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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 何 清 涟: 威 权 统 治 下 的 中 国 现 状 和 前 景(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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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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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在世界民主化进程当中，中国显得相当特殊：没有一个民族经历了百余年现代化进程、有过几部“宪法”却依旧未能建立“宪政民主”；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过这样特殊的经历，每隔二、三十年就又要回到启蒙阶段来谈宪政民主的ABC，永远长不大似地重复前人已经谈得很透彻的思想。
目前，中国又回到了百余年前的历史原点，重新讨论一个百余年中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亦即中国要专制（即所谓“德治”、“仁政”的直率表述）还是要民主？认为中国只能实行威权统治的论者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是产生专制统治的天然土壤；而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民主政治的论者则认为，只要坚持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壤上播撒民主种子，就能够收获民主宪政之果实。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国际社会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上。80年代中国研究圈讨论中国问题时，是讨论“怎样才能促进中国的民主”，而现在的主题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变成“威权统治为什么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这种争论的源起，其实全在于论者对中国现状的观察分析产生的严重分歧。本文着重分析两方面问题：一是威权统治下的中国出现了哪些可能导致中国走向危机的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从根本上腐蚀中国社会，并将中国逐步推向全面危机；二是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维持其统治与表面政治稳定，究竟得益于哪些社会因素。必须指出的是：本文中述及的政治“稳定”，仅指近5至10年内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地位的稳定，并不包括社会生活层面的稳定。事实上政府为了维持短期政治“稳定”支付的代价是为中国社会埋下深层的长期不稳定因素。
一、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为何充满矛盾？
近六、七年来，有关中国现状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国将逐渐成为经济大国，日益繁荣富强；在世界经济不振的今天，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今年4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经济降温，华尔街的“中国概念股”急挫，“繁荣论”者虽然暂时保持沉默，但其基本论点并未变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日大，社会底层反抗此起彼伏，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难以为继，在未来的不久（有人预言是5到10年），中国将陷入崩溃状态。
对于同一个观察对象，竟然得出如此相反的两种看法，问题当然不是出在观察对象本身。这种歧见正好反映了观察者、研究者本身视角与立场的混乱。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首先当然是因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管制新闻、钳制舆论的国家之一，所有信息都由政府垄断供给。如果观察者只能根据不完全信息甚至扭曲的虚假信息进行“盲人摸象”式的观察，或者凭借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下的所谓“调查”[1]做研究，得出的结论必然有极大局限性，甚至可能正好与事实相反。“繁荣论”的问题在于：论者有意屏蔽了近年来中共政府越来越严格的新闻控制这一事实，因为“繁荣论”的全部立论基础正好是这些经过政府严格过滤与筛选的信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的宣传策略比毛时代那种指鹿为马的手段要高明得多。在谎话中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手法，确实比完全的谎话更能迷惑人。
许多国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坚持“繁荣论”观点的主要理由有几点：一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一派繁荣；二是他们到过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大多是走马看花式地看看），从城市建设、居民消费等角度看，中国的情况令人鼓舞；三是他们直接获得了一些材料，比如通过与中国官方的接触而从官方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或者曾在中国做过一些社会调查。但是他们明显忽视了几点：首先，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统计数据时必须服从政策宣传目的，因此在中国媒体上看到的统计数据本身已经过严格的过滤，一些重要数据还是不真实的[2]（例如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就不是真实的），所以识别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本身就是一个相当艰深的课题；其次，他们所到之处只是政府规定允许去的地方（有法律规定哪些城市对外国人开放，哪些城市不能让外国人去[3]）；再次，他们如果要做正规的抽样式社会调查，那么这种调查其实只能在中国政府“有关方面”派员参与监督下完成，采样数据必须先经“有关方面”审核过滤才能提供给来自国外的调查者（此规定也适用于回国为博士论文收集数据的中国留学生）[4]，而这一点是许多国外学者不愿意承认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研究的“学术价值”。概言之，他们看到的“中国”是中国政府需要向外界展示的“中国”，他们听到的信息是中国政府希望世界听到的声音。外界人士想不到的是，就连加入WTO这种看起来并不那么政治化的事件，在中国还会由中宣部与中央办公厅联合下文，在多达数十条的规定中明确指明，有关WTO的问题只能按照规定的口径谈。
