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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历史感”从何而来？－－就老右派们的罪恶与朱学渊商榷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经验值: 4649

标题: “最高的历史感”从何而来？－－就老右派们的罪恶与朱学渊商榷 (275 reads) 时间: 2004-8-10 周二, 上午1:12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最高的历史感”从何而来？－－就老右派们的罪恶与朱学渊商榷

茉莉

按：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所谓知识分子跟国民党要自由、要民主，
极大地帮了共产党的忙。结果呢，共产党掌权后，老毛耍了一个阳谋，把
他们其中的大多数打成了右派，妻儿老小跟着倒霉几十年啊！这是报应吗
？老右派们真的是无辜的吗？能不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说说他们的罪恶呢
？（智叟）

对我的《仙鹤们为何堕入泥沼？》一文，朱学渊先生写了《茉莉是否
应以更高的历史感来看历史？》的批评意见。这种批评，在我写《仙鹤》
一文之初就预料到了。

预料到有人会不高兴，我还是坚持发表此文，这是因为，作为一个独
立撰稿人，我谈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不是从任何政治性的“斗争策略
”出发，而是力图探求历史真实，寻找造成历史悲剧的各种因素。思考无
禁区，如果因为要反专制，就自我设置思考禁区，这种限制不是我能够接
受的。

在朱学渊先生对我的批评中，有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最高的历史感”从何而来？

在我看来，历史感建立在全面真实的认识之上。章怡和女士的《往事
并不如烟》相当感人，其文学性是很强的。但从历史角度看，作为一个挚
爱父母的女儿，她对其父母的生平道路缺乏深刻的反思，其回忆因此多有
选择性，较为片面。因此，我一方面被其文字感动，另一方面，觉得应该
指出她父母自身的责任，以使读者了解历史的全貌。

二，章罗们是否同情过被错杀的国民党人？

朱学渊先生说：“章、罗的一条重要的罪名就是提议建立‘平反委员
会’，他们对‘解放初’的错杀现象是有深知有同情的，而且是站出来讲
话的。”

在我查阅的资料里，章罗们从来没有对被迫害的“国民党反动派”表
示过任何同情。罗隆基确实在大鸣大放时有过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发言
，但他所指的平反对象，只是“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受委屈的人。
众所周知，“三反五反运动”发生在一九五四年，“肃反运动”（肃清暗
藏的反革命分子，即整风运动）发生在一九五五年。

而镇压国民党人的“镇反运动”早在一九五零年发生，不属于罗隆基
要平反的范围之内。朱学渊先生看来混淆了史实。

三，“清算彭德怀的凶恶”是否就不道德？

朱学渊先生说：“而彭德怀对右派分子的态度却是非常凶恶的，但这
并不妨碍他在两年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乃至十年后被整死。我们
又是否又应该先去清算彭德怀的凶恶呢？这显然是不道德的。”

对我来说，最高的道德是诚实。彭德怀对右派的凶恶，当然应该批评
，否则何以对得起被他欺负了的人？而他后来不惜犯上为民请命的做法，
却值得肯定。不为尊者讳，才是对待历史的诚实态度。

四，亲俄亲共的西方知识分子，后来大都反省了，为什么中国知识分
子不能？

朱学渊先生说，“三十年代大危机导致知识分子的朝左转，并不是中
国所特有的现象；共产主义也不仅是中国一国的尝试，而是一个世界性的
运动。”其言下之意，当初跟随共产党的章罗们只是随大流而已。

据我所知，西方知识分子早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后来获知斯大林的
罪孽，认识到极权主义的危害，他们发起了一个大的反思运动。少数拒不
反省的人，如在苏联受到礼遇的布莱希特，一直是被西方舆论谴责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对自己当年的选择做一点反省？没有
人否定“章伯钧、罗隆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但我们也不能对他们当年
的错误视而不见。造成今天中共专制的状况，知识分子是有责任的，不少
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支持这个政权。因此，真实的、不留情面的反思，无论
对历史还是对于现实，都是有意义的。

