去带领青年，每次一、二百不等，他在豫东办学校时，张岚峰对他的学生，也很帮忙。日本投降以后，朱在豫东当专员，政府给了强岚峰一个挺进军军长的名义，归我指挥。不久又改编为剿匪第三纵队（下辖三个纵队），对剿匪作战，出力很大，伤亡也不少。三十六年在曹县附近和匪作战，不幸失踪，下落不明。他的部队就由他的部下黄纵队长带领。绥靖区对地方政府与地方武力，照理是可以指挥。因为绥靖区的编制，包含各方面；着眼和精神，非常可取。如果真能发挥统合作用，确是实施总体战的适切体制；只是实际，很难达到理想，但这就不是编制的问题。名义上绥靖区司令官兼辖区的行政长官，所以绥靖区是司令官的司令部，也是行政长官公署。司令部参谋长以下，有一、二、三、四处，分别主管人事、情报、作战、后勤的事；公署秘书长以下，有政务、经济、新闻等处，此外有总务处、军法处、军医处、特务营、青训大队…。司令官兼行政长官，设有办公厅，有事随时可找参谋长、秘书长和各处长，一同来商量处置军政事务，很是方便，这样编制的目的，规定很明白，是要「实行总体战」——集中统一辖区里面党、政、军的力量，与匪作战。经由政务处可以指挥地方政务；总济处可以统制地方的财经物资；新闻处可以连系地方党务，发布消息；军法处有检察官、军法官、书记官等，可以侦查、审判军民犯罪；对俘来的匪俘和土共与匪嫌份子，初步可由青训大队分别教育处理。绥靖区司令官等于是一方面的党、政、军最高统一指挥官，如能掌握控制整个地区，对匪实行严密封锁，把土共肃清，再把地方党、政组织与自卫武力建立起来，这样就让匪军来了，也难以扎根立足，通报消息；使进剿行动，得到便利进展。等这地区清理巩固以后，再一步步照样实施推进，戡乱局面，定会一天天好转。这种编制构想，岂不是对匪作总体战很好的体制吗？但是这时政治情形，和以前几次围剿时不同。那时政治状况单纯，军政可紧密配合，军事与政治，没有顾虑掣肘；才能集中力量，步步为营，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原则，封锁进迫，缩小包围，终使匪招架不住。不幸此时有很多人替共匪说话，也有国际人士为他们张目。上层已经有一股极大反对力量，在那里扯腿。再说体制上，不是让绥区重新建立地方机构；无论党、政，都各有原有的体系与政令。比方政府有平行的各部会；省、市有省、市政府和党部；不相隶属的，都用公函代电办事。还有共匪的力量，也与前不同——远比估计为高。他们用斗争、清算、饥饿、控制，逼迫得凡可用的人都「参军」。他们的战法也变了，不仅游击，也用许多大部队，向一个选好的目标，奔袭野战。好象他们的作战部队，专门打运动仗，不作一般防守之用，力量就集中，机动力也大。国军则常是攻防并用，「备多力分」。攻的力量难以机动集中，守的也常是不足，遭受袭击，屡吃大亏。因此，用绥署、绥靖区实行总体战的想法虽好，实际是难收功效。所以到后来又把绥署改为剿匪总部，绥靖区改成兵团。还有一个严重的大漏洞，就是匪那边的情形，总难弄清楚；我们的态势、兵力、计划、行动……，反让匪早知道，守不住秘密，以致吃亏更大。照一般原因说，我们的军队，一向缺少帐蓬、炊具，行军驻防，常是舍营。和百姓住在一起，没法十分隔离开，官兵也没法不和百姓来往接触。军民之间，要处的好，稍为久些，彼此发生情感；说话办事，就难免不露一点痕迹。还有给养、弹药、物品，尤其不能回籍又没有眷补规定的眷属，部队自身无力在远后方妥善安置照顾，只有跟在附近，勉强维持生活。一旦行动，都要靠民间的牛车运送，大家自然知道了。另外新闻、言论、电话、通信……，也比较随便，户籍也不大严密，对来来往往的人，也就无法严限辨认。可是匪区里盘查严密，生人没路条就无法通行。因此我们的事，人家都知道；人家的事，我们不清楚；作战就很困难。几次鲁酉、陇海线的会战，不是匪用重兵阻击你——围点打援的办法，就是各兵团快到合围时，匪就窜走，捕捉不到。我常觉奇怪，就改变办法，有行动就找部队指挥官来，亲自叫他带队秘密照着告诉他的时间地点行动，等差不多了再下命令……。仍无多大效果，只对自己主管部属保住了秘密。一个指挥官，最怕让敌人摸清自己。这不但关系成败，更关系存亡。胜败还可说是「兵家常事」，存亡可就有连自己在内全被包围歼灭的危险，「死者不可复生」，岂可儿戏！军人都知道的战术十大原则，里面就有一条「安全」。大的有国家安全，小些有军事安全，最要紧当然是情报、反情报方面的事。以前的兵书孙子，对这也很注重。十三篇的首尾两篇是始计和用间。用间里有情报、反情报。始计、用间合起来，就找出国家安全与军事安全的最高原则。就他说的道、庙算、上下同欲，先为不可胜、立于不败之地、先知、知己知彼、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难知如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圣智不能用间、必以全争于天下……等，如果仔细想想，便可了然。尤其后几句，意思更深更广，耐人寻味。从远大方面看，综合情报反情报的手段，纯用在维护国家安全上，自极正确合理；倘不能严格约束限制，或用作政治工具，便很易走向极端，甚为危险！怎样做到有分际无偏差，就「非仁义，非圣智」不可。至于现在统合性的冷战热战，也大概与孙子「全争」战争型态相近……。回过来说，当时大的单位------师以上，也有主管这些事情的，只是效果不大，后来听说负责高级军令的，也有投匪、当匪谍的；那就难怪部队；只可惜戴雨农死的太早了。

