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ZT海壁:中国的稳定度有多大 (chinesenewsnet.com) |
 |
哈老怪
[博客]
[个人文集]
游客
|
|
|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洪辉先生在"中国变局中的几大疑惑"（刊登在"开放"杂志2002年二月号上或"大参考"总第1469期，2月7日刊）一文中提出了几个很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这几个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为什幺中国能保持稳定"或"中国的稳定度有多大？"。本文试图讨论这个问题。 (chinesenewsnet.com)
列宁说，只有当统冶阶级不能再按原样统冶下去，而被统冶阶级也不能再忍受统冶时，革命才会发生。事实上当历史上的专制独裁国家中动乱开始时，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的机会并不大。往往是随着动乱的发展，被统治阶级所承受的负担加剧，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激化了起来。但在动乱开始时，只有一项因素在起作用。例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及1990年前苏联的解体，都仅仅是因为统治阶级本身已经不能再维持统治而爆发的革命。在当时的法国、中国及前苏联，被统治阶级，即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和农民并没有表现出进行革命或变革的强烈要求。而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即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唐末的黄巢、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捻军则是被统治阶级不能再忍受压迫所爆发的革命。罗马帝国的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也是这一类革命。 (chinesenewsnet.com)
我们在这里所总结的规律只对专制独裁政权有效。在民主制度确立之后一段时间，即在财产私有化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了舆论自由化、政治多元化和军队国家化五十年之后，民主制就会成为人民的共识。这个社会就会稳定下来。只会稳定地改良和发展，在世界史上笔者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稳定民主的国家再倒退回独裁专制的历史实例。洪辉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把菲律宾、印度和南韩都有归入"腐败的程度也是举世震惊"的一类。笔者认为这种分类方式是错误的。印度与菲律宾和南韩完全不同。在印度，民主制度已经稳定地确立，其中所存在的腐败现象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逐步消除。笔者不认为在印度还存在着国家解体，政治崩溃或军队政变导致独裁制度复辟的可能性。而菲律宾和南韩的民主制度正在稳定的过程中，在这两个国家内，民主制度的确立还都不满十年，很不健全。腐败还可能会导致政局动汤甚至独裁制度的复辟。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发展的模式并不相同，仅仅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所得来预测它们发展的模式是不正确的。 (chinesenewsnet.com)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财产私有化、政治多元化、舆论自由化和军队国家化这四化一化也没有实现。因此我们分析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就仍然从被统治阶级是否还能忍受统治和统治阶级是否还能继续统治这两点着手进行分析。 (chinesenewsnet.com)
§§平均地权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桎梏，但却是维持稳定的不二法门(chinesenewsnet.com)
随着"多维网"连载"中国的二等公民"。中国的农民问题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早在十九世纪"同盟会"的章程中，就已经把"平权地权"或"耕者有其田"列为奋斗的目标。但这一目标直到1949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chinesenewsnet.com)
