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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路【连载】于一丁：《论毛泽东》1　

bjxz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327

经验值: -25

标题: 中国之路【连载】于一丁：《论毛泽东》1　 (287 reads) 时间: 2002-4-03 周三, 上午7:31

作者：bjxz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之路【连载】于一丁：《论毛泽东》1　

【连载】

于一丁：《论毛泽东》

代序：马克思主义的失落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在这百年岁月里，人类获得空前的科技进步，却又遭遇空前的大灾难。前五十年两次世界大战，还伴有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的大屠杀。没有大战的後五十年，又出现了同样杀人如麻的局部战争、内战、恐怖活动。另一方面，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能源危机，以及大量核武器的贮存都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生存。而富者愈富、贫者日贫的南北分化，似乎已把地球撕成两半，更潜伏着可怕的矛盾和危机。所有这一切，足令悲观嫉世之士猛烈谴责现代文明，并大声疾呼：要恢复古老平静的生活方式，回归自然。可是人类既无法放弃现代文明成就，更无从令历史倒退。何况古老年代也并非真是恬静的田园，也同是有你杀我砍、血雨腥风哩！人类真的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了吗？！

本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似曾显现新的曙光。多少正义善良之士期待着由此走向新世界，建立起人间天堂。正在苦难中挣扎力求救亡的一些中国人更以绝大热情和牺牲精神，沿着这条俄国人的道路拼死奋斗。终于经历三十多年，组成了从易北河东岸到太平洋西岸的，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并随着第一颗人造卫星升天而到达其顶峰。赫鲁晓夫自夸要以“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以和平竞赛挑战美国资本主义。毛泽东更大言不惭地断定：“东风已经压倒西风”。但是历史却走着自己的道路，而不管赫鲁晓夫胡扯什么“掌握了大权的大人物决定历史”。事实是远在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1957年的中国“反右派”运动，都已预示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走了下坡路，余下的仅是三十余年的垂死挣扎罢了！果然，苏联、东欧的一党专政体制土崩瓦解了。中国经历了文化革命大动乱，89年血腥镇压和改革开放，还在维持着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可是官商、商官巧取豪夺，转瞬成亿万富翁，贪污腐化、骄奢淫佚成风，各种社会渣滓泛滥成灾，这与大量失业下岗工人和农民形成强烈对比。贫富两极迅速分化。这无疑蕴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中共真的能长治久安吗？

据说十月革命，以及其後追随它的其他国家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依据上世纪中叶，由两位德国学者、革命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之原则进行的。既然七十余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实践全面失败了，人间天堂的许诺竟是长期的贫乏饥馑的现实，在平等的旗帜下人民群众竟被剥夺了起码的民主自由权利。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破产了，它不过是披着华丽理想外衣的骗人把戏！

其实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後，立即就遭到各学派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家……一致的批判、围剿。可是认真地审察，却发现被他们批倒的都是他们自己捏造的肤浅无知的马克思，而与真实的马克思无干。于是批判了一万次之後，总还会有一万零一次的批判。好了！这次不同了！这次不是用理论的思辩，而是基于一个时代的实践打倒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这个让多少人不得安眠的幽灵真的破产了！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都是由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他们始终坚持民主主义信念。他们坚决主张工人阶级革命的武器和第一步骤就是“争得民主”（《马、恩选集》I，272页）。这是走向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一个决定性条件（参见《列宁选集》III，238页）。他们反对“国家迷信”或“对国家崇拜”，反对由国家机器包办和管理社会事务，而把人民群众的自治和参与管理放在首位，实现“大社会、小政府”，最终导至“国家消亡”。他们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类似美国的广泛地方自治，一切官吏由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任命或批准，更不得有高薪和特权以“防止公仆变为主人”（参见《马、恩选集》I，390～391页，恩格斯在1885年版加的注）。

与之相反，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党通过国家机器，以有形和无形的暴力，或暴力威胁，依靠各级大大小小官僚机构统治着社会生活。这样，掌握了大权而不受人民群众监督，只受命於上司的官吏们也就组成了统治集团，最上的领袖也就成为个人独裁者。久而久之，官员们成了一个拥有特权的、彼此利益相联的、子继父荫的统治阶级。如果说革命胜利之初，人民群众曾满怀理想的激情参与国家建设，各级干部的绝大多数还能保持革命情操为人民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受群众监督的官员终於转化为享有特权的统治社会的主人。严重的官僚主义又扼杀了一切社会生机。这种“社会主义”也就蜕化为国家社会主义，亦即一种畸形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

