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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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现象”看威权政治的迷思
何清涟
原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曾是中国媒体2002年至2003年集体追捧的“地方政治改革明星”，其治理经验一度被看作中国政治改革经验，吕日周更被写成中国现实生活中的“李向南”。至于其治下子民对其治绩的评价，则以涵义不明的“有争议”三字来概括。但就在4月23日，北京《新京报》登了一篇题为“弓中甫‘诬告陷害案’调查始末”，让人从中看到了“威权统治”滥用权力的黑暗面。
弓中甫案起因是弓在2001年检举揭发长治市提拔干部时的一些弊端。在当今中国，类似弓中甫案的案由案情具有普遍性，不少地方均发生过或正在发生。在民主政治下，这种对权力的监督本是常见之事，但在威权统治下，监督权力者的命运往往取决于被监督的威权者一念之间。吕日周认为这是给他“治理”长治“抹黑”，于是弓中甫一家陷入灭顶之灾。吕日周用的方法也非他独创，只不过是中共前任总书记江泽民鼓励的“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国家诬陷方式，起诉时用的罪名一变再变，最终于 2002年3月13日，由长治市辖下的沁县法院以贪污罪一审判处弓中甫有期徒刑1年零6 个月。其家人也因此蒙受了各种不测之险，至今含冤莫白。
严格说来，在中国官场中，吕日周算得上一位好官员。弓中甫‘诬告陷害案’之所以发生，并非吕日周个人性格使然，而是威权政治的必然结局。笔者认为，吕日周现象应该给目前正在为威权统治辩护的中国理论界敲敲警钟，因为就在这两年，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默认威权政治理论的合法性，认可“中国国情所限，只能实行威权统治” 。譬如近两年锋头颇健的康晓光，就提出“一个现实的出发点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论说已经破产，而且施行于中国是否具有有效性无法预测”，因此中国应该实行一种“父爱主义”的现代仁政，这种“仁政”当然还是以“贤人治国”的“人治”为特点。此论一出，颇受海外中文媒体追捧，似乎中国舍此无他出路，中国对民主政治的百余年探索全属枉费心思之举。
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吕日周治理山西长治的经验就特别富有现实意义。当年不少媒体均参与炒作吕日周现象，其中包括一些社会声誉不错的媒体，如《南方周末》与《中国青年报》。从那些报道中可以看到，按中国标准严格考察，吕日周也应该算得上“ 贤人”行列的能吏廉吏，其改革经验，在“现代仁政”中也算得上可圈可点。如今不少想标榜政绩的中国官员，其“治理”经验与吕日周如出一辙（有些经验甚至还无法为他人追摹），如吕为表明自己的民主之风，就某个政策的出台与治下子民对话；接待群众来访，为“人民”中的某一分子申冤；拆掉市政府围墙，养花种草饲鸽，把戒备森严、令市民望而生畏的市府大院，变成一个24小时人人可以进出散步游乐的公园；制定了各种意在刷新吏治的口号和要求，比如“到基层≠深入基层”，“见群众≠ 深入群众”，“发现问题没解决≠深入人心”，“举一反三解决问题、使群众满意＝ ‘三深’（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还有“下基层的九条铁纪律”，等等，凡奉行“贤人政治”的“现代仁政”能够做到的，吕日周无不身体力行。然而就是如此一位“贤人仁政”的楷模，在制造弓中甫冤案时，用的手法还是让人生畏，其中株连其家人可算是秉承中国封建专制遗泽，但利用法律程序“审案”，以及利用媒体操控舆论，杜撰民意，在政治迫害之余，更置弓中甫于名誉上的不利之境，则不仅秉“文革”之余绪，更体现了90年代以来威权政治的政治暴力“创新”。仔细阅读此案始末，只能让人得出一条在80年代早就被反复论证的民主政治优于专制政治的简单原理：权力如果不受限制，即使是贤人治政，也会导致对权力的滥用，因此必须把国家看作“必要的恶”，并将国家的权利或影响限定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的，“民本主义”也好，“仁政”（即使是前面冠上“ 现代”两字）也好，其精神与专制政治一脉相承，哪怕为这种专制政治包裹上“威权政治”，“现代仁政”，也不能改变二者之间这种精神继承关系。支持现代仁政者，最好想想秦代商鞅之下场。“现代仁政”下，吕日周可以诬陷弓中甫，上海市政府可以诬陷郑恩宠，就表明威权政治可以任意滥用权力。没有谁敢大言炎炎地保证哪一天这类国家诬陷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因为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奴隶，就不能肯定自己能够免于被奴役的命运，因为这一奴隶制度还存在。
无论怎样，“现代仁政理论”与承认“中国国情只能适用威权政治”等论述，都表明中国思想界不是在进步，而是正在退化为侏儒。如此“深层思考”，并非中国之福。 写于2004年5月2日
