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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畹町 “合法、非暴力”是民运对强大中共的廉价承诺、虚伪姿态、策略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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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任畹町 “合法、非暴力”是民运对强大中共的廉价承诺、虚伪姿态、策略欺骗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经验值: 4649
标题:
任畹町 “合法、非暴力”是民运对强大中共的廉价承诺、虚伪姿态、策略欺骗
(288 reads)
时间:
2004-8-27 周五, 下午11:51
作者:
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任畹町 “合法、非暴力”是民运对强大中共的廉价承诺、虚伪姿态、策略欺骗
——论今年上访合法抗争的飞跃和民运的本份
——答淮生“我对民运人士的疑惑” 我们正在关心农民
淮生在“我对‘六.四’难属及民运人士的疑惑”中写道:
我想知道:你们对正义的诉求、你们争取的,除了让自己身上遭遇的那块有待回归的正义快点回归过来,获得“平反”、道歉、赔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我想知道:
建立一个基本公正、基本正义的中国的使命,有没有纳入你们的计划?让生活在中国土地上所有的同胞摆脱奴役命运,有没有纳入你们的计划?你们作为城里人,是否把拒绝接受不义、不公正的优待(相比于农民),纳入你们的计划?
我的回答是,一旦今天“平反”“六、四”,明天,民运就要力争实行自由宪政。你所说的一切“使命”都是民运的计划。
老实说,我对“平反、道歉、赔偿”“六、四”兴趣不大,因为,那是关系我又不完全是我的事情。可是,我们对农民问题不但有计划,而且,有行动。
请允许我用事实回答你的“疑惑”。
当局派员和我谈到“你参合农民的上访有什么用啊”!?不无嘲讽。
答曰,我太知道没用了,我不参合上访,就没有上访了吗!你知道上访里的人都怎么说吗?你们可别不爱听。都说共产党不要脸,我们也跟着不要脸了,吃在大街上,睡在大街上,高低是解决不了,跟它滚了!
你以为,谁比你们傻多少!我的嘴不吃素。
今年,上访已经演变为揭露、控告不良社会的宣传战、新闻战!据报,中国15省市300万农民上街,已经迈越了传统的上访。
正如老实巴交无意过问政治的“FA LUN GONG”,成了国际人权公案的香饽饽,好看又好吃。
不但如此,上访的人权抗争首领叶国拄、郑明芳、倪玉兰、李国柱、李小成、赵振甲、钱丽丽、刘树青、李春英、李小成、陈菊连、段金旭、杨金芝、孙秀英在他们的游行申请书上明言“抗议政府对宗教信仰的限制,对民运和宗教信仰者的迫害”“尊重人权、还我民主”。(7、1万人游行申请书、9、18游行申请书)
不但如此,“捍卫人权、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已经是街头口号。
如果,民运不首先关心上访农民,农民何以为民运张目!(上述有城市人)曾几何时?上访公民有这等的思想飞跃和进步!?
有农民出身的工商业者郑明芳致信胡锦涛温家宝为证:
70年代“中国人权宣言”起草人,获得罗勃特 肯尼迪国际人权奖的任畹町先生和全国人权活跃人士叶国柱先生等近日来蓟县了解民情和人权案件。
任先生叶先生等人访问了蓟县下仓镇翟辛庄村拒不赔偿结扎致残的吴秀敏( 13132048364),访问了蓟县东二营镇南潮河村因房基纠纷遭村干部和公安毒打至残的王连成(022-22853619)等人。
等即还有状告破坏法规、强占耕地、私盖房屋的冯旺(86-222-29863467/13821738354)
三人全是农民。
我们帮助他们成文或修改的状书有:
吴秀敏做绝育手术至残求告无门
王连成:占房基 挨人打 告状报案没人管
冯旺:破坏法规 强占耕地 私盖房屋,谁来管
我们还过问了以下9个案件:
黑龙江省五常市山河屯林业局退休干部孙云山被山河公安分局王晓飞打成植物人;13936434315
齐齐哈尔泰来县第一煤炭市场孔召侠状告县政府、法院侵权赔偿案;86-452-2996775
原国民党上海“四行仓库”起义人员杨家龙要求落实政策的申诉;
浙江临安市毛洪金、应石法举报贪污林木税、救灾款及物资、救灾改田款几十亿元反遭威胁、残害;86-571-63827496/13067714265
北京西城分局新街口派出所警察毒打拍照强拆者倪玉兰;8610-81977314
李桂芬告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派出所警察王志刚三兄弟害死其女,6年含冤九泉;8610-67026038
北京何万平状告东郊牛奶场口蹄疫和打击报复;8610-84709582
山东青岛市王义芳、苏惠燕控告南区法院违法强拆伤人案件; 86-532-5816194
哈尔滨大臣清洗设备厂长吕世臣诉枉法裁判负债百万; 13691194874
我们做得很少。可是,毕竟开始了。
我以后又写了“从天津市蓟县乡村干部的胡作非为看一党制无可救药 ——私吞赔偿 打击报复 裙带相护 强占耕地 鱼肉乡民”。 我们是冒着风险做这一切的。
这难道不是你“获取明朗答案所需的线索”吗! 农民更要懂得上访自己救自己。
面对人权民运的上述进展,海外的激进朋友们还嫌呼国内上访太合法化了。
大参考总第2366期(2004.08.24)报道叶国拄等人申请九一八游行的题目是:
书呆子们建议中国人应该与中共合法斗争,请看合法斗争的下场! 好扎眼。
至于,有哪些“书呆子们建议”如何上访,我不知道,但是,我应该为他们辩护。
在“彼强我弱”绝对劣势下,“不合法斗争”又能怎么样!再一次吃人枪子儿?当然,革命家不在乎这个。
国内上访,如果不合法地干,谁给枪给炮给火箭!?如果有,我他妈首先接过来,把坏蛋都崩了!或者,民运立马打回来解决国内上访危机!这是不是无米之炊纸上谈兵!