八十一师的一个营被匪袭击，我的司令部改编以后，刚到初秋，匪又向我驻的汉家营袭击，汉家营是日军用的营房，我到开封才改称汉家营。两层红砖楼房有十几排，我驻在最前的一栋，其余各栋，由各处和特务营分住。汉家营周围，有一道不高不厚的围墙，人可以爬得上去，四角各有炮楼一个，这时，墙外都是老百姓种的庄稼，二、三尺或三、四尺高不等，很容易掩蔽接近。我想这种地方，正是匪窜扰袭击的好目标，这里担任护卫的只有一个特务营。特务营编制有四个连，用原有的自来得手枪；每连九班各有轻机枪一挺，另有一个重机枪连有机枪六架。为加强警卫，有一天我集合特务营官兵，告诉他们：总部住在这野外，只有你们担任警卫。匪以为特务营不能打仗，他是专找弱点，很有乘夜来袭击我们的可能。要提高警觉，作个准备，计划布置好，夜间动作多练几次。万一匪来打，不进到五十公尺以内，不准还击，不准有动静！我讲过话，他们就分好地区，把围墙外五十公尺以内射界先扫清，西南、正南、东南各置重机枪两架，分好昼夜班，轮流值守。真是不幸而言中，讲过话刚四天，夜间两点多钟，共匪果然来了！在西南、正南两面，离围墙二百公尺左右，枪炮齐发，响成一片。我住的楼上中了不少弹，玻璃窗也被打碎；楼前后落了很多迫击炮弹。我一醒喊副官进来，知道特务营已进入射击位置，营区电灯已全部熄掉……。我就叫他把门带好回去睡觉。共匪是一面打，一面喊，一面再前进一段，约过半个钟头，枪炮射击的更紧，直打到三点多钟，他们始终没进入清扫的地区以内。见里面毫无动静，大概恐怕时间一久，会受里外夹击包抄，就偷偷后退。被我西南角炮楼里重机枪射手发现了几人，才打了几枪。等天亮找到匪遗尸五具，查知来匪是一个支队有千把人。这回我们一枪没还，也没被吓乱吓跑，恐怕是匪绝没想到的。他费了那么多枪炮弹，只在东北角马号附近，伤了马夫一名，马一匹，及唱河南梆子的艺术队队员一人；其它官兵全在阵地，并无伤亡。汉家营离开封城不到十里，这样激烈的枪炮声，当然听的很清楚。因为通城里的电话线路被破坏，天亮后就有许多人来探问，省参议会副议长来了，到十一点左右，参议员刘景健、马乘风二位也来看我，并对我说：是否需要我们给南京去电报，请政府增兵来；城里只有一个团，兵力太少！我笑着回答：你二位到汉家营来看我，就胜过增兵十万，谢谢你二位的关心！

快到冬天，我由汉家营到鲁西曹州，有一天下午四点左右，接到郑州绥署电话，大意说刘伯诚、陈毅两部匪军，被我新五军、十八军追剿，现逃到鄄城附近，新五军、十八军已到郓城以「西」五十余里的地方，拟明日向鄄城之匪攻击。希贵部派队从曹州向北攻击鄄城以南的敌人，务于明日到达鄄城以南地区，以收协同夹击之效，公文随就补发。我接过电话，即命驻曹州北面距鄄城近的一一九师刘广信师长率全师及炮十团的一个营，五十五军的两个团，向鄄城进发。次日下午三点左右，即到指定地区，可是未发现敌人，也未连络到友军。我接到刘师长电报，很奇怪与上级指示不符；就急电新五军丘军长、十八军胡军长，问他们的行动、位置和敌情，并说一一九师已遵示到达鄄城以南。次日十二点前，就先后收到丘清泉、胡伯玉两位的覆电，大致相同，说他们正在郓城以「东」五六十里的地方整补，匪已向鄄城方面逃去，一一九师要小心…。电报回的都很快，说的他很恳切，可是已经晚了！就在夜里十二点左右，匪六、七个纵队，突然向这个师围攻，一开始电讯即不通，拼斗四、五个钟头，兵力相差太远，吃了很大的亏。还阵亡了两个张团长-----一个是张文彬，另一个是中将参军张测民的弟弟。上边的公文也没有补发。以后一一九师师长换了张勋亭，就去担任开封城防。张师长是日本士官及陆大毕业，也是河南大学学生。三十六年秋，我在曹州曾接到张师长电报，说开封学生，要于某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并以河大为首……。我复电要他想法劝阻，并就近秉承刘主席指示慎重处理，这时已开始游行了。随后又接张师长电报，说他曾单人匹马，去到河南大学；更以校友身份陈说利害，劝学生小心，勿被利用…。于是解散，不再游行。后来把城防交出，离开开封。张现在台北县某中学教书，生活还能维持。

鲁西各县的偏僻地方，都有土共在那里清算斗争，闹的很厉害。部队除了大规模行动外，要会同地方，清剿土共。各专员县长，行动也很积极。共匪制造仇恨，毁灭伦常人性的手段，真是毒辣残忍！还记得一件匪引诱欺骗指使一个十几岁，由祖父养大的孩子（姓名记不清了），去斗争清算他爷爷，这孩子就照着去清算；到最后公审要孩子下手活埋他爷爷时，天性发现，孩子就哭了不肯下手。但也没救了他爷爷的命，这孩子也被带往别处，死活就不晓得。这够多残酷！因此许多被斗争清算逃出来的，就有「还乡团」一类的小团体，希望跟部队回家，去报仇复业。百姓循环报复，当然政府不鼓励。可是有一次六十八军（军部在曹州南面的汪浩屯）捕获一个土共小干部，不知谁走了消息─把这土共的姓名籍贯传出，就有好些预备还乡的百姓，要见军长，请求交给他们处理。这土共是他们村里晚辈，这个说儿子被他斗争害死，那个说房子土地被他清光，扫地出门……。群情愤激，劝说不走。在战地处理这种事，他只好从权；不能为一个土匪而伤忠诚百姓的情感；就答应了他们，要他们带着走远些。他们把这深仇似海的乡亲，拖到寨外；一面走，一面骂，一面你一下他一下……；没走多远，这土匪倒下就再拖不起来了！一到夏天，阴雨连绵，清剿很受影响，可是黄河就因雨水涨。曹川北方黄河堤上的董口，临濮集，地点重要，也很有名。共匪从来是不择手段的，假如他趁阴雨水涨，在这里决口，那灾害可大了！不能不防备他。我就叫六十八军集中大部兵力，秘密轻装，分别袭击董口、临濮集。这回许是匪没想到，守兵不太多，攻击很顺利；他援兵未到，就拿到我们手里来。不知道匪是故意，或也真怕我们掘堤，不过两天，他就在电台上广播，对我大骂。说刘逆汝明，你如果真敢执行匪的命令，在这里决口，制造黄灾，将来纵使你跑到天涯海角，「人民」也绝不放过你，一定把你抓回来公审定罪……。现在想来，倒很可笑有趣！

