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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影尘阁片羽录1] 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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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影尘阁片羽录1] 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   
所跟贴 [影尘阁片羽录1] 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 -- Anonymous - (228 Byte) 2004-5-05 周三, 上午1:13 (887 reads)
花田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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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文章标题: 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专文） (292 reads)      时间: 2004-5-05 周三, 上午1:44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札迻（代导读）

花田八路


中国现代化问题从洋务运动迄今，不但是背景各异的中国士-知识分子的焦点论题之一，也是迄今尚无定论的一个话题。但与很多人不一样的是，吴世昌写作探讨现代化问题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是在中华民国内战如火如荼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这使他与两条道路你死我活争斗时代中的知识分子主流颇有差别。

观其大体，作者是通过对中国文化传统或更准确的说是中国主体民族文化传统的反思，而批判中国主流文化传统之流弊，并及抨击外战灰未冷内战火又起时代的社会问题。

21世纪初的今天，历经逾半世纪的风雨，重新检视《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一文，不佞深感造化弄人绝非虚语。

举其要者，略述如下：

彼时要人“无时不在谈道说德。「言教」与「身教」的不一致，从未有如今日中国之甚者。”，“「民主」成为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行情，「人权」成为统治者荷包里慈善的恩赏，「法治」是只要人民守法，统治者无须遵守的训词。”，“只重功利，没有笃信真理坚持真理的观念，表现在政治方面的，也必然趋向於政治道德的堕落。每当易代之际，开始的时候即使有高远的理想与主张，一旦取得政权，立即为功利观念所征服，只知扩张权势，聚敛财富。如果也还在提倡伦理道德，都是因为伦常道德可以做功利权位的奴才和工具，非有真爱於伦常道德。（只要看骨肉相残，妻女秽乱之事在帝室王族中远较平民为多，即可了解此点）。至於原先所标榜的理想主义，早巳撇在脑後，或仅仅作为装饰广告。自梁惠王至於国民党，殆无不如此。所以没有笃信真理的精神，不但科学不会发达，连社会道德也建立不起来。”， 以今世之情怀度彼时之世事，或用彼时之情怀思今世之世事，则所谓盖棺定论之难也明矣！

吴文中另对中国文化传统不能产生近世科学做了较多的阐发，但基本不出清末民初前辈留洋士人之见。中国古代能和西方做比较的所谓科学，基本都是非主流士人文化或主流士人的非主流知识（如墨学。不佞向以蔡孑民先生所云“先秦惟子墨子颇治科学”为然。但方中国战国之世，墨学虽然一度是超过儒学的显学，但使其显者却是墨学几派在实用技术方面的知识如攻城守备相关技术。造化弄人，两千年后，为和同时代的古希腊文明——西方科学与技术之宗——比宝，追述祖上也阔过，中国科学史专家又把先秦墨学里的科学学说拿出来说事，殊不知墨学里属于真正科学的部分在当时是非主流知识，是极少数士人的雅事，一般士人与大众是没有兴趣的。以之赞中国先秦科学之昌明不输西洋实属乱弹。），这都是不易的事实。只重器用，不察其道，中国有技术没科学确是古今一以贯之。主流文化对此难逃其咎。

但吴文在举证上存在着某些不当之处。如原文讥庄子一派“「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样的懒惰话可以传下来，”云云，则是吴世昌的错会古人之意。识者当自察其谬。
而吴文最后阐发的“要赶上适应，必须现代化，要现代化，必须从社会道德到政治制度，从文化观念到治学方法，从待人接物到世故人情，从生产工具到分配原则，澈头澈尾的改造重建。”之意，以20世纪后半期鼎革之后的中国大陆历史观之，真万语千言无从说起。


*********************************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


吴世昌


一

中国如要求生存，最迫切的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尽管目前烽火遍地，民不聊生，而此事仍不能视为高调。因为我们不能坐等一切上轨道以後再动手：即使许多工作要待国家安定以後能动手，但说到动手就得有人，而我们要建现代国家，就得有现代观念的人才。我们不熊想像以今天社会道德的堕落，政治观念之落伍，文化举术的萎缩，可以担负便中国彻底现代化的责任。我们要做这份工作，首先要具备一切可以培养现代化的人才的环境。总句话说，先要建立一切社会道德的基础。现代化和建立现代科学的道德基础是分不开的。


二

但我们这里所谓道德，却和今日大人先生们脑中口头的那一套大异其趣，决不是数东方文化的家珍，或什么精神文明，什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那一套梦话。中国是世界上谈道德谈得最久的国家，现在又是许多人提倡固有文化，特别国情，四维八德，精神训话最努力的时代，而实际上却是道德堕落到最不可救药的一个社会。在现代的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会像今日中国社会这样，公然鼓励打风杀风，保障贪污，不守诺言，剥削人民权利，而看看大人物的讲词「训话」，固无往而非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无时不在谈道说德。言教」与身教」的不一致，从未有如今日中国之甚者。