苏联、中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发生和成长以及失败，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少数领袖的个人品质和才能以及他们的主观愿望，虽然这些有重大作用，更不能依托於不可知的偶然或天意，也不能用民族的、文化的某些特徵任意贴标签，而必需从这些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从社会各阶级的发展中寻求历史的真正动因。可是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吗！

不过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现今多少有识之士都把马克思主义弃之如敝履。他们半真半假地把斯大林，尤其是毛泽东，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的顽固份子。於是通过抛弃斯大林、毛泽东，从而傲然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却又把那些喧哗的庸俗或神秘的社会历史观捧上了天。这大概应算是二十世纪文明的最大之悲剧和最为诡谲的事件吧！

作为中国知识份子，又是五十多年来参与中共的革命、建设，并经历了各个动乱和遭受过打击的老人，还是相信为了改造中国，振兴中华，就必需理解中国历史和现状。就是“认识必然才有自由”之意。而认识的武器则是马克思主义。因此作者力图通过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解剖，一方面寻求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寻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即使被讽为”原教旨主义者”也不悔。的确，曾有过去在一条战线的朋友看到本书部份原稿，不无感叹和讽刺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讲什么马列！对於这个批评，作者只能表示遗憾。当然，作者并不承认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之类，更绝不自以为本书的批判完全正确和足够充分，重要的是期待着能激起更多人们的关心。作者也明白，时至今日，这也是极不容易的。不过还要借用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

2000年5月

一、从农民革命家到农民的主人

　毛泽东前半生是位革命者、造反者。他出生的时机和地方对此有很大的影响。1894年恰值甲午战争清廷失败，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奔走救亡。湖南更是革新之士辈出之乡。谭嗣同、唐才常、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蔡谔……皆为一代楷模。一代一代的湖南有志人士莫不投身于时代改革之洪流。和毛泽东同时就有李立三、刘少奇、李富春……。湘中耆老何叔衡、徐特立、大家闰秀蔡夫人、夏夫人和她们的子女蔡和森、蔡畅、夏曦、夏之栩，甚至旧军阀营垒中的彭德怀、贺龙等都成为激进的革命者、早期的共产党人。所以年轻的毛泽东生于斯、逢其时，立志救中国而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原不足为奇。

共产党自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因此建党伊始有大批青年出国学习马列主义。另一方面又大力深入产业工人群众，宣传、组织工人运动。著名者有邓中夏、张国焘等领导的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王烬美等领导的胶济铁铬大罢工，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煤矿大罢工，邓中夏、苏兆澄等领导的省港大罢工、五·卅运动。最高潮则是周恩来、刘华、向忠发、陈云等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共早期活动以出国学习和工人运动为主流。

但是毛泽东并未积极介入这个主流之中。当他在北京从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湖南老乡章士钊处募得两万大洋巨款资助湘江子弟留法勤工俭学之後，却对即将出国的好友蔡和森表示，自己要留在国内，以深入了解中国。了解哪方面呢？不是开始发展的中国资本主义，也不是中国的产业工人，而是农村、农民。农家子弟的毛泽东关心农民是极其自然的。同是农家子弟的李大钊也十分关心中国农民问题；可是他仍把自己的工作基点放在产业工人运动和城市中，因为他以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毛泽东则不同，除了极短暂的去过安源而外，他一直在搞农民运动。在他看来中国最大的革命力量蕴藏在农民之中。所以在他早期活动中主要贡献是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著作是《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他和广东的彭湃并称为中共的农民运动领袖。他的军事生涯始于湖南之“秋收暴动”。这次农民暴动实际上是配合当时“南昌起义”的一个侧翼。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被推迟，才未发挥其作用。南昌起义失败後，残部由朱德、陈毅率领，几经周折终于和毛泽东所率农军残部会师于井岗山。从此毛、朱走上了在山区、边区农村武装割据的道路，也就是後来称之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