应该懂得,反对俄罗斯专制沙文主义的策略家列宁有一句名言:改变宪法的活动往往是从维护现行宪法开始的。这同样是民运兴起的宝贵经验。
为什么“民运政治学” 总汇立论“和平民主变革(和平政治革命、民主和平演变)的战略策略”?
有的人没看懂。既“和平”,又“革命”,两头都没丢。
多年来,所谓“合法、理性、非暴力”是民运对强大中共的“廉价承诺”“虚伪姿态”“策略欺骗”!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说出。
你“不合法”怎么着!!你不“非暴力”又怎么着!!合法不合法,暴力不暴力,都弄你!你弄我,我让你罚不责众,让你不可收拾!
明白了这点,就别在“合法不合法”,“暴力不暴力”之间抠字眼了。“合法”的解释权在我们手里吗?!“暴力”,你连杆鸟枪都没有!
只要上访抗争,揭露了真相,造出了舆论,上了“人权”“民主”的层次,动员了街头人民,就是成功,前进。什么时候有枪有炮有火箭了,再说不晚。
列宁还有一句名言,“没坐过监狱的人不是完人”。不知道是我,还是过去的老右派,在监狱广传这句话,成为北京所有监狱囚犯们的口头禅、安慰剂。不知道是否传遍全国?
淮生所说那些“号称‘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的日子里一直在心安理得地践踏良心、践踏社会公正。”
那些人不是“知识分子”,更不是 “社会良心”,仅仅是专业“文化人”。
什么是“知识分子”?中国以职称、学历为准,那仅仅是国家制度。
那些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学位”“职称”和“论文”“书本”,对于政治腐败、司法黑暗、人民涂炭的社会现实,有什么价值!
我们知道一些西方的定义和说法,大意是超现实的理想家,批评家,更象是哲人。愈是实现不了愈是追求,唐吉柯德式的人物。
东海一枭有个摘录:“由不同背景的独立个体组成,通过他们带有批判的冷静的观察态度,对社会提出激进的看法和述著,带有激进态度的人”(德语大百科全书);“以思想批判为武器,以理想未来为立场批判现实的人”;“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力,必须是他所在社会的批评者”
(《时代周刊》)。
中国真正的民运人才是“知识分子”,才是“社会良心”。
至于,“上访是不是维权的有力手段”的诘问,我要以“什么是民运”来回答。
且不说,“维权”是官方话语,虽然,我很少用过,决心将来不再用,但是,在挣扎线上的“抗争”才是上访公民的真实状态。
今年,“维权”这高雅的语汇,对于那么多到高楼寻求终结生命的自杀示威者,对于那么多一晚上3角钱的上访村村民,对于那么多衣衫褴褛的农民,是不是太奢侈了!?
大家去问上访人,有多少不是经过“法律诉讼”直接闹到“京都”来的?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官官相护、贪赃枉法”的专制司法会为苦难的农民说几句话!?
什么是人权民主运动?
就是以自由权利、社会福利、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民众上街,是社会现代化的通例。所以,民众是民运的根本资源。
极言之,民运可以没有钱,没有枪,没有土地,没有一切。但是,绝不可没有民众。因为,变天时,需要民众,大选时需要民众。
查维斯在决定自己权力命运的时刻,光顾的是“穷街陋巷”。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民主国家总统的“街头竞选”和民运的“街头动员”出自同一个逻辑模式!!
懂得了这一点,89年的“自由民主派”首领,“民间研究所”的所长们,才走上街头。谁不知道,街头远离舒适的坐椅,幽静的书斋。
有的昔日“党内改良派”声称“不在体制外运做”,是根本不懂“街头竞选”和“街头动员”的真谛,自以为高贵。
“民运将帅”再不懂“街头竞选”和“街头动员”的连接,再不懂得同情支援上访,那就失去了民运的本份!