这种“信息不完全”导致人们对中国的认识片面化。当陷入“信息不完全”带来的困惑时，人们又可能会以“中国太庞大，太神秘，太特殊”来解释，却很少想到这完全是中国政府采用政治高压手段控制媒体的后果。法国的INSEAD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乔纳森·斯托利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道出了中国研究的艰辛：“中国太大，有关中国的信息五花八门，来源也多有矛盾，各种不同的问题可以写出大量的博士论文来。但这些论文的结论都无法获得证明。写论文容易，但要准确反映中国的现实，实在是很难的事情。”目前在基辛格事务所从事中国和亚洲事务咨询工作的美国前驻中国大使芮效俭则更不客气地指出，专家们对中国未来进行预测的记录之糟糕，是人们想象不到的[5]。
其次则缘于当代中国研究（指P. R. China Studies）本身牵扯了太多的利益关系。中国国内的研究除了政治因素对学术的制约之外，当然也有利益考量，一篇“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的是是非非”[6]，多少道出了近几年中国经济政策建议背后的底蕴。即使是中国学者比较喜欢引证的外国学者或者权威研究机构的看法，背后的利益考量也清晰可见。由于中国被各国商界视为最后一个有无限潜力的巨大市场，吸引着无数的跨国公司。不少研究项目的经费来自于一些利益集团的赞助，而这些利益集团本身对研究选题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牵引着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些利益集团对中国履行WTO承诺评价的变化，当年力挺中国入世、并在政治上支持中国政府的美国商界曾对中国政府履行WTO承诺给予极高的评价，但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他们在中国投资获利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于是归因于中国政府不肯履行当初入世时所作的承诺以及外汇管制政策，开始指责他们曾经大力支持的中国政府[7]。事实上，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大多并非中国政府刻意不履行WTO承诺引起的，而主要是中国制度环境的产物。
第三，中国政府近年来耗费巨大人力财力的海外“统战”工作相当成功。应该说，今天中国政府的外交经验早已远非毛泽东时代那种孤陋寡闻、自以为是的状态可比，最擅长的策略莫过于扩大“统一战线”。在海外定居的大陆留学生本来就是自己人（更何况还有各种手段牵制），陆续成为“海外统战”对象的不仅有学界商界的华裔成功人士，还有因为反对“台独”而抛开了与中共之间长期政治歧见的老国民党人及其后裔（在台湾被称之为“外省人”），更有相当部分欧美学者与研究者。前两部分人数量日益增多，极大地改变了海外华人的政治生态[8]。与其它国家的侨民相比，海外华人对母国的政治热情可算是独一无二。台湾当年的民主化就大大得力于台湾居美侨民的有力推动，因为作家江南在美国被台湾当局暗杀一事极大地刺激了他们，让他们认识到台湾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治的丑恶，于是大力支持台湾的民主化运动。但自90年代以来，有大陆背景的华人所起的政治作用既不同于当年台湾华侨，也与“六四”时期不同，他们往往对中国政府的任何作为都亦步亦趋，善恶不分。中国政府的一切舆论宣传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最积极的回应，其姿态之高，甚至大陆的同类人物也难与之相比。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少数学者，因无法取得去中国的签证而离观察对象日渐遥远，也无法与中国本土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各种研究经费自然与他们无缘，因之渐渐处于边缘化状态。而海外华文媒体更是得到了中国政府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资助，逐渐成了新华社消息与人民日报消息的积极转载者[9]。如果说在中国国内批评中国政府只是一件有政治风险的事情，那么在海外还有道德风险，“不爱国”只是其中份量最轻的一顶帽子。
笔者与海外学者交流时，非常惊讶地发现中国研究圈中许多人对中国的判断与中国人的生活常识相去甚远，对未来的预测更是迥然不同。在一片乐观的预测中，往往只有常驻北京的部分外国记者写的消息触到了中国的真实层面，但他们所写的报导因为是对一些具体事实的报导以及基于此之上的延伸分析，容易被视作个案，或者说人们愿意相信这些负面报导只是个案，不能从总体上说明问题。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某位论者陈述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时，往往被问到一点，“既然中国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崩溃？你能预测中国什么时候崩溃吗？”其实，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存心刁难之外，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少国家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可能存在相当多不可解决的问题，如官员高度腐败，贫富差距悬殊，统治者非常残暴，人民的生活也相当痛苦，但只要政权有足够的资源赢得精英集团的支持，并依靠这些精英们实行铁腕统治，这个国家未必就会立即陷入分崩离析的瓦解状态之中。远如古时的罗马帝国，就曾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延续了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那时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良好，罗马人民生活幸福。近则如伊拉克，如果不是萨达姆的“猫鼠游戏”让美国忍无可忍终至开战，相信萨达姆的残暴统治还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期。
