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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士说今语 1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杂谈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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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田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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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有时翻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出版的学者或达人的论著，常感觉今天海内外的大陆知识分子（本文不把受过高等教育者即视同知识分子）的谈西方谈东方谈中国，在很多话题上都没有超越前辈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鄙意以为这与教育环境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知名的知识分子，大多是生于晚清末造，入民国而成年，间有留学美欧日者，更其集新旧教育于一身。而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主体民族知识分子，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平均了解水平不逮前人远矣。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集新旧知识（考过科举留过洋）于一身而生逢中国旧知识体系崩溃而新知识体系未成之际的知识分子，不少人的识见至今还未被我们后人所超越。象从任鸿隽（1886－1961 ）到贺麟(1902-1992)，他们不但受过旧式初级教育，受过的西方教育在今天能比者也少。如任鸿隽，考过科举，再留日学化学（有好文艺者，或知任老与胡适弄过文艺，是民国才女陈衡哲老公。但知道他留日期间，也参与同盟会造炸弹倒清活动的则鲜矣。），后赴美东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又先后入MIT、哈佛大学就读，最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化学硕士学位。而贺麟不但是哈佛大学的哲学硕士，又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兼有欧美名校的学位。然而世事往往白云苍狗，这些先贤的遗著，于今之现实与虚拟世界中，识者几希。
但谈中西差异以及国故，鄙人觉得即便是今天的留学生兼留洋工作者，能及任贺他们那三代人（19世纪80、90年代和20世纪1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亦少矣。此中原因固然很多，但鄙人觉得不读之过是主要的。20世纪后半期的大陆知识分子特别容易囿于党国教育思维模式而不自知，即使人已在西方国家混了5、6年。很多人极容易在听到某人某事时，用大陆社会中的党天下教育体系里了解的知识去对号，而不自己多少读一点有关书籍或去看在海外极容易看到的历史文献。从周作人到储安平，真正读读他们的文章书信，中国大陆所谓文化界对他们的评论没几项对头（如就周作人而言，除了日据时期任过要职外，其他褒贬大多是乱讲）。至于海内外中文简体社区里象妇女例假一样几乎月月来的关于所谓“学文”“学理工”孰优孰劣这种无事生非的吵闹，“理”、“工”尚分不清的网友，就更别说了。比较民国知识分子，现在多数海内外大陆知识分子就所谓“文理”的看法简直笑倒人，时不时就有人在网上讲“理工科思维”如何如何，以我工科社科两兼的背景，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真是在大陆中毒太深了！中国经世致用的传统，造成了独重技术而轻科学的积习，看看先贤的文章醒醒脑吧！特别可笑的是大陆理科生，对文科生辄对“我们学理工科的”云云以自重（其实是挟“工”自重），殊不知大陆工科生多不以理科之学为然。大陆知识分子自愚自乐往往若此，而又乐此不疲。党国教育余毒由此可以想见！engineering就是engineering，science就是science,social science就是social science，interdisciplinary就是interdisciplinary，党国式的 confusing殊为可笑。前人不误，后人误，与时俱进岂不虚语载？：）
鄙人闲时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知名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遗文越多，越感觉我们今天很多知识分子的脑子中毒太深，号称“独知”，其实除了专业外，在喜谈的某些问题方面几同无知却强以为知。我觉得正是这种不学之过，使大陆知识分子特别是旅外大陆知识分子中敢于担当者少而又少，比较前辈尤可羞煞人也，汉族之不振，莫非天命？！
当然，术业有专攻。以留学生为例，同是晚清时期留学英国军校，严复和萨镇冰二人，既是同学又是同乡，严复敏于思，萨镇冰捷于行。越春秋，严复终成一代士人启蒙宗师，而萨镇冰乃顺天应人以清国海军宿将而附武昌首义。则立言者可以不必立功，立功者可以不必立言。但环顾四海，姑且不必深究立功，能立言如严贺诸人，百年身后犹有可道者今有几人能欤？！然则中国之命运，大概只有如王孙毛新宇之流亚尽享荣华而后方能有一转机，四世而变或将竟如“和平演变”之说抑未可知也。
造化往往弄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统区主张民主化抨击国民党的中国知识分子，当年恐怕没有几人想到在国统区能堂而皇之地看《新华日报》和出版《观察丛书》的真正历史意义。而当他们这些由中华民国而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者意识到什么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
我们翻翻在大陆出版的这些人不全的“全集”或“文存”，历史的很多页被略去了。象贺麟贵为西方哲学史大家，平生最重的却是他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版是杂谈中西文化的《文化与人生》。半世纪后读之，依然启人神智。任鸿隽诸人遗文亦然。
虽然他们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饱经坎坷，晚生或有同情者，但我甚不然。彼时听信《新华日报》李慎之等辈写手之文宣，终不免与故国同历三生之难（党国向之神化邓稼先亦不免），此是求仁得仁，又何怨焉？！梁思成傅雷辈成仁亦当以斯怀视之。吴世昌更勿论焉！越春秋，邓小平世，彼时始头脑“清醒”而终入瓮中的当年独知，鲜有人乐于比较南京北京之异（家中牢骚或有之，于学生几不敢言），其故借古典言之，就是：“一说便俗”。而出自李慎之辈之口则不然。盖彼时地位不同也。
最后，还有几个不合时宜归国的当时较年轻的留洋知识分子及其文字也提到。虽然他们不象吴世昌那样后获幸于党国（张仲礼邓时代当过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赐人大常委出身，但他们的东东也是经典。这就是搞社会科学的瞿同祖和张仲礼。二人都是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关闭的中华民国牛校毕业，瞿同祖是燕京，张仲礼是圣约翰。二人都是留美教育和研究背景，其中瞿在美国和加拿大学习工作超过20年（这里的大陆人我估计没人有这么strong吧）。都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和吴世昌一样长期观望后，毅然“投奔祖国的怀抱”，结果呢？他们在北美完成的学术研究成了他们一生的最高学术成就。他们的这几部原用英文写成的研究中国社会的专著成了海内外汉学研究中的经典研究：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清代地方政府》
（以上瞿同祖）
《中国绅士的收入》
《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
（以上张仲礼）
他们的著作虽然是学术专著，不如任贺吴他们的随笔好读，但作为专业研究典范，今之大陆人能及者几希，则一也。
各位，有时间读读先贤的著作吧，他人彼时的得失正可以为我等今日之鉴。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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