茉莉：仙鹤们为何堕入泥沼？——读《往事并不如烟》所想到的

假如章伯均、罗隆基等先生地下有灵，他们一定会为有章怡和这样的
晚辈深感安慰。在《往事并不如烟》里，章怡和以真挚的情感，动人的文
字，给一群遭遇不幸的老右派建立了一座无形的纪念碑。那一曲美丽凄凉
的绝唱，给人留下感伤与惆怅。

朱学渊先生曾以《一群仙鹤飞过》为题，把章怡和笔下的右派们喻为
一群洁白、飘逸的仙鹤，“惊起了健忘的人们的注目”。穿过岁月的风风
雨雨，当我们回眸那一群在时代命运中飞翔、挣扎而垂落的仙鹤时，除了
赞赏、同情和哀叹之外，还能发掘出哪些有价值的历史内涵，作为当代中
国知识分子的参照呢？

追究仙鹤们的悲剧根源，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将责任归咎于共产党制
度，谴责这个非人的专制制度迫害中华民族的优秀精英。但是，作为受害
者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也可以面对自身做一些反省？付出了如此惨重的
代价，是我们收获清醒理性的时候了。

在权力盛宴上放弃独立性

民盟前辈都有一段曲折的求学和从政历史。早在“新月”时期，罗隆
基就撰写过十几篇论述人权的重要文章，后来汇印成书，题为《人权论集
》。这些文章奠定了罗隆基作为人权理论家的地位，也使他同时遭到来自
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的攻击。

在这些人权文章里，罗隆基反对当时国民党一党“党治”，要求实现
民主政治，因此被国民党视为“人言反动”，有“共产嫌疑”。在《论共
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一文中，罗隆基对马克思有关唯物史
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等方面的学说提出批驳，把马克思主
义斥为“无逻辑的、愚呆的主义”，其人权观因此被中共视为“反动”的
“资产阶级的幌子”。

如果罗隆基继续保持他的书生本色，继续他的人权理论和运动，那么
，即使被国共两方视为眼中钉，他还可以保持独立人格，中国那块人文主
义贫瘠的土壤里，也许就诞生出一个真正为人权抗争的知识分子来。然而
，人权和民主理念，对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只是留洋带回来的舶来品
，一件漂亮的理论外衣（可以随时抛弃的）。他们可以侃侃而谈这些理念
，却未必在心灵上扎根，远远不是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使理念成为融进
血液里的东西。

在中国传统的权力文化烂泥坑里翻滚，这批沐浴过西风的仙鹤也未能
免俗。由于一心“求仕进”，热衷于“做官”，章罗们也玩起了政治权谋
。在国共两党激烈交战的年代，民盟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和中共互相配
合。中共利用民盟这些言论旗手的影响，对国民党实行“文攻”；民盟主
要负责人则借共产党的武功，在新政府里分得一杯羹。罗隆基当上了森林
工业部部长和政务委员，章伯均拥有交通部长、政协副主席等多个头衔。
他们终于在权力的盛宴上占据了一席位置，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物质
生活的优裕乃至奢侈，可以称得上“贵族”，令当时普遍贫穷的中国老百
姓望尘莫及。

谢泳在《写一本学术性的民盟史》中，谈到他阅读五十年代《盟讯》
的一个感觉：“民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放弃得太快太早，有些不合情理。
”他举的例子是，1950年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他的“总体外交”“
亚洲政策”和“美苏关系”三篇演讲，被认为是很有远见的，但当时民盟
的罗隆基、章伯钧诸公发表奉命之作，严厉批驳艾奇逊，其文风“不但没
有逻辑，而且基本都是强词夺理”，让人感到他们扮演的“是一个传声筒
的角色”。笔者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从“对权势者发言的知识分子”转变
为“有权势的知识分子”，角色的改变导致态度的改变。