笔者认为，“繁荣论”建立在对事实的错误理解上，而“崩溃论”则是按照西方社会的民情来理解中国，以为一个缺乏民意支持的政府寿命必将不久。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既不象“繁荣论”者认定的那样繁荣，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也未必陷入“崩溃论”者设想的那种分崩离析状态。中国具备的那些导引中国可能崩溃的因素还在逐步发酵，当局的一切措施从短期来说虽然延缓了这种发酵过程，但从长期来看，却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更加艰难曲折。
二、社会生存基础的破坏
本文不再着重分析以前笔者在论著中反复分析的一些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基层政权黑社会化以及大量资本外逃等等，因为有这些问题的社会往往也能长期生存。从根本上来说，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4个基本要素包括：一是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这个底座坚实与否，从长期来看，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状态；二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这是社会整合必不可少的文化亲和力，相对政治整合能力而言，道德伦理是软性的，但也更具有张力，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起规范作用；三是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底线，衡量的具体指标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四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这是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对社会成员施加的一种强力约束。除了第四点与制度有关，可以在短期内改变调整之外，前三者是长期的生存要素，且不能通过政权更替在几十年内有根本改观。
（一）生存基座──生态环境的破坏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消费增长和技术能力（指消耗单位资源所产生的环境损失）的相互作用。中国的人口数量为世界最大，近25年城市人口的人均消费增长也相当快，而利用资源的技术能力却相当低下。从共产党建政以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如大跃进时期的乱砍乱伐，“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来尤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不止一次谈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上，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10]。威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侵蚀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未来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地力递减，沙化、盐碱化、板结等各种土地质量恶化的情况都已经大面积出现，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8％，对人均耕地本就紧张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2至4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中国7,000多个矿山中现在有一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11]。
环境生态破坏对中国社会的恶劣影响，现在可能已经基本达成社会共识，至少在知识圈内与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是如此，这比前几年还有学者大力介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先进经验”时有进步。值得一提的是腐败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与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可以说，目前许多中国官员决策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是算计自己在每一项决策当中所获得的个人收益。在这种算计下，中国的生态资源不可避免地处于被极度掠夺的状态当中，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末以生态系统为赌注的超级豪赌──“三峡工程”。
近20年来，中国的公共工程成了一架产生贿赂的机器。三峡工程这个将来在历史上要备受指责的工程，其出台与一些依靠水利工程吃饭的利益集团长年累月的游说活动有关[12]。三峡工程的兴建也为大量贪官污吏提供了寻租机会，如搬迁中用于安置移民的土地，许多根本没有真正用于移民搬迁及小城镇建设，而是被一些部门、地方政府搭移民搬迁的“快车”，违法占地炒卖，谋取私利。如四川省忠县石宝镇政府将征用的土地以高价转让给建设单位和个人，1997年收转让费每亩达9万元以上，2000年每亩高达20万元以上，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而丧失土地、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却得不到依法律规定应有的补偿[13]。中国当局表示，已经有97名参与长江三峡工程的政府官员因从工程中谋取私人利益被判贪污罪，其中一名官员被判死刑。审计官员则表示，重新安置因三峡工程而被迫迁居者的款项中，有5,200万美元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四川省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4位农民何克昌、温定春、姜青山、冉从新因向政府部门反映地方官员大肆贪污移民款的问题而被逮捕，被控以“聚众扰乱社会序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并在狱中受到残酷折磨[14]。因三峡工程造成的严重污染虽然在中国国内是绝对禁止讨论的话题，但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所知，如对气候、水文条件等的影响[15]，还有各种地质灾害接连不断地发生。三峡工程开工8年来已滑坡3,465次，崩塌变形高达1,190多次[16]。如果说三峡工程对环境的改变是间接缓慢的，其长期后果目前还难以评估，那么工程直接造成的污染则时见报端。