三十七年正二月的时候，徐州总部召集军长以上将领开会，检讨过去，策励将来。出席的约有四十人，看到了黄百韬，也看见了舒子宽军长。舒在三十二年当师管区司令，驻南阳西面，与我相离二十几里。九、十月间，老家把他的未婚妻送到南阳，他的司令部就选了一个吉日，为他俩举行婚礼。请汤总司令和我两个人做证婚人。证婚书上写两个证婚人，这还是首见，一时传为佳话。一天有人在徐州的面粉公司请客，饭后有些人就在大厅跳舞，黄百韬拉着我到里屋去聊天，说咱们看不惯这个（指跳舞）。我俩谈了有一个钟头，也谈到他给鹿瑞伯当参谋长的那一段；谈话之间，晓得他早有胃病。他司令部里有个平剧队说很好，第二天请我看了场平剧。不料这回分别不久，他就壮烈成仁了！从徐州又坐飞机到南京，接着出席了几天会议。返防前一天脕上，去见总统，正值静坐时间，由秘书曹圣芬先生陪着我。不久，总统穿著长袍马褂就来到客厅。我想报告总统的事有六件，恐怕遗露，就预先记在一张纸条上。报告到第二件时，总统就把我手拿的纸条要去，看了看，没再问一口气按条都批准。随后又垂询指示许多话，才离开官邸，第二天就转回曹州。


四十三、放弃开封

三十七年夏天，共匪攻陷开封。当时担任城防的是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苇，很英勇善战。只因敌我兵力相差太远，以致城垣陷落，李在城里龙亭西北面，也壮烈牺牲！我从曹州经考城到兰封，丘清泉兵团，也由豫东来到兰封以南地区----我们常在一起协同作战，彼此很融洽；另外和沉澄年师，相处也很好。（沈的参谋长朱元琮，也在台湾。）我派人去和他连络，协议结果是他从陇海路以南西进，攻开封南面；我由铁路以北西进，攻开封东面。我们就齐头并进，还未赶到开封，共匪就退走。开封的大金台旅社，就成了临时军政活动中心。徐州剿匪总部刘总司令，决定要我派出部队，恢复城防。中央派了谷正纲先生前来宣慰。谷走后，按着国防部次长秦绍文，亦来有所检讨。市区的秩序，很快就恢复安定。在我刚进城的时候，外面还清清楚楚看到，匪攻城时挖的一道道深深浅浅的交通壕。匪在市街进攻，是用屋顶、地面配合并进的战法。城里所有公家物资，全都弄走。原来百姓认共匪残毒无情，都很惶恐。可是这次匪未打算久占，对惊恐的老百姓，全用「笑脸攻势」。这「心理战」效果倒很大。见了年老的，都叫老大爷、老大娘；年轻的都叫大哥、大嫂，非常和气。在枪炮震耳和枪炮声刚停的时候，这大家害怕的魔鬼们，骤然见到，竟居然这么和蔼可亲！试想脑筋简单的老百姓，那会不受宠若惊？另一方面，百姓们对国军见惯，淡而生厌，观念就不免发生变化；致有许多人，抱无所谓的态度。就政治说，这是不好的征候；就百姓说，等匪再来，露出狰狞面目，后悔也晚了！

开封收复后，省主席刘书霖【花注：书霖即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的字。刘茂恩，即秀才出身的民国军界闻人刘镇华之五弟。】，一再请辞，政府只好答应，另派张轸（翼三）接任。张到任后，我俩见面，谈话中他曾问我，对政局的看法，有何打算。当时我未往别处想，就随口说，军人只照命令行事，自己有什么打算？！不久就有人怀疑他，他也藉词搬到信阳去了。这时军事形势，亦显见变化。共匪起初在黄河以南，是流窜袭扰，以大吃小，拣点便宜。不敢对大的城市打主意，也不敢打硬碰硬的会战，以后越来越猖獗，洛阳、开封他都来打；在龙岗集、黄泛区……，也敢和我们机动精锐部队正面打。为何会如此？单说军事方面，前面也曾提过，我们是备多力分，处处守，处处薄弱。共匪是打仗的专集中打仗。比方三十五年，我担的任务，就是确保开封、荷泽；固守通许、陈留、兰封、考城、东明、郓城、定陶、曹县、柳河、民权……；还要维护铁路公路交通。以我那些兵力，四处一分，就动弹不得，没有活动力量。这样匪是完全主动，我们完全被动。匪有选择作战时间、地点、目标的行动自由，我们就固定摆在那里挨打。因此匪在盘据区内，就用不着防守兵力。我分为十，匪合为一，像柳河、民权、曹县、兰封、郓城等处守备部队，均先先后后被匪袭击围攻，以大吃小。结果匪积小胜为大胜，渐渐庞大。我们累积顿挫就渐渐削弱。损伤消耗的兵员、武器、器材，也缺乏相对平衡补充。兵力日减，次要地方已无力兼顾。开封、郑州形成突出孤立，整个部署上，势必要加调整。开封、郑州还要保卫，或是撤守？就成研究考量的重大问题。话说到此就不由得想：一件事成功失败，绝不简单。各项失败或成功条件，各凑合一起，事到临头，结果就显明。陶醉、宣传、粉饰也不会把失败变成功。格言有句「失败为成功之母」的话，一点不错。但你必定实事求是，坦率的知错、认错、改错，才有转机。假如怕有人说不好，说了惹是非；或是要把错说成不错，那总也不会成功。应该都虚心检讨，别忘了失败的痛苦教酬；能对住良心，对国家才真有益处。

这次由曹州回到开封，是住在城里河南大学内。校长不在，学生、教授也很少，好象只有外语系，还在最后一排房子上课。可是楼房、大礼堂等等建筑，要比二十年前我初次来河大时，充实雄壮的多，很够最高学府的气派！河大原是河南中山大学，民国十六年改称第五中山大学，后来才改称河南大学。第一任校长，记得是当时教育厅长查良钊先生兼任。民国十七年，冯总司令当河南主席，二月间我去省府见主席；饭后随冯出省府，在大街散步；走蓍说着，走进了河南大学。查校长出来接他，冯就给我介绍；是我和查先生第一次见面，也是第一次到河南大学。这次来了，看到大部房屋都是空的，也没有电灯；这样荒凉，自是受匪攻打的影响。幸好我自己买有一个磨电机，足够一百个六十支光的灯炮使用。就叫人接好，白天人也显得多了，晚上电灯也亮，状况就好得多了。在河大住下没几天，方城那面，就来人向我报告，说我办的独树中学，最近匪占了独树，也被迫解散……。我在河南，先后办了两个中学。一个是二十八年在南阳东北博望，办了个博望中学，兼收官佐子弟及地方学生，学生渐增到四百人，成绩很好，于三十四年春，日军攻打南阳时，随军西移。另一个是因二十七、八年，方城、独树一带，连年闹饥荒，百姓想卖地求生，贵贱无人要。我正驻防方城、泌阳一带，有很多百姓见我，求我买地救命。这带地价本来不贵，一面为百姓要求，一面可安置受伤残废官兵，就陆续买有三千多亩。后来政府对伤残有安置办法，只有五个残废，自要回来找我，就每人给他一百亩去生活养老。有两个不是独树一带的人，又卖了回老家。我就把剩下的两千几百亩地，捐作校产，又办了个独树中学。专收地方清苦学生，书籍学杂等费，一概不收，第一次就招了二百学生。共匪来了，学校也保不住。不然学校有这笔不动产，准可永远办下去，真是不胜惋惜！

