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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红色图腾的破灭－－大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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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红色图腾的破灭－－大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之三）   
郑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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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9
文章: 1792

经验值: 5418
文章标题: 红色图腾的破灭－－大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之三） (817 reads)      时间: 2004-7-08 周四, 上午12:14
作者：郑若思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红色图腾的破灭－－大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之三）

郑若思

三、 与其说法国大革命的方式是法国人的主观选择，毋宁说是多种历史因素所促成的。

英国17世纪的革命，是资产阶级和已经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结成同盟反对君主专制、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统治，虽也有民众参与，但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法国1789年革命则是资产阶级与下层民众结成同盟，反对君主专制、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统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革命。显然，英国革命相对温和、平稳，虽然也发生过内战和流血，但是没有出现雅各宾专政式的“革命恐怖”，而法国革命却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资产阶级夺得绝对统治地位的道路比英国要艰难曲折得多。这两种不同的模式与其说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不同选择，毋宁说是历史条件促成的。

首先，英国相当一部份贵族早就逐步“资本化”了，好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已使大批土地与资本挂钩。资本化的大领主一直与国王进行着“分权”斗争，英国悠久的法律文化传统就是从冲突和妥协中诞生的。英王的权力没能凌驾于领主之上，而经常只是最大的领主，领主的意愿经常可以影响甚至左右国王的决定，这便是十三世纪英国大宪章产生的社会基础。

早在1215年，英王约翰就与贵族集团签署《大宪章》，《大宪章》由一篇序言和63项条款构成。主要内容是贵族和教会的权力不受国王的侵犯。如规定全体自由民享有自由权；伦敦及其他各城市享有自治权；国王征税必须同贵族会议商量并听取民众的意见；非经同级贵族依法审判，任何自由民不受拘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公权、放逐、伤害搜查和逮捕等；不得强迫骑士和其他拥有土地者服额外的兵役；由25名贵族组成一个委员会，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国王如有违反，可对其采取剥夺土地没收财产等手段予以制裁，甚至还有一条申明，如果国王违反规定，封建主有以武力进行反抗的权利。

《大宪章》体现了 “王权有限，法律至上”的思想和保护公民权利，成为后来英国资产阶级对抗王权的一个重要法律依据，被视为英国宪法起源的标志。它限制了王权，保证并扩大了贵族与国王抗衡的权利，将王室置于法制之下。

另一个重要文献是“牛津条例”，即1255年英国贵族在牛津通过限制王权的决议，并迫使亨利三世接受，规定由十五个大贵族组成会议，执掌国家政权，并组成“国会”，讨论国家大事。当然在条例实行过程中发生过国王与贵族的冲突，但是，“立法的权力不属于国王”从此成为英国的政治传统。

实际上，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只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阶段，也可说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此前已经历了漫长的革命渐进过程，还经历了1640至1649年间的两次内战和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1649年1月30日英王查理一世也像后来的法王路易十六一样在成千上万人面前被斩首示众（所以英国革命也不是纯粹的“不流血的革命”）。

光荣革命乃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由于1685年继位的詹姆士二世无视议会的存在，破坏了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先前达成的妥协机制，超出了议会的容忍限度。1688年议会秘密策划宫廷政变，请出詹姆士的女儿玛丽和女婿——荷兰执政威廉到英国继承王位，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国。威廉三世既然在议会的拥立下当上英王，对议会提出的要求也就无法拒绝。同年签署的《权利法案》进一步限制了王权，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1701年英国国会又制定了《王位继承法》，该法案规定了威廉三世之后的王位继承顺序，规定王位不得传给天主教徒；凡在王室担任官职和领取薪俸者不得担任国会下议院议员，延伸了国会的立法权，使国会有权决定国王的继承人问题，基本上确立了分权和司法独立的原则。由此，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历经五个世纪的缓慢进程，才在没有火药味的背景上形成了。