在目前情况下，在农村的富裕地区，人均耕地普遍只有一亩（1/15公顷）或更少。一个农业劳动力作为三四口之家的户主只能担负到三亩（1/5公顷）的种植工作。农民普遍每周工作70小时，每年工作50周，即每年工作3500小时。假定他种粮食，按最高产量每公顷十五吨计算，可收获三吨粮，折合5400元人民币。如果种棉花，按最高产量每公顷2·5吨皮棉（籽棉7·5吨）计算，可收获五百公斤皮棉，依市价折合5000元人民币或更少。因此即使按略去农本的毛收入计算，农民每小时的工资也不足2元。在上述计算中，我们把农本都略去不计，当然更谈不上苛捐杂税了。而且中国农产品的价格，特别是小麦和棉花的价格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比都是偏高的。如果考虑到占收获物价值一半的农本，农民的实际劳动报酬连每小时一元都不到。而农业人口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则不到一千元。在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之后，农产品价格不大可能上升，反而倒有可能下降。正是这种经济动力，把农民赶进城去受歧视。而且除非有大量的农民转业从事工商业，农民的收入也很难有较大的提高。 (chinesenewsnet.com)
户口制度虽然使进城的农民饱受欺凌，却也保证了农民有地种这一项特权。按照现行的制度，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城市居民是不准在农村拥有土地和住宅的。城市居民只能租赁，却不准购买或拥有农民的住宅或房屋，更不准购买或拥有农田。广东省最近颁布法令，取消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划分，笔者不知道现在广东的城市公民是否可合法地拥有农田，但至少原来是不准的。这项规定把中国人很明确地划分成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类，形同两个国家的公民。城市居民在工厂中就业可以拿远高于农民的工资，但却不准拥有农田。农民的土地太少，农业生产搞得再好也不可能致富，但只要身体健康、努力生产，却还不至于饿死。洪辉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问："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一旦超过零点四三，就超过了全社会大动汤的警戒线，而大陆的基尼系数已高达零点四五八，为甚幺就是不见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工人暴动和军队兵变？与此相关的是有关大陆三年饥荒的研究，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是，为甚幺中国饿死近四千万人，竟然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 《平均地权》就是问题的答案。上梁山的人都是被逼去的。如果你有一条生路，"有恒产者有恒心"，你为什幺要打家劫舍，走上暴力造反的不归路？美国法定最低的工资是每小时6美元，约折合人民币50元，按每月劳动168小时计算，最低的月薪是8000元人民币，高于中国的任何一级公务员的法定工资。为什幺中国的劳动者不因工资太低而造反？是因为大家都有共识：中国美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同样，户口制度（不管它合理或不合理）已经构成了中国人民的一项共识，形同宪法。因此基尼系数虽高，但却没有激起民变。 (chinesenewsnet.com)
但在另一方面，把耕地分成这样的小块却严重地妨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按照中国农业的现有的农技和机械化水平，让家庭农场的规模达到每户15 ~20公顷（即法国南部小农场的占地水平）仍可保持农产品的单产和总产量不至下降。如果不计单产和总产，则当家庭农场的规模达到北美或澳洲的水平（产粮食农场的规模在每户两千公顷左右）时，农户投入产出的收益率可达到最高。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在现有的耕地上无论怎样精耕细作也不再能使产量或收益增加。改种经济作物对个别农户是一条出路，但不可能是中国整个农业的出路。把每户农户的应得收益改由75 或100户农户来分享，这是中国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也妨碍了许多农机具的使用。种种经济因素使得不准土地私有化的政策受到极大的冲击。优秀的农艺专家和农业生产者希望有较大的农场好施展自己的技艺，经营不良的农户或有急用的农户希望转让自己的土地取得现金，而精明的农业管理者或基层干部对这里面的商机看得再清楚不过：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必须赶走贫困者，只有从富裕的农户手上才能徵收到更多的税费。因此各方面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要使农田完全的私有化，或至少是开放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实现农田的兼并。而农村的基层干部是阻碍土地兼并的现实力量。 (chinesenewsnet.com)