中共在城市斗争中失败，特别是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後叛变，使中共中央在城市内已无容身之地，迫不得已退到毛、朱所建立的农村根据地。就在这种形势下，中共的主体转到了农村。从此，农村的武装斗争就成为中共的主流了。

旧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除一小撮“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卖国贼而外，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在不同时代都在寻求各种救国道路。意见分歧乃至激烈对抗是自然的。但基本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必须要“变”。问题在于变什么？如何变？依靠什么力量变？正是在这些方面出现了分歧和对抗。中共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及其走狗、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革命动力则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这是继承了五·四运动提出的：“外抗强权，内除内贼”和北伐战争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并加以深化和发展。不过也可以看出，中共这个基本纲领不仅为工人阶级所接受，并且能为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民族资产阶级所接受。所以不能以为接受了这个纲领者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何况它并非出自毛泽东之手。这在陈独秀、李大钊那时已初见端倪，经过将近十年，中共六大之後成为明确的全党纲领，也就是被叫作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後来又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或中共的“最低纲领”。中共内部争论并不在这个基本纲领，而在于共产党的作用与地位，以及斗争的策略方面。基于列宁的观点，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共领袖一样，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反右倾）。但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坚持农民是革命主力军，以土地革命（改革）为中心建立武装割据的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行持久的武装斗争以争取最终全国性胜利（反“左”倾）。实践表明中共已无法在大城市、在产业工人中求得大发展，被迫退到农村，此时只能走毛泽东的道路了。何况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农民作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本来就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恩格斯就曾期望着德国能出现1525年农民战争的某种“翻版”以帮助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巴黎公社失败原因之一，正是缺乏农民的支持。所以尽管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没有毛泽东这类观点，但只要不过分推向极端，那也非离经叛道。长期以来中共总是把这个观点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称之为“毛泽东思想”，而中共在农村发展直到最终取得全国胜利，更说明毛泽东是正确的。这就是毛泽东能最终成为中共领袖，“毛泽东思想” 最终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的政治基础。

但是说毛泽东正确地解决了中共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列宁早就说过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革命策略，却永远不能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毛泽东就是这类小资产阶级农民革命家。

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观点之一是认为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现代产业工人阶级是唯一先进的阶级。而作为同盟军的分散落後的小生产农民只有被改造成为现代化大生产中的工人阶级才有前途。问题不在于多么贫困、多么受苦，而在于用马克思的话说：用什么生产。所以列宁说：铁的火车碾碎木犁乃是进步，也是必然。但是在毛泽东那里，却把这些观点全颠倒了。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农民最穷、最苦，所以最革命。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毛泽东的结论是农民中蕴藏着横扫一切的巨大力量。当他视农民为革命主力军之日，也就是他实际上成为农民革命家之时。

可以想到作为农民革命家的毛泽东对农民力量的估量，不仅源于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还源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启迪。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规模和发生的次数远远超过西欧和俄国的农民战争，并且对历史的作用也大不相同。後者总是迅速被封建王侯们击败、剿灭。而前者结果却常是改朝换代。中国农民战争蕴藏着的巨大力量就是它那改朝换代的力量。的确，在中共、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农民再次显示出这个力量。可是农民没有自己持久的、稳定的、可以实现的改革社会经济、政治的纲领。不管开始曾提出过多么貌似激进的口号，到头来仍以建立新的皇权主义王朝告终。太平天国曾以人人是兄弟姊妹的绝对平均主义为号召。但是南京建都、诸王就位後，却制订了可说是空前绝後的森严、甚至可笑的封建等级制。中共在长期武装斗争中所施行的官兵平等的“供给制”，既非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分配的原则，而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曾广泛施行的所谓“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的：是被压迫集团在物资极度贫乏之时，为了团结对敌所能采取的唯一可行的内部分配方式。它和建立在物资极大丰富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真有天渊之别。这就是说，农民的平等天堂只能在军事条件下，物资极度贫乏条件下，在小团体中才能实现。一旦这些条件消失了，平等天堂也就覆灭了，在这平等天堂的废墟上只能再度建立起等级森严的体制，农民战争的领袖便成了农民的主人。