刘晓波：刘水案─是执法还是构陷？
现居深圳的知名网络作家刘水，被深圳公安机关以嫖娼罪判处收容教育一年，其法律依据是1993年9月4日发布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义，不仅要求法律平等地保护所有人的合法权利，而且要求任何人违法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执法者必须遵守公开和公正的程序正义原则，才能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执法者的办案和处罚都是黑箱操作，就很难有司法公正可言，很可能是对无辜者的构陷。所以，深圳警方能否证明自己不是「构陷」而是依法办案的前提，只能是向社会公开办案程序、相关证据和适用法条，方能忠实于法、取信于民。否则的话，就是缺乏基本司法公正的黑箱操作,而所有司法上的黑箱操作都逃不脱构陷之嫌。
现在，刘水被「收容教育一年」已成事实，而外界能够得到的所有信息都来自司法机关之外的知情人，却没有从深圳警方那里得到任何相关的公开信息：没有案发的时间和地点，没有侦察和抓捕的过程，没有相关的证人、证据和口供，没有适用的程序和法条的解释，更没有刘水本人或律师的辩护，而完全是在黑箱操作中就剥夺了刘水的人身自由,有违中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同时，基于刘水本人曾三次遭遇政治迫害、两次被判刑的经历，也基于刘水一直坚持直率地发表政治异见，更基于中共司法机关经常借「刑事罪名」进行政治迫害和制造文字狱，在得不到相关的公开信息的情况下，外界有理由怀疑：刘水的第四次被捕，被以嫖娼罪判处收容教育一年，是深圳公安机关精心设计的阴毒圈套，以达到一剑数雕的目的：1,使打压异见和迫害人权的行为在道义上合法化；2,封住刘水和其他异见者的嘴巴，让他们有口难辨；3,封住外界的嘴巴，让同情刘水和谴责文字狱的舆论无从著力。4,对于良心犯名誉来说，「嫖娼」或「腐败」等指控，无疑是极为恶劣的亵渎。
以「嫖娼罪」拘捕刘水，不能不让想起另一桩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的「冤案」：此前不久，广东省地方当局为了整肃具有新闻良知的《南方都市报》，就以「贪污」、「行贿」、「受贿」等罪名，逮捕该报总编辑程益中，分别判处该报总经理俞华峰12年、该报老领导李民英11年的重刑，而他们三人都是大陆新闻界公认的优秀报人，不但具有办报才能和新闻良知，而且在报社内部具有廉洁的清誉。
同样，刘水先生也是近年来活跃于网络的知名作家，特别是他敢于抨击独裁体制对人权的践踏，为六四亡灵大声疾呼，前不久还为身陷文字狱的「新青年学会」鸣冤。他矢志不渝地追求言论自由，即便屡遭政治迫害，即便现在的生活颇为窘迫，也无怨无悔。
如果说，一个人真的有刑事犯罪行为，无论此人的身份如何，哪怕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民间人士，都不能构成法律豁免的理由的话，那么，嫖娼、腐败等刑事罪名，也决不能作为打击异见、封杀媒体等迫害人权的法律藉口。事实上，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人们看到的「法制常态」是后者而非前者，高官和大款逃避法律追究的事例比比皆是，而民间异见者则经常陷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迫害之中。而且，从对社会危害的角度讲，前者是个人行为，很容易得到法律的惩罚，而后者是政府行为，很难得到司法追究。中国政府长期实施政治迫害和制造文字狱，是典型的国家性的违法乱纪，对人权的侵害最严重，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也最大。
尽管，「依法治国」已经成为现政权的口号，前不久，中共政权又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但刘水案和南都案所呈现的现实却是：权力恐惧依旧，敌视民意依旧，为了维护独裁秩序的稳定和特权阶层的利益，封杀异见言论和整肃敢言报刊等践踏基本人权的行为，仍然是这个制度的统治常态。所以，创办了在民间享有盛誉的优秀报纸的优秀报人，敢言的优秀网络作家（前有杜导斌、后有刘水等），肯定不见容于垄断新闻和压制言论的独裁体制，用「腐败」、「嫖娼」之名，行打击异见、封杀媒体、迫害人权之实，是典型的「恶法治国」。
即便在官方刻意营造的歌舞升平和玫瑰色小康之下，也决不能低估独裁统治的阴毒和狡猾，不低估敌视自由和戕害人权的政府行为，在对人性和社会的根基构成巨大杀伤力的同时，也对民间维权运动和异见人士的信誉造成损害。所以，民间维权运动，不仅要在面对强权压力时坚守尊严和保持勇气，也应该尽量保持自身的清明理性和道德自律。
2004年5月7日于北京家中
附：刘水在深圳第四次被捕
客居深圳的自由作家异议人士刘水于5月2日在深圳被逮捕，这是他三十六年生涯中的第四次被逮捕。
刘水是在洗桑拿浴时被录像并且被深圳南园派出所的警察逮捕，于5月3日被送到了深圳市西丽收容教育所，他的朋友分析大概公安对刘水进行了盯梢和设好了圈套。刘水告诉朋友他被诱供，公安以违反治安管理条理把他逮捕。