列举中国环境污染的结果，还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假如按照绿色GDP计算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可以说中国这23年的发展是负值。这一评估其实也为官方研究机构的测算所证实：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8％以上[17]。按照常识，官方的这一估计只会低估，实际情况远比官方承认的更严重。根据这一官方估计，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增长率大约在8％左右）基本上被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所抵消，中国的经济“繁荣”其实属于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1949年以前中国发生动乱后重建社会时，尚有完好的生态系统做为重建社会的依托。而经过近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相当脆弱，无法支撑起十几亿人的生存与发展。
（二）社会整合力量──道德秩序的破坏
从道德伦理方面来看，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空前的“礼崩乐坏”的状态。政府官员的高度腐败与整体性道德败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要言之，中国政治精英在这20多年当中经历了从有信仰到无信仰，从无信仰到耍无赖，最后走向黑社会化的一个过程。且不谈社会良知以及其他较高层次的道德观念，连处于较低层次的一些道德伦理准则，如维持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信用（信任）都不复存在。这里只分析与中国政府赖以立党立国的经济建设息息相关的经济信用问题。
中国的信用严重失常关系到政府、行业协会、信用中介机构与信用消费者等4个层次。政府在这方面起了相当恶劣的示范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像”而制造假新闻均举世闻名。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建政早期著名的“大跃进”期间，那时的产量造假达到非常荒唐的程度。这在邓小平时代前期（20世纪80年代）有所收敛，但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仅凭几个经济发展指标就决定干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励大量政府官员造假，虚夸之风重炽，于是中国政府又回到了习惯性的数据造假这一轨道上来。“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中国公众对这种政治文化的形像概括。
官方曾公布了一些惩处数据造假的消息：1997年下半年，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国务院法制局联合开展了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共查出统计违法行为6万多起，其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占56.7％。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叶长林特别指出，这6万多起是情节比较轻的，故称“统计违法行为”，此外全国还立案查处了1.5万起情节比较严重的统计违法案件。2001年全国统计系统又查处统计违法行为6.2万多起[18]。
这种造假之风成了中共政治文化的精粹，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他们最擅长的“为官之道”就是能轻松自如地随时转换两幅不同的面孔：在公共生活中，官员们习惯用官腔官调讲各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成克杰、陈希同之类有关“廉政”的说教曾被编成语录集锦发行，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将按照自己的公开说法施政与生活；实际生活中，这些官员贪污受贿、嫖妓养“二奶”，鱼肉百姓，胡作非为。官场的迅速腐化堕落必然引致整个社会的堕落，中国成了一个犯罪率最高的国家。许多地方的基层政权行为更是已经彻底流氓化，与黑社会没有本质区别。
由行政法规限定角色的行业协会从诞生之日起，就兼具政府代理人与民间组织代表这样的双重身份，随时轻松自如地转换角色，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是其生存条件：在政府面前，他们代表企业；而在企业面前，他们又俨然是政府的代理人。
在缺乏诚信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近几年发生的股市欺诈案中，每一起中都可以看见会计师为虎作伥，协同企业造假。
合同履约率可被用来测度经济生活中的社会诚信程度。据“2003年中国信用论坛”公布的信息，中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40亿份，而履约率只有50%，经济合同失效的现象非常严重，同时在订立的合同中违法合同竟高达占6％；全国每年由于合同履行中缺乏诚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855亿元（作者注：相当与GDP的5％）；由于企业间不讲信用，互相拖欠货物构成连环债链的资金总额达3,000到4,000亿元，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19]。
在一个失去了道德秩序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空间紧张，善恶是非更被严重颠倒，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仅仅剩下利益，而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也充满了尔虞我诈。缺乏诚信的社会已经没有健康发展的可能。
（三）空前的就业压力
中国的就业问题现在已经进入了漫长的“寒冬”时期，实际失业率远远高于政府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3％[20]，据笔者的分析计算，2000年中国的城乡总失业率至少为20.2％[21]，失业的3大社会群体为原城市国有企业工人、农民与大学毕业生，几乎囊括了中国几个最大的社会群体。在今后的20至30年内，就业市场过度竞争将会成为一种中国人不得不忍受的社会常态。
