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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悲鸣现象”应该为国人敲响警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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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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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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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马悲鸣现象”应该为国人敲响警钟
芦笛
我在《再谈马悲鸣现象》中指出：
“不幸的是，由于我们的文化落后，马悲鸣才有可能变成‘作家’， 而且是
‘北美著名的政论作家’。换在任何一种先进文化中，这种荒谬混乱、浮嚣
刚愎、阴暗刻毒的东西当然‘不为世容’，不仅不容于当世，而且不容于万
世。‘马悲鸣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国人的、特别是刊物编 辑们的文化水平与
思维能力的普遍低下，是中国文坛的耻辱。”
证明这一判语的具体例子已经举得够多够多的了。读者不妨去看看楼下拙作《向师弟认错》，看看老马是怎么能在不到两千多字的文章中犯出那么多的常识和逻辑错误来的。正像我说的，把西方社会看成是“杨墨兼用，杨正墨奇”这种低等错误，连我孩子上中学时都不可能犯，而他就是有本事堂而皇之地闹出这种天大笑话来，不但那垃圾文字给登到有偿刊物上去，而且至今还要说因为国人水平低于他三筹不止，所以无法理解他的高深思想！
因为低估了他说胡话的能力，所以我一度以为他说的是“墨正杨奇”。倘若他真的这么说，那可笑度还没现在这么高：毕竟，以平民生活而论，处于紧急状态时确实不容易实行兼爱──谁上法庭还讲这套？就连马自己都说，如果不是在插队时过上非常态的艰难岁月，他也不会体会“杨道”。
可闹半天他原来说的却是“杨正墨奇”！这胡话就是心智正常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的了。任何一个稍微有点西方生活经验的人应该都能看出这种荒谬来：难道教会的布道以及组织的慈善活动都“处于紧急状态之下”？难道构成西方文化科技发展的财政支柱诸如各种基金会（例如最著名的诺贝尔基金会），竟然只在战时工作？
那“紧急状态下用墨道”更是搞笑──哪怕是六龄童也该知道战争是无情的，也该听说过宋襄之仁吧？难道“君子不重伤，不禽（＝擒）二毛”不是马心目中的“墨道”？
然而不但有偿杂志的编辑没有正常智力看出这些问题来，而且马还拥有大量的“马迷”，所谓“嫂子”还要出来盛赞这位胡话专家是什么不得了、了不得的“理工者也”。这种现象比马悲鸣现象本身还更荒唐，更可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现象成了一种值得探索的社会病理现象。通过解剖这个病理标本，或许咱们可以看出国民普遍处于智力贫困的社会文化原因。
老实说，这病因太复杂，要求出完美的答案，超出了我的才力。这里只能说点千虑一得，当然难免挂一漏万。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现代国人比较无知，特别对历史和对经典著作不熟悉，所以无法看出老马的那些事实错误来。这我倒觉得无所谓──我从来认为，知识的拥有量并不必然反映智力的高低。中国人里有的是“多知弱智”者，老马自己就是个生动范例。不过一般人如此无知可以原谅，连编辑也没那水平看出老马胡编历史或经典语录，未免就太说不过去了。
第二个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了，那就是国人普遍不懂西方式的清晰思维。无论学历有多高，一出了专业便形同白痴，于是便对老马那些最低级的逻辑错误懵然无觉。
这里最有启发性的普遍错误，是国人不知道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去整理国故。我早在《再论“不看或少看中国书”》中提出：
“政治家首先必须全面掌握西方的价值观念，然后再以此作准绳去审查中国
的历史和现状。
在学术领域中，必须使用先进的西方思维方式和研究手段去研究中国的事物。”
可惜许多人却完全弄反了，试图用中国的价值观念去套西方的价值观念，却不知道中国根本没有那些洋货。如此去穿凿洋人，正如洪秀全把基督教的上帝当成天上的皇帝，把“神的儿子”当成天子一样可笑。