如果不维护失败者的人权

在民盟诸公最惬意的日子里，那些曾经和他们合作过的国民党人情况
怎么样呢？他们的境况惨不忍睹，有的逃亡，有的被杀，有的挨斗，有的
被监禁，他们的亲属子女也遭受连累，被迫害、被歧视，被剥夺财产权和
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中共在建国前后，对国民党残留下来的余部和党团人士，不顾他们已
经放下武器的事实，仍然实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被“关管杀”的国民党
人多达三百万，其他还有几百万地主富农被镇压，受牵连的亲友不计其数
。当时枪毙人的权力，甚至下放到村一级农会，草菅人命的情况比比皆是
。

笔者孤陋寡闻，翻阅这段腥风血雨的历史，没有看到曾经高谈阔论人
权的民盟诸公－－此时的红朝高官，提请政府注意一下人权问题，例如，
对国民党俘虏的人权保护、对追随国民党的知识分子的人身、财产权利和
言论自由的捍卫。罗隆基曾经在国民党时期被捕过几个小时，因此大骂国
民党党高于法“不保障人权”，此时却成王败寇，他似乎不认为那些在屠
刀下战栗的失败者，也需要一点基本的人权保障。

自此，罗隆基否定自己作为人权理论家的过去，把自己在西方学的法
律称之为“受资本主义毒害”。直到1956年当局号召百家争鸣的时期，罗
隆基才抓住机会，谈了自己对知识分子肃反问题的看法和言论自由的问题
，体现了一点自由主义精神，只是那时城门已经失火，火快要烧到自己身
上了。此后，章罗们的表现也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这方面章怡和及其他
人已有谈及，笔者不再赘述。

西方人是善于反省的。一个纳粹时期的幸存者－－尼莫拉牧师在临终
前谈到：当纳粹抓犹太人、共产党人和贸易工会主义者时，因为事不关己
，他一次又一次地保持沉默，结果是：“当他们来抓我时，已无人替我说
话了。”这段话，也是中国著名右派们的命运写照。

在幻觉之中抛弃自由主义

在笔者读到的有关《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评论中，刘自立的《死水
大波澜--与章诒和先生商榷》，可以说是最具历史反思价值的。在这篇文
章中，刘自立提出了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如果在四十年代末，中国自
由主义者不对共产党采取合作态度，而坚持其自由主义立场，历史赋予其
之意义会不会更大呢？”

刘自立不客气地指出，那些“一度兴高采烈地信步踏进中南海”的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如罗隆基、章伯均等人，对他们“与共产党为伍”的非
理性选择，要负一种“思想倾向上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
要对自己负责，要对历史负责，做为知识份子，要对老百姓负责。”

为什么这些杰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选择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
刘自立分析了那个时代崇尚苏俄与社会主义的时髦，共产党鼓吹自由民主
的表演，使章罗们产生巨大幻觉，在心理上形成了投向共产党的政治逻辑
。悲剧还源自于中国自由主义者自身的幼稚和脆弱，他们居然不了解自由
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水火不容的。“在举国狂热之时
，他们忘记了西方政治学里的基本教条。忘记了那些揭露史达林政权虚伪
，残暴的报导和书籍，－－－。他们只是以单纯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苟合共
产党人的节日。而这正是他们走进悲剧的序幕。”

但刘自立仍然尊称章罗们为“勇士”。他的文章，是在和九泉之下的
仙鹤们做一次披肝沥胆的心灵对话。他似乎是向那些前辈质疑问难：你们
已经失败，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将要何处去？我们无权苛求前人，但我们不
能不对自己做出回答。

我们有一百个理由慨叹中国民主人士当年的错误选择、命运的捉弄和
中共的无情，但我们更有一千个理由检讨中国知识分子自身，除了生不见
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等个别人，可以够得上鲁迅提出的“真的知识阶级
是不顾利害的”的标准，其他民盟诸公大都有独立精神缺乏、重功利轻理
念等问题。说他们是“仙鹤”也好，是“贵族”也好，只是表达了后人的
缅怀与景仰。真实的情况却是，中国鲜见真正拥有高尚品德的精神贵族，
也鲜有敢于战斗和牺牲的自由主义者，这是中国莫大的悲哀。（原载《开
放》2004年八月号）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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