上月的北京青年报宣称，在五年内北京市的人均收入要达到每年三千美元，在十年内要争取达到六千美元。换言之，劳动者的平均年薪就要达到一万两千美元或十万元人民币。果真如此，这将是瓦解共产党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最大的力量。按照湖北省监理县原乡干部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所提供的资料，在一个有两千公顷（三万亩）耕地，3万多农业人口的乡内，设有二百名拿工资的公职干部（包括教师）。根据上面我们对农业产出收入的分析，这些农田扣除农本后可支配的年总收入最多不过三千万元。现在直接向农民徵收的各种税费基本上用于乡及乡以下的开支。如果按北京预测的工资标准计算，二百个公职人员每年就要开支二千万元的工资。那幺剩下的两万九千八百名农民怎幺活？无论怎样激化矛盾，对农民巧取豪夺，也难以让公职人员达到北京预测的工资水平。这就形成了逆向淘汰。有良心，有能力的干部如李昌平都会弃职到富裕的地方去打工了（深圳特区现在的人年平均收入大约为三千美元）。留下的干部很快就会发现，把贫困农民的骨头榨干了也榨不出多少钱来。只有把土地集中给少数富裕户种，把多余的人赶出当地后才能挣到更多的钱。有人主张对乡镇干部实行民选，这也不会改变最后的结局。事实上土地的完全私有化也是现在大多数农民的愿望。共产党早已抛弃了它的理想与原教旨，穷中国之大，竟然找不出任何在道义上为中共效死的理由。外界的压力又如此之大，不准土地私有化的现行政策是很难长寿的。即使现在上面的政策不变，基层也会想出变通的方法来让土地完全私有化。当年毛泽东施加了那幺大的政治压力也挡不住"包产到户"的洪流，现在要禁止土地的完全私有化或兼并甚至比当年更困难，因为基层干部已经不那幺听话了。当大量失去了土地，无家可归，也没有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的前农民或"盲流"在中国的大地上游汤时，中国大陆就不再有任何稳定性了。 (chinesenewsnet.com)
§§在公有制下的贪污腐化是一种较缓和的私有化形式，对生产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与在私有制下的贪污腐化即无偿地剥夺小资产者的产业，是对生产的直接破坏有本质的区别 (chinesenewsnet.com)
洪辉先生对腐败与动乱的关系感到迷惑不解。他在该文中写到："权力腐败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政治危机的导火线，但为什幺遍地腐败的大陆并不见改朝换代？"。笔者认为洪辉先生在这里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概念。在公有制下的贪污腐化是一种较缓和的私有化形式，对生产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与在私有制下的贪污腐化即无偿地剥夺小资产者的产业，是对生产的直接破坏有本质的区别。权力的继承已经成为共产党国家内的一种公开现实。李鹏把他的权力传给儿子李小鹏，其它高干也向子女传授职权，如薄熙来等，并没有人敢反对。朝鲜的金日成传金正日就更加合法化和正规化。虽然朝鲜饿死了许多人，但据说没有饿死的朝鲜人深感到自己只是由于受到了领袖的特别关爱，才能活下来未被饿死，因而就更加忠于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积尸成山，流血如河的暴力革命是可能会改变权力的继承链，但从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来看，如果不实现有自由竞争的工业化和私有化，不一定能改变专制独裁的性质。实现私有化，并不意味着会增加高官们手中的特权，反而是给他们手中的特权附带上责任。使他们的滥权有所节制。 (chinesenewsnet.com)
以长江三峡工程为例。许多人都指出，工程总造价将达700亿美元的大坝峻工之后，在二、三十年的工程寿命中，所发的电力按每千瓦时0·035美元的上网电价计费，连按百分之12的现金收益率计算的利息都还不清，工程的基建投资是完全不可能收回的。而它所宣称的防洪及灌溉效益由于蓄水量太小事实上是不存在的。郑义先生在"三峡大坝之谜"（见《民主中国》2001年11月号）一文中指出这完全是利益集团为一已之私所推动的赔本的工程。设想如果这700亿美元是李鹏和水电利益集团高官的私有财产，他们有可能这样挥霍吗？在那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会要求工程咨询单位进行充分地可行性研究。在确定有赢利之后再决定投资。这个例子充分地说明，把公有制下集权制高官手中的特权资本化和私有化，把它们变成可以计量的私人资本，并没有损害社会中受压迫民众的切身利益。而且这样做可能会增加社会的总收益，从而为人民群众带来间接的效益。在上面所举的三峡工程的实例中，中国人民对这700亿美元的投资无论如何都没有使用权和支配权。在公有制下浪费掉了据说是"交学费"，其实是什幺也没有学到。而如果变成了高官的私有财产，进行效益更好的投资。社会的总财富增加了。人民的生活就有可能改善。中国的贪污腐败实际上是私有化一种较缓和的形式。俄罗斯私有化的实践已经证明，把国有股票平均地分给每个公民，公民根本就没有可能对生产的管理者实施监督。实际上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无主资产，鼓励管理者监守自盗。在生产力大规模下降的同时，产生了极个别富可敌国的金融寡头。既不能维持生产，也毫无公平可言。现在中国的贪污腐败，基本上还是属于权钱交易，是带有赎买性质的私有化。高官手中的特权经过贪污腐化实现资本化和私有化，对基层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并不造成重大的损失。而高官对把原先可无限制滥用的特权转化为只能限额运用的资本也不至于过分反感。由于这样产生的私营业主可能较为有责任心地合理运用资本，对国民经济反而有利，所以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动乱。 (chinesenewsnet.com)
在私有经济或自由经济下，贪污腐化所起的作用与此全然不同。在私有经济下，资本实际是一种管理生产的经量化后可交换的权力。正确地利用这种权力就能得到收益，错误地利用这种权力就必然要付出代价。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这是社会分工的必然和有益的后果。大家都按这种游戏规则运作，就会得到"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良性结局。贪污腐化是对这种游戏规则的恶意破坏。它滥用公权力，破坏自由竞争，破坏社会法制，从而破坏了社会生产。这时产生的社会动乱是对这种危害社会的病毒的免疫反应，是很正常的现象。 (chinesenewsnet.com)