法国的情况和英国大不相同：如果说英国是王室依附贵族，那么法国就是贵族依附王室。法国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英国的封建政治，但自十五世纪路易十一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一面用卖官鬻爵的手段，吸纳资产者进入封建统治者行列；同时严惩地方贵族的叛乱活动，强化臣民对君主的效忠意识。到路易十四时代，君主专制达到极盛时期，地方贵族纷纷投靠宫廷，以充当国王侍从为荣。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易出现贵族的资产阶级化，反易出现资产阶级的贵族化。法国资产阶级的来源与英国不同，发展成为反对王室力量则更晚。法国贵族到18世纪才出现一小部份人的资产阶级化，绝大部份贵族仍然依附王室。

引发英国革命的，首先是统治阶级上层的利益冲突，所以具备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基础。法国则不然，僧侣、贵族和已经贵族化的大资产阶级都在王权庇护下享有种种特权，无须承担纳税等义务（僧侣仅占人口二百分之一，却占有全国十分之一土地，与贵族一样享有免税权），指望他们像英国那样以法律手段限制王权，与王室展开“分权”斗争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法国根本不具备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基础。引发法国革命的，只能是特权阶级与第三等级的矛盾，斗争矛头必然指向庇护特权的绝对君主专制。

法国宫廷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统治机构庞大臃肿，冗官闲职无数，开支大而办事效率低，路易十五在位十五年，国家债务增加了三倍，至1774年路易十六登基时，财政已濒临破产边缘。专制政府横征暴敛，第三等级（即有纳税义务的平民）不堪重负，而三级会议停开达一个多世纪，平民无处表达自己的愿望或要求。最后，第三等级只能用拳头、棍棒来索取他们曾经长期乞求的东西。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历尽波折，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外国干涉。前文已经谈到，英国的变革过程中并非完全没有流血、冲突和复辟，但总体上说来比较温和平稳。这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基本上没有受到外国势力干涉有很大关系。在交通工具和军事水平尚低的时代，岛国的地理位置保障了英国人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地发展。而处于欧洲大陆之上的法国则没有这样幸运，不仅奥地利、普鲁士帝国害怕法国革命会引起连锁反应，波及本国；连首先取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英国也惶惶不安，惟恐法国资产阶级取胜会威胁英国在欧洲市场上的霸主地位，也加入到干涉法国大革命的行列。

外国的武装干涉不仅使本来有可能被迫与资产阶级达成妥协的路易十六心存侥幸，首鼠两端地游走在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干涉军之间，妥协所需要的利益平衡因此被打破，造成走温和路线的大资产阶级越来越站不住脚；更重要的是，大军压境，不得不大规模地动员和武装民众，这就给亲近草根族的激进分子提供了机遇和广阔的活动平台。

其实，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从大资产阶级自身的角度看，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也是他们在谋求夺权时的第一选择。在害怕人民革命发展成暴民革命、砸了他们的金银财宝这点上，他们的担忧与王室是不谋而合的。

事实证明，初期执掌立法会议的斐扬派是希望推进改良主义的。立法会议中一开始就有三个派别：君主立宪派、中间派和左派。左派中又分为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左派不满足于已有的成果，希望进一步民主化，有的人主张成立共和国。但当时立宪派占优势，获得中间派的支持。

不幸当时法国正面临外国武装干涉的威胁，路易十六把希望寄托于外国势力，支持吉伦特派的战争主张，一般人也都为吉伦特派的革命词句和爱国口号所迷惑。于是国王罢免立宪派内阁，任命吉伦特派组阁。吉伦特派内阁率先向普奥宣战，法军向奥地利发动进攻。然而法军节节败退，许多将领叛国投敌，普奥联军发表宣言，踏上法国领土，向巴黎进军。吉伦特派内阁辞职，立宪派重新组阁。

前线军事失利，将领叛变，加之有迹象表明宫廷通敌，激化了民众对王室的仇恨，1792年巴黎和外省都出现了反君主制运动，要求国王退位，成立共和国。这场运动使雅各宾派的罗伯斯比尔大出风头。他提出废黜国王，解散立法会议，代之以由全体公民（包括消极公民）的国民大会（又译国民公会）。在罗伯斯比尔、马拉等的组织推动下，8月10日举行了武装暴动，占领了巴黎市政厅，成立了革命市政府——巴黎公社（并非1871年的同名无产阶级革命），立宪派内阁垮台。