到秋天有一日，我奉召到徐州，知道已决定放弃汴郑；回来开始准备，随着也接到开封撤守的命令。先把不能回籍的眷属，用火车送到常州，再开始部队行动。从报纸上大家已知道「汴、郑撤退」，就有各校男女学生代表数十人来河大见我，要我让他们随部队走，以便转往江南。我立即答应他们，要他们赶紧回去准备，第二天中午上车。我控制有五列车，就拨给学生四列车先开，叫部队步行，沿途都有队伍，路上幸未出事。留了一列车，最后由城防部队和我用。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先反对河大的重要图书仪器南迁，又不愿学生随军队南去，已知他思想动摇。这时我就和民政厅高应笃厅长说：刘积学有问题要注意！劝他坐学生列车或与我同车走，如他不肯，你告诉我，我会派人去。不要让他像省主席张翼三，也藉词跑到信阳去。刘终被高拉着勉强上车，到归德又想借故不走，车为他耽误好几个镜头。我到归德，等他一上车，就叫这一列车先开走。听说刘到南京不久，又不知到那里去了。高现在内政部当司长。还有陇海路局的副局长，起先也说好同我一列车去徐州，但走的前一天就看不到他。从他神色看，开封、郑州间，可能还藏有车头车箱。已到兰封的一个车头，乘押车副官下去吃饭，就飞快逃回开封。从这些迹象，看出这副局长亦有问题，想不会来了。

我带着担任开封城防的一个团，坐最后一列车离开开封。车一到归德车站，看到学生列车还没走。车里全是人，连车顶上也挤满。开封的学校，有外县学生，也有外省学生，住在开封的家长，有很多也挤在学生列车一起走。正是十月初，天气虽未到严寒，如在夜间或赶上阴天下雨，也会受不住。这时列车的学生代表们，都来向我道谢。我看到这种情形，对他们勉励安慰了几句，就让他们的列车，陆续先开，直运南京。等最后步行的队伍过去，我才上车开往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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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疑震撼

四十四、谣言止于智者

到徐州下了车，即去剿总见总司令，报告开拔的经过情形。总司令要我率五十五军、六十八军，直开蚌埠。我报告说：开封的男女学生，不下万人，不愿留下陷入匪手，要求随军队走，以便转往江南。我把在郑州、开封一带所集中的各种车头与车厢，拨给了学生四列车；致最后有四个步兵团没有车坐，该步行军尚得两天才能来到。打算让有车的部队先开蚌埠，我等该步行部队到达，搭上了车再走。刘经公同意，并问我住那里。我说准备住冯司令官治安（仰之）那里，刘也知道冯在徐州有栋小楼房很好。由经公屋里出来，又到李参谋长那里谈了一会就辞出。和参谋长、总务处长见面交代些事，便去仰之那里。我住在仰之靠东头的一间楼房，吃饭以后，我两就喝茶闲谈，直到夜里十一点才各自休息。大约两点左右，在睡梦里，被仰之接电话的声音吵醒；不知说的什么事，有时迷迷糊糊听到，不久又睡着。他们大概讲了很久，我被仰之急促叫醒。一睁眼看他那焦急气愤的样子，就知道是出了事，立刻我就坐起来问。仰之的嗓子也喊哑了，就说张克侠、何基丰（他的副司令官）带着队伍去投匪了！这突然的剧变，我一听就呆住了。随着问：军长、师长们都听他们的吗？冯说：刘军长请病假到南京去看病了，王军长住在柳林，离过家芳师有五六十里，等他知道，过师长他们已走。过等也都给我来电话，我劝导他们，他们不但不听，反劝我跟他们一同走……。这眞岂有此理，现在怕是无法挽救了。我说就没一两个人把队伍拉回来？仰之说已派人坐汽车赶去，看看还有没有希望。中午人回来，并没追上；据老百姓说：部队半夜即开始出发，天还未亮就走完了。到此已经没有希望，我就对冯说：事已如此，我陪你一块儿到总司令那里去报告请罪吧！见了总司令他把详细情形报告完，经公就说：队伍是没办法追回了。当时尚有李参谋长在室，刘就叫李要南京电话，把冯兵团的情况，报告给总统。总统问冯司令官在何处？回说就在这里。总统便找冯讲话。仰之连说对不起国家，对不住总统，请求处分！总统安慰了仰之几句，电话就挂上。刘也对冯加以安慰，大家心情都有点沉重，坐了一会，我仍陪仰之回去。不久仰之就去上海，政府调他为战略顾问；剩下一师多人，就由王军长长海率领，拨归孙元良指挥。刘军长振三如在军中，许不会有此事发生；因刘军长忠党爱国，绝不会听两个副司令的蛊惑而叛国；偏偏他在一星期前请假到南京去看病，王军长长海离着较远，他们走后，王才晓得，也无办法。冯仰之有时因事住在徐州，离贾旺司令部有八十里；他想自己对两个副司令很好，他们不会叛他叛国，谁知他们思想竟起了变化，信心发生动摇，根本不讲忠义呢？！我与张克侠见面很少，他来二十九军很睌；与何基丰倒较熟。二十六年十月，日军攻打石家庄；二十九军奉命前往夹击敌人。我军虽走的很快，可是尚未赶到石家庄，晋军已退入娘子关。日军占了石家庄即命十四师团，沿平汉铁路，直趋邯郸；另派一独立旅来迎击我。我是由大名府经平乡、隆平、赵县北进（当时情形，见本刊第八卷第二期）。日军十四师团，到了邯郸，即沿公路去攻大名城。二十九军军部原驻这里，许多弹药物品，也都存在城里城外，而石家庄出发时。是派何基丰带着一部份队伍，留守大名。不料被十四师团的部队，一天即攻陷，损失很大。当时说何基丰自杀，以后听说他伤的很轻，觉得无法交代，就离开了。不知何时回来，又当了冯的副司令官，而竟造成这次对国家、对仰之的不幸事件。

我在徐州住了两天，等部队都分好了车，我就去蚌埠。可是就仅这两天的功夫，不料另有居心的人，竟造出蜚语，说我们在开酒宴会议，要发动叛变……。幸亏刘经公是知道底细，没发生作用。可是我又开始陷在里外交攻的险境中──。

