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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右翼势力到底有多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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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若思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9
文章: 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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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若思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日本右翼势力到底有多强大
郑若思
去年我的一个好友、中国国内的名记者应邀到日本访问。离开那天他谈起“印象最深的一件事”，竟是“我来这十天，居然没碰见一个右翼，也没看见一个穿军服的。”
公平地讲，日本当然有右翼分子，还有二十多万自卫队员，他们也并没有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这几年右翼团体的活动可以说比较活跃，自卫队的曝光率也比十几年前高很多，十天时间里“没看见一次”，只说明中国报章每日鼓吹的“日本右翼甚嚣尘上”和“军国主义复活”有夸大其词之嫌，使不了解日本的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以为日本满街都是右翼分子和军人，就像过去看过的战争故事片里描写的那样：手执日本刀，嘶叫着“八格牙鲁”一路狂奔……这种印象与日本社会的现实有很大距离。我在“狗狗”的日文版和中文版上用“日本 右翼”为关键词分别检索了一下，日语相关文件为六万多条，而中文简体相关文件竟多达八万条，可见日本右翼在中国的知名度之高。
于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浮现出来：日本的右翼势力到底有多强大？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要厘清右派和右翼的区别。日本政界的保守派（也有人称之为右派）并不等同于右翼。保守派虽然在历史问题上有民族主义倾向，但在现实的政治和外交领域仍是务实的，例如它反对日本摆脱美国成为独立军事大国，主张日本变为“普通国家”却不愿从根本上破坏日本与邻国的关系。近年来在日本政界成长最快的便是这一派别。而右翼则极力主张日本摆脱美国，成为独立军事大国，并不惜发展核武器，声称要以武力解决日本与邻国的领土纠纷，露骨地宣扬对亚洲各国的种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这类“新纳粹信徒”在日本是极少数，不愿中日关系改善，喜欢炒作中国对日强硬的言论，希望中日矛盾升级的便是这类人。
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真正以暴力活动宣称诉求的右翼分子被日本主流社会排斥，日益边缘化，右翼团体吸收的多数是自感遭社会抛弃的年轻人。根据1992年的统计，当时的右翼团体有840个，12.5万人。经常活动的有50个团体，人数为两万人，这十几年日本没有再发表新的统计数字，根据右翼评论家铃木邦男在《这是日本新右翼》一书中的描述，由于警方加紧取缔黑社会，新出现的右翼团体有些是从黑社会暴力团改换门庭而来。黑社会这样做的确是一箭双雕：变成“民族派团体”，既避开了警方的视线，又给暴力行为贴上了冠冕堂皇的标签，用如今中国国内BBS上的流行语说，就是“爱国不需要理由”，这也是全世界流氓无产者最伟大、最深奥的政治智慧—躲进“爱国主义”的庇护所，不费吹灰之力便成了一座刀枪不入的金身。
现存右翼团体中，“著名”的有“大日本诚流社”、“大日本同志会”以及“日本关东军”、“防共挺身队”、“忧志会”等，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是登钓鱼岛的“日本青年社”和最近冲闯中国驻大阪领馆的“日本皇民党”。日本右翼团体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反共、保皇，强调大和民族的自尊与自立。有的主张“大亚洲主义”，有的蔑视亚洲邻国；有的反美，有的反华。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团体的暴力活动中较为突出的有：1990年，长崎市长本岛等因说“昭和天皇有战争责任”，在市政府前被右翼分子枪击重伤；1992年还发生过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被枪击事件；针对“绑架日本人事件”，右翼分子数次开枪袭击在日本的朝鲜人，连与朝鲜谈判的外务省官员家也被安放了炸弹。
以下我试图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四个方面来探讨右翼对日本的影响。