刘水1967年9月出生于甘肃东部西峰市（现为庆阳市）一个军人家庭，大学毕业，他今年37岁，身高1米68左右，身体瘦弱，带著眼镜，自从第二次的监狱生活断送了他年轻的家庭，迄今为止他仍然独身一人居住在深圳港下的出租屋里。
刘水多年以来撰文揭露了许多中国社会的不良现象，涉及到「六四」、腐败、封杀网络、对异见者的投狱、他还以多年的亲身牢狱生活经历揭露公检法践踏法律的黑暗和劳教所的草菅人命等。
刘水一个星期前在海外发表的：北京「新青年学会」四君子亲属访谈 http://www.bignews.org/20040429.txt
他的几次被逮捕，都是「因言治罪」，以致于在他的姐姐在得知他这次——第四次被逮捕的瞬间，第一句话马上就是问弟弟是否又是因言获罪？
第一次入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刘水第一次入狱时22岁，他是在「六四」镇压后的一个月——1989年7月，因「反革命宣传组织罪」在兰州被判刑1年3个月。对此刘水这样回忆公安们的定罪方法：「第一次坐牢，如果说组织「兰高联」，冲击省委、公安局，上京参加绝食，还有事实根据的话，警方伙同校保卫处捏造了许多可笑的证据，包括我们私自骑同学的自行车参加游行、借足球不归还等等都成为罪证。终于把我们投进监狱，开除学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第二次入狱：不肯配合公安作违背良知的恶行
刘水第二次入狱时27岁，是在「六四」镇压五周年的1994年6月。海口市邮局从例行的秘密检查公民信件中发现了刘水和香港出版社的联系从而逮捕了他，他在被关押期间和公安进行了漫长的9个月的意志较量，后以他编写《六四大写真》、《海南黑社会全记录》两书为理由宣布对他进行劳动教养三年，罪名是「非法宣传出版罪、诈骗罪」。
刘水在他写的《监狱手记（之1）》中这样回忆他的第二次入狱：「『六四』5周年就要来临。该做点甚么来纪念？我想到把自己在89年的经历写出来，于是跟香港一家有交往的出版公司谈妥，由他们出版发行。『六四』真相，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六四』真相，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人们不该淡忘它──不该忘记那些倒在枪口和履带下的无辜者；不该忘记仍在监狱的人；不该忘记处处遭受压制、艰难维生的『六四』参与者；不该忘记亡命海外的人们；不该忘记死难者的亲属。明知道会被编织罪名再次被抓起来，但我无法克制内心冲动。我只是不愿选择沉默，不想做懦夫。……我们别无选择，除非选择苟且偷生。我们不是英雄，只是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
刘水被逮捕后，公安对他进行了长达9个月之久的漫长提审和监禁，他写道：「经历过恐惧的极度摧残和折磨之后，我依然活著，我将很坦然地活下去。」
在公安暗示他如果合作马上就可以得到释放的最后选择时，「我觉得自由和陷阱同时向我逼近，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双方在内心角力，表面上风平浪静。露出丝毫动摇，我将万腐不劫。如果我妥协，即将获得自由，但是，也意味著我将背叛自己孜孜以求的真自由，被人操纵，去做违背良知的恶行。我暗下决心，宁可选择坐牢，绝不主动开口说出他们想得到的答覆。」
刘水令公安恼羞成怒，他被海口市公安局上报到海南省劳教委员会，海南省劳教委员会对刘水进行了中国特有的可以不经法律程序任意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处分——三年劳动教养。
第三次入狱：新旧暂住证更新
刘水第三次入狱时31岁，1998年11月，在深圳已经居住了两年的刘水因新申办的暂住证还没有拿到手为理由从而被关到收容所，他说在他「交纳300元莫须有费用，才「买得」自由…… 」
第四次逮捕：刘水朋友分析公安设的圈套
第四次被逮捕即5月2日，在桑拿浴中被深圳南园派出所的警察带走并在次日就被迅速的送到了深圳市西丽收容教育所，据说他还被录像了。刘水的朋友分析：不断撰文投稿海外的刘水一直被中国政府视为眼中钉，他们于5月1日晚间还在网上聊天，刘水却在2日夜晚的洗桑拿时被录像还被逮捕，大约公安对刘水进行了盯梢和设了圈套，公安已经决定因为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对其收容教育一年，却不许任何人和刘水见面，估计还在继续对他逼供审讯，这次公安是否要冠冕堂皇拔去刘水这个眼中钉？
刘水的信念
刘水的朋友评价他是个思想坚定、关心他人、心胸宽广的人。
在他经过了多年的痛苦牢狱生活后，他却说：「我不会仇恨别人，包括抓捕殴打我的警察、狱警。他们只是工具。作恶的是制度。」
「如果说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就是留在亲人心灵上恒久的伤痛，让我内心永远不得安宁。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坐牢，母亲因此身患心脏病，。在1994年4月18日，母亲与世长辞，我未及回家奔丧，再次身陷囹圄。我遍体鳞伤，可血仍未冷，还有甚么可在乎的？生命只有一次，唯有苦难才使生命有了质感。我感激命运对我人生的奖赏。」