* * * *
在读了淮生“我对‘六.四’难属及民运人士的疑惑”后,顾则徐有一篇“我无法抑制我的眼泪”。
顾文自认为:“六四”、民运人士所行的运动,不是民众的运动,他们行的是精英的运动。昨日我还跟一个历史学家谈起相关的问题,我说“6.4”虽然堂皇得多,但仅从涉及社会阶层和民众运动的角度,比之“5.4”衰退了不止千万里。精英运动的狭隘性反映了运动者政治意识、社会意识的狭隘性,不仅农民,甚至工人、普通市民也不能纳入他们切实的计划,而“成功”了,对农民而言,遭受精英主义的歧视一定难以避免。
今年六、四前后的纪念文章“多如牛毛”“蔚为壮观”。我概括为:
“六四”15年祭,使我们已经看到,对89“民主运动”并非简单学潮的定位与讴歌已经不可逆转,已经取得共识,已经深入人心。
弘扬89“民主运动”的真义,论证“全民参与”的史实,揭示“流血”革命的内质,驳斥一切荒诞不经,已经不是“舌战群伦”的“孤独”捍卫,而是民运的“群起而拱卫”,“群起而驳之”。
仅举全民参与89民主变革的5个证据是:
·全民动员,抵抗戒严,阻止军务;
·全民被动抗暴整整一周。汽车、坦克、装甲、士兵被焚烧,枪支弹药被抢夺。人民的武器是“手无寸铁”,是棍棒、砖头、打火机;
·绝对多数的死伤人员并非学生;
·被司法处决的十余人均为青工市民;
·全民捐款捐物,支持绝食,参加游行;
仅举其中的结论是“6·4民主革命已经根本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政治生态与环境”;
“6、4是89民运参与者们共同的政治资源和储备财富”;
“6、4是89民运参与者们共同建设民主制度的时代性历史性根据”;
农民一定是民运今天和未来政府“基本公正、正义”的基础。*
附件:(从略)
吴秀敏做绝育手术至残求告无门
王连成:占房基 挨人打 告状报案没人管
冯旺:破坏法规 强占耕地 私盖房屋,谁来管
苏联驻华参赞抖出五十年前中苏外交秘闻
资深苏联外交官А·А·勃列日涅夫先生于一九五三年来到中国,在
中国学习和工作了近三十年,担任过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代办,亲
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由和睦到破裂的整个过程,
见证了中苏关系史上很多重大事件。近年来,他根据自己的回忆和大
量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叙述和分析中苏关系历史的回忆录《通往睦邻
友好的艰难道路》,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情节和史料,现摘取
几则故事以飨读者。
彭德怀向苏联大使讨教“大跃进”问题
每一次当我回忆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都试图
想弄清楚:最决定性的一步是从哪里起步的?我们两国在迈出这个决
定性一步的同时实际上也切断了回归正常的睦邻关系的道路。在思考
这一问题的时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逻辑上可以把一九五八
年毛泽东宣布“三面红旗”政策(中共的新的总路线:“多、快、好、
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看作是一个起点。
晚些时候,当毛泽东的新举措已经开始实施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把苏联大使П·Ф·尤金
逼到了两难的境地上。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开始之前,偶然碰
上了尤金的彭德怀将大使邀请到休息室并谈起了“大跃进”,他告诉
大使他想听一听大使对“大跃进”的看法。我不隐瞒,我作为这次交
谈的翻译对大使如何作答很感兴趣——要知道,在这之前苏联已经形
成了对“大跃进”的否定态度。我觉得尤金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回答方
案:他回避了对“大跃进”作出评价,只是提到了“大跃进”的一个
方面。
尤金说,由于建立了“土高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包括广大的中
国农村人口在内,都了解了技术和最初的工业知识。广大的农村干部
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其中的很多人将来都要组织国家的工业生产。尤
金甚至回忆起三十年代初他担任苏联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负责
人的时候,曾经出版过大量的科普书籍、招贴画、宣传单,让文化程
度不高的老百姓了解劳动技术、劳动安全技术的基础知识等等情况。
元帅的一双忧郁的眼睛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这双眼睛蕴涵了他
内心里复杂的情感:既是替自己祖国的命运担忧,但更多的是准备为
了自己祖国的未来而奋斗到底的不屈意志。应当对这位中国革命的老
战士坚持原则的精神和勇敢无畏的精神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在一九
五九年夏天庐山会议上,他是不怕牺牲自己敢于反对毛泽东的决策及
其当时的方针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
每当我回忆起元帅与大使在北京饭店的谈话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向
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彭德怀要谈这次话?要知道他原先就清
楚尤金作为大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批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任何
行为,因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行为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况
且元帅也不会指望尤金来作为自己的盟友。顺便说一下,元帅本人在
同苏联大使的交谈中也没有对“三面红旗”作出什么直接的评论。只