中原地区，四通八达，可是从徐州往南，情形就显然不同，到处是河流、沟渠、稻田。津浦铁路是主要交通线，此外很少畅通的大道。部队从徐州到蚌埠，原来都是铁道输送，但自济南失陷开封撤退前后，山东、河南一带的匪军主力，就陆续窜到徐州附近──这本是自然的趋势──等部队由徐州再向蚌埠开，匪的主力，就又窜到徐州以南以东地区。故在车行途中，好几次遇到匪破坏铁路，还有一次劫车；以致又有几个团不得不下车步行。路窄行军长径很大，运转集结不便，一面走一面打，到十月底，好不容易才全到了蚌埠。──我的部队，始终在第一线，到最后转进的时候，自然或远或近的与敌人脱离不远；后来的江防撤退，仍有同样情形。所以也常被人造出「刘某人的队伍，带着敌人来了！」一类似是实非，淆惑听闻的谣言，来中伤我──五十五军运送的梯次在先，列车还通行无阻，很顺利到达目的地。但是不久，又有人造谣说：五十五军叛乱了，靠拢了………。不但引起剿总的疑虑，并且惊动了南京──。当时我和全体官兵，都蒙在鼓里，一点警觉戒心都没有。直到十一月二十前后，亲切爽快的邓雪冰局长，儒雅醇厚的张彛鼎先生，和国防部次长秦绍文三位，跟着到了蚌埠，我才晓得；也才恍然不久以前，刘总司令等来我这里的那一回事：我到蚌埠后，徐州剿总也移到此地。我的司令部是驻在宝兴麫粉公司，与总部相隔不远，这时蚌埠还驻有其它的司令部。一天睌上快十一点钟，我正要休息了，刘总司令，带着一个参谋，直到面粉公司楼上我的辨公室，我就住在办公室里面的一间屋内。卫兵见是总司令，敬礼让过，副官也来不及报告我，径到屋里坐下。幸好我尚未睡，赶紧出来款待。说了两句话，经公即问我各师的位置。办公室墙壁上，挂着三份五十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和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匪我态势及各师的驻地，都标示在图上。我就指着地图报告，说这是五十五军二十九师的位置，七十四师在这里……。尚未说到六十八军，刘经公也未说话，那个参谋就打断我的话说：这个宋庄并无队伍。我说：今天曹军长报告，想把二十九师调到赵庄去，把七十四师调到宋庄来，两个师调换一下。许是他已令二十九师行动，尚未把七十四师换回。当时我没疑心到别的，过了一会他们就走了。直到秦绍文来，因为是老朋友，才坦坦白白，详详细细的告诉我。我才晓得是谁给我造了许多耸听的谣言。他最初造谣的动机，不过想让上峰怀疑我，把我的队伍调到别处去，接着越造越厉害。以前我听到闲话，就认为是共匪挑拨破坏；这次造谣中伤的，可不是共匪，却是不顾大局，不识大体的自己人。只图自己一点便利，就不管一切，用这种卑鄙的手段，陷害朋友，惊动了政府。同时又想起那天晚上刘经公等「直入卧内」的行动，极不寻常；定是接到部队开走之类的惊人报告。所以来看看动静。等进了我的司令部，看到各处的参谋人员，睡觉的睡觉，办公的办公；警卫方面，一切如常；再看见我也一如平时，毫无异状，才放下心。假为我能听到一点风声，或是反应快一点，一看总司令这样来了，不等他开口，就会请他让我只身一同先到总部去再说。又假使刘经公没有从容的大将风度，稍为轻躁冒失点儿；那天睌上，就不知会闹出什么样的笑话，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现在想来，仍觉可怕！记得我们以前，在新兵入伍的时候，要教一条「造谣者斩」的军律。倘如有人对我说某军靠不住的话，一定追问他听谁说的──张三引李四，李四说王五……，刨出根儿来，依法治罪。刘经公忠厚沉着，在我的经历里，是少数推诚相与的长官，令人钦感。秦绍文相交已久，应该认识的清楚；所以当他对我讲完这事之后我就责备他说：「像这种毒辣卑劣的手段，咱们不但不会作，也从未想过这类事。在开封的时候，有个被俘放回来的中级官，说共党对他讲你们对政府那么忠，郑州绥署应该给你们，起码开封主席也该给你们。现在用人打仗的时候，就这么不公道，当『外马儿』看你们，将来即使打赢了，还有你们什么？最后不过把枪收了完事……。我一听就说：这是共匪挑拨离间，我们难道是就为了升官才剿匪吗？把他大骂一顿，虽收容着他，但总没给他工作。咱们是老弟兄了，这一趟你就不该来；应当径以你身家性命，向当局担保我是有始有终，绝不会为邪言乱语所惑，名利虚荣所动……」。绍文说：「都来看看，不更好些？！」邓、张、秦三位走后，我请刘经公、李参谋长和其它两位吃炖牛肉，还未入座，蒋纬国司令也来看我，就顺便请上他吃便饭，大家那天谈的很欢畅。这流言到此才算澄清。因想古时曾参杀人的故事：第一次不信不理，第二次就心动起疑，到第三次连自己的母亲，都沉不住气跑掉了，何怪别人？宦场世路，是多危险！


四十五、共匪的统战阴谋

受了这些谣言中伤，接着共匪就叫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在广播上一连指着名字，教我「阵前起义」。当时凡有收音机的人，都会听到。拿我和冯先生的情分，她这样一喊再叫，对我不怀疑的也要起疑。起初我很烦！继而一想，守得住大义，又何疑何惧？她喊她的，我干我的。最近的流言刚息，相信上峰不致再因李的广播，对我有所怀疑。所以当时有人向我建议去南京，到电台作反广播，我没采纳──叫人牵着鼻子走多划不来。就在李的广播正有劲儿，她的弟弟李连海，忽然悄悄来到蚌埠，要见我一谈；这倒是出乎意外。李连海进过陆大，人也聪明，能说会道。我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一段时间，他在司令部里当高参，他带点儿公子哥儿的习气，缺少力争上游，建立事业的志气；所以始终没派他担任过主要工作。后来他自己无趣也就离开，已经好些年，不知他到那里去了。现在突然当他姐姐对我广播的时候来找我，判断他决不是为工作，一定是有「所为」而来。如果见了面，他说出他的使命以后，若放他走，交代不过去；如把他治罪，也对不住冯先生，左右都不合适，干脆不见。于是我拿出三百块钱，交给通报的人说：给他作路费，叫他马上离开蚌埠，不要逗留，免得麻烦。果不其然的，他没再分说就走了。办这事我似乎重了感情，没有向刘经公报告；但扪心自问，也没什么愧怍；以后李就停止喊叫。李在广播中，还提到冯先生在船上看电影，影片起火，冯和一个女儿烧死，她们被救活了的事。也和我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说的不一样。朋友说：冯到美国第二年，被共匪和苏俄所派的人包围。设好圈套，说请他先到莫斯科看看，再送他回国。三十七年秋，冯上了圈套，便在乘俄轮去俄途中被害。据这位友人说：这是史大林有计划的害冯。因冯在民国十五年，曾骗了苏俄许多枪弹，又杀了一个俄国顾问。史魔早想害冯，苦无机会；这回旣把冯套住，如到莫斯科再下手，怕会引起国际间指责。史不会放冯回国，也不愿他进莫斯科；就计划好当轮船一到俄国领海边，即用毒瓦斯把冯毒死；向外宣布是烧死的。反正那时不管冯是怎样死，都不会引起麻烦……。他说的是不是眞实？一时也无法确定，只有请有兴趣的史学家，将来去考证评断。但是冯平素极其小心谨慎；这船上旣没一点损失，别人也毫无损伤，独有他一家是死的死伤的伤，无论怎说，冯决不会因看电影而烧死，倒是可以相信。他出国之时曾命张化之转告我小心共产党的鬼计多端，而他自己竟上了如此大当，眞可算聪明一世胡涂一时了。