我起先以为这是今日中国政治环境中一时的现象，但仔细一想，实在我们祖先的文化之中，虽然装满了一些「道德」的字样，却并没有给子孙以真正道德的遗产，至多只是些讲「利」「害」的话头。讲世故的法门。中国素以儒教立国，儒家以亦经为本，而六经之首的易经，也只是些「无咎」「有悔」「既济」「未济」的「利」「害」话。诗经是民歌，除了伪序以外，本无善恶可言。书、礼、春秋，只能当史料看。而据说是传春秋的左传，记得最有声有色的也只是「杀」与「淫」两件大事。战国时代最讲道德的学派是墨家，而最不合这个「特别国情」，最短命的，也是墨家。汉代号称尊孔崇儒，以孝治天下，而开国之君刘邦，即曾向他的政敌项羽讨自己父亲的肉羹吃。他父亲说他不如老二会治产，即位後反问父亲：「他的产业比老二那个多些」？对臣下开口闭门称「乃公」（用现在的话说是「你老子」），这一种侮辱别人母亲的风气，一直传到现在。虽然汉代每一个帝的谧法上都加一个，「孝」字，後世如法泡制。孔子论政说：「民无信不立」，而刘邦答应人民除秦苛法，约法三章，以骗取父老之心，却始终未守诺言。直到文帝才除秦代传下来的肉刑，到武帝才除秦代统制思想的「挟书之令」，而他自己也罢黜百家，消极的统制思想。秦政焚诸子百家之书，只许保存种树医药之书（用现代的话说是只要「实用科学」）。固然为人指为愚民政策，而东汉之提倡图谶，伪造了许多纬书，导士民入於迷信神权，与秦政也只是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至於历史，自左传国策以下，讲得最精采的是权诈世故之学。二十四史之中，无书不讲世故，教人如何做乡愿，如何「明哲保身」，因此後世的统治者几无人不尚权诈。英国人常说：“Honest is thc best policy”，中国统治者的脑中不但无此观念，且必笑其迁阔。有二千多年如此这般特别国情的历史，难怪尽管提倡道德，而道德始终不见发扬光大。只有在政府不大提倡道德的时候，倒会产生一些有骨气的人。近人好骂汉末魏晋人物之反抗礼教，道德不好，实则二十四史之有独行传，隐逸传，起於後汉书，而魏晋人士与外来的印度思想一比较之後，才看出儒教文化的缺点，才有高僧、逸士、嶔奇磊落的人物，才有点远见大度：爱好真、善、美、敢於反抗传统，反抗统治者，减少中国史上一些乡愿谄谀的秽丑态。并且，也只有在魏晋时代。儒教的权威失坠以後，一般士人的聪明精力不为六经所限，才有点自然科学的苗芽。如华陀的解剖学，祖冲之的算学，道教的药物学，以及星经水经的成书。但魏晋以後，除时代较近的唐人尚能欣赏此称风气外，直至今日，大都以痛骂魏晋来自标其道德高尚，以主张读经来表示其提倡道德。


三


说到自然科学在中国之所以不发达，我想，以儒教为标准的教育观念，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儒家思想只注重人，而不注重物。「玩物丧志」是儒家所深戒的，「奇技淫巧」尤为儒家所深恶痛绝。而自然科学的起点，却正要「玩物」，其方法，却正要「技」「巧」。其动机，正因为「好奇」。对於自然界的现象，至多只想利用而不肯研究。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已经算是进步了。但也只想「制」和「用」而不肯「思」。殊不知不思如何能物蓄？如何能制？如何能用？他甚至又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自然界现象，他以为是「天职」，人不要「与天争职」。有了这种观念，如果有一个孩子，因为好奇，在雷雨中放风筝，必为师友父兄所痛责严禁。如果有一个人，弄了许多瓶子，放些肉类食品在内，要看怎样才发霉发臭，亦必为师友父兄所厌恶禁止。这种情形，恐怕到现在还是如此。而电学和微菌学，却正是这样发明的。有了中国这样的特别国情，宝贵的精神文明，光荣的圣经贤传作为教育基础，我们还能希望产生富兰克林或巴斯德吗？