是根据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和提出问题的语调,可以弄懂他对“大
跃进”是持否定的态度。
更确切些说,彭德怀准备与毛泽东进行一次解释性的交谈,他想检验
一下自己:他对“大跃进”的消极态度是不是忽略了“大跃进”对中
国的某些重要的方面和有益的方面。交谈证实了元帅的最坏的推测:
除了启蒙教育作用之外,没有发现“土高炉”具有其他任何的积极作
用。
苏联外交官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
一九六零年夏天,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工作人员受命起草致中国政府的
关于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的照会。
“召回苏联专家”本身不是新想法,苏联方面已经向中国提出过这个
问题。然而由于苏联顾问和苏联专家们在“大跃进”形势下处境比较
困难,所以这个问题变得比较迫切。但是,是否应当将苏联专家和顾
问离开中国返回祖国与他们在中国受到意识形态攻击、与他们受到监
视联系在一起呢?当然,不能。
召回顾问和专家的想法在远东司受到了冷遇。远东司清楚:这样做会
被中国人看作是施加政治压力。他们打算将关于这件事的几页公文束
之高阁置之不理。一位副司长将照会草稿连同所有与此相关的文件统
统锁进了自己的保险柜,指望过上一段时间热情就会冷却下来并且情
况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他等到的却是领导的呵斥,于是保险柜不
得不打开……
于一九五九年底到达北京的新任苏联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表示坚
决反对召回苏联专家。假如所作出的决定仍然不能得到重新研究,那
么他建议采取折中的办法:在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同时召回专
家,也就是不撕毁正在生效的苏联人与中国机构所签订的契约,而随
着这些契约的有效期到期解除专家们的职务并不再替换新人。遗憾的
是,这些反对意见和建议没有被采纳。要知道,这种方案可能会使中
苏关系所遭受的损失降至最低程度。大使反对取消向中国提供原先承
诺提供的一些物品的意见也没有得到重视。
这是在原子弹问题上拒绝了中国人之后,赫鲁晓夫在对待中国问题上
的第二次重大失误。赫鲁晓夫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作用和
力量。毛泽东没有错过利用赫鲁晓夫的失误这一机会来保障干部和军
队对自己的支持,在“三面红旗”政策失败并且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
的关系尖锐化的形势下,军队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必要的。
向中共通报赫鲁晓夫下台
一九六四年十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妻子正在参加一个大使馆的宴会,
当宴会进行得正热烈的时候,宴会主人找到我并请我立刻给我们大使
馆回电话。我清楚,这种电话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才会打来。使
馆的值班人员告诉我大使急着要找到我。会发生什么事呢?
当我走进契尔沃年科的办公室的时候,大使递给我一份从莫斯科发来
的密码电报,电报言简意赅且没有作任何解释地通告了赫鲁晓夫被解
除了一切职务的消息,并责成大使馆立刻向中共中央委员会通报这个
消息。
契尔沃年科说,他已经委托礼宾处的工作人员请求紧急拜会中共中央
委员会,并且我应当陪同他一起前往。
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接待了大使。伍修权听完了通报之后答应立刻向
中共领导人汇报这个消息。伍修权克制着不作什么评论,但是他未能
完全地掩盖住自己的思想。会谈结束的时候(会谈总共持续了几分
钟),伍修权走出大楼送大使。但是,我们来的时候乘坐的汽车出人
意料地没有发动起来。我们不得不等了大约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在
司机正忙着修理汽车时,伍修权说道:“你们俄罗斯人常说碗碟打碎
了意味着吉祥。也许,这一回汽车坏了意味着吉祥?”
虽然一语双关不是很成功,但是谈话者的政治情绪表露得很清楚:他
期望莫斯科的变故能够促使中苏关系中的敌意消失。
不过,伍修权的行为举止无论是给大使还是给我都留下了一个印象:
即还在我们到来之前,中共中央委员会就已经知道了赫鲁晓夫被免职
的消息。难道说,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得到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赫鲁晓
夫被免职的消息这一指示之前,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已经通过某种渠
道知道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事情?
不过,这不是那些日子里所出现的惟一的问题。在以苏联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В·В·格里申为
团长的苏联代表团于十月上旬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
年庆祝活动的最后时刻,毛泽东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在中国政府举
行的招待外国代表团的告别宴会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大厅里。
他没有脱下华达呢风衣,而是走上了主席台,与坐在第一张桌子上的
格里申一边好长时间地摇晃着握手,一边说道:“一切都会好的,我
们两个民族会在一起的。”毛泽东重复说“一切都会好的”,这一幕持
续了大约十分钟。与苏联大使也重复了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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