对致他牢狱生活之罪名——「反革命罪」，他痛切的抨击道：「任何不同政见都被中共假法律名义高度意识形态化，浓缩为一个法律名词——「反革命罪」。多少罪恶假汝之名孽生、并且披上合法的外衣啊！这是中共执政45年、对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权利最大的奸污和戕害。因此，在处置那些所谓的「政治案」时，恶制度投影在执法机关的，就是这样一副狰狞面目：说你有罪，你就有罪；判你几年，就判你几年。恶制度催生恶法，恶法维护恶制度统治，二者都附著在恶魔的体内。它是人性最丑恶、最卑鄙的集大成者，尽管这个恶魔是无形的，但它确实豢养了中共这个本质上反人民的政府。这样的制度性腐烂，倒是催生多党制、司法独立、公民社会等民主制度的天然养分。民心可以一时被强奸，但是人民追求自由的天性并不会因此消失。」
刘水在2003年12月发表的文章《下一个是谁──辽宁异见人士孔佑平失去自由第八天》中说：
「下一个是谁？每个可能遭受黑手的人，应该不惮于成为下一个。」
余杰：晤蒋彦永 谈说真话
（编者按）揭开萨斯和「六四」真象的两封信，使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良知并未泯灭。这良知，这正气，在蒋彦永身上集中体现了出来。本文生动的刻划了蒋彦永不为人知的几个侧面，使我们民族的这位脊梁以更丰满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当局对蒋彦永家「严防死守」
二○○四年春天，我多次与蒋彦永医生会面。他家住在一个军队大院内，前去探访不太容易。在他所写的为「六．四」正名的信件传播开来之后，中共高层颇为恼怒，虽不敢明目张胆的迫害之，却采取种种手段限制其人身自由。原来大院的门卫是普通士兵，近期却换上了一名中校级的军官率领若干士兵「严防死守」，对去蒋医生家的来客严加盘问、登记造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会面多选择在某医院附近。一般都是蒋医生到某医院参加会诊的时候，抽间隙时间出来与我匆匆交谈一会儿。有一次，为了避免中共耳目的监控，蒋医生没有向院方要车，而是自己乘坐一辆出租车，穿越大半个北京城来到我的家中。在几次谈话中，蒋医生反覆鼓励我坚持说真话，努力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并希望年轻一代不要忘却天安门惨案，不要放弃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
为「六四」正名震撼中共高层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蒋彦永就写过一封要求为「六．四」正名的信件，但当时他的名声还仅仅限于专业领域，尚且「人微言轻」，加之互联网还不发达，中共对此信息进行严密的封锁，因此那封信件没有在公共领域引发广泛的关注和震撼。
而在今年三月，蒋彦永再次为了一封为「六．四」正名的信件，这封信立即成为海内外争相传诵的正义檄文。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蒋彦永在去年萨斯肆虐期间站出来揭穿中共谎言，被《时代周刊》誉为「一位医生的一句真话拯救了一个国家」，也被《亚洲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成为这个本已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最受尊重的英雄，也成为这个道德沦丧的国度里最具道义力量的良心。蒋医生对我说：「我在萨斯事件中积累了巨大的资源，我要把这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必须要为那些天安门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说几句话，做一点事。」在去年年底我们的第一次会儿中，他就明确的作出了这样的表白。因此，以蒋彦永今天的身份来谈论「六．四」，颇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效应。
其次，这封信件在互联网上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二○○四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网络大国，上网人数达到了八千万以上。蒋彦永的信件是如何流传到网络上的，尚不得而知，但蒋本人非常看重网络的力量。在萨斯事件中，他就深切感受到了网络已经成为「自由的先声」；而这封为「六．四」正名的信件「也正是通过网络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传播。目前，中共依然对传统媒体实行严密的控制，当年最早报道萨斯信息的《南方都市报》就遭到了疯狂的报复，多名重要领导人被以经济罪名判处重刑：今年以来，在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和出版物等）上根本看不到与这封信件以及「六．四」事件有关的任何信息，但这封信却在各个阶层的中国民众中广泛流传，这不能不说是网络的功劳。中共投入钜资企图实现对网络的有效控制，但网络的本质乃是信息的自由传播，中共以农业文明的思路对待网络文明，显然只能是刻舟求剑而无法奏效。