部队从路上以至到蚌埠，虽无大战，小战斗随时都有；零零碎碎不必去提。倒记得邓局长又一次来蚌埠，曾住了五六天；我们为打通固镇，策应杜兵团，我曾和邓局长随带几个幕僚，同坐铁甲车，直到固镇桥边，督励第一线部队，前往夺取铁桥。那时正是夕阳斜照，邓先生穿着黄呢大衣，下车步行到散兵线，士气一振。立即攻击，我们同站在桥头督师。他那亮晶晶大衣铜扣，非常耀眼；匪阵打来的枪弹，不断的在附近飕飕乱落。虽然他从容镇定，谈笑自若；但他终是中央大员，和我们不同。我就让杨参谋长，劝他掩蔽；都为他拒绝，一直等有一个连，跃进到桥的那端时，我们才在暮色苍茫中，上了铁甲车，开回蚌埠。不久，匪的主力遍布淮河北岸。战局一天比一天沉重；共匪对我的统战工作也更变本加厉。共匪利用李德全姐弟对我「统战」不成，紧跟着又利用朋友，向我打主意。一天副官报告，说有一个身穿便衣的青年，自称是你的老朋友孙先生派来的，带着有信，要面交你。是那位姓孙的老朋友派来的？怎么这样神神秘秘的？！我就教副官把带这信的领到随从室喝茶；先把信拿来。我一看乃是被匪俘去的孙良诚（少云）来的。信里说了政府许多话，又许我好多条件，劝我「起义」……。孙为人很忠义，断定是共匪利用他来设圈套。我一面叫人去找第二处陶处长，和李副参谋长来，一面自己心里盘算着怎样对付。等陶、李两人进来把信看过，我就问他两人该如何应付。他两个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正沉吟考虑未定；我就说有两个办法，看那个好：一个是把信烧掉，把送信的大骂一顿轰走，再来就枪毙。一个是利用机会，把孙救出来。他赞成第二个，说将计就计，先把孙先生骗过来再说。他两人当时即在我屋里草拟回信。大意说吾早有此意，不敢轻举，请来面商，再作行动……。信稿我很同意，等陶把信写好回去；我把送信人叫来一看，认识是孙的老人。我问孙现在那里，他从何处过来，路下有没有人查问。他说孙在蚌埠西南一百多里的一个镇店住；他是从蚌埠南边那个出煤的镇店（淮南铁路上的田家庵）偷过河来，绕进车站来到蚌埠。我说你回去对孙先生讲，我想请他来谈谈，有一封信要带好给孙先生。再来仍由出煤的那个镇店过来，我会派人接，如无其它交代的话，趁早回去最好。于是我叫人招待他吃过饭，又把他送出蚌埠。等第五天上午十一点，保护田家庵煤矿的三五五团团长来电话报告说：孙先生眞来了。另外有一个周某和朱某，和孙一同来……。我说把那两人和孙分开看好！马上去车接。放下电话就把陶处长找来。他说那个姓周的可能是周皋；如果是他，可就极为重要。我教陶准备好，我即去剿总向总司令报告这件事的经过。经公听得很有趣，愿同去煤矿看看，顺便把这批人带回。我们马上要了一个车头，挂了三个车厢，带着一连卫队，开往田家庵。矿上职员很多，听说经公来，都到车站列队欢迎，把我们让到一个华丽的客厅，里面摆好中西茶点，喝了杯茶，就一同参观新装的机器。有人说：百姓相传，东晋谢玄大破前秦苻坚的淝水之战，就在这煤矿以南地区，往西不到百里，除了淝水，还有三四条河，多沼泽，地形很复杂……。逗留了个把钟头，陶处长同刘团长回来，向经公和我，作了个简单报告。知道这姓周的，果是陶料想中的那个人──原也是政府中人，曾派到汪伪政府工作。日本投降，因他冒冒失失要缴伪府卫队的枪，据说把陈公博吓跑。后来在苏北地方工作期间投了匪，毛泽东待以上宾之里。这次奉毛命南来，另有重要企图。不料竟这样凑巧，那送信的刚回去，正值周在孙那里。晓得此事办好，也是大功一件。投机取巧的人，到死也忘不了抓机会，好邀宠夺功。他就要同另一个匪干朱某，随孙一同来见我。过河一下船，看到我派在河边「接」他们的人，情形有点不对，脸色就变黄了。这时又被拉出来，一看都是带手枪的，把他捆起来拖上火车，不知往那儿送，投机不成，投进了罗网更吓坏了。一到蚌埠，即给毛局长发了个电报，又直接通了一次话。第二天中午，就由南京来了一列钢甲车，把周、朱解走；过两天就听说周被枪决了。至于孙少云，经公要我跟他先谈谈。我先让他洗澡换了衣服，然后躺在沙发上，喝茶叙谈：谈到彼此遭遇状况，当然更谈到他来信的这回事。他说完全听人摆布，知道你不会上当。又说见到回信，心里高兴，又怕他们不让来。我告诉他我回信的目的，他只叹口气说：老弟兄们，还说什么？！晚饭后我陪他去见总司令，经公问他，被俘后不是都要送后方洗脑吗？怎么你独没去？少云苦笑指着我说：共党想利用我把子亮拉过去，假如子亮眞过去，我就要坐牢洗脑了！又谈一些别的事，经公安慰了少云，把这件事又马上报告政府。少云去了南京，政府给他一个名义，又补发他一笔什么款；在南京住了一个时期，又去上海。他太太失落在宿县附近，几次派人去找，没找到下落。后来上海很快陷落，少云未来台湾，又被俘去。有人见他在苏州监狱抬大米，很悲惨可怜，以后就听不到少云的消息。匪把少云放过来，又加上周等两人，结果没成功；反达到我救出少云的心愿。同时一般人对我，虽无好的反应，倒也没坏的流言；这回总算圆满。只可惜在最后，没顾及少云行动的因难──上海撤守时，交通工具，那容易找到──以致二次落在匪手，设想共匪气他劝降失败，一定尽量折磨他；七十岁的人在监狱抬大米，那还有好的。可是他在匪那面不是功，在国家这面自也不是过。假如他已变节，甘心事匪；不管他死了也好，或还活着受匪的「优待」；那就没什么值得惋惜怀念。万一少云为这件事，被匪折磨而死，或仍奄奄一息，始终不屈，一天一天，一时一刻在煎熬荼毒里；以年逾古稀的人，挨度十几年漫长岁月；那苦情惨状，眞够人「心折骨惊」。想到这里，遥望大陆，不由得为他洒出几点老泪来了！