老马的“杨墨兼用”说就是最生动的例子。他根本不知道西方的立国基础是中国从未有过的“个人主义”，却武断地认定那就是古已有之的杨、墨的结合，如此穿凿，自然要谬以千里。可叹的是竟然连国内的学者都会上他的当，可见这弱智之邦的弱智知识分子当真是没救了。
不过说起来，这还不算最可笑的，用“周召共和”来比西方共和才是惊天动地的笑话。所谓“周召共和”，乃是因为周厉王贪财好利，霸占公产，胡作非为，派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弄到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地步。都城国人忍无可忍，起来暴动，厉王出奔。宗周无主，周定公、召穆公由贵族们推举，暂时摄政，重大政务由六卿合议。这段时期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短暂的没有君王的时期。
稍微有点文化的人都该看得出来，这种贵族寡头独裁，和古希腊罗马式的共和八万竿子打不着。老马之所以犯这种低级错误，说起来是日本人造的孽。因为东方从来没有共和这种名堂，所以他们当初引进这个词时伤透了脑筋，最后才把古籍中的“周召共和”拎出来勉强顶上，实在是无奈之极、没有办法的办法，不料后世竟有马公，用这去与罗马共和相比！请问，周召共和时的参议院、元老院在哪里？又有谁是有选举权的公民？
这种低劣错误，历史上只有洪秀全犯过。因为上帝名叫“耶和华”，太平天国翻译成了“爷火华”，他便以为上帝是“爷”，耶稣是他哥哥，他本人则是天王，于是“天父天兄天王”变成了“爷哥王”，而这鄙俗不堪的烂话居然也就堂而皇之地印在太平天国发布的一切正式文告上！
更重要的是，国人看古籍的一大通病，便是不知道用西方的清晰思维方式去整理那些玩意，却给古人牵着鼻子走，跟着老祖宗趟进那模糊思维的盘陀路去，在里面转到发昏章第一千一，却死也想不到先明确界定一下那些概念，再弄清楚对方的思路是什么。老马就是个最杰出的例子。
我在楼下《向师弟认错》的帖子里已经指出了，老马但凡谈论古人的经典，必然从根本上弄错。例如他那俩帖子转述的孟子、庄子、墨子、杨子的思想，无一不是错的。这根本原因就是他从来没想到去界定那些概念，弄明白人家的思路究竟是怎样的，这才会先闹出把孟子的“老吾老”当成“兼爱”，以此去驳斥孟子的笑话，既而把“无君无父”真的当成“没有君父”的意思而大出其丑。
最可叹的是他还至死不悟，到现在也不明白自己是在哪儿出了错，以为是我的“小学”强过了他。
稍懂国学ＡＢＣ的人都知道，传统学者特别强调“小学”（也就是语义学，所谓训诂一类），认为不懂小学者根本不配谈国学。这当然很有道理──你连字义都不明白，怎么可能明白文义？不过，这也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后世学者如所谓乾嘉学派强调小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西式思维，不知道写文章的前提是先把概念弄明白，所以才无奈地用词义来代替逻辑里的概念。这当然也怪不得他们，从诸子百家直到晚清整整两千多年，中国人从来就不懂逻辑学，能想到用词义来作逻辑概念的代用品，在弱智之邦已经是很不简单了。
但现代人治国学就不能再搞背时的这套了。例如黄仁宇先生就在《万历十五年》中使用西方思维方式探讨“仁”这个概念。他发现，《论语》中有数十处用到这个话语，但没一次语义是相同的。经过反复揣摩和逻辑整理，再跟西方学术思想比较，他最后得出“仁是一个复杂概念，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结论。
由此可见，如果治国学不使用西方思维方式去整理，那么哪怕你白首穷经，最好的前途也就是成了清朝那些“朴学家”，而最坏的结局就是马悲鸣那样的浆糊桶。
其实我和老马看的书都差不多，而且论国学知识，我的储藏量大概还不如他的丰富，因为我文革后期的精力完全转移到西方社会科学、哲学与文艺上去了。但因为我知道正确途经，因此事半功倍，很快就到了“一览众山小”的“绝顶”上。而老马因为不明白这套捷径，便终生只有个浆糊桶的命，让我这霸道的师兄欺负得只能干瞪眼，唉。
因为没有正常的思维能力，于是老马便只能开口就闹笑话。例如他自吹是“经典之作”的《读〈晁错论〉》就是最典型的捣浆糊杰作。
该文的中心思想毫无原创可言，就是大苏的一段话：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
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老马的“经典之作”，无非是文革“语录战”那套，以他人语录为自己的主张而已。可惜他连应用的本事都没有，竟然从上面那段话里得出结论：
“这是给天下后世的改革家上了一课：如果不能‘吾发之，吾能收之’，
则无异自启祸端。 ”
可惜他下此豪断时，竟然也就没想到要澄清一下那“能发之，能收之”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发”倒好说：“发动”么，“收”又怎么解释呢？到底是“改革成功”的意思，还是“及时中止改革以全身远祸”的意思？