第三，这封信件通过李锐真正送达中共最高层手中。蒋医生告诉我，原中组部副部长，中共党内开明派元老李锐，通过中组部的渠道将这封信送抵中共最高层。这封信件的题头明确指出是写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的，借助李锐的力量，它至少是送达了以上大部分入手中。另外，蒋医生还通过自己的渠道把这封信件送给了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吴仪在萨斯之后兼任卫生部部长，主管卫生工作。当然，不出大家所料，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信作出任何回应，但他们都无法继续实行「驼鸟政策」，否认这封信的存在，也无法摆脱这封信所激起的强大波澜对他们的猛烈冲击。在今年人大的闭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不得不面对美联社记者的追问。即使温的回答了无新意、根本不敢对「六．四」说一句表示同情的言语，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再一次让中共意识到：他们永远无法摆脱被正义的法庭审判的命运。
铮铮铁骨，权贵折腰
蒋彦永医生的信件发出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共军方立即派出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及解放军总医院的领导「登门拜访」，客客气气的与蒋医生「谈心」。蒋医生向我讲述了这次有趣的谈话。他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医生，却以嶙峋的风骨让那些肩上被满将星的高级将领们为之折腰。
这几名高官显贵在寒暄之后便询问起信件的内容来，他们用一种迂回的口吻询问说，信件中所提及的若干信息是如何获得的。蒋医生正色答曰：「我信件中所有的信息都是真实的，最多是有措辞的不准确。比如，我写到的『开花弹』，在武器专家那里也许有更加准确的专业术语，但这并不足以推翻我观察到的真相。在我动手术的若干伤者中，就有子弹进入的伤口小、出去的伤口大的例子；也有子弹打入身体后，体内留下数十个子弹碎片的例子。从我们医生的角度可以称之为『开花弹』。」他义正词严的说。当时许多医生都发现了这一事实。后来他到铁道医院：协和医院等医院会诊一些疑难病例的时候，这些医院的多名医生都表示有无数的证据证明这一铁的事实。
这几名高级将领无法否认蒋的说法，便继缤追问他与杨尚昆的谈话有没有第三者可以证实。为了回应蒋的信件，官方早已动员杨家的亲属站出来「辟谣」对此，蒋彦永回答说：「当时只有我和杨尚昆两人谈话，没有任何旁人。杨已去世，但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次谈话的真实性。」对方赶紧询问说：「您有什么证据呢？」蒋回答说：「现在我不必给你们看，到时候我自然会拿出来。」
义正辞严，斥江泽民违反宪法
谈话进行不久，蒋彦永逐渐将主动权转移到自己的手中，把对方变成了被询问者。蒋对他们说：「今天你们来看我，正好我要以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军人的身份，向你们反映我对军委主席江泽民的一些意见。」对方立即紧张起来，但蒋继续侃侃而谈：我看了「两会」的电视报道，江泽民为什么要走在第一个投票？他既不是国家主席，也不是党的总书记，他这样做完全不遵守基本的规则，这是在赤裸裸的炫耀他的权力。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和普通军人，看到这样明目张继的违反宪法、违反党章的场景，感到非常愤怒。江泽民先生也是一名党员和军人，讲你们向他转达我个人对他的批评意见。
对方沉吟了半天，才勉强解释说：「这是胡锦涛、温家宝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江泽民同志表示尊重，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尊敬老人的传统美德。」
蒋彦永立即反问道：「既然是这样，下午的电视报道中江泽民走到前面，但在晚上的新闻中为什么又把这一段给删掉了？为什么不让人民知道胡温尊老爱幼的美德呢？」
几名在官场上呼风唤雨，在下级面前作威作福的高级将领，无法回答蒋彦永如此直接和尖锐的问题，估计从来没有哪个「部下」敢于以这样的口吻同他们说话。解放军总医院的一个领导技术平庸却官运亨通，在蒋彦永已经是医院中倍受尊敬的名医的时候，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行政干部，他哪里敢在德高望重的蒋医生面前摆官架子？而总政、总后的负责人也不敢冒犯这位七旬老者的凛然正气，只好哼哼哈哈的敷衍过去。他们哪里敢向垂帘听政的江泽民「转达」蒋医生的质问和谴责呢？
秉承燕京校训，说真话不怕坐牢