首先，在日本现行制度下，有组织背景的右翼分子很难成为职业政治家，例如历届大选中，真正的右翼政党得票率极低，只有他们自己的成员投票，得票率大约是百分之零点几，不要说小选区，就是参加比例政党代表选举（在有些国家叫不分区议员选举）都不够资格。目前日本众参两院共八百多名议员中，无一人来自真正的右翼团体。
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右翼对日本的政治没有影响。因为右翼团体本身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形象丑陋，右翼对政界的影响是通过一些没有正式加入右翼团体、却对右翼思想有共鸣的保守政客实现的。最典型的就是西村真悟和石原慎太郎这两位“党外布尔什维克”。
民主党众议院议员西村真悟是公开接受右翼团体政治献金、公开参加右翼团体活动，而且经常为右翼代言的政客，如日本应该制造核武器等，但是他顾忌到中间选民对右翼的警戒，未敢将这些主张写进竞选公约。
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原是自民党众议员、前运输大臣，由于不满日本政界的“太监化”愤而辞去议员职位，专事写作，九九年竞选东京都知事一举成功，去年又高票连任。日本报章透露，小泉纯一郎出任日相后，定期与本来就是远房姻亲的石原见面，征求他的意见。石原是军事大国化最积极的鼓吹者，也是日本战后第一个胆敢动用自卫队坦克参加防灾演习的地方首长，“九一一”以来日本向军事大国急速转变，石原是其中的重要推手之一。不过，中文传媒把石原慎太郎当选知事当作日本右翼掌权的象征性事件来报道，不够客观。
第一、 中国人概念里的首都市长是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人物，好像过几天就要放道台，升任政治局常委，而日本实行的是地方分权制度，东京都知事只是一介地方首长，主要的工作是照顾民生，是一个县太爷式的父母官，做的再好也不能升官。在美国普遍的是“从地方进军中央”，州长的政绩可以当作竞选总统的资本，可是日本常见的是“从中央下放地方”。日本战后的首相中，只有细川护熙一人有担任熊本县知事的地方首长经历，其他首相都是从国会议员做起。相反，倒有资深国会议员以国政的政绩为资本去竞选地方首长，例如前琦玉县知事土屋义彦，曾经是众议院议长；还有现任神奈川县知事松泽成文和千叶县知事堂本晓子，曾经是众议院议员。
第二、 东京选民选石原当知事，看中的是他的行政才干。石原的前任青岛幸男，是个光会作秀而控制不了官僚的“银样腊枪头”，把东京都政弄得一团糟，所以东京人盼望有个铁腕人物镇住官僚，改善都政，善于打造自己“说一不二”形象的石原就符合选民的愿望。苗大侠在过去的贴子里说得很准确，日本有所谓“剧场型民主主义”，政治家树立自己的果敢形象是赢得选民的关键，至于其政治主张的核心到底是什么，选民往往不太关心。石原当选后我曾经对一个自称支持他的日本人表示，石原的右翼主张很危险，他居然很惊讶地说：“是吗？他说过这话？我原来不知道。”
第三、 石原本人并非没有执掌国政的意愿，但是他强烈的反美主张得不到主宰政坛的保守派认同（后文再详述日美关系），因而希望不大。
在经济方面，日本的右翼团体都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在任何一个国家，用爱国的名义化缘肯定是不会碰壁的。他们不仅有大企业的捐助，还有自办企业。以“青年自由党”为例，它的主干企业为东日本房地产公司，相关企业有银河高原啤酒公司，支持该党的企业还另组一个名为“渔火会”的团体，为其提供资金援助。因而右翼团体人虽少，银子却大大地有。
相对而言，右翼能够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是思想文化方面。思想方面可以分政治理念和历史观两个层面，在政治理念上，天皇制至高无上的观点，在日本民众中并没有什么市场，也无法操控思想文化潮流的方向，前任首相森喜郎为讨好神道教，曾说过日本是神国，便遭到大部份主流媒体的痛批。
相比之下，右翼的极端民族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确受到了政界、文化界和军事战略研究领域的某些知识精英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治事务与意识形态，并在军事安全战略决策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其中的原因有：
一、 尽管经历过“二战”的战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树立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正统地位从来没有受到动摇，所谓的战后民主主义是嫁接在国家主义老树上的新枝，而没有真正取代老树。
二、 日本人的集团主义举世闻名，其实这种集团主义正根植于日本的内聚型文化。身处岛国的日本人，与生俱来就有比其他民族强烈得多的生存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是内聚型文化的精神源泉。不管是何种政治观点，哪怕它原本只属于少数人，甚至很受主流舆论排斥，只要能够挑起日本人内心的生存危机感，便会轻易突破和平主义的道德防线，产生“劫持”式的效果，将不愿受“劫持”的人逼入“异类”，形成“共诛之”的局面。我不否认绝大多数日本民众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他们不是天生的军国主义分子，但是当他们的危机意识被利用的时候，却极有可能接受或容忍他们原来很厌恶甚是反对的东西。近年的朝核危机以及恐怖主义猖獗被加料炒作以后，民间舆论对修宪（实为修改宪法第九条）和海外派兵的阻力与十几年前相比大大减少了。