近几年开始出现的“知识型劳动力过剩”足以反映当前中国就业之艰难。从2001年到现在的几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每况愈下：2001年，毕业生115万人，本科生就业率为80％，专科生为40％[22]；2002年毕业生145万人，就业率降为53％[23]；2003年共毕业212万人，未能就业者达106万人，就业率仅为50％（据说这还是高报的）[24]；2004年毕业生达280万人，就业状况非常艰难。由于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过低，中国政府今年禁止国内媒体再发布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全国性数据，只是由教育部和劳动部宣布：一定要在今年9月1日以前保证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到70％[25]。按照中国的官场政治文化，既然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成了有既定目标的“政治任务”，那么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就一定会“全力完成”，否则乌纱帽难保。相信到了7月底，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大学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一定会“达到或接近”70％这一目标。至于其真实数字则成了“国家机密”，不对国人公开，当然更不让国外知道。
但许多信息表明今年就业形势比去年更艰难。据报导，已经有大学生出于百般无奈在职业招聘会上举起了“无薪就业”的招牌，表示愿意义务为企业工作、不领分文，以换取未来可能的聘用，但此举并未让他们赢得工作机会[26]。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都市里，与到处可见的民工这类“农村剩余劳动力”“相映成趣”的竟是“硕士贱如狗，博士满街走”。这迫使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社会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连年扩大，1999年增长27％，2000年增长35％，2001年增长35％，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31倍。2003年全国有79.9万人报考硕士研究生。
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结果是导致过度竞争。这种过度竞争的压力终于以非常荒诞的结果显现出来了：2003年广州《新快报》曾报导一则消息，大学生们竟然接到这样的招聘试题：“当工作需要你出卖肉体时，你会怎么办？”这则报导的作者愤概地评述：“不知道这家公司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出这道试题，不过清楚的是，这家单位大概经常需要员工出卖自己的肉体或者灵魂，或者，在商业社会中，出卖肉体是经常的交易，大家都是动物，都有动物的需要，然后以动物的方式来交易。”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学生们对这道试题的回答，竟然大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种不肯定的暧昧回答[27]。部分地区女大学生应聘时遇到严重的性骚扰，招聘方更是直接了当地表明，需要她们做的不仅仅只是白天的工作，而是晚间陪伴[28]。这类例子并非个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职场上的地位竟然只体现为能在各种性交易中增加附加值，充分反映出社会生存质量的堕落。
最容易做的事情当然是指责这些“新生代”大学生们缺乏人格尊严。但是这早已经不是道德范畴的问题，而是人力市场过度竞争的结果。中国的大学生们经过至少16年的寒窗苦读，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等待他们的却还是无业可就的命运，面临的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过度竞争。这种竞争已经到了让人崩溃的程度。2002年12月，复旦大学一位博士生心脏病猝发死亡，而死亡原因竟是“贫困，过度竞争引起的焦虑，就业压力。”一些女大学生因为求职艰难，已经“自觉”地利用色相为自己在求职中“加分”。而这些“社会精英”就算是找到一份职业以后，等待他们的也将是压力过大的工作环境，人称“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全世界最累的写字楼”，“为了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人们普遍愿意牺牲休假、牺牲睡眠、牺牲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忘我的工作”。尤其是年轻的白领，他们甚至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老板的表扬，哪怕只是口头表扬。他们对自己的感觉竟是“站在财富与时尚的风口浪尖上，只能往上混，混到半空中，既没有机场也没有降落伞，不知道怎么平安着陆”[29]。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完成的一份报告，中国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就有23人自杀，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年龄段的人的第一大死因，其中不少自杀者竟是万千中国大学生们渴慕的“成功白领”[30]。
知识型劳力过剩的出现，迫使中国人面对“就业的严冬”这一残酷现实。这与80年代开始日趋庞大的过剩农村劳动力以及90年代陆续出现的城市下岗失业大军不一样，这两个群体被认为是素质偏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而被现代化列车甩落的群体。而目前在中国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社会背景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动过剩，却反映出中国社会最深刻的社会危机：人口与资源的关系高度紧张，持续多年的表面经济“繁荣”并不能缓解这一根本矛盾，连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也无法获得进入职场的入场券。