科举和道德这两件事似乎没有关系，一般人通常以为中国科学虽不发达，然而是一个道地的道德古国。近来为了政治的原因，此种说法尤盛极一时。照我上文所说，中国不但向来科学不发达，连道德都极差。并且这两件事极有关系。大家知道科举的基础是哲学，尤其是哲学中的逻辑与认识论部份。中国虽然号称颇有哲学，可以写成很厚的哲学史，但按之实际，中国哲学史中百分之九十是哲学中最不重要的部份——人生哲学，伦理学，讲讲做人的道理。并且因篇缺乏宇宙论和美学，连做人的道理也讲不透澈，仍不免从人情世故，归结到怎样做官，「应帝王」，亦即从正心诚意讲到修、齐、治、平。正心诚意一段还是要靠禅学来帮忙才讲得好。墨翟，公孙龙子等所讲的逻辑，因为不合「特别国情」，早就无疾而终。後世的因明（逻辑），声明（语音学），唯识（认识论），都是印度来的，（因为印度尚有为辩论真理，赌辩者的脑袋的风气，玄奘在那烂陀寺即曾与外道胜论大师顺世赌辩过一次）。而且在儒教一度失势时才有人讲，不久也就停顿。受了儒教训练的中国人不喜欢纯粹哲学，只喜欢功利哲学，做官哲学。所以知道玄奘者还有人，知道鸠摩罗什者已不多，知道窥基者真是绝无仅有了。近来有人谈唯识，还是杨仁山从日本搬回来的风气。中国既然历来就不喜纯粹哲学和逻辑（孟子与告子辩论性善问题，庄子与惠子辩论鱼乐问题，最可看出孟、庄二人不管逻辑，强辞夺理。而一般读者多是孟、庄，而非告、惠，可见其人之不爱真理或懒於思考）。自然不耐烦思考身外的抽象理论。因此便没有爱真理的热忱和习惯。「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样的懒惰话可以传下来，而「多方」的惠施，五车之书竟不留片札，这与儒教的得势当然有关系。研究自然科学的另一必要条件是爱真理的热忱，再就六经本身而论，我不记得有西洋人所谓「真理的观念」。说文给「真」字下的定义是「仙人变形而登天也。」庄、列所谓「真」是本、原。（如云「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也与「真理」之真不同，其他佛道两藏中「真」字意义也不同，都有点阴阳怪气。*由於中国人对於真理观念之薄弱，所以六经虽被尊崇，却常常要加入一些伪材料进去，儒家的士大夫不以造伪为可耻，为凟圣。因为儒教以功利教人，而当帝王求书时，造伪是可以取得功利的，於是大量的造伪。这当然是一个道德问题了。六经传到今日，几无一经没有伪作，易经中有太极图、河图、洛书、伪连山，伪归藏。书有伪传、伪古文，诗有伪序，礼、经也是一篇糊涂账，春秋有伪纬书，连竹书纪年都有伪的。自宋至清，自欧阳修、吴棫、朱熹、陈振孙、王柏、以至阎若璩、胡渭、崔适、康有为、胡适、顾颉刚，数千卷的经解专集，辨不完的伪书烂账！儒家如此的不爱真理，丧尽学术道德，则以儒救为权威的国家，如何能培养探求真理的风气？如何能发展自然科学？

儒家以功利教人，其终极目的是「应帝王」，孔孟仁义之说，算是讲为人之道的精采部份。然与客观的真理无关。宋人讲格物，巳受外来思想之影响。而格来格去又格到心上，仍离不开人，所以也不能走上卜科学之路。老庄要去「是」「非」观念，使後世以「是非」为「口舌」「麻烦」同义词。法家对治道虽有贡献，而先要教人揣摩心理，谄谀权贵，狎弄人主，然后能行其政策。（见韩非说难）。并且法家也注重功利。总之，中国的传统文化教忠救孝，最好的效果只有为一姓之争而甘诛十族，为伦理上的尊长而卧冰割股，却没有为客观的真埋学术而奋斗牺牲，像苏格拉底、葛理略之所为。（六朝至唐的高僧大德间有此精神，但以宗教为动力，并且公然脱离固有文化）。因此，探求真理的工作，纯粹科学的研究，其出发点既与伦理无关，其精神舆方法尤与功利无关，茌中国文化中自不能发达，即偶尔有杰出人士为之，亦必为传统文化所压迫而萎缩放弃。梁漱溟先生在研究中国文化的特徵时，深致怪於「中国不能有科学成功」，数千年「退而不进的现象」。我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身，即巳回答了这个问题。

只重功利，没有笃信真理坚持真理的观念，表现在政治方面的，也必然趋向於政治道德的堕落。每当易代之际，开始的时候即使有高远的理想与主张，一旦取得政权，立即为功利观念所征服，只知扩张权势，聚敛财富。如果也还在提倡伦理道德，都是因为伦常道德可以做功利权位的奴才和工具，非有真爱於伦常道德。（只要看骨肉相残，妻女秽乱之事在帝室王族中远较平民为多，即可了解此点）。至於原先所标榜的理想主义，早巳撇在脑後，或仅仅作为装饰广告。自梁惠王至於国民党，殆无不如此。所以没有笃信真理的精神，不但科学不会发达，连社会道德也建立不起来。