但中国大陆的情况正在起变化。随着私有化的发展，贪污腐化案的受害者也在向私人业主发展。例如有李小勇涉案的集资诈骗案，广银、郑百文等股票诈骗案，其受害者有很多都是私人资本。这种贪污腐化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只有百害而无一利了。如何处理这一类涉及到私有经济的贪污腐化，将是对中国稳定性的大考验。根据工业国家几百年来的经验，只有公开的舆论和公平的司法才能对付这类贪污腐化。否则就会引起动乱。 (chinesenewsnet.com)
§§结论(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共产党现在最大的弱点是它已经彻底背弃了它最初的理想或原教旨，根本拿不出一套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来号召人民，从而完全丧失了精神上的凝聚力。中国大陆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失稳的。正如王力雄先生所说的那样："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我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表演场面。那表演是把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摇摇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已经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仍然还能维持平衡。然而平衡不会无限止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止地继续架高，总会到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那时架得越高，垮得就会越狠。"（王力雄：《新疆追记》）。下面两类常见的错误，犯任何一种都足以使中国社会立刻崩溃： (chinesenewsnet.com)
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使得某一派人宁愿采用戈尔巴乔夫所谓"公开性"的方式诉诸民众，在报刊上公开讨论诸如"剩余价值理论"或"六四血案"是对还是错这一类敏感问题。根据东欧及前苏联的实践经验，一旦开放舆论，结果如同在"皇帝的新衣"里任人大喊皇帝没穿衣一样，共产党国家必然崩溃，无一幸免。甚至只再来一次和平的六四事件中国恐怕也承受不起。 (chinesenewsnet.com)
另一种可能发生的错误是在扩军备战的压力下冲昏了头脑，错估了台湾海峡的局势，以台湾拖延统一为藉口贸然对台开战。结果久攻不下，在国际上受到孤立，外贸也一落千丈。造成国民经济的崩溃。 (chinesenewsnet.com)
在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惧乱求稳的危机感，如王力雄先生在上述文章中所指出："不过我可以承认，推翻中共的确不是我的目标，甚至我愿意与中共进行更多的合作。中国现在就像在悬崖边上摇晃，如果跌下悬崖，那是无法在中间停下的，只能一摔到底，粉身碎骨。相比这个前景，其它一切都排在次要。如何能把中国从悬崖边上拉住，才是首当其冲的问题"。中国大陆当局也有可能不犯上述的两大类错误。那幺未来下面两类客观危机将会迫使中国在政治上发生急剧的变革： (chinesenewsnet.com)
随着私有化的发展，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即国有资产的股权在股份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低于百分之50，股市不再仅仅是国有资产集资的工具。这时的贪污腐化就由一种缓和私有化方式转变成对生产的直接破坏。新兴的民营资产阶级将要求开放舆论，来监督和抑制贪污腐化现象，实现民主。共产党这时已不可能再独霸舆论界了。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统冶阶级已经不能再按原样统冶下去"。 (chinesenewsnet.com)
发展农业所导致的土地兼并的速度比工业发展吸收农业人口的速度快得多。一大批失去了土地，无家可归，也没有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的前农民即"盲流"在中国的大地上游汤。他们要吃饭、要生存，就吹响了暴力革命的号角。这时"被统冶阶级再也不能忍受统冶"。在中国历史上演出过多次的导致人口大量减少的农民起义活报剧就会再次上演。按在《水浒》中的讲法就是天杀星下凡。 (chinesenewsnet.com)
前一种情况有可能演化成良性结局，后一种情况对中国而言就只能浴火重生了。按现在的事物发展的速度，笔者估计上述两种情况之一在二、三十年内必然会在中国发生。前面已经分析，任何政治上的失误只会加快危机的到来。笔者还看不见有任何可以阻挡危机发生的现实途径。 (chinesenewsnet.com)
多维周刊总第91期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
|
| 返回顶端 |
|
 |
|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