这样的场景曾经在20世纪30到40年代的中国出现过。那时中国的高等教育非常落后，受过高等教育乃至中等教育都算“稀缺物品”，但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缺乏吸纳人才的现代部门，“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少女大学毕业生被迫给官僚军官做妾，大量没有出路的青年则选择了革命、投奔延安。当然，革命胜利以后当年投奔革命的人不会把自己参加革命的原因归结为生活出路无着，只会说自己向往进步。如今，中国实行了25年的改革开放，这种“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却再次出现，它表明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远未达到能够正常吸纳知识型劳力的状态。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有必要重新估计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和现代产业部门就业容纳量不足的真正原因。2003年，有学者在论文中介绍了一个新的发现──中国的制造业自90年代以来进入了相对萎缩阶段，大批原有的制造业被来料加工型企业替代；与现代化发展的正常道路相反，中国这个拥有数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迫切需要通过工业化来扩大非农就业机会的国家，却正经历着“去工业化”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阶段[31]。这一发现为目前的就业难、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提供了解释：正规制造业的萎缩意味着技术工人、企业管理、工程师职位大批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一流工科大学的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可以发挥其才能的工程师职位，而只能充当秘书、推销员；与此同时，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所需要的往往只是年青、只要求最低工资、不必提供福利、不必长期雇佣的农民工，因此，中国就业劳动力的总数虽然没有明显下降，但对知识型劳动力的需求却在相对萎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不仅仅只是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问题，它还意味着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社会精英向上流动的渠道发生梗阻，这将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预见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高等教育部门短暂的盲目扩张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高等院校的调整收缩。中国政府今年规定，就业率过低的学校必须减少招生，就是高等院校调整的信号[32]。当许多家庭节衣缩食、负债累累供养出来的大学生、硕士、博士都难以就业时，人们将不得不减少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而无力为子女投资高等教育，又使子女更加难以就业。另一个必然结果则是，几百万长期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在中国人的忍耐底线上勉强“活着”，当他们和众多国民感到连“活着”都困难时，大量受过教育却没有生活出路的人士将可能重复上个世纪小知识分子们走过的“革命之路”，统治集团“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略必然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挑战。
（四）农村的凋敝、农民游民化与农民工的悲惨生存处境
不少中国人与中国政府一样，很以北京、上海看起来比纽约更现代化而自豪。但有一句话很能说明中美经济实力的差距：要想了解美国的富裕，应该去看美国的乡村；要想了解中国的贫穷，也应该去中国的乡村。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成就无一不是以农业的现代化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为主要标志。但中国历经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不仅未缩小城乡差距，反而从总体上扩大了城乡差距。本文不讨论农民的权利以及农村基层政权黑社会化这些问题，仅仅只讨论生存底线问题，即农民的生存状态，亦即中国政府一向矜夸的人权指标“生存权”。
1. 农村经济的凋敝
中国的土地承载不了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以官方承认的数字论，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2％，而中国的耕地却只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预计下世纪中叶人均耕地会降到1.2亩，达到严重超负荷承载的极限（由于目前农用耕地迅速减少，人均耕地减少趋势会加速）。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的同时，农户总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1.54亩，户均耕地面积8.59亩；到了2003年末，人均耕地面积降为1.43亩[33]，户均耕地面积锐减为5.44亩，下降了37％。失去土地的农民总数已逾6,000万人[34]。户均耕地面积惊人的下降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不断缩小，经营农业的家庭收入相对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增加。因此，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很低，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1：2.56；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已扩大为1：3.24[35]。2003年北京召开全国人代会期间，中国政府也正式承认农民收入还在下降。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中国自耕农尚能保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目前中国的小农经济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了，许多农民必须要靠非农业收入才能交纳各种多如牛毛的税费。