有趣的是，从他举的那几个作为论据使用的实例中也根本找不出此中端倪。他一共举了四个例子：商鞅变法、晁错削藩、王安石变法、赵紫阳改革，据说这都是“能发不能收，自启祸端”的例子。
可笑的是，读者根本就无法通过这四个实例中体会出那“收”的涵义究竟是什么。要说成功结束吧，王安石的经济改革和赵紫阳的政治改革都没有成功，但商鞅变法和晁错削藩都是成功了的，人虽死而业已就，秦国由此富强，而汉朝中央政权也从此稳定。这点恐怕连老马也不敢否认吧？
所以，如果我们把“收”界定为“改革成功”，则很明显，引用晁错的实例以及《晁错论》的中心思想来立论就完全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把“收”界定为“及时中止改革以避免祸延自身”，则王安石既未中止改革，也未祸延自身，那又怎么说？为什么他“能发不能收”也没有“自启祸端”呢？老马那“给天下后世的改革家上了一课”，大概是在乡下茅房里上的吧？怪不得老听见“扑通！扑通！”
最混帐的还是他根本没看见大苏立论的前提，而那本是长了眼睛都能看见的：“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
此话如果用来描述老毛发动文革倒也庶几近之──文革本来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可惜，哪怕就是这种例子，苏－马理论也碰了壁：无论你把“收”定义为“成功”也好，定义为“及时中止，以免祸延自身”也好，文革都没在老毛手上“收”下来。他既没成功，也没祸延自身，您说该怎么削足适履，才能将就这无法将就的马式棺材？
更重要的是，“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乃是苏轼谴责晁错的前提。姑不说他否认已为后来事态发展证明了的七王构成的真实威胁，胡说“天下治平”，就算他说的是事实，那后人要抄袭他的理论，谴责改革，也得在此前提之下进行吧？这大概是任何一个中学生都能理解的事，是不是？
可惜如果我们用此来验证赵的改革，立刻就能看出那并非什么“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说出这种话来的人，当真不知是否真从毛时代过来。
谁都知道，老赵并不是改革的发动者，他不过是执行邓小平的战略部署罢了。老邓才是“发大难之端”的罪魁祸首，可惜只有天下大概只有老马，才会认为此前的毛时代是“天下治平”，而老邓又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
更能体现老马思维超高度混乱的是，他居然连赵不是学运（也就是真正的“大难之端”）的发动者都不知道。赵根本不是祸延自身，而是受到学运的连累。如果他要明哲保身，那再容易不过了，紧跟老邓“收学运”就行了。可惜他党性不强，又误以为学运可以使用和平手段，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结果上了学痞们的当，论本质不过是个牺牲者而已，不料却变成了老马的讥笑对象！
这说明混乱思维是怎么让人谬以千里的：本来发动学运的学痞以及后面可能有的黑手才是“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的罪人，而且他们确实是“能发不能收”，既不能使之获得成功，又不能及时中止避免启祸，最卑鄙的还是等到真的“自启祸端”了，他们却纷纷鼠窜鹰扬，让没长飞毛腿的无辜者去为他们顶那泼天大祸。
老马本来也该知道这些，可他却专门“声东击西”：该谴责的是学运，可他却去谴责改革；该谴责的是学痞，可他却去谴责试图和平化解学运、以此借力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政治家赵紫阳！
由此可以看出，克雷洛夫说的非常正确：“傻子有了学问，就更加糊涂。”最重要的还是掌握合理的思维方法，否则便知识越多越糊涂，反倒连无知者的天然判断力都丧失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悲鸣现象的出现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它突出而生动地显示了国人中相当普遍的毛病，就是在学会正确的思维方式前，便去胡乱涉猎不利于清晰思维的国学，那结果便是鲁迅早就说过了的，让自己的脑袋变成古往今来各种马队纵横驰驱的跑马场，被生生踩成了天下奇观。
遗憾的是，非但没多少人看出老马经历的智力浩劫来，他的胡言乱语还竟然吸引了许多无知读者。如果老芦还不出来大声疾呼，看来他“能发不能收”，不但已经坑了自己，还会把许多无知少年坑进去。所以，我在此诚挚呼吁，请读者们仔细看看这篇文字。如果真看进心里去了，我深信诸位一定会终身受益。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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