四十六、和谈与江防

三十七年底，杜、丘兵团损失后，又酝酿淮河会战。可是这一带的部队，似都够不上精锐；但一时也没有新力量可以投入。预料作战前途，自没多大把握。时南京正传出总统考虑引退的消息；人心士气，更见消沉。当局考量全般情势，最后认为：与其打没把握的仗，徒增损失；不如为国家保存点实力，好去建立江防，再求转机。相隔没几天命令就下来。这时我的番号，已改称第八兵团，奉命放弃蚌埠，经合肥到芜湖，担任江防守备。部队开始先后出发，除了司令部和一小部份队伍，是搭乘火车，全是徒步行军。我坐第一列火车，与最先出发的一个师，同一天到合肥。合肥是江北重镇，安徽省政府就在此地。可是这时，合肥已成空城；满目荒残景像，出人意料。因安徽省政府，已在前三天搬走，百姓直觉着共党快来了；加上省府最后一批撤走人员，又在往芜湖的途中，被共匪劫击。以致人心惶惶，看见有走的，就像惊弓之鸟，大家都跟着逃走。只剩下准备投顺共匪，和走不动的人未去。我原想先到合肥，住上几天，把陆续到达的队伍，分批集结，稍作整理，并给官兵讲了话，再接着去芜湖。一看这纷乱情形，又听合肥电讯局长对我讲，总统有很快就要引退的消息。于是改变主意，便想早到南京，去见总统，报告请训，未在合肥停留，就续向芜湖前进。等到了芜湖对岸的江边，王军长修身等，过江来接我；见面一谈，才知道总统已宣布引退，离开南京。并由李副总统代理总统职务，进行和谈。心情立觉沉重，大局似乎也越不好收拾了。李在抗战期间，他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很久；我在六十八军军长及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任内，隶属五战区的时间也很长；我们之间的情感也不坏。可是当局势危急时，更换首领，确是成败转捩的关键。在勋业、威望、影响力各方面，李绝不能与总统相提并论。这时所谓和谈代表邵力子、张治中等，正表演当场。总统引退，对民心士气，是极大打击；对共匪却助长了他们的声势气焰。这沉重担子，即让代理总统的人，能够领起群伦，贯彻整体，恐怕也难善后。何况没有旋乾转坤，拨乱反正的能力！而且所谓和谈，假如能就共党自延安所发宣言，及新四军、八路军所作轨外行动，与调处停战，以至这时徐蚌会战后，情势演变的经过，回想一下，就知道是多此一举，徒乱人意，不会谈成，而硬是搬砖砸自己的脚！因此我到芜湖，就不急着去南京了。第二天，李兴中与其它一些人士，先后来交通银行看我，李也是想来「劝说」。他在抗战时期也当过集团军总司令，后来不知为什么下来了。他和我说大局无望劝我早作打算，我说我没什么打算。十九年我没有对不起冯先生，如今更不会对不起蒋先生。还有一位朋友，坦率劝我脑筋活动些，最好自由行动……我说我平生，就是脑筋死，常吃亏；可是我宁愿固执笨拙，终不投机取巧。看看凡是不忠不义，专门投机的人，有几个得到好下场？话不投机他也就去了。过了三天我去南京见顾总长，墨公问我住那里？我说住李子敬处长家。墨公留我吃饭，并对我说，如有民盟一类的人，去说什么，就把他们扣起来。等我辞出，还一面走一面想──前天那个朋友，莫非什么盟的人？是不是他又往别处乱讲，被人报告了？以后有人告诉我，上海治安机关，抓了两个有名气的人，口供里供出：某人到某处进行某件事，某人到刘兵团作某项事……。才明白他不是被人偷听去报告，是被他们的人咬出来的。在南京住了一夜。笫二天就回芜湖。

起初说担任芜湖一带的江防，这一带民商富庶，交通便利，离南京又近。一切补给、支持、机动种种条件全都好。过了几天，接到命令，要向皖南江西间地区移动；担任右自铜陵县城起，左至九江以北湖口为止的江防。部队沿岸向上游行动，六十八军军部进驻到至德，五十五军军部驻在青阳。我的司令部是先由芜湖到徽州，因为交通指挥都不便，又推进到青阳与五十五军军部驻一起。离芜湖前我又去南京见总长，也去见李代总统。他一见我就说：怎么好久没见面？好象有点怪我不早来见他；又要我一起吃过饭。并嘱附以后来京随时来看他不必经过挂号手续。到是很透着近乎。从铜陵、贵池、大通、东流、到湖口，弯弯曲曲，足有几百里，防线可算是很长；江岸后面都是山地，交通也很不便。此时部队，沿岸直接配备，已经空隙很大，极感薄弱。没有后退配备的兵力，也没机动控制部队的地方，在一般看来，这算次要地区，敌人不一定从这方面主攻，没多大关系。可是万一敌人打过来，进出山区，即可截断浙赣线，席卷京沪杭，不能说不重要。于是一面把这观点报到上面去，一面小心谨慎的部署守备；敌人虽是到处不断的以炮火掩护渡攻，幸而始终没攻过来。有一次我海军一只舰艇，来游动助战，甚是得力。不料到夜间十点左右，被匪平射炮击伤，开去修理。部队布署江防期间，成立了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任总司令，统辖江防；我名义上也就兼任副总司令。又听说总统还在溪口原籍，所以在江防期间，关于我这方面的重要状况，也都有报告，邮寄溪口。我在中央，也算中央监察委员，总统虽然引退，依然是总裁、领袖。为表示决心，共作尔后行动准据起见，若干高级将领之间，就互相函电往还，披沥效忠领袖，戡乱到底的诚心。大局旣如此沉重，官兵自渡江以来，天天吃米，肠胃也多出毛病，还要尽夜守江应战。因此我并不断提醒两位军长，要他们也常到各师巡视，注意官兵生活，好安定军心，保持士气。到四月初有一天，防守大通的七十四师师长李益智，打电话给我说：在这里的海军林司令，和我们非常要好，他一再要想见见你。我说我正想到大通看看，就决定明天去，顺便看他。次日坐了四十分钟汽车，又骑了一个半小时马，到了大通。在江边阵地上看了看，就和林某在七十四师师部见面。看他人很精明，有学问会讲话。对我很谦虚恭维。叙谈有半小时，很是亲洽。他一再请我到他舰上去指导参观吃午饭。可是因我从来主张，战地指挥官，除了巡视自己的防地，不要作无谓的活动，或凑热闹。现在对岸就是敌人，随时都有战斗；海军又不属我们指挥，实没有到人家兵舰上参观吃饭的必要。我就说有要事须马上回去处理，辞谢没去。过了数日，忽听到林某率舰投匪的消息，立时惊出一身冷汗！那天幸未接受他的邀请；倘一大意，冒冒失失，摆摆排场，和李师长上了兵舰，必定糟了糕。万一被林某劫持，以后的情形怎么样发展？结果如何？到现在我又是个什么样子？就又不堪设想。林投匪不久，戴戎光等惊人的行动继起，于是长江失险，江防跟着撤守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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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军中