2. 失地农民增多，农民游民化
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曾经被誉为中国式发展道路的一个特点。其实，乡镇企业的发展早就陷入“瓶颈”状态。1996年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迅速减缓，1997、1998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下降，到2001年乡镇企业的实际就业人数还未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36]。与此同时，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第三轮“新圈地运动”，这轮圈地以城市居民的原有住房和农民的用地为目标。在这一轮“圈地运动”中，地方政府官员已经赤裸裸地将公共权力用作私人瓜分资源的资本，与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济精英及农村基层干部合作，利用黑社会组织使用暴力手段逼迫被拆迁者与耕地被占用者就范，失地农民因此剧增。据测算，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了2万多亿元的损失，而这些资金本来完全可以用来为农村居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37]。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达到2亿多，但由于城市里失业率普遍居高不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通道也逐渐梗塞。从1996年开始，许多城市开始从严控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要消化天文数字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2亿人）已经是一件不可能之事。
现在中国农村女性为了生存而被迫卖淫的事例已经相当普遍。《南方周末》曾登载过一篇“被鸡头改变的村庄”，讲述了湖南省溆浦县低庄镇25个村庄逾千名农村女童和女青年卖淫脱贫的悲惨故事[38]。在广西柳州的农村已经形成了以农村妇女为主体的卖淫“集市”[39]。社会强迫农村女性牺牲的不仅仅是她们的肉体，还有伴随她们一起堕落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3.农民工悲惨的生存状态
既然依靠土地无法生存（税负甚至超过了农田的收益），农民只能象洪水般四处漫溢，但许多农民工即使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做，其生存状态也往往非常悲惨。他们多在私营企业及“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一般来说，农民工容易受到下列几种侵犯：
（1）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过长。广东的三资企业三分之二以上都要求工人超时工作，有时甚至发生工人过劳死现象。笔者1998年12月就曾参与处理过一起民工过劳死事件，年仅25岁的江西农民工徐章水在深圳四海制衣厂打工，被老板强迫连续工作48小时而活活累死。河南省也有三分之二的私营企业强迫工人超时工作，有的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竟达14小时以上[40]。中国政府规定的每周劳动小时是40小时，但据一项专门针对非公有企业（含三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女工的调查，每周工作44至48小时的女工占41.1％，一周工作在49至56小时占22.9％，每周工作57小时以上的占10.2％，其中最长者竟达84小时[41]。
（2）各类工伤事故频繁。以“三资”企业集中、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深圳为例，该市每天平均发生工伤事故30至50起，这还只是参加了工伤保险的企业之员工所发生的事故，未参加工伤保险的以及“私下了结”的还未计算在内[42]。仅在1998年，深圳市的外来农民工就伤残11,415人，工伤死亡80余人[43]。深圳是中国对外展示现代化成就的“橱窗”，该地尚且如此，其它地方农民工的待遇就更糟了。尤其是在私人承包的各类矿山，死亡等工伤事故经常发生。1990年全国矿山死亡10,435人，1991年9,777人，1992年9,683人[44]；1995年矿山事故死亡10,572人，1996年9,974人[45]。仅1997年3月4日至4月11日，山西省白河县在外做工的农民在3次煤矿事故中就死亡98人。据该县政府统计，自1994年以来，当地每年外出打工的农民高达2万人，而每年因事故死亡的达80人以上，重伤致残20人左右[46]。安徽省私营企业仅1998年一年就发生各类火灾1,032起，死32人，烧伤96人[47]。2001年广西的南丹煤矿事故发生后人们才知道，每年该矿公布的死亡人数远少于真实死亡数字：2000年因事故死亡259人，只报了57人；2001年1至7月因事故死亡264人，只报了94人[48]。
这类瞒报工伤事故中死亡人数的事在中国非常普遍。2001年12月30日江西省万载县一个爆竹厂发生大爆炸，此事发生后18天，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举行了有关生产安全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一些记者就一些地方政府抗拒舆论监督并殴打新闻记者一事提问，该局主持会议的一位副局长竟然如此回答：“安全生产事故的报导，原则上要求不炒作、不渲染，应该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对事故的现场报导、伤亡人数、处理情况应该遵循统一调度[49]。”据新华社2003年2月24日消息，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的统计数字透露：2002年一共发生各类事故107万起，接近14万人死亡，其中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多达14,000起，大约15,000人死亡；发生了26万起火灾，死亡2,400人。这就是在政府“统一调度”下公布的工伤统计数字：平均每8起事故死亡1人，每100起火灾平均只有1人死亡，其虚假性显而易见。