马克思在分析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小农之时说过：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同时也就是他们的主宰，从上面赐给他们阳光雨露（参见《马、恩选集》I，693页）。千真万确。由农民谱写的毛泽东颂歌──《东方红》，从延安唱到北京，毛泽东成了「大救星”，「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这和《国际歌》里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自己救自己”的思想，真是南辕北辙、水火不容哩！

说毛泽东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并非是说他的政治才干、文化素养与文盲老贫农一样。也是马克思的话，只是说他的眼界超不出小农意识。当他作为革命者之时，他意识到了小农对土地的渴望。土地改革实现了这个渴望，从而他获得农民最大限度的支持。于是在农民眼中，毛泽东成了大救星、红太阳，成了“为民作主”、“爱民如子”的“大清官”；而取得政权後，也就顺理成章，他成为“好皇帝”了。除了在个人生活方面数不清的特权（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私人游泳池、特制香烟、遍及全国的别墅……），还有每次出场会见什么代表之类，总是“神采奕奕”踏着《东方红》曲调单独走在前面，其後是鱼贯而行、半步不可错的其他中共头面人物。他作为农民的主人真正具有帝王之相。

毛泽东在开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提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但他很快就抛诸脑後。在他看来，农民不仅是革命主力军，并且还最有革命意识、是革命传统的卫士。一切人都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在他看来，革命，包括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先进阶级的事业，而是贫困者的事业，所谓“一穷二白是好事”。因为“穷则思变”，就要革命。顺便说说：《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穷”根本与贫穷之穷毫无关系，那只是指事物发展到极端就要起变化。毛泽东经常用文字游戏、偷换命题的手法进行诡辩，以後我们还会多次见识这类“论证”哩！接下去就是：中国农民最穷，所以最革命，所以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但不知毛泽东将自己归于何类？）

但是要“继续革命”，所以骨子里还得让农民一直贫困下去，以保持其“革命传统”吧！不过总要受穷，又何必一次一次让革命瞎折腾呢？“农业学大寨”、“人民公社化”无非是让农民在极其落後的生产条件下，吃大苦、耐大劳。并且还浪漫化为：“天连五岭银锄落（还得用锄头），地动三河铁臂摇（还得拼体力）”。又通过粮票、户口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正是马克思主义反复批判过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样板。这一切不但不是农民的现实利益，恰恰相反，是使中国农民长期陷于贫困和愚昧的枷锁。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实质上是现代农奴。

毛泽东还有一个口号：“全国学习解放军”。一般来说，这个口号的意义是要“全国”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达到一切行动听毛泽东指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巩固其个人独裁的地位。还要看到当时正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大搞造神运动。向军队学习，就是学这个造神。果然当时也就掀起一场以背诵《语录》为核心的“活学活用”运动，为文化大革命大动乱作了准备。可是从更深层次还要看到，正如马克思分析拿破仑主义时说过的，对军队崇拜源于小农意识。的确，中国农民较十九世纪初的法国小农更加崇拜军队。因为只有参军才有“提干”的机会，才可能出人头地，摆脱农民最低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极其贫困的境地。所以在毛泽东统治期间，参军成风，成为农民子弟的最佳选择。毛泽东一方面在口头上给贫下中农以最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又把贫下中农压到社会的最底层；同时一方面通过参军给农民以希望，取得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用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保护自己的农民主人的地位。这正是封建王朝的把戏。人们常批判中共党内，特别是毛泽东的“封建残余”。又常难于理解反封建数十年的中共，讲了多少年平等的中共，何以自己又保有严重的“封建残余”呢？其实从社会深层来看，这正是皇权主义的农民意识在中国社会以及在中共内部的巨大影响所致。农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而力求自上而下的清官、好皇帝作为庇护自己的力量，这就是皇权主义。而毛泽东正是扮演了好皇帝的角色。顺便说，只要人民还在期待着清官，无论是包老爷、海瑞，还是周恩来、胡耀邦、赵紫阳，人民就不能解放自己。

既然中共的主体长期在农村中生存和发展，既然中共党员和军队成员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村，那么农民意识，也就是封建皇权主义意识，必然成为中共意识中的主要组成部份。有着浓厚农民意识的毛泽东能成为中共领袖自有他的群众基础。但是也正因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也就更强化了党内农民意识，压制了无产阶级意识，反过来更强化了毛泽东的主宰地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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