四

原来研究自然科学，探讨客观真理，其本身即需要有极大的道德力。第一、其动机必须纯洁，不为功名，不求利禄。真理本身，亦不必为了人类的实用而去研究。葛理略之摧毁地为中心说，发明地为太阳系的行星，不但无利禄可图，且冒当时之大不韪，受尽教廷的惨刑，而其说本身，初与人类功利亦无直接关系。中国古籍中伪书之多，即为功名利禄观念促成的。其次，其方法必须尊重客观，如与客观的证据冲突，自己的意见必须牺牲，反之，敌人的意见必须承认。否则即是不道德。隐匿或曲解证据尤不道德。第三、其态度必须摒绝势利。不论权贵，尊长，亲友私好的学说，凡与真理相悖者，必须舍前者而取真理。西洋在两千年前，即已有吾爱老师，更爱真理的见解。中国到现在还以笃守师说为风尚，明知师说错了也要替他圆谎。学生的才智如不及老师，又不敢出其范围，学术就越传越稀薄。最後，从功利观念出发，发展到「学以致用」的观念，也消极的不鼓励对於纯粹知识的探讨，没有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可是西洋近代文明中几种震撼世界的划时代的学说，如上述葛理略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斯的资本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乃至构成原子能学说的若干理论基础，如原子论、量子力学、原子序数表、物质变化的理论、光波、放射线的计算、天体温度的测算，初起时那是纯粹知识的爱好，客观真理的探讨，并不是为致用而学的。至於实用科学的发明，都是纯粹科学的结果，副产品。近代科学文明的因、果、本、末、不能不先弄清楚。中国人一来就要讲学以致用，生怕无用之学白耗了精神，功利的算盘打得太精，妨碍了对於科学真理的探讨。


五

我们今日承受了如此这般一套世故、功利、懒惰、权诈、谄谀、作伪的文化，而犹自诩礼教道德的「精神文明」，俨然欲与今日西洋探求真理的，不可思议的「物质文明」相颉颃，念念不忘於宝贵的「特别国情」，虽受过西洋教育的留学生也不免，真不知是自欺，还是欺人？在另一方面、这些人固然也知道自然科学之可贵，但是受了二千多年近视训练的结果，只看见别人的飞机、大炮、雷达、原子弹，依旧在功利方面打算盘，任致用上面下工夫。所以即使提倡科学，也是奖励实用科举而忽脱纯粹科学，前几年大学招生限制文理学院人数，而以全公费给予工农学生，至今留学政策，犹复如此，便是这种眼光的具体表现。舍本逐末，弃因求果，说起来可笑可怜，而倡导者不以为耻：因为他们预先武断西洋科学只是形而下学，只配「用」，中国的「精神文明」才是形而上学，才是「体」。以「中学为体」，要在无经无伪的六经中安身立命，学习为人治学之道，再来应「用」别人家以生命换真理的科学产品，乃至希望发明新的科学；这不仅是笑话，实在是悲剧。

至於在社会政制方面，「中华二千年文物制度粲然大备」这个观念，也拒绝了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具备的充分条件。「民主」成为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行情，「人权」成为统治者荷包里慈善的恩赏，「法治」是只要人民守法，统治者无须遵守的训词。因为「民主」「人权」「法治」云云，是西洋物质文明之体，非华夏「精神文明」之「体」，是「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苟能得已，自然还是坐飞机吃西菜，而用无线电广播「尧、舜、禺、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一套精神文明，最合理想！其实说穿了不值一笑，凡是主张一面复古（中学为体）一面工业化（西学为用）的人物，仅仅表示其人固不了解西洋文化，尤未懂得中国文化，「自卑疙瘩」（Inferiority Complex）在作祟，不能不这样说以壮自己的瞻罢了。

但是处在目前的世界上，谁都看得出来，中国今後的问题并不能任凭你来提倡复古，我来提倡实用科举，他来维持本位文化、特别国情。中国已不复是华夏、禹甸，而是现代高度科学的世界的一部份。这一部份能够赶上并适应其余的大部份，便能生存繁荣，否则惨不忍言。要赶上适应，必须现代化，要现代化，必须从社会道德到政治制度，从文化观念到治学方法，从待人接物到世故人情，从生产工具到分配原则，澈头澈尾的改造重建。本文只是提出若干必须重建的理由证据，如何改造，怎样建法是另外的问题。

苏格拉底为了真理而被控诉处刑，其罪状是他摧毁了希腊原有的许多上帝，向青年人另造许多上帝。中国古代却有献伪造的经书以博利禄，结果被隋炀帝杀头的儒者。我写完此文，想起这两个故事，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卅六年四月十八日


———————————————以上为原书第37-45页内容

转贴请务必注明出处！

[原文校记]

* 花田按， 原书初版此处缺句号，今补。


———————————————


原版扫描、 终校： 花田八路

图文处理、 初校： 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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