与此同时，号称十万的普奥联军正在法国领土上进军。9月1日，凡尔登要塞陷落，通往巴黎的大门敞开。在外敌入侵的背景下，罗伯斯庇尔等人动员法国人民迅速武装起来，形成名副其实的全民抗战。

可以说，左派的激进主义主张在外国武装干涉的背景之下特别有诱惑力，也特别具有大众煽动性。在遭受外来威胁的时刻，动员大众自是非常时期理所当然的举措。如无外国武装干涉，未必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动员起那么多忙于生计的底层群众投身革命。雅各宾派未必能如此顺利地登上历史舞台。这和日本入侵中国，客观上使中共迅速发展壮大的道理是一样的。

有趣的是，雅各宾派其实还不是法国革命中最左的派别。恐怖时期组建和领导“革命军” 的极左分子阿贝尔，可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祖师爷。他主张镇压所有的商人，连街头小贩也不放过：“小店和大商店一样坏，我不能宽恕大商人，也不能放过卖胡萝卜的小贩……”“革命军”常将居民家中仅有的少量粮食全部没收；一次在一个七口之家发现了36只鸡蛋，也予以没收，分给了36个公民。“革命军”还带着断头机去农村“改变农民的‘贪馋心’”。富歇曾下令：“不服从征粮令的农民，要在公众场合示众，在身上标明‘人民饥荒制造者，国家的叛逆’的牌子。”

可以想见，当底层的人民投身革命洪流之后，他们带来的诉求必然使社会变革脱离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逼迫革命的领导人向民粹方向倾斜，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极左派借助多数愚民的力量劫持了法国革命的领导层，符合“大多数人民”需要的卢梭学说劫持了法国革命的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罗伯斯庇尔的悲剧意义比我们以往看到的要深刻得多。

这些发生在法国革命过程中的真实故事，虽然被“新中国”的教科书巧妙地“遗忘”，却绝不会令我辈感到陌生。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抑或社会主义阵营的卫星国，都在二十世纪重演着类似的荒诞剧。

孟德斯鸠生前如预言家一般预见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他以历史事实和古今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为依据，说明人类社会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演进的：社会结构某一因素的改变，有时会引起整个结构的改变；精神、心理因素的改变也能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历史的演变常常是人的意志所无法控制的；政治家犯错误并不总是可以避免，而常常是历史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大革命本身是无罪的，它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段曲折坎坷的实验，法国人不但早已在实践中纠正了卢梭左倾思想造成的错误，而且系统总结了历史教训，将其公之于世。法国人曾经干过蠢事，但是他们已经醒悟并且承认了自己的愚蠢，后人未将其视作前车之鉴，反而去效仿那种愚蠢，还美其名曰“人间正道”，当权者和造反者都甘之如饴，这才真正是蠢得不可救药。

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假设托克维尔等人的思想能够在十九世纪末得到“被压迫民族”中知识精英的重视，则法国革命中阻遏历史进步的一面是否还能被红色拜物教极端放大，再被包装成“救国救民”的不二法门呢？

从外国干涉使法国资产阶级不得不打开“大众动员”这个潘多拉匣子，我联想到类似的“被压迫民族”情结是否会在另一个国度引发类似的现代化“干扰波”、造成“欲速则不达”的遗恨？

如果中国人真正意识到民主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都需要向对方理性妥协；如果中国人真正意识到“大众动员”实质上是对民主化的反动，那么对“被压迫民族”情结，以及“不患贫、患不均”等廉价劣质的民粹起爆剂就应有足够的警惕，对渐进改良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必要恶就应多一些耐心和容忍，少一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乌托邦式浮躁和短视。否则，那个红色图腾恐怕很难真正远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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