三、 冷战的结束、共产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以及共产国家的专制面目遭到揭露，使日本国内的中道左派政党，如共产党和社民党日益没落，大大削弱了日本国内原先能够制衡右翼的左倾言论。
四、 近十几年来日本的经济不景气，打击了日本民众对国家的自信，加上日本战败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即使是普通民众，也不再甘心以战败国民的身份挟着尾巴做人，在这种情况下，弘扬“爱国主义”，树立日本人的“傲骨精神”之类提法就比较能够得到草根阶层共鸣。
五、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极端的声音总是听起来比较响。日本社会中人数最多的是很少参加投票、极少过问政治的中间人士，即“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未必赞成极端言论，却懒得辩论懒得理睬，使极端言论有时看上去很像主流言论。
综上所述，日本的右翼势力既不像中国报章说得那么强大，也不像日本人自己说得那么微不足道。可以确定的是右翼的思想是今天日本社会一个活跃而危险的因素，就像休眠火山出现了活动期的征兆。但是就此说日本已经再次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似嫌武断。
我在旧文中说过多次，日本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观念，会根据局势的不同在现实社会中起着完全不同的机能。例如战后初期，民族主义使日本人在一片饥饿的废墟上建起了经济强国；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民族主义换上了“世界大同主义”的面具；经济低迷时期，民族主义又变成“日本人的立场”、“树立日本人的自尊”等口号。最近我翻阅了十几年前日本鼓吹“国际化”时代的论文集，发现那时最主张国际化的，和今天最喜欢谈“日本人的立场”的，居然是同样一群人。
日本是否会复活军国主义，要受制于日本国内的舆论，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国际环境。从目前的情况看，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基本上还在日美军事同盟的框架之内，日本的军事行动是要由美国来主宰。换言之，日本一日受制于美国，便一日要遵从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它的军事行动不能走回侵略扩张的老路。一部份人、例如本坛893网友认为“中日之间的大问题是美国在日本驻军。中日关系紧张的结症是美国”，我认为是毫无依据的。
战后日本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担当美国在远东的航空母舰，固然在中国看来是件坏事，但是反过来看，假如没有日美军事同盟，日本会发生何种情况？是不是会像某些人一厢情愿的那样，日本会放弃修宪和海外派兵？
恰恰相反，如果没有美日同盟的约束，听由日本“踢开党委闹革命”，正中了右翼的下怀，他们必然以朝鲜半岛局势为借口，敦促保守派全面右转，轻易突破民主社会所有的禁忌，大踏步地扩充军备，短期内成为持核国，一夜间打破东亚的战略均势。
当然，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很小。主要是由于日本在“二战”真正吸取的教训是“决不可与美国为敌”，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使日本在遭受原子弹重创的情况下仍然包羞忍耻与敌国合作；其次，当下世界最不安定的地区是中东和朝鲜，这两个地区都是日本的命脉所系：朝核危机是悬在日本头顶的炸弹，而中东的能源供给是日本经济的生命线，在这种情况下与美国结盟是最安全也是最现实的选择，这是日本政坛主流派的观点，也是他们与右翼的分水岭。
我熟识的一个日本人曾经说过：“我不理解中国为什么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有美国的军力保障安全，日本才避免了扩军备战，你们那么担心军国主义复活，有美国看管日本不是件好事么？”我回答：“假如没有台湾问题，可能中国对日美同盟的看法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中国对日美同盟真正的顾忌是担心美日联手干预“武统”，而如果美军从包括日本在内的远东消失（这才是痴人说梦），恐怕更大的梦魇将会降临。两害取其轻，山姆大叔在桃太郎家多住些日子，是所有现实选择中最好的一个。
作者：郑若思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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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心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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