在四月二日燕京大学校友会的间隙里，蒋医生抽空出来与我交谈了半个多小时。谈起在燕京和协和的经历来，老人充满感情的说：「我一九四九年入燕京大学医预系，一九五二年入协和医学院，一九五七年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担任医生的工作至今已四十二年。我深感燕京的三年和协和的五年严格的教育，对我终身影响最深。燕京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牢记我心中。」多年来，中共的宣传机器里把民国时期的教会学校妖魔化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殊不知正是这些教会学校培养出了当代中国若干学识渊博、人品高洁的优秀知识分子。当代自由主义的旗手李慎之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而从数百万医生中脱颖而出坚持说真话的蒋彦永先生也是毕业于燕京大学。这绝非巧合。蒋医生告诉我说：「五十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作为燕京人，要按校训去做人。要讲真话、心里话，虽是难上加难，但我一定坚持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在当代中国，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蒋医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都已经七十岁了，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我在『文革』中曾经被打得头破血流，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再说我是『蒋彦永』，他们要动我也得掂量掂量。他们要是把我关起来，总不能一直关下去吧？总要开庭审判吧？他们怎么审判我呢？给我安一个什么罪名呢？我懂法律，我要利用法庭传播我的观点。还有，著名律师张思之先生是我的好朋友，如果真的遇到那样的情况，这位『中国第一大律师』也会自告奋勇给我当辩护律师。」
蒋医生的这段话让我非常感动，这才是充沛于天地之间的一种浩然正气。我们的民族丧失这种浩然正气已经很久很久了。数千年皇权文化的侵蚀，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对流氓文化的张扬，以及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金钱与权利对社会伦理底线的摧毁，使得「说真话」这一正常社会的正常生活准则，在中国却成为遥不可及的「道德高线」部分知识分子对「说真话」的呼吁，居然被攻击为「泛道德主义」。道德、良知、真话、信任，成了被尽情嘲讽的名词；而权谋、欺骗、残忍、狡诈，却成了竞争与生存不可缺少的法宝。蒋医生逆流而上，不以个人名利为旨归，不以个人安危为要务，在常人最不敢触及的「六，四」话题上发出了自己「惊天地、泣鬼神」的强音。
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人格
蒋医生与老中青三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官方「锁定」的若干「政治异见分子」保持著密切的接触，李锐、丁子霖、章诒和、刘晓波、胡佳以及我本人都是他的「道义之交」。前政治局秘书、中央委员鲍彤因「六．四」屠杀而彻底觉悟，成为中共独裁体制的坚定的批判者。蒋彦永和鲍彤是中学同学，在鲍彤形出狱之后，蒋彦永利用自己在卫生系统的关系，帮助鲍彤看病、检查身体。在世态炎凉的今天，这种温馨的友情的背后，彰显出了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人格。在蒋彦永的医疗生涯里，每一个病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无论他是贵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还是一名普通士兵。从关心每一个普通病人到为天安门母亲呼吁，蒋医生真正履行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京校训。我想，中国未来的希望，不在于突然之间出现一个「中国的摩西」或「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而在于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像蒋彦永一样说真话、像蒋彦永一样生活。与其被救，不如自救。这才是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罪孽深重的民族的真正救赎之路和重生之路。（2004年5月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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