四十七奉令转进

长江自古号称天堑，但总非绝对障碍。翻开战史及个人经历所及，永远渡不过的河川战例，倒不多见。可是在旗鼓相当，或者比较差的一方，如能好好凭险固守，那宽阔的江面，浩荡的江流，确是很难「飞渡」，也不容易「投鞭断流」。地形因人分出险易，人靠精神分出勇怯；从古如斯，没有例外。我们建立江防，已有几个月；敌人虽是不分昼夜的炮轰渡犯，却一直没有过得来。如再支持下去，工事逐渐加强，士气亦必因战势的稳定，由低沉而再转高张，自然有利于大局的转捩。谁知到四月二十，匪和谈假面具揭开，江阴、荻港，相继出事，江防终被突破，京、沪动摇，整个防务，废于一旦！二十二号快到中午，就接到京沪杭警备总部的养辰电令说：「我第二线兵团，正沿浙赣线布防中，贵兵团即放弃江防，向浙赣线以南转进。」当时即转电各车，叫六十八军沿浮梁、乐平、鹰潭、弋阳之线转进；我也同五十五军，由青阳经石埭、太平、徽州向南转进。六十八军到了景德镇集结，原驻那里的友军，以走过好几天，以致匪陈赓兵团乘虚来袭；每逢山路或渡河的时候，就遭匪袭扰。一路上打着走着，匪越聚越多，越打也越吃力；走到乐平以东，已发生好几次激战，损失了足有一师人。我和五十五军经兰溪、龙游到衢州，各地民众，对军队都很好；只是公路多年失修，桥梁毁烂，汽车不能通行。遇到大小河流，就要临时捆扎跳板、木筏，缓缓过渡，所以行动很慢。等到了浙赣线上，找不到布防的第二线友军，看到的却是一片混乱：路上满是形形色色，大大小小，不同的部队，都往南走，纷歧错杂，争先恐后，越来越拥挤；分不出谁是谁家的队伍……。我和各军之间，尚能用无线电报机连络，但是其它各方的电台，总是呼叫不出；一天的中午到了江山，即住下送电报局发了几个电报。同时在渡口，正遇见兵站总监唐肃，带着二十几部新卡车，满载银元过河，据说有一百多万。我们已经一个多月，没领到饷，于是军需人员，就前去洽领；唐答应发给，可都是金元券。军需人员知道最近许多友军领饷，都按规定配发现洋，目前有些地方，传说已不用票子，请求也配发现款，结果只给了五百银元，仍是全发票子，统共有好几亿。来到江山县附近的部队，全数发给他们。到下午七点，西南三十几里的地方，发现有大股匪军，向江山前进。唐带着车开走，我也同五十五军向浦城前进。出发前，情报参谋，拿来一份过期的南昌日报，我看有一条新闻，说是守荻的刘汝明部投匪，匪军已由荻港渡江……。荻港离我的防区，确是不远，但尚有三十余里，这条张冠李戴的新闻，发的眞是莫明其妙，想系共党所为，用以淆乱局外不明眞相人的听闻。又接到六十八军刘军长电报说：先头部队在鹰潭县府，看到刊有刘汝明叛部南来等字样的公报，官兵颇为气愤。我回电说：告诫官兵，大局如此，仍应气节相励，终不投机取巧，决不作降将军，所有流言，可一笑置之。到了浦城，县长们出来欢迎，晤谈之下，他说两天前奉到省令，不准使用钞票，一律用现洋交易。我一听吃了一惊，就说昨天才领到饷，全是票子，没领过现洋；政府有点儿说不通。能不能请省府收回成命？或请他说商家已全晓得，没法瞒混。这可把官兵「整」苦了！

从青阳出发，到这时将近一月，政府移动，国防部无回首；总部也始终连络不到。而壅在一条路上走的，友军、师团管区、训练机关、兵站单位、地方团队、游击部队等等，统统算起来，不下二十多军位：不相统属，各行其是，前前后后，乱成一股人潮。同时道路又坏，官兵在山区跋涉，鞋袜残缺，旣没钱（现洋）买，又无补给，自我从军以来，没有比这更苦、更狼狈不堪的了。还有，这时不管那个单位那个人，大家总一样的要吃饭，不能饿肚子。可是村镇稀，军队多，照饭吃就有了问题。有车和人少的，行动快，到得早，情形尚好；独独我的部队人多，百分之九十又是徒步，每到一地，东西已差不多早被吃光。没想不久，反倒有了「东西全被第八兵团吃光」的谣言。这笔账统统算到我身上来了。平心而论：这样的混乱、疲惫，又很久得不着补给，再好的军队，恐怕也难保持良好的军风纪。每个单位，都免不了极少数的害群之马；何况言语不通，去找吃找喝，自然免不了事端；而且错杂混乱，又谁也管不了谁。假如说别人都好，单我第八兵团的官兵败坏；或者说别人都坏，只有我好，恐怕天地间没有那回事。老百姓更分不清，你说是那个单位，他就认你是那个单位罢了。因此流言越多，就不得不加以重视。等到了永安，商民全关着门，时间还早，我就住下不走，让别人过个差不多，就叫特务营，并严令两位军长，纠察整饬自己的风纪。同时找到几个地方人士，要他们转告，照常营业；有拿人东西的，就来报告。果有许多商家开门。一天中午的时候，在一家雨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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