（3）工作环境不安全，职业病高发。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一些港台资企业的工作环境差，没有劳动保护设施，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时有发生。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有53万尘肺病人，其中12万人死亡，每年平均死亡约6,000人[50]。据2000年卫生部发布的统计报告，当年各类职业病共发生11,718例，比1999年增加了14.5％；其中尘肺病占77.7％，慢性职业中毒占10.2％，急性职业中毒占6.7％[51]。其中最典型的是急性苯中毒事件，据披露，制鞋业是福建省的主要行业，制鞋业普遍使用含苯的涂料，因此福建也是苯中毒大省，至1999年该省已有200多人死于苯中毒[52]。
（4）拖欠、克扣工资现象严重。这在私营、港资、台资企业中时有发生，1998年中国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报酬争议案高达31,396件[53]。另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因劳动报酬而引起的劳资冲突占各种冲突的75.8％[54]。老板拖欠工人工资然后潜逃的事情也经常见诸报端[55]。2001年2月9日，浙江义乌市苏溪镇徐丰饼干厂工人徐冬根向厂方索要被拖欠的工资，竟然被暴打身亡[56]。1999年1月至2月，哈尔滨《新晚报》记者金焱与她的同事一起为3,000多名打工者讨回欠薪400多万元，被传为一时美谈[57]。
（5）人身虐待时有发生。例如，1998年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展翊厂（台资厂）接连发生40多位农民工发生断指工伤事故，该厂工人经常被工头殴打[58]；2000年1月上海市南汇区四川籍女工刘文英因要辞工，惹怒老板夫妇而被砍断两根手指[59]；深圳市大白豚桑拿中心经常对员工脱衣搜身，一位叫阿珍的按摩技师自2000年12月至2001年3月这段时期竟被强制脱衣搜身39次[60]；郑州市沟赵乡玉林砖厂老板对待工人象对待牲口一样，工人每天被迫从清晨4点工作到晚上8点共16小时，吃的是发馊变质的霉米饭，人均居住空间不足1平方米，动辄就得挨监工与打手的殴打，有的工人被打断胳膊，得不到医治而残废，工人连辞工的自由都没有，每天被严加看守[61]。
上述企业的老板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支持与保护。不少调查材料指出，事故频发的小煤窑之所以能大量存在，与地方政府将其视为小金库有关。例如，湖南省永新县郊乡的乡干部每天轮流到该乡的小煤矿“值班”，其实就是收“规费”（每天1,200元）[62]。还有的小煤矿就是国营大矿的负责人开办，再承包或卖给其他小矿主，用以谋利。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每当小煤矿发生事故后，当地政府与国营大矿负责人总是隐瞒包庇[63]。
中国近20年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出口贸易，而中国产品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低价竞争，就是因为私营和港台资企业能将工人的工资福利压到最低水平，并把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加到最大。这种做法虽然违反中国的相关法律却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这正是农民工悲惨状态的根源。面对这样的事实，恐怕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比当年恩格斯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描述的还要悲惨。但最不幸的还不是这些能够找到工作的农民工，而是那些成为游民的进城农民，中国的官方用语称他们为“三无人员”（无正式职业、无固定住所、无合法证件）。近年来中国各地政府针对进城农民实行不人道的强制收容制度。2003年春天，广州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受虐致死，这一制度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而被暂时废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游民在中国城市的生存条件获得根本性改善。受到社会如此不公正不人道对待的农民，其心中蕴积的反社会情绪一旦爆发，必然会造成对社会极大的伤害。不可能设想几亿城市人口能够在凋敝的农村和贫困的9亿多农民的包围下，长期安享现代化的成果。权贵资本主义与仇恨富人的民粹主义，从来就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病的一对“双胞胎姐妹”。
持“中国经济繁荣”论的研究者们大多都将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从研究对象中排除，以偏概全地将少数几个“现代化橱窗”都市再加上一些省会城市为例来支持“繁荣论”，似乎那几个橱窗城市和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生活在那几个都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占总人口70％的农民与大多数经济欠发达的小城镇的居民来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人的生活只是他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梦。
三、中国的政治统治为何能够维持“稳定”？
贪污腐败肆虐、盗贼蜂起、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者遍布全国城乡、黑社会 化趋势加快等等，确实已构成中国社会严重的危机。维持社会稳定的4大要素中的3大 因素，即生态环境、民众的必要生存条件以及社会的道德整合能力，不但无法支撑 社会的稳定，相反却成了危机的直接来源。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统治为何还能够 维持下去，且在外国观察家们看来还稳如磐石呢？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越来越借 助于政治整合力量，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暴力措施，强化了政治高压，将任何有组织 的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正是这些与现代政治文明严重相悖的手段，使得中共政府 